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宗教公民社会的角色和功能

本文以公民社会理论为视角，结合阿富汗的本土情况，考察了在阿富汗战后重建进程中本土公民社会组织诸角色的状况。重点分析了乌玛、毛拉、清真寺在阿富汗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及其资金来源。并指出其具有社会凝聚、公众交流、调解、中介以及社会资源再分配等功能。最后，具体分析了阿富汗宗教公民社会诸角色与政府及其他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伊斯兰教　宗教公民社会　阿富汗　角色　功能

作者：蒲瑶，1968年生，世界史博士，西北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在阿富汗，支尔格(Jirga)和伊斯兰教的物化载体(清真寺、及乌莱玛和毛拉等)是联系民众的传统社会组织和中介。它们在阿富汗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持久而深远的影响。深深根植于伊斯兰教传统与实践的宗教领袖和宗教组织依然在道德价值观、社会行为规范和政治立场上对阿富汗人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当阿富汗政府和国际社会都把2001年后的波恩会议看作是阿富汗和平建设的起点时，大量国际非政府组织、专业协会、民间组织以及现代发展项目等纷纷聚焦阿富汗，捐助者也把他们看作是实现阿富汗重建和发展的有效建设主体。阿富汗传统的宗教机构及其组织则有被排斥在政府和捐赠者关注的范围之外，失去成为和平与发展进程中潜在的重要合作者的可能。然而，无论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国家的政治层面上，宗教一直是阿富汗的一支有影响的力量。但无论是在公民社会发展的理论还是实践中，宗教很少被列入其主流思想和体系之中，而且对阿富汗的宗教公民社会也极少关注。本文从理论上探讨公民社会与宗教的关系，进而以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大量实地调研资料为依据，以喀布尔以南旺达克省的萨伊达巴德(Sayedabad)和北部昆都士省的昆都士城(Kanduz)为研究个案，重点考察在塔利班垮台之后，伊斯兰教及其宗教组织在阿富汗战后重建进程中的角色与作用，并探讨其成员与政府和其它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公民社会与伊斯兰教

在阿富汗历史中，很难分辨出宗教和政治的明显界线。不断上升的反对人民民主党和抵制苏联入侵的热浪中，宗教更被直接地引入了政治当中。20世纪90年代军阀混战之际，伊斯兰学生组织塔利班崛起并迅速控制了这个国家。新千年第一战，又对阿富汗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宗教角色产生了深远影响。2001年以来，在阿富汗公民社会实践的目的就是恢复秩序(政治重建)与发展经济。本土公民社会是由受半传统、半现代影响的组织为核心组成了土生土长的公民社会；而以西方学术视野和现代社会组织为核心基准，构成了现代公民社会。这一分类对考察宗教在阿富汗社会中的地位时，确实提供了一种有用的分析对比方法。这种对“现代”和“传统”的比较，本质上是阿富汗“政府——宗教”的理论比较。

在普什图语中，“公民社会”是“城市联合”(madini tolana，英文是urban association)。这就使阿富汗宗教公民社会认为“公民社会”这一概念沦为“城市”这一现代化符号；另外，这一术语通常被理解为“描述智慧的社会精英”。因此，公民社会创造了农村与城市生活的差别，也是宗教与世俗间的差别。尽管没有一个清楚的翻译，但“公民社会”这一术语已经在阿富汗的和平建设者、发展参与者和捐献赠与者的活动中经常被使用到。尤其是在2001年波恩会议之后，在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举办的有关阿富汗的重建论坛中，这一术语开始普遍使用。这一术语被引入阿富汗，它就承载着许多文化和历史含义，正是这些含义影响着对阿富汗“什么是公民社会”和“公民社会应该是什么”的理解。按照穆斯林对公民社会的理解，与阿富汗公民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描述是社会“本土的”与“完美的”。

