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走风雷九十春满目青山夕照明
2016年4月17日，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社会系统工程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黄顺基先生走完人生九十一年历程，永远离开了我们。作为先生的弟子，数十年来深受教诲，无论在学品上还是在人品上，先生都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1951年，先生在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深造，专业方向是逻辑学。1952年留校讲授数学课程，从1956年起从事逻辑学教学，同时也参与自然辩证法教学与研究。20世纪50年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基本上都按苏联模式进行。当时逻辑学界普遍使用的课本是斯特罗果维契所著的《逻辑》，它视形式逻辑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提出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有内容”逻辑与康德的“纯形式”逻辑的对立。对此，王方名先生和黄顺基先生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形式逻辑是有别于哲学的学科，它抽去思维的内容，只从形式的侧面研究思维过程，因而在推理过程中，只问推理形式的对错，不管前提内容的真假。关于前提内容的真假，应由其他学科来回答。这个观点与周谷城先生不谋而合，在当时背景下，它的提出需要相当的理论勇气。
1957年初，王方名先生和黄顺基先生所撰《关于“正确思维的初步规律和形式”——形式逻辑科学对象问题的质疑》等论文在《教学与研究》杂志发表后，立即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是年4月11日，两位先生以及周谷城、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贺麟、费孝通、胡绳等著名学者受毛泽东之邀，到中南海讨论逻辑学问题。毛泽东对周谷城、王方名和黄顺基的探索精神予以了充分肯定，就学习苏联的问题指出，教条主义的亏我们吃得太多了，不能老是照抄照搬，要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走自己的路;学术上也应该百花齐放，各抒己见。讨论进行了6个多小时，这次活动，对于自主发展的开辟，具有前驱意义;对于“双百”方针的贯彻，具有先导意义。
从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先生撰写和主持撰写逻辑学论文及专著几十篇部，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见解。其代表作除了受到毛泽东肯定的一文外，还包括《前提的内容与推理的形式之间的关系》《关于划分抽象思维和辩证思维阶段的问题》《逻辑学在科学与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HNC理论和科学哲学的关系》《逻辑与知识创新》《展望21世纪逻辑学》《新世纪逻辑研究方向探索》等，它们都是同期逻辑学领域的前沿成果。
20世纪70年代初，马克思的重要文献《数学手稿》在中国开始翻译出版。时值“文革”后期，中国人民大学部分教师暂迁北京师范大学，先生于斯起设立讲座，对《手稿》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释。早年炼就的数学功底和哲学功底，在讲座中展现出独特优势。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根据工作需要，先生教学岗位从逻辑学转入自然辩证法。此后先生并没有脱离逻辑学研究，而是把它与哲学研究进行了有机结合，所以仍然成果叠出。惟其如此，逻辑学界一直尊先生为领军人物。在数学领域，先生也有相当作为，20世纪80年代初他主持编写的《外国数学简史》，至今都是数学专业优秀教材。
在自然辩证法领域，先生把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作为首要研究对象。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包括自然观和历史观。在经典作家的著作中，《自然辩证法》比较全面和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资本论》则比较全面和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就要把自然观放在应有地位，并且要把自然观和历史观结合起来。他对自然辩证法治学的两条准则是：第一，切实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现代科学基础;第二，密切联系实际特别是中国实际发展马克思主义。第一条要求我们用自然与历史相互渗透思想观察问题，在复杂现象面前保持定力;第二条要求我们站在时代前列，以解决国家重大问题为己任，在实践中提升理论。他希望按照这两条准则，在自然辩证法领域建立“中国人民大学学派”，为此先生做了数十年不懈努力。
每一门成熟学科，都应当有其完整的历史。“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内容，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著作中都有论述，其名称起于恩格斯一部尚未完成的著作。黑格尔自然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批判性渊源关系，但由于“自然哲学”具有特定含义，所以马克思主义相应内容没有采用这个名称。苏联哲学界曾经把它称为“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国哲学界则直接称为“自然辩证法”。由于历史演变的复杂性，加上西方科学哲学的冲击，关于这门学科的定位在改革开放后一度出现了争论。要取得共识，就要追溯历史。为此，先生从1979年起组织国内30余位学者，经过9年精耕细作，在1988年推出40多万字大作《自然辩证法发展史》。这部著作回答了学科的对象、分期、方法、意义问题，首次完整地奠定了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基础，做出了学科前景展望。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反复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思想，后来又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在新形势下，先生对自然辩证法的历史使命做了深入思考。当时由于国门封闭造成科学严重滞后，同时科学的社会功能也被扭曲。为此先生深入发掘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包括科学的力量”论述，并借鉴国外科技哲学和科学技术社会研究的积极成果，对自然科学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个方面展开了系统研究，探讨自然界演化总体规律、自然科学发展内部矛盾，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相互作用。这个框架得到广泛认同。从1985年起，先生组织撰写的《自然辩证法教程》《大杠杆》《科学的哲学反思》《科学技术哲学教程》，连续四年在学界引起震动。钱学森评价说：“《大杠杆》比起时下流行的、中外关于新技术革命的书都更完全，所以是本好书。”
