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电继续纠结

计划体制下的核电发展总是伴随着部门纷争。虽然后来有关核电的几个工业部都被撤销，但沿袭下来的行政性集团公司体制仍然没有改变政企不分的状况。

他举例说，中核集团集核电站业主、核岛和常规岛设计研发机构的行政主管、工程和设备的总承包商、国内核燃料和后处理服务的唯一供应商等多重职能于一身，对外不愿他人染指核电，对内压制系统内集成企业的出现和成长，致使中国至今仍然未能出现符合国际标准的NSSS。

路风向《财经》记者表示，中核系统的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是中国核电技术能力的基础，其主要载体是在开发核潜艇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核动力产品开发平台。

经过秦山核电站的实践和百万千瓦级核电站设计的实施，这个产品开发平台已经能够支撑起中国核电发展的大局。但是在引进路线和行政垄断的共同作用下，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

他对相关职能部门也提出了尖锐批评：“中国从来没有在核能方面形成过国家战略，从来没有把发展本国核动力工业纳入核电发展的考虑和规划之中。”

路风说，如果不能尽快形成符合技术逻辑和市场逻辑的核电工业体制，任何发展战略都将是一纸空文。

AP1000之路能否走通

2002年后，中国经济走出亚洲金融危机和通货紧缩阴影，再度驶入快车道，对电力的需求也随之猛增。这年年底，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向国务院提交2866号文件，首次提出“积极发展核电，并在2020年实现4000万千瓦核电装机容量的目标”。

2003年3月，新一届中央政府组成，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2866号文件作出如下批复：“发展核电，要采用世界先进技术，统一技术路线，不敢再走错一步，不能照顾各种关系。”

经过慎重考虑，2003年年中，国务院成立核电自主化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兼任组长，同时决定在山东海阳和广东阳江（后改为浙江三门）分别上马一个引进先进技术的自主化依托项目，面向全球招标。

经过漫长的招标、评标，2006年11月，美国西屋电气公司的AP1000技术战胜法国阿海珐公司的EPR技术而中标（详见本期报道“引进AP1000始末”）。

在历经数年的第三代核电技术路线决策过程中，中核和中广核由对手变成了同盟，他们一致认为，第三代核电技术在世界上尚无实际运营的经验，中国没有必要成为“试验场”。而二代核电技术经过改进后，已经具备实际运行经验，其先进性和安全性已经足够。

在这场争论中，以郁祖盛等人为代表的“核电六君子”给中央“上书”，力挺三代。郁祖盛等人表示：从世界潮流看，发展第三代核电技术已成必然。世界主流国家正在兴建的核电站，基本都是第三代的，而在役的二代核电站，再过30年以后将全部退役，如果中国再大规模上二代，30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二代核电站集中地，安全性和经济性都难以保证。

郁祖盛等人还建议，成立国家核电技术（工程）公司，负责执行技术转让合同，统一引进、消化和吸收第三代核电技术。

2004年11月，伴随着激烈的争议，国家核电技术公司筹备组成立并开始主导第三代核电技术的招标谈判。2007年5月22日，国家核电技术公司正式成立，并被定位为“实现第三代核电技术引进、工程建设和自主化发展的主要载体和研发平台”。

“两个儿子都不听话，两边利益都摆不平，只得再生一个儿子来执行于国家决策。”回顾那段往事时，郁祖盛对《财经》记者如此形容。

在郁祖盛看来，国务院占国核技的60％的股份，中核集团、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中广核和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分别只占10％的股份，这样既能保证国核技超脱原有两大核电集团的利益，真正按照中央的意图办事，也适当照顾到了两大核电集团的利益，达到了最好的利益平衡，是中国核电业一次重要的体制变革。

2007年7月，中国引进AP1000的谈判工作结束。此后基于外交考虑，国务院同意中广核继续同法国阿海珐公司合作，引进其第三代核电技术。

一位接近决策层的人士向《财经》记者强调：引进EPR与引进AP1000有本质不同。前者是购买电容，是法方的交钥匙工程，后者则被国家赋予了消化吸收自主发展的使命。

目前，中国已开工建设六台三代核电机组，其中四台为AP1000，两台为EPR。鉴于中国多个产业均出现过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惨痛教训，AP1000引进之后，中国核电能否实现“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跨越式发展”，成为各界瞩目的焦点。

“这一次，我们必须吸取教训，在AP1000的装备引进上一开始就要坚持高起点，尤其是对关键技术、关键部件的研发生产，中方会坚持全程介入，采取从技术图纸到设备成品一揽子引进的方针，并且有明确的国产化时间表。”郁祖盛对《财经》记者说。

