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推“大跃进”运动的成都会议
总结。反冒进是个方针性的错误问题，南宁会议提出的这个问题，有许多同志紧张，现在好了。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语言，做好工作，而不是不好混，我绝无要那个同志不好混之意。
毛泽东还讲到规章制度问题，对经济工作的教条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南宁会议谈了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了一大批，已经深入人心。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还有其他：一曰化验（食物）;二曰出去前呼后拥;三曰不许参观，不许游水，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陈云同志让自己姐姐做饭，这是好事，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这是讲公安部。其他各部都有，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毛泽东还说：“规章制度是繁文缛节，都是‘礼’。大批的‘礼’，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部长也不一定知道。工业和教育两个部门搬得厉害。农业部门搬的也有，但是中央抓得紧，几个章程和细则都经过了中央，还批发一些地方的经验，从实际出发，搬得少一些。农业上见物也见人，工业上只见物不见人。商业好像搬得少一点，计划、统计、财政、基建程序、管理制度搬得不少。基本思想是用规章制度管人。”“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
应当说，毛泽东针对有些规章制度的批评，还是很有意义的。“大跃进”的发动，无疑有许多想当然的成分，这场运动中诸多问题的发生，都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没有认真调查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那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作风也是毛泽东极为反感和反对的。由于执政之后将苏联对领导人的那一套严密的警卫制度搬了过来，正如毛泽东所说，确实“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使领导人不那么容易地接触群众了解实际了，即使进行调查研究，有关部门从领袖安全的角度考虑，也往往事先做了精心的安排，这样的调查也就很难了解到真实情况。
当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谈到山西提出实行基本农田制度，改广种薄收为少种多收，山西1550万人有6800万亩地时，毛泽东插话说，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2.5亩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发展到七亿五到八亿时，再控制不迟。现在还是人口少，少数民族和人少地区不节育，其他地方可逐步控制。到赶上英国时，人民有了文化就会控制了。当陶鲁笳谈到县办工厂的经验。毛泽东说，现在的中心问题是要大办地方工业，一为农业服务，二为大工业服务，三为城市生活服务，四为出口服务。化肥厂，南宁会议谈到统一由专区办，现在看每县都可办。要全党全民办工业，文章做在全民。过去县以下无人管工业，总是靠城市援助，投资靠国家，要发动群众大办工业，不要搞正规工业那一套。这样，三年或四年产值超过农业，变为工业省。大跃进主要是劳动力和技术两个问题。
3月10日，会议继续举行，毛泽东作了第二次讲话，主题是关于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进一步批评教条主义。他一开头就说，规章制度是一个问题，借此为例，讲一讲思想方法问题。题目暂定为：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
他接着说，学习外国一切长处，永远是原则。但是，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独创精神。学习应和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
毛泽东认为1956年后，中国开始了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独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说，1956年4月搞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跟苏联有同与不同，具体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的一套。我们的同志应当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么迷信。对苏联经验，一切好的应接受，不好的应拒绝。现在我们已学会了一些本领，对苏联有了些了解，对自己也了解了。1957年，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提出了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还有农业合作化、节约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广大群众对我们工作中错误的批评，思想的启发很大。1958在杭州开小型会，在南宁，现在在成都开中型会，前两次会大家提了很多意见和问题，开动脑筋，总结五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
毛泽东关于破除迷信、摆脱教条主义的论述，无疑有其合理的地方。全国执政之后，由于建设经验不足，因而也难免在一些工作中出现了照搬苏联经验的情况，所以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提出了“以苏为戒”、走自己的工业化道路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早探索者。但是，由于当时提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主要目的是发动“大跃进”，并且一味地强调要发扬敢想、敢干的精神，对客观规律重视不够，结果一度使解放思想在某些地方变成了胡思乱想，敢想敢干变成了盲目蛮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