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南联大读书

我1942年进西南联大，1946年联大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各自复员回归京津，我自然也就告别了哺育我的母校。日子过得真快，一晃间，67年过去了。这半个多世纪我们经历了多少风霜雨雪、崎岖坎坷，但对联大的记忆、眷恋和遐想，却始终萦回脑际，难以忘怀。

世有“红学”，是专门研究《红楼梦》的。我看现在应该说又有了一门“联大学”，中外专家学者发表的研究西南联大的著述越来越多，有专著，更有难以计数的单篇文章。大都就联大的优良传统、办学理念、孜孜矻矻的勤勉学风、追求民主自由的斗争事迹等等进行了深入研究。誉联大为“学术重镇”、“人才摇篮”“、民主堡垒”，已成为举世公认的共识。我不想就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论述，只想从自己的切身感受，谈谈西南联大给我的教育。

1942年秋季新生开学在9月末，正是联大校园内政治空气相对低落时期。因为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蒋介石在全国掀起了反共高潮。联大部分地下党员被迫疏散离校。1942年1月6日，联大一千多名同学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声讨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的大游行，直指国民党政权的核心人物，后被称为“讨孔运动”，引起蒋介石的震怒，派大特务康泽到昆明抓人。因而又有部分进步同学转移到云南的州、县隐蔽，许多社团活动也停止了。这样，学校里的课外活动就少了。当时我刚从四川长途跋涉到昆明来，怀有进了自己多年向往的名校的兴奋感，一切都觉得新鲜，一点也没有生活艰苦的感觉。其原因，一是抗战已经5年，对生活物资匮乏已习以为常；二是刚刚毕业的中学生活还没有联大好。看到有些联大老学长写的回忆文章说，他们当时吃的是“八宝饭”，即饭里有沙子、稗子乃至老鼠屎之类。这种情况，应该是联大早期的事情。我1942年入学时，吃的米一直很好，没有吃到过“八宝饭”。因为这时的伙食由学生自办，四五十人组织一个伙食团，从训导处把同学的贷金统一领出来，自己下乡直接向农民采购大米，米的质量是很不错的。当然，贷金有限，菜不是很好。多数伙食团是一天吃午、晚两顿饭。早饭自己解决，没钱的就饿到12点。我们都是20岁左右的大小伙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尽管可以吃饱，但没油水，容易饿。老实说，每天上午上10点至12点的课的时候，肚子是饿得很难受的。

大一新生的课程基本都是必修课，包括：大一国文、英文、中国通史、逻辑学、一门社会科学、一门自然科学，还有伦理学等等，都由名家授课。如教大一国文的，有中文系的罗常培、朱自清、罗庸、杨振声、闻一多、沈从文、浦江清、李广田……皆一时俊彦。先后担任大一英文讲席的有：陈福田、莫泮芹、叶公超、柳无忌、潘家洵、钱钟书、陈嘉、谢文通、胡毅、卞之琳、刘世沐、杨周翰、李赋宁、查良铮……真是群星闪耀，目不暇接。而教逻辑学的是名教授金岳霖；教伦理学是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社会科学课中教经济学的是法商学院院长陈岱孙；教政治学概论的是著名政治学家张奚若、浦薛凤、楼邦彦、龚祥瑞、王戆愚……诸大师；教社会学原理的先后有陈序经、吴泽霖教授。真是名师荟萃，对学生来说这是一种幸运，是因抗日战争而得到的特殊机遇。因此多数人是想好好读点书的。

就我的感受来说：首先是中文系教授自编的大一国文课本使我大开眼界，体现了联大的特立独行。当时国民党教育部提倡复古，社会上“尊孔读经”的舆论颇盛。部颁大学国文教材以古文为主。联大反对这种逆流，选材既有古文，也有语体文。以我们1942年的课本为例，就有：《论语》（节选）、《左传：鞌之战》、《三国志·诸葛亮传》、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王国维《人间词话》（节选），还有陶渊明、杜甫、欧阳修、辛弃疾、秦观、李清照的诗词；语体文则选了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鲁迅《示众》、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林徽因《窗子以外》、丁西林的独幕剧《压迫》等等，都是经典之作，而且全无学究气。所选古文大都思想清新、感情真挚、朗朗上口，我至今还能背诵其中的一些篇章。尤其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论语》选了《先进》篇的一小节。原文不长，摘录如下：