尽管阿富汗的宗教公民社会总是以一定的形式存在着，但战争和冲突还是改变了公民社会。30年来阿富汗经历了两大超级大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以及其间又有军阀混战、塔利班崛起等国内动荡。战争带来的暴力、流离失所和政权的更迭、瓦解不断改变着阿富汗的社会结构。在传统的公民社会组织中，宗教也许是被绕开或忘记而保存了自己，也许是因为它们在战争中成为圣战抵抗组织动员社会力量的一面旗帜等原因，而成为传统公民社会的核心。

二、阿富汗宗教公民社会的角色

阿富汗传统社会中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宗教组织很少被视为公民社会中可能利用的资源。由挪威的和平与统一合作组织(CPAU)、国际和平研究机构(PRIO)等国际非政府组织机构及其成员对阿富汗的一些地区做了大量的实证调研，本文依据他们的调研资料，对位于阿富汗旺达克省的萨伊达巴德(Sayedabad)和昆都士省的昆都士城(Kunduz)两个地方进行比较研究，尝试对阿富汗宗教公民社会的角色和功能做一初步的研究。

1、萨伊达巴德和昆都士城的简单介绍

本文之所以选择上述两个地方作为研究个案，旨在获得阿富汗国情的多样性。地理(农村和城市)、人口(民族和宗教成分)以及对待政府的态度在这两个地区都有多样性和差别性。萨伊达巴德属于位于阿富汗中东部，首都喀布尔以东偏南的旺达克省的一个农村地区，人口约为1.2万，其中70％为普什图人，20％属哈札拉族，剩余10％属于其它民族，且逊尼派居多。当地的族长、村长和乌莱玛都很保守，代表了阿富汗宗教公民社会中的传统草根主义者。在反对苏联入侵的圣战中，村里的多数毛拉都接受过旺达克省伊斯兰学校和巴基斯坦宗教学校的宗教教育，因而对伊斯兰教拥有狂热激情。在塔利班执政时期，一些来自旺达克省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帮助并促成了其对伊斯兰教的保守注解，且成为昔日塔利班吸收新成员的主要地区。如同抗击苏军一样，他们对目前北约军队驻扎阿富汗也非常反感，称之为“入侵者”。该地区主要由农村构成，人口也主要以从事农业为生，因而整体比较贫穷而保守。毛拉们也很贫穷，以组织礼拜活动和传授宗教知识为生。

昆都士城是位于阿富汗北部的昆都士省的省会。东接马扎里沙里夫，南临喀布尔，北连塔吉克斯坦。作为一个拥有11.7万人口的省会城市，它比萨伊达巴德有着更丰富的多样性。这里的民族构成是混合的：塔吉克人、普什图人、塔扎拉人和乌兹别克人等。在宗教派别上，大多数人是逊尼派，其次是什叶派，还有少数是瓦哈比派、苏菲派。与萨伊达巴德的毛拉贫穷窘况形成明显对比的是，这里的毛拉要么成为当地宗教领袖，要么成为伊斯兰学校老师，并与政府的联系较为密切。作为省会城市，昆都士城经济类型为混合式，边境贸易繁忙，受国际社会援助兴盛。来自国际社会的援助鼓励了开垦项目和大面积的棉花种植，给此城带来了巨大改观。

2、阿富汗宗教公民社会的角色

传统的阿富汗的宗教公民社会大没有正规的组织结构。这些宗教组织和阿富汗其他一些传统社会组织如传统的乡村组织舒拉(Shura)相类似。阿富汗的宗教公民社会由一些非正式的本土宗教参与者和组织机构及其物化设施构成，如毛拉、乌莱玛、清真寺，以及宗教会议和穆斯林学校等。他们扮演着多种角色，履行着多种职能，尤其是清真寺作为阿富汗人生活的中心，不仅

提供精神上的向导作用，而且也构建了人们日常道德生活、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本框架结构。

