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我国核工业的成长

以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为标志，我国核工业开始快速发展，氢弹爆炸、核潜艇下水、运载导弹发射成功、人造卫星上天、核电站建成，从而提高了工業制造水平，加强了国力和国防力量。这是中国人民有骨气有智慧有能力的见证，也是开国领袖毛泽东、周恩来运筹帷幄、精心谋划的结果。

“两弹结合”和实现氢弹成功爆炸

1964年10月16日首枚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恩来强调，发展核武器、解决运载工具已成紧迫任务。他提出，立即抓加强型原子弹、氢弹和导弹，并特别指出“两弹结合试验”为下一步重点。在讨论导弹问题时他提出要在国防部五院的基础上成立一个部。11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统一管理导弹工业的科研、设计、制造、生产和基本建设工作，加速导弹工作的发展。任命钱学森为部长。

开始时，在原子弹装置塔爆试验和飞机空投核航弹爆炸试验后，又安排了导弹运载核弹头爆炸试验和氢弹原理塔爆试验。1965年3月，中共中央及时作出了中央专委会除管原子能工业、核武器研制外还要管导弹的决定，增补7人为中央专委会委员。周恩来指示杨成武安排由吴克华抓紧组建第二炮兵，指出“两弹结合”试验要从“东风二号”抓起，要全力保证中央专委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到战略导弹和人造卫星上来。

“文革”中，周恩来为保证工作正常进行，委派钱学森协同七机部军管会负责人杨国宇处理火箭试车问题。钱学森不仅协助杨国宇艰难排除干扰，而且为重大技术攻关贡献了他的智慧。

1966年10月27日9时，在聂荣臻副总理亲自指挥下，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导弹核武器发射爆炸试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导弹。12月26日，中程地地导弹首次发射试验成功。到1966年底，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核航弹、导弹核武器的成功，我国仅用了两年时间就顺利完成原子弹研制的“三级跳”计划，快速实现了原子弹的武器化。

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毛泽东就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周恩来指示氢弹研制要加快并要求作出发展核武器的全面规划。他说：我们原子弹一响，美国的冲绳基地就向关岛迁移了。他问二机部部长刘杰研制氢弹的安排考虑，刘杰答：现在还有许多问题吃不透，大约需要三五年时间。周恩来说，五年是不是太慢了？刘杰知道周恩来干事的作风，快马加鞭不可懈怠。二机部经过反复论证向中央专门委员会呈报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把原理探索作为突破氢弹技术的首要措施，核武器研究院很快提出了从理论探索入手、做三次核试验、分三步走的氢弹攻关的《两年规划》，争取1968年爆炸我国第一颗氢弹。这两个报告得到了周恩来的首肯。

氢弹是核聚变武器，与原子弹的核裂变爆炸不同，威力是原子弹的几十倍到上万倍，其结构非常复杂。如果说原子弹攻关时还有一点点苏联方面的资料可供参考的话，氢弹攻关则必须完全从零开始，靠自己解决一切问题。好在在中央专委的关心支持下，热核材料生产线即将建成投产，计算工具有所改善，全国大协作的局面已经形成，科研队伍的业务水平也进一步提高。

在氢弹研制过程中，周恩来为大家制定了十六字工作指导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充分体现了一再强调的要“保证产品的高质量”和“绝对保证安全”的思想，并在后来成为历次核试验和各种重大科研试验实施时必须遵循的方针。他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1965年3月20日专门委员会议上提出的“我们反对核讹诈和核威胁，不主张搞几百次核试验，因此我们的核试验都要从军事、科学、技术的需要出发，都要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这个原则适合我国国情，体现了我国研制核武器的根本目的。遵此有关部门按计划进行了3次热试验进行考核验证：含有热核材料的加强型原子弹试验；氢弹原理试验；全当量氢弹试验。试验都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进行，从理论方案制定到试验现场组织，从试验方式的改变到攻关路线的变更，他都一一审定，作出决定。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进行了首次300万吨级的空投氢弹试验，实测TNT当量360万吨，提前实现了毛泽东在1958年6月提出的“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的预言，提前实现了原定1968年进行氢弹试验的目标。

