唐诗宋词与《资本论》引论

摘要：《资本论》是“诗性智慧”与“革命逻辑”的工作统一。然则“行动主义——唯物主义”构成了世界意义的思想通史线索，它的始源是“中国诗”，最初的思想高点是“唐诗宋词”。文化作品要在书写“主体工作结构”，即理想与现实的辩证法主体人格行动。然则“唐诗宋词——《资本论》”构成了历史科学作品的“两仪结构”：以历史写文化、以文化写历史，成为对“方法论唯物主义”大写字母化的意义锚定。结论是，经济作品不仅要反映历史原理，也要反映文化原理，使之充满历史行动活力与阅读思考活力。然则新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内涵是：既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抽象力”，也要运用“中华抽象力”;要使经济学理论模型民族内涵化，在艺术方面尤其需要基于中华的工作意义“引经据典”，提升其文化品位，书写“经济学的文化自信”。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批判;唐诗宋词;《资本论》;行动主义;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982（2019）12-0013-08

一、何谓行动主义辩证法——重提《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资本论》工作原理集中体现于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盖因“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是神的启示。”因此，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揭露原理的历史与文化特征：“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以前所以有历史，是由于有过封建制度，由于在这些封建制度中有一种和经济学家称为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① 然则辩证法是人类共有的普遍规律认知。在中华系统内，由于中华政治经济学批判立足中华主体社会与理论实践合一，行动主义辩证法（规定）直指了辩证法“全史”意义的问题探究，并可能形成与“整个历史世界”之间的“主动对话”——作为它的“主体”而不是“客体”，从而可能真正统一思维领域内的客观与主观问题，以及从实践角度解决好整个思维领域同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这里有必要重温中华批判、重提《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风展红旗如画，一阵风雷惊世界。《共产党宣言》开天辟地提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并且第一次提出并科学论证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革命性结论。毋庸置疑，这是《资本论》得到的第一个成熟的结论，然则马克思用它进行工作内核的凝聚，作为思想的“激情的燃烧”，并对思想内核进行了“首次公开的表达”。简而言之，《共产党宣言》以“幽灵的理论”为工作开局;所谓幽灵，莫过于鞭辟入里地指出了“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所以这个思想指示是令反动派最为害怕的革命行动。列宁进一步指出：“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②

明确地说，如果《共产党宣言》专指“阶级斗争”（一切经济形态所反映的社会形态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那么，《资本论》不仅指示阶级斗争，同时也是“诗和远方”。诗是源流并举、体用不二的行动，其完成中华思维学之一般建构。以海子的诗为例，由于有了“理想人格追求”这一视角即产生如此阅读效果：“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③ 从中可以看出，“这不可能单纯通过传统意义上的物质生产或资本生产来实现。必须立足于马克思所说的‘全面的生产’，即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物质生产之外，还要推进‘文化生产’。但文化生产显然不能采取物质生产的标准，否则必然导致需要的彻底异化，从而形成鲍德里亚的符号社会。”④ 兴于诗，立于礼。“孔子用诗的目的在于实现其复兴周礼的理想，也就是说他为了《诗》的礼用功能而推崇《诗》”，“孔子对《诗》的研究也就自然而然地转向对《诗》中文字的研究，或者说是对文字中所含义理的研究。”⑤ 然则诗言志，中华诗词所表达的即是行动工作模型，而唐诗宋词是模型中的精品。“诗和远方”显然指示了人的全面发展与审美教化的理论规定，马克思早期作品中运用的讨论视角是“劳动的异化”，意味着主体必须通过自身的发展夺回被取消的状态。然则必须从马克思对“实体即主体”的批判中升华出“对象性即主体性”的最终结论，亦可以说，“新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体系应当由对象性价值观、生活世界观和共产主义人生观三部分构成。”⑥

今天我们倾向立足客体铸造科学，理性的所有涵义尽皆归于客体。然而唐诗宋词是立足人的完善，写中华文化域内的万物一体与万有相通（以自然写人文、以人文写自然）。“六经皆史”，《诗》《书》《礼》《易》《乐》《春秋》不过是指示了“历史原理”“文化原理”，如《书》《易》《春秋》“历史原理”也，《诗》《礼》《乐》“文化原理”也，后者又多与主体理性有关。然则通过重温革命文件和历史学术路径的《资本论》研究，使我们愈加肯定：中国特色的出场语境是历史和辩证法。其理论特质必须于中华行动语境中获得，又须根植于“文化版《资本论》”，来书写“中国人的资格”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當然，以上对《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关系的把握完全是从工作线索上说的。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⑦ 它业已显示了“诗和远方”与“阶级斗争”的学术关联。从中可以推断，人的全面发展必然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预设的论证目标，为此，他提出以“自由人发展规定”为指向的社会历史发展三阶段的理论构想。“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对三大社会形态的研究中，他又提出人类共同的生产能力和他们的社会关系、人的自由个性都是人的财富。这都是从人的对象性本质出发的。”⑧ 两条线索就总体关系而言，乃是叠加互动的，是“有机的合”，中间的工作转折即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创作。尽管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说”无法得到清晰的确证，但马克思此后的写作确实更加注重科学性和“辩证的表达”。“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双重逻辑，即‘人类学’意义上的一般物质生产逻辑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时期的资本逻辑。”“如果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可以用物质生产逻辑来加以说明的话，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物质生产逻辑仍然重要，但这一逻辑并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逻辑只有在资本逻辑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说明。”然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合为一体了，或者说资本逻辑分析本身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核。”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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