乌莱玛作为穆斯林社会有名望的经学家和教法学家，是当地的高级神职人员。他们大多数是在阿富汗或国外的高级经学院受过教育，并取得了高级别的宗教学历。乌莱玛(ulema)主要是向穆斯林传授《古兰经》知识，并提供宗教道德权威。毛拉(Mullah)是负责处理社区具体宗教事务的人。地方毛拉、乡村清真寺的伊玛目和地方伊斯兰宗教学校的教师一般从高级经学院中取得低水平的宗教学历或者是在当地宗教学校接受简单培训。地方毛拉的身份和地位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别很大。尽管当地的毛拉也通过他们拥有的宗教文本知识和对宗教礼仪的展示来获得宗教权威和维持生计，但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主要依靠他们和当地社区之间的关系来维持。毛拉的主要角色就像他们自己的认为的那样——是连接真主安拉的纽带。具体组织穆斯林的日常祈祷，管理宗教仪式(包括生与死的仪式)。大多数毛拉都把这些活动看作是他们的主要职责。

历史上，乌莱玛和毛拉对国家的未来发展导向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战争期间，他们组织圣战政党组织在全国各地抵抗外敌。塔利班夺取政权之后，这些宗教领袖扮演了更为官方的角色。不同层次的宗教领袖被安排在塔利班政权的各级管理机构，行使宗教和世俗权利。但是这种宗教政治化的现象在塔利班的倒台、难民的回归、国际社会对阿富汗社会的影响以及武装冲突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消失了，乌莱玛和毛拉也失去了昔日参与政治决策事务的权利和优越地位。而那些没有采取坚定立场支持塔利班的乌莱玛和毛拉则仍然保持着他们原有的身份。目前，这种身份地位被进一步加强。另外，由于在塔利班统治时代的宗教政治化，这些宗教领袖们在广大穆斯林心中曾丢掉了一些原有本质。很多人不希望毛拉与政治相联系。

在萨伊达巴德地区，毛拉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极为重要，但他们的影响仅限于宗教和社会领域，而无法触及政治。塔利班的倒台，使他们的角色发生了巨大变化。目前，毛拉们在包括军、政在内的许多领域已成为最无影响力的群体。但他们在普通农民和穷人中仍旧有影响力。当地上流阶层视毛拉为服务者而非领导者。清真寺的伊玛目无非是人民的公仆。

在村子里毛拉的推选问题上，诚实、知识渊博、谦逊且有良好的沟通手段的人获得村民的青睐。村民的选票主要取决于候选人的知识、年龄及背景。满足上述条件的毛拉会受到极大的尊重并拥有极大的影响力。毛拉与村民之间的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促使双方都在努力发展这种共生关系。毛拉充当宗教道德权威，指导人们在宗教仪式中的行为规范，以形成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宗教框架准则。反过来，毛拉在经济上十分依赖宗教服务费(wages)、捐赠物和从村民那里得到的其它资助，在很多情况下这就是毛拉主要的生活来源。这里的毛拉普遍贫穷，他们通过收取适的宗教服务费以谋生，另一些毛拉则通过担任教师来获得稳定收入，但他们都无偿地为穆斯林提供礼拜。

在昆都士城(kunduz)，毛拉对普通人日常生活有重大影响。人们视毛拉为活跃的祈祷者。在战争年代，地方长官的权利被削弱，但毛拉的影响力却丝毫未损。表现活跃且有知识的毛拉多为毕业于国外的伊斯兰经学院的年轻学生，与老毛拉相比，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更高。老毛拉被边缘化或者在当前政治生活进程中影响力式微，新毛拉则在控制政坛发展及游说年轻一代加入宗教进程上更有影响力。在昆都士城，很难想像某一天毛拉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再有影响力。一位受访者称，即使人们并不知道毛拉所传的是什么，但他们仍会在水深火热中听其布道。

清真寺的角色：清真寺是阿富汗人(尤其是农村)生活的传统中心。清真寺是用于教育、聚会的场所，同时又是社会和政治集会上最重要的机构之一。在许多乡村，如果不是有几个，那么至少有一个清真寺。清真寺的神圣角色被当地阿匍人员描述为“安拉之家”和“联接真主的纽带”，赋予清真寺如此高的身份地位显然超越了乡村其他机构。除了宗教职能外，清真寺拥有大量其它更为平凡的社会职能。清真寺很久以来就是乡村的活动中心，也是学习和聆听宗教的场所。由于这是一个被乡村男人经常眷顾的地方，所以那里又是公共信息的传播地，并作为政治和社会活动的会议场所。