子路（名由）、曾皙（名点）、冉有（名求）、公西华（名赤）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

“求！尔如何？”

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赤！尔何如？”

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点！尔何如？”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

这一节不仅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而且其思想、意境都使人十分向往。我上过六年私塾，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也读过《论语》、《孟子》，那时年幼，基本不懂。朦朦胧胧地觉得这些书都是“讲道德、说仁义”，或者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的。《论语》有20篇，一万多字，联大中文系老师独独选了《先进》篇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节，实在是慧眼独具，发人深省。老学长汪曾祺对此评价极高，说“这不仅是训练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这种重个性、轻利禄、潇洒自如的人生态度，对于联大学生的思想素质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这段文章的影响是深远的。联大学生为人处世不俗，夸大一点说，是因为读了这样的文章。这是真正的教育作用，也是选文的教授的用心所在”。我是认同汪的说法的，虽然不免如汪君所说，有一点“夸大”。回到主题，这篇《论语》节选，确实是“联大给我的教育”的范例之一。

前面已说过，联大的大一国文课有许多名师任教，而且都是小班，一班不过二三十人。谁分到哪位教师的名下，并不是由同学自选，而是由教务处分配的。我想大概是因为，如让同学自选，那朱自清、闻一多诸先生的班就会爆棚。由于学生人数多，除教授任课外，还有一些讲师、教员（这是联大特有的职称，比助教高，比讲师低，可以独自授课）也担任大一国文老师。他们与教授不同的是：国文每周三节课，由教授担任两节读本课，一节作文则由助教担任。而讲师或教员任课则是读本、作文一肩挑。我上的那个班的老师就是教员，叫张盛祥。我记得他教书十分认真，每次对同学的作文都要讲评一番。印象深刻的是一位爱好文艺的同学第一次作文就写了5000字。他给我看了，小说不像小说，散文不像散文，实在不敢恭维。讲评时张老师专门不点名地批评了这篇文章，事后还专门找那位同学长谈，希望他端正思路，真正想好了再写，主题是什么，怎么表达，不要杂乱无章，不知所云。看来张老师对学生是很负责的。联大名家众多，职称也比较严。我只知道第二年，张老师就转到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副教授去了。教我大一英文的是诗人卞之琳，他是著名翻译家，他教外文系三年级的翻译课，据说他每次给同学出翻译题目，他往往自己先想一个很好的底稿，然后让同学翻译，每次讲评同学们的译作之后，他再拿出自己的底稿，往往语惊四座。这些事当然不是我亲历的。我要说的是我每次上大一英文课之前（作文是由一位叫陈彼得的助教担任），事先总要查查字典，了解一下课文的大意。卞先生讲解时，实际上也是他对课文的译作，我们听了以后，真觉得既准确，又典雅、通达，实在令我们叹服，真正体现了“信、达、雅”。我深感这是联大学生之福，能亲聆这些名师的教诲，至少能收“取法乎上”的作用，至于究竟能得乎中还是上或下，那就看自己的资质与努力了。

再从《中国通史》一课来说，讲授者是吴晗教授。当时他很年轻，不过33岁。中国历史教科书传统上是按朝代顺序讲的。吴先生讲课不是这样，而是按石器时代、殷商社会、春秋封建、战国七雄、土地制度、从募兵到征兵、刑法制度、科举制度……等专题来讲。这给我这个一心想学历史的人一个启发。就是对史料要有综合分析，要多读书；掌握丰富的资料，从中形成自己的观点。泥古不化，只会死抄书是不可能有创意、有发展的。吴先生考试十分严格，我们这一班学年结束考试的成绩，最低的才12分，还有59分的。这说明吴先生对学生要求很严。为的是培养一种作风，一是一、二是二，绝不马虎。