生态问题在现代往往被世人当作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哲学研究被有意无意地忽视甚至蔑视，实际上生态学在国外一直被昵称为“绿色哲学”，而最早和最深的生态哲学论述就出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进入自然辩证法领域，先生立即扣住这个时代大课题。他站在自然观与历史观紧密结合的高度，博采国外生态文化和传统生态文化的精华，把生态问题视为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撰写和指导了一系列非常有价值的论文。其中关于“生态产业社会”“生态文明”“持续技术”等论述，在国内学术界属于早期成果，具有开拓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理论正在越来越显露出它们的价值。绿色意识成长之初，生态发展观与传统发展观在学界高层有着激烈冲突。先生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创新思想提供了有力辩护，没有他的远见卓识，上述成果不可能顺利问世。
在《自然辩证法发展史》中先生指出，自然辩证法在新时期正朝着哲学性质的交叉科学方向前进，成为软科学的理论基础。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先生组织中国人民大学校内外一批学者，以哲学理论为导向、以系统科学为支撑，综合多种专业和多个学派的思想，向管理科学难点发起了进攻。学科综合产生的力量，刷新了管理科学的面貌，为科技体系创新和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特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参考。先生率领这个学术共同体，在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建立了科学技术社会学研究所。经略管理科学领域后，先生多次躬历山川、亲劳胼胝，不辞辛苦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与企业建立了广泛联系。20世纪90年代，先生组织撰写了以《中国管理科学导论》和《大创新——企业活力论》为代表的一批文献，这些活动是中国特色科学技术社会学建立的里程碑。
1994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先生的论文《关于社会科学是否生产力的思考》，论文一出即在学界激起轩然大波，形成完全对立的两派观点。实际上，马克思早就根据自然与历史相互渗透的思想预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科学整体化在19世纪末已成大势，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普赖斯正式建立“大科学（Big Science）”概念。事实越来越证明，自然科学必须以人为载体，而人的活动是受社会规律所制约的，单纯的自然科学不仅不能形成生产力，而且如果技术失控还会酿成灾难。先生这篇文章，可称中国科学整体化进程中的一声春雷。1997年先生专著《科技革命影响论》出版，“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思想在其中得到透射。该思想是先生独创的顶级成果，是对发展理论的重大贡献。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先生倡导下，中国人民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曾提出在“自然辩证法”名称后面加注“科学技术哲学”名称的建议，同时又说明，这是为了便于对外交流而提出的一种操作性措施。该建议得到国家认可。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辩证法”学科名称在很大范围内逐渐被“科学技术哲学”取代，关于西方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研究逐渐成为主流。对此先生指出，从理论保持特色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角度看，还是采用原有名称为好，学科名称的复归是学科生存和发展的内在需要。2004年由教育部委托先生主持撰写的全国理工农医管类硕士生公共课教材《自然辩证法概论》做了一个关键性的工作，把学科名称重新确定为“自然辩证法”。该书通过深入探讨，从自然观、科学观、技术观和科学技术社会观四个方面，对学科体系进行了全面调整和梳理。
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出现了要素纷呈和关系交错的复杂局面，管理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先生再次站到时代前列，把社会系统工程作为新的学术生长点，高屋建瓴，披荆斩棘。“社会系统工程”是钱学森在1979年提出的，应对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钱学森1989年创立了“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从20世纪80年代起，两位大家就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书信讨论。以先生难得的多学科优势，钱老对先生抱有很高的期望。围绕社会系统工程，先生联合了国内系统科学的精英展开研究，并在其中成为公认的核心。2012年，黄顺基、涂序彦、钟义信合著《从工程管理到社会管理》一书出版，为社会管理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架构和一套有效的操作方法。在先生推动下，2014年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了作为国家智库之一的“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把理论与实践直接沟通。
先生自然社会学识渊博、系统观控水平高超、哲理思维造诣精深、英俄两语运用熟练、书法艺术积淀厚重，而且事业始终与时俱进，生命不息，奋斗无止。有人称之为“百科全书人物”，此说并不为过。1925年7月3日先生出生在广西昭平一个贫困家庭，逆境中顽强奋斗。青年早期就投身抗日救亡，社会责任感极其强烈。一接受马克思主义，即化为终身信仰。先生常以自己求学的艰辛体验来扶持学子，有教无类、唯才是举，因此门下门外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笔者本人就受益匪浅。先生视创新为灵魂，同时又缜密推演，力臻完美。“三分为学，七分为人”，这是先生施教的基点。先生毅力过人，攻坚克难，慨当以慷，同时又虚怀若谷，从善如流。作为弟子，笔者学术观点与先生并不完全一致，但总是能从先生那里得到支持与鼓励。与先生共处，能享受亚里士多德学园式逍遥。文理交融、宽严相济之沃土，育成了一片秀林。吾辈当不负重托，奋力攀登，让先生含笑于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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