在萨伊达巴德，清真寺是村民宗教生活的中心，但它们在非宗教活动中心的作用似乎在下降。传统上，清真寺起到了乡村社区中心的作用，也是老年人以及村民冬日聚会的场所。随着与乡村利益相关的舒拉(shura)活动和聚会愈加频繁地在当地村长、族长家里召开，以及越来越多的村民在自己家里建有客厅，清真寺的社会功能在下降，似乎局限于公共社拜和伊斯兰教教育上。

在昆都士城，这里的清真寺的作用似乎比此前稳定。它是教育、宗教庆典举行之地，也是广义上人们社区生活的一部分。尽管有多年的战乱以及自2001年以来大量难民回流的冲击，但曾经的难民经历正改变着他们与宗教社区联系的某种方式，毛拉们逐步退出其在人民生活中扮演的核心角色。日渐提高教育水平改变了人们对宗教以及毛拉的看法。一些人由于受到世俗教育而远离宗教；而另一些人因宗教教育而对他们的信仰极为热衷。这两种人之间的分歧日趋严重，其合作性却日益下降。因难民回归而导致人口增加以及经济条件的改善意味着修建更多的清真寺。此外宪法向人们保证的宗教自由也使各种宗教活动增加。最后，妇女(经常多于男性)到这些清真寺来，祈祷以期改善其境遇。

3、阿富汗宗教公民社会的资金来源

首先，慈善机构的捐款成为清真寺和各级经学院等宗教组织的重要收入来源。目前，慈善机构的活动已经很少了，主要用于清真寺的维修和运作。一些基金，如巴亚特(Bayyaat)基金，主要用来修建医院、学校和清真寺，同时设立很多项目用于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这些基金是依据伊斯兰慈善机构的一般原则所给予的，但是它不像慈善机构那样运营。

其次，大量的伊斯兰慈善机构和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对巴基斯坦、伊朗等国的阿富汗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逐渐转向阿富汗国内难民，经营医院和学校及孤儿院。伊斯兰慈善机构在塔利班统治时期也存在。它们都是由海湾国家及巴基斯坦提供资金而建立的，并通过塔利班的宗教事务部而运作。塔利班垮台后，因怀疑向恐怖组织提供潜在的资金渠道而被冻结了账户。

最后，来自伊朗对什叶派组织的支持和印度对逊尼派组织的资金支持依然存在。这些资金主要集中在教育、人道主义援助、食品发放、庇护所、种子的分发和疫苗的投放。源于英国的伊斯兰援助组织，如伊斯兰救济和穆斯林援助组织仍然存在，和其它国际非政府组织一样发挥着人道主义援助。

由于一些穆斯林和宗教团体依然存在使用暴力或恐怖手段，因此政府的监管和控制就显得必不可少。对某些宗教组织的怀疑和海外账户的密切关注，不仅降低了宗教组织团体吸收海外资金的能力，而且影响了宗教组织成员参与战后重建的空间和热情。

三、阿富汗宗教公民社会的功能

宗教公民社会有很多作用，如提供道德、确保穆斯林及其宗教组织远离其他种类的社会组织。由乌莱玛、毛拉、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等组成的阿富汗宗教公民社会的组织载体，在发挥宗

教本身的精神、道德引导者和捍卫者的作用时，也发挥了部分的公民社会功能。

近年来，一些学者凭借功能分析模型去研究公民社会的作用，帕芬霍兹(Paffenholz)和斯帕克(spark)给战乱国家和地区绘出一幅战后和平重建和社会发展的理论实践模型，明确了公民社会在重建过程中有潜在的七个功能：保护公民、监控和预警、倡导公共交流、社会化、构建联合、促进公众与国家的沟通和提供公共服务。②依据上述观点，本文整合成了5个阿富汗宗教公民社会功能：社会化和社会凝聚力、公众交流和倡导、调停和解决冲突、中介以及社会资源再分配。