汇报。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这意味着我国运载火箭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

从60年代到70年代初，我国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不断获得成功，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正确思想在科学实践中的丰硕成果。白手起家、苦干巧干，这是周恩来根据我国国情发展战略武器的基本态度。对每次核试验、导弹试验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他都要亲自听汇报，找专家咨询，仔细检查各方面的准备工作，要求把各种不利或意外因素都考虑到，采取最可靠的保障措施。他总是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核试验关系重大，绝不能有一丝一毫马虎和疏忽，我们国家穷，做什么事，都要考虑仔细，略有失误，都会造成重大损失。

核潜艇隐蔽性能好，续航能力大，攻击性强，是现代战争极有威慑力、遏制力的战略装备，有核国家都将之列入发展目标。中国从1958年开始起步研制，1962年决定先确保原子弹，1965年原子弹成功试爆后，中央专委决定重新上马。周恩来还是我国核电事业和研制核潜艇的主要决策人之一。从核电机构设置和各部门的分工，到试验堆、模式堆、艇用堆三步走方案的审定，他都煞费苦心，反复思考。

1970年2月8日，周恩来提出：二机部不光是爆炸部，而且要搞核电站。同年7月、11月，他又指出我国要搞核电站，上海和华东地区从长远看解决电力要靠核电。不久“728工程”（即今日的秦山核电厂）投入建设。5月，在科学家的不懈努力下，模式堆具备了启动和提升功率的条件。7月，核动力陆上模式堆运行试验准备就绪。7月15日，他主持中央专门委员会，听取运行小组关于启动提升功率准备情况的汇报并进行讨论，在听取潜艇模式堆启动准备情况汇报时，他指示，模式堆一定要搞好，这也是为核电站奠定基础。他还着重审查了启动运行的安全问题，井指出这是核动力的起点，也是奠定核电站的基础。他一再叮咛要做到安全可靠，周到细致，以搞好为准，并指派专家组成提升功率学习指导小组，亲自为该小组安排飞机飞往现场。当他得知启动中出现些问题时，18日、20日两次打电话指示参试人员“加强现场检查，越是试验阶段，必须全力以赴，丝毫不苟，才能符合要求，取得全部数据”。参试人员兢兢业业，认真操作，25日模式堆功率达9.6%的额定值，两台发电机组并网带负荷运行，在我国首次实现核能发电。到8月30日，堆功率达到99.75%的额定值，主机功率达到设计值，模式堆一次启动成功。这是中国核工业取得的又一项重大历史性成就。

12月15日，周恩来主持专委会再次研究讨论“728工程”。他指出：第一是安全，无论多好，出事故伤人不行，安全第一。第二是实用，要有发展前途，不能搞起来将来不能用。第三是经济，如果为了安全，开始为了试验，费用多些是可以的。他提出我国发展核电站应当遵循“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的方针，这个方针成为我国发展核电事业的基本指导方針。这次会议在我国核电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同时，同样型号的艇用核反应堆也在建设。12月26日，艇体下水，1971年8月完成系泊试验。此后，他就首艇试验多次批示，给予指导，要求确保安全。9月9日，周恩来再次主持专委会听取“728工程”汇报。仔细询问了该工程的一些细节。如核燃料消耗、建设地点、三废处理等情况。

1974年3月31日、4月12日，周恩来抱病两次主持专委会进一步听取“728工程”汇报，对上海的核电站建设方案进行仔细审查并决定：同意采用压水堆，电功率30万千瓦。工程建设应尽可能争取1979年前建成。