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注重启发学生思考，几乎每堂课都要叫一两位同学回答问题。他常说，他“认为逻辑很好玩”，而兴趣从来都是最好的老师。老师这样启发学生，我们为免被叫起来时回答不出问题的尴尬，课下就不免多复习两遍，多想想怎样是合乎逻辑、怎样不合，从而也培养了自己对逻辑学的兴趣。这是一种很好的教学方法。我感到受益匪浅。

二年级以后，本系的专业课逐步增加。本系老师中名家本来甚多，如陈寅恪、钱穆、雷海宗、郑天挺、向达、张荫麟……可惜我进联大时，陈、钱、张诸师均已离昆。雷先生是我们的系主任，人家说他声音如雷，学问如海，自成一宗。他上课从不带片纸只字，每次讲述许多历史纪年，绝对准确无误。雷先生生性耿直，不因意识形态的分歧，而不顾客观事实。1946年2月25日，联大东北社、法学会在新校舍图书馆前大草坪为抗议苏军在东北搬走机器和强奸妇女等罪恶行径举行演讲会，冯友兰、查良钊、燕树棠、雷海宗、高崇熙、傅恩龄诸教授讲话。雷先生讲得声泪俱下，列举种种事实，谴责苏军暴行。当时一些拥苏的“左”派同学，包括我自己在内，对雷先生的言行深为不满。现在冷静地想一想，雷先生的义愤是很自然的，作为爱国的、维护正义的中国人，怎么能对苏军暴行钳口无言呢？从这一点可见雷先生坚持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原则精神是很可贵的。特别是一个历史学家，中国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传统，焉能不顾事实，违心地沉默呢？就这点来讲，雷先生也是我们的师表。

以上是就一些老师和一些具体事例讲我自己的感受，实际上更重要的或更根本的是联大这个群体形成的一种氛围，一种风气。学校坚持学术自由，提倡通才教育，让学生探索自己真正的爱好和潜能所在，可以转系，可以有许多选修课。在国民党政府强调以党义（即三民主义）为唯一指导思想的时候，联大教授却开课讲社会主义。这充分体现了联大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精神。记得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说过：“管得太多，就没有艺术。”艺术如此，学术又何独不然？联大最可贵之处就是强调自由。教学方面是这样，政治活动、政治思想方面也基本是这样。当然有国民党和政府的控制，但从学校来说，是尽量保护思想自由的。前期的情况我不知道，从1944年5月历史学会组织纪念“五四”25周年演讲会开始，联大校园内的政治空气日益浓厚，各种墙报、演讲会纷纷举办，中心思想是要求民主，反对独裁。这些当然是国民党政权所忌惮的。但校当局一直抱宽容态度，特别是“一二·一”运动，学生罢课、游行，与政府对立形势十分严峻，而教授们声援学生，校当局保护学生，更突出显示了联大尊重民主自由的精神。我自己就是在这种环境里受教育、受锻炼而逐步走向革命的。

最后我还想讲一个观点，即凡是有突出成就的人，智商必定是比较高的。但这个命题不能反过来说，凡是智商高的人，必定能有大成就。事实上，许多智商相当高的人并无突出表现。原因很多，自己或环境不允许他好好学习深造是重要原因之一，王安石写的《伤仲永》一文给我很多启发。出人才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有名师。就联大来说，大师如云，这对学生是很大的激励，或曰示范作用。在联大这个环境里，有这么多大师，眼界自然就宽了，治学标准也自然就高了。当然，“弟子未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但就多数人来说，有名师指点，对自己的成长是极其重要的。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清华数学系教授，十分重视对他的教育，加上清华园的文化氛围，尤其是在西南联大，得到吴大猷和王竹溪教授的具体指导，这对他的成就影响无疑是非常大的，甚至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这个认识，或者可以部分回答联大为什么出这么多人才的道理。

我是个很平庸的学生，在学术上毫无成就，在事业上也没有什么建树。但我能勤勤恳恳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不做损人利己的事，也从不趋炎附势。应该算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人。我想这是联大教育我的结果。联大许多学富五车的老师，安贫乐道，富贵不能淫，坚守自己的教学岗位；联大有许多同学，刻苦钻研，成为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终生辛勤奉献，鲜有贪污腐败者。这些都是我的榜样，也是联大教育的成果。

总之，我感谢联大增我智识，教我做人！

（责任编辑杜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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