1、社会化和社会凝聚力。无论是乌莱玛、毛拉还是清真寺以及宗教学校都在阿富汗社会交流中处于中心地位。作为宗教教义与实践的权威守护者，毛拉和清真寺等机构是社会化的重要因素。通过宣礼和教育，人们被宗教法律引导到穆斯林道德规范中，具有很强的自觉性。由于宗教独立和传统规范及惯例根深蒂固，乌莱玛、毛拉及其清真寺、宗教学校影响了阿富汗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社会惯例和政府选择。他们利用其强大的宗教组织机构的神圣性来推动社会化，成为全球穆斯林公民社会或者同一清真寺宗教社团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有潜力来加强国内本教派成员的联系，也可以在不同教派中搭起一座桥梁。阿富汗经历了三个时期的暴力冲突后，隔阂与分歧更深了。教派之分和地区划分侵蚀了联系，各种各样的弱势群体失去了纽带。在伊斯兰教传播初期，世界各地穆斯林通过宗教将不同部族、民族团结在一起。时至今日，这种一般特征仍然给穆斯林的宗教公民社会组织的互助合作提供一种纽带，可以创造出对和平和解有着积极作用的团体文化，并且可以转化为沟通对立团体之间的桥梁。在现实的阿富汗宗教公民社会中，包括了不同教义派别、不同宗教学校、不同伊斯兰政党组织的联系。尤其是在城市，大一些的清真寺，星期五就是阿富汗宗教公民社会聚集之地。清真寺成为不同团体见面之地，也被视为不同民族、政党、教派联系的场所。

2、公众交流和倡导。清真寺是一个用于分享和传播社会公共信息的地方。在昆都士城和萨伊达巴德两地，除了用于祈祷之外，方便人们得到政府信息是清真寺的另一重要社会功能。尤其星期五的礼拜，是穆斯林一周最重要的礼拜活动，传统情况下也包含了政治上的内容。这在阿富汗成为信息传播的中心，不仅各级统治者利用礼拜五之际来发布他们的公告和主张，包括昔日的人民民主党和塔利班也同样利用礼拜五发布他们的政策和号召。另一方面，清真寺是促进着发展与合作的平台，又可以成为激进伊斯兰组织组织民众、发出“圣战”的号召之地。这里既有在清真寺号召发起对本国政府、外国军队的“圣战”的呼声，也有释放绑架外国援助人员的宣传，更有引起公众注意的谴责罂粟种植的怒吼。他们在给阿富汗重建工作带来沟通、交流的同时，亦给和平建设带来挑战和威胁。

乌莱玛和毛拉作为政府和下层社会之间的纽带也加强了公共交流和倡导的功能。通过和广大信徒的沟通，宗教领袖在控制宗教权力的同时，也发挥着领导或预警功能。

3、调停和解决社会冲突。在阿富汗，地区层面的冲突通常由地方长老、舒拉(Shura乡村组织)和宗教领袖解决。塔利班政权垮台后，宗教领袖的权力不像昔日那样如日中天。由于阿富汗的法律传统是由正式的法律程序和非正式的法律程序混合组成，即带有传统伊斯兰教法令条例和世俗法律条例的结合。加上法官的徇私舞弊、审判机关的繁文缛节，支尔格的多次解决无果而终，种种因素促使冲突双方的当事人求助于宗教领袖组成的乌莱玛舒拉(The shura e ulema宗教委员会)。因此多半冲突在社区宗教委员会得以解决。有时，甚至谋杀案也可以由该委员会判定。在萨伊达巴德，由于有效的政府与审判机关的缺失，人们不得不将争议呈交宗教委员会。多数争端都是与土地和水资源有关。老一辈用伊斯兰教法来解决新老冲突以寻求达成社会范围内部可接受的解决方案。毛拉对争端解决的毫无置疑的宗教权力使裁决具有约束力。虽然邀请毛拉调节并非是必须的，但却可以有效避免拖延裁决过程。在昆都士城，政府部门的影响力大于宗教人士，他们声望也远远高出宗教领袖。但也有一半多人认为宗教委员会在冲突中具有最终裁决作用。