郁祖盛透露，四台在建AP1000机组中，最早开工的三门1号机组核岛设备的国产化率为30％，十件主要核岛设备，八件由西屋公司提供；而在最晚开工的海阳2号机组中，中方制造的主要设备已达八件，另两件关键设备——主泵和爆破阀门，外方采购和中方自主研发将平行展开，如果届时中方研发取得突破，海阳2号的主要核岛设备将全部实现国产化，在建的四台机组平均国产化率也将达55％。

但多位业内专家向《财经》记者指出，基于多种掣肘因素，三代技术的自主化之路并没有想象中的平坦。

配套设备的制造便是掣肘AP1000的因素之一。经过30年发展，核电装备国产化能力已获很大提升，以上海电气、哈尔滨电气、东方电气和中国一重、二重为核心的核电主设备研制和生产基地已初步形成。但是，这些能力均是基于二代加技术的，三代技术的引进，提高了配套设备的制造标准，对此，国内企业需要花时间适应。

多位核电专家均向《财经》记者谈到了目前国内核电装备制造中“报废率高”的问题。他们认为，这是因为很多设备制造企业对新制造标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无法做到“指哪儿打哪儿”。

专家们指出，“决心很大、魄力很大、盲目性也很大”是国内核电装备制造企业的通病。在一些重型锻件上，还没有将工艺制造标准、设计参数和制作流程完全搞清楚，就匆忙投入生产，因此“能不能成功，完全靠运气”。但一些重型锻件造价动辄上亿，高报废率是对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

新技术带来的标准提升，还让国内设备制造企业自认为很有把握的产品无法通过验收。比如，硅钢板制造被国内业界公认为水平较高。但即便是按照国内最严格工艺流程生产出的硅钢板，因为附着有0.3mm厚的毛刺，在西屋公司看来，表面仍不够平滑。按西屋的标准，硅钢板上还要涂1mm厚的电镀涂层，而毛刺对于涂层来讲就像一把把小刀，在三代核电站60年的运行周期内，这是很大的潜在威胁。最后这批硅钢板全部报废，美方重新采购，损失全部由中方承担。

比配套设备制造能力更棘手的是核岛设计科研力量的分散。

世界核电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两种路径。一种以法国和韩国为代表，将科研力量集中于一家国家级研究院内统一进行研究。另一种则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科研力量分散在核岛开发商和电力公司之中，但由于市场化竞争充分，也促进了核电整体水平的提升。

中国工程院院士、核物理学家阮可强向《财经》记者表示，在目前中国核电基础和科研力量薄弱的情况下，珍贵的资源不宜分散，“法国路线”更符合国情。“要实现核电强国的目标，必须将科研力量整合起来向一个方向使劲。”

事实上，在大型压水堆方向上，中国至少存在三支科研力量——中核下属的核动力研究院、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设计院和国家核电技术公司。

早在引进AP1000的谈判过程中，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现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就提出过将全国核电科研力量整编至国家级平台上，统一进行核电研究的方案，但中核集团称自身还有军用核能研究任务，不宜结合。

国务院最终确定的方案，是将中核下属的不承担军用任务的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即728院、秦山一期30万千瓦机组的设计者）整建制划转至国核技。

但阮可强认为，“这只是拉出了一个山头，科研力量反而更分散了。”目前的状态下，国核技虽是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攻关主体，但实质上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级技术研发平台。

郁祖盛也向《财经》记者透露，早些时候，国核技曾试图邀请中核的科研人员一起研究，“办公室都准备好了，但他们就是不来，老大当惯了，不想听命于人。”

国核技只能只身挑起重担：国家要求前四台AP1000机组最迟2015年并网发电，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AP1400机组最迟2017年并网发电。压力之下，国核技科研人员几乎都在“白加黑、六加一”地运转，而国核技董事长王炳华则多次在内部会议上强调，“就是砸锅卖铁也必须完成任务。”

这样的背景之下，国核技独家消化吸收和自主发展AP1000技术的政策开始松动。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核电业界人士表示，决策层放开这个权限的可能性确实存在。

国核技内部对此多有抱怨，称有关方面正在三代技术研究方面搞平衡，没有执行国务院当年的决定，这符合两大集团的利益，但不符合国家利益。

国核技方面还向《财经》记者透露，面向AP1000业主中核的技术转让正有序进行，“共有软件260个，文字资料200吨，转让过程完成之后，局势如何发展，那就不知道了，但是我们自己的研发平台绝不会对中核和中广核开放！”

如果真的放开AP1000消化吸收和自主发展的权限，那无疑将在“剪不断、理还乱”的中国核电业中再添一笔。从1981年国务院批准秦山一期核电站开工建设至今，中国核电事业30年来一直纠结前行。目前看来，三代核电技术AP1000的自主化之路，仍将在争议和纠结中向前延伸。

本刊记者王莉萍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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