这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鱼雷核潜艇交付部队。

善用知识分子的领导人

在共产党领导、召唤和周恩来人格魅力的感召下，一大批有理想、造诣、实干精神的原子能科学家毅然放弃海外优渥生活待遇和良好科研环境，为着理想信念从美、英、法、德等国回国投入新中国核工业事业。1950年赵忠尧、朱光亚、邓稼先回国；1951年张佩林、杨承宗回国。1955年至1965年，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核物理学家李整武、粒子加速器物理学家谢家林、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理论物理学家王承书、实验物理学家张文裕回国。

1955年1月14日下午，周恩来与李四光、钱三强会谈后致信毛泽东，汇报他和科学家的谈话情况并告知可在15日下午3点约李四光、钱三强一谈，信中特别强调说，“李四光有午休习惯，晚上开会李四光身体吃不消，因此3点后开会较适宜，请主席明日起床后通知我，我可先一小时来汇报今日所谈，以便节省一些时间”。1月15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结束当天，他立即主持国务院汇报会议，决定对高等院校的教授、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和卫生部的科技人员的工资标准可以再略提高，最高者可以超过行政人员的最高工资标准，对其中有突出贡献的还可以提高，即可以超过国家副主席、主席。对于其中提高工资后家庭生活仍有困难者可以再给予补助。

围绕核工业、研制原子弹任务，周恩来在人员调配和人才培养方面也倾注了大量心血。1956年4月和1958年9月，以中共中央名义两次发文，调配专业人才充实核工业建设队伍。又成建制地从地质部、煤炭部、冶金部、一机部等部门调入技术人员。他常常教育周围的干部要虚心向科学家学习，应视其为国家的宝贵财富，明确“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仅要在政治上信任他们，工作上支持他们，还要在生活上关心和爱护他们。

1956年6月间，即全国知识分子会议召开后，在周恩来的主导下，我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普遍有了提高，其中教授、研究员的工资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几，最高工资由原来的253元提到345元。1956年7月，国务院还转发了相关部门《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及其《通知》，提出改进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明确意见和措施。

周恩来不仅在生活工作上关心李四光，嘘寒问暖，还在政治上对他循循善诱，与他谈心交流，鼓励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请董老作他的入党介绍人，1958年他70岁时光荣入党并说：“我入党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愉快不过的事情，我活了70岁，到现在才找到了归宿。”

周恩来在工作中充分体现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态度。特别是在“文革”中，他出面全力保护知识分子。1966年9月，二机部一批专家被抄家，家属受株连，引起专家们的不安。国庆节他安排钱学森、邓稼先等60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登上天安门观礼，以此宣布科学家在政治上是完全可靠的，是与党和国家同心同德的。随着“文革”的深入，知识分子、科学家受冲击的危险在增大，但他总是想尽办法在最大范围内给予有效保护。1969年8月9日，他亲自在国务院会议厅主持召开有关国防尖端科研会议，为了钱学森等一批知识分子能排除干扰做好工作，他宣布，七机部“由钱学森挂帅，杨国宇为政委，你们两个负责。你（杨）是政治保障，他（钱）和其他专家要是被人抓走了，不能正常工作，我拿你是問！”

周恩来本身知识渊博，但他十分重视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他在抓尖端核技术的过程中，总是力求弄懂一些关键技术问题，不厌其详地听取科学家对一些技术难点的讲解。每次开专委会他总嘱咐多找一些专业人士参加，以便全面听取大家的各种意见建议，他还不时提出问题同大家一起讨论、研究。他尤其重视不同意见，只要有人提出有价值的疑问或有道理的反对意见而又一时验证不了难下结论，他都不急着拍板，暂时休会要求大家回去把问题搞清楚后再复会讨论决定。只要听到不同意见哪怕它来自普通科技人员，他也会立即加以考虑，用来对照研究自己原来的决定，他曾不止一次当众宣称：“我批过的事，错了也要改嘛！”他这种虚怀若谷的民主作风，使科学家们非常感动。当他们听到他把不同意见巧妙集中起来分析比较得出比争论各方更为高明的结论时，对他由衷敬佩。

（责编 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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