4、中介作用。由于乌莱玛与毛拉在当地清真寺管辖权的相对独立性，使得他们的地位相当于中间对话人，能够成为他们的团体和外部组织，如政府当局、援助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民间协调者。一方面，宗教领袖拥有对和平、和解和支持发展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也必须注意到，他们也可以激起更多的战争和冲突，且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一国际团结项目组织(NSP)成员指出：如果没有当地宗教领袖的同意和支持，团结发展委员会(CDC)的任何决定都不可能与当地民众达成一致。这也再次证明乌莱玛和毛拉在社会基层中拥有强大的影响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宗教领袖拥有解决社会事物的全部权力，部落首领、村长、支尔格的话语权也同样不容忽视。

5、社会资源再分配。在阿富汗，除教育和医疗健康被政府当局低水平维持外，社会安全更多常被政府以外的社会网络组织，如家庭、清真寺和部落等组织提供。伊斯兰教的慈善原则——提供社会安全和资源分配都是通过“天课”(Zakat)表现出来的。

在阿富汗，人们把“天课”交给家庭成员、穷人、毛拉和伊斯兰学生。清真寺发挥着接受和发放“天课”的职能。而在另一些地区，“天课”则是通过毛拉或“天课”委员会收集并分配。这些仅仅是惯例，在阿富汗，很少有强大、规范的对“天课”的收集和分配传统。在塔利班政权下，“天课”是通过各地的权力机构收集起来的，成为塔利班军官和斗士们的重要资金来源。后塔利班时代，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发布政令，声明“天课”是个人行为。其根本原因是战后人们有较多的时间去关注自己的基本需求了。在萨伊达巴德，塔利班垮台后，强制“天课”的行为停止了，自愿交“天课”的人也就相对下降，现在人们会在无强制情况下无论多寡自愿交纳“天课”。一般人们首先接济他们的亲戚和邻居，之后剩下的毛拉所有，但有时也给伊斯兰学校的学生。在昆都士城，“天课”是非强制性且无组织的。2005年，许多乌莱玛齐聚该城，以唤起人们以及政府对“天课”体系规范化的关注。这里的“天课”资助对象与萨伊达巴德相似。

无论是萨伊达巴德还是昆都士城，“天课”的角色功能主要是短期的慈善救济，只把关注重点放在改善而并非是长远发展上。这也是世界范围内伊斯兰“天课”的主要特征。事实上如果“天课”得不到很好的管理，将会滋生一种依附文化，因为受赠者认为可以随时无偿取得“天课”。这一现象引起一些乌莱玛的忧虑。“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于渔”，他们开始规劝交“天课”的人要看到长远，并鼓励他们为受赠者做一些小本生意。

在阿富汗，乌莱玛和毛拉等宗教领袖代表了一个在宗教特权基础上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这种相对独立性使他们在平衡政府权力、关注不被政府关心或者被认为是政府活动范围以外的领域等方面发挥其特有的功能。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政府和宗教公民社会的关系。这一宗教社会

内部，乌莱玛在给社会规范提供合理性时起到了核心作用，同时乌莱玛和毛拉也在确定、主导和保护符合伊斯兰的正确道德观中发挥作用。然而，也必须看到，从一个教派领袖或宗教组织到另一个教派组织，其价值观各异，因而也带来包括内战在内的社会黑暗面。宗教领袖和宗教组织要么被用来支持政府、促进和平与发展，要么被用来反对政府、引起对抗冲突，这也是那些宗教领袖和宗教组织在阿富汗重建进程中遭受批评的原因。

四、宗教公民社会与政府及其它国际组织的关系

1、宗教领袖与战后重建

波恩会议后开始了阿富汗的和平建设进程。鉴于在反苏战争期间及塔利班执政期间的宗教政治化使得国际社会担忧伊斯兰组织会对战后民主建设造成威胁。因此由美国、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卜拉希米主导的和平进程一直致力于“维持短期稳定，限制保守穆斯林的活动范围。”波恩协议提出的一个分阶段方案旨在建立一个广泛的、性别明显的、多民族的、充分民主的政府。协议第一步就是支尔格大会的召开，这是宗教领袖第一次参与战后政治重建进程。

自2001年以来，宗教公民社会在国家发展构建计划中一直受到限制或冷落。随着新的阿富汗宪法的诞生，宪法除了宣布阿富汗是一个伊斯兰教共和国外，宗教因素在公众的现实角色显现出来。阿富汗国家发展战略秘书指出，宗教人士较少参与战略的制定是因为公民社会仅是战略规划的实施者，而非决策者。这种把公民社会尤其是宗教公民社会视为技术实施者的看法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由于宗教领袖在穆斯林中的引导、权威效应，新政府在采取新政策时利用宗教领袖参与其政策的实施。由英国药品协会支持的反麻醉剂机构设计了一个方案，邀请乌莱玛和毛拉们参与劝戒罂粟的种植与消费。2004年8月，阿富汗国民议会的高层宗教领袖发布了一宗教法规，反对罂粟的种植与买卖，强调此行径是与伊斯兰教规相违背的。2004年12月举行的一次反麻醉剂会议，喀布尔政府颁布了几项法令强调鸦片种植、贩毒的违法性，整个措施实施中一直得到宗教领袖的支持。他们通过发布教规，谴责鸦片的种植与买卖是违反伊斯兰教义的。但也有一些宗教领袖埋怨政府只有在自己需要时才会想到宗教领袖。

2、乌莱玛、毛拉与政府的关系

在阿富汗，政府与宗教人士的关系十分复杂。政府普遍寻求伊斯兰对其行为体存在合法性的支持。反过来，宗教人士也希望政府采纳他们的意见。然而，由于政府存在很有限，且宗教运作与政党在地方的影响较大，双方合作机会很少。

宗教事务部是喀布尔政府的一个负责宗教事务的职能部门，主要职责在于组织民众进行麦加朝圣，并对清真寺、宗教学校、神职人员进行管理。该部门明确指出要凭借伊斯兰法规去维护社会秩序、国家统一与民主和平。并通过伊斯兰法规，有秩序地组织清真寺的运作等。宗教事务部门是按中央、省、地区的组织结构有组织地管理，但由于受制于资金的匮乏而制约了各级职能部门的实际存在。

各地的乌莱玛、毛拉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因地而异。在昆都士城，政府与毛拉的联系高于萨伊达巴德。政府的存在作用是明显的。麦加朝圣局、捐献机构都坐落于政府经学院内。由于对礼拜五的祈祷、传达政府信息都聚集在清真寺，政府希望通过把乌莱玛和毛拉纳入政府发放薪俸的名单里来控制宗教领袖。这种宗教补贴自19世纪末就被拉赫曼采用过，后来人民民主党、塔利班也相继采用过。在昆都士城，大约2000名宗教领袖被列为政府发薪名单。政府付给6000阿富汗币和一条披肩作为开斋节礼物。政府领导表示，任何重大政策的变动都要预先与乌莱玛进行讨论。双方只要有共同利益的存在，就会合作。当然，这并不表示双方的合作是永远的。在表面上，二者似乎很和谐，但毛拉仍对一些政府政策不满，尤其是对北约部队的出现表示愤慨。在萨伊达巴德，毛拉与政府的联系几乎不存在。多数毛拉认为政府本身就是非法的，且视北约部队为入侵者。

阿富汗的这种宗教领袖与政府间的较少联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俗教育导致了阿富汗精英从宗教中分离出来。另外，塔利班垮台后，各地军阀重回政府，也造成了他们对曾经与塔利班密切联系的宗教领袖的敌视态度。尽管二者联系较少，但大多数乌莱玛和毛拉都欢迎政府的发展计划，并认为作为自己会对国家发展战略提供建设性意见。

3、宗教机构与国际组织的关系

自2001年国际社会对阿富汗的援助开始以来，主要的国际援助组织认为阿富汗公民社会是重建和平发展进程的中坚力量。欧盟认为，公民社会是在降低冲突、促进民主和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它却在阿富汗的最近历史中被忽视了。美国国际发展局(USAID)坦言：基于我们国家的经历，我们支持一个民主和发展相混合的强有力的公民社会。从2001年以来，很多国际组织相继出现在阿富汗。尤其是联合国下属机构特别利用宗教领袖及其网络来取得民众支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积极寻求将宗教领袖纳入他们的工作中以改善健康、教育和安全。世界卫生组织也通过毛拉们实行疫苗接种活动。瑞士和平组织(Swiss peace)鼓励毛拉们参与本地教育及04、05年选举前采集选举人信息的活动。

尽管国际组织和阿富汗现代公民社会的代表强调把宗教成员和其他成员纳入公民社会的重要性，但直至现在，实际吸纳宗教成员的行动很不理想，妇女团体、青年人和媒体以及拥护组织成为发展的重要对象。究其原因，恐怕与宗教领袖被认为是抵制现代社会的传统主义者，会直接反对与建立自由民主的基本价值观有关联；另一方面，自2001年以来，国际非政府组织一直是实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力量。作为现代化进程的推动者，非政府组织推进着改革、挑战着传统准则和惯例，动摇了长期存在的宗教机构。因此，在最近几年发生了多起受宗教鼓动的乱民对非政府组织成员进行的绑架、袭击事件。

在萨伊达巴德、昆都士，毛拉很少与非政府组织有合作关系。尽管毛拉们对非政府组织的工作表示积极态度，但对其成员道德败坏、组织工作缺乏透明度、无法惠及穷人的批判亦日益增多。还有一些毛拉关注阿富汗基于国家安全、伊斯兰价值观安全的考虑，担心这些非政府组织是“挂羊头卖狗肉”，实则是外国间谍、基督教传教士。因此，宗教领袖和国际组织的关系微妙而混浊，爱恨交加。

4、毛拉对国际援助及北约军队的态度

大多数毛拉对国际援助团体的援助持积极态度。不但不认为是国际干预，反而认为这是国际社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给阿富汗反对苏联共产主义费用的延续。有些毛拉强调，国际援助应是无条件的。在萨伊达巴德，一位毛拉认为这些援助是国际社会欠阿富汗的，我们不需要贷款。另一毛拉也强调：援助应该是无条件的。面对国际援助涌入国门，毛拉们也担忧传统的阿富汗宗教价值观受到侵蚀。毛拉们提出如果想要提供给我们援助，应该来自那些有相似经历的、能尊重传统价值观的其它穆斯林国家。还有的毛拉呼吁：世界就像一个家，在这个家中，每个人都应该相互帮助，但即使是这样，每个人都该尊重他人的宗教文化价值观。

如果说毛拉们对国际援助态度积极的话，那么对外国部队进驻阿富汗则表示强烈质疑，对国际军事援助也有看法。不过在昆都士，毛拉们认为外国军援有助于维护现今不稳定的环境安全。德国地区重建队(PRT)对昆都士的政府经学院的重建提供了资金支持，这些援助被毛拉们欣然接受了。但在萨伊达巴德，大部分毛拉对军事援助表示反对。当德国地区重建队出现在此地时，遭到小孩子们朝他们的车队扔石头的遭遇。

挑战传统、惯例及权力机关的现代化改革影响了政治与宗教领导的关系，与世俗化的观念相联系的现代公民社会与宗教相关的传统公民社会之间的冲突。历经20世纪20年代阿马努拉改革、50年代的达乌德改革以及70年代人民民主党引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改革，贯穿20世纪阿富汗的历史。时至今日，传统人士和改革主义者仍在阿富汗国内很多领域展开竞争。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关系常常以穆斯林之间以及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问的冲突形式表现出来。同样，宗教在公共领域中的地位和宗教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始终是阿富汗现代化发展与国家重建面临的重要议题之一。

(责任编辑：袁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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