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天走向世界

计划，中国航天举世瞩目的一系列成就——新一代武器装备、对外发射服务、载人航天、各种新型卫星等，都是在这些五年计划中孕育诞生的。通过三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中国航天科技工业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成功实现多种型号并举，军民品协调发展，航天技术和研制、生产能力同步提高，并进入国际市场；全面展开载人航天工程研制，增强了中国航天的实力，使中国步入世界航天大国行列，为21世纪中国航天快速、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杨琳（《百年潮》编辑）：改革开放后，中国航天走向市场，其中一个典型案例是“长征”运载火箭在国际范围内承揽商业发射业务。请问“长征”运载火箭是如何实现系列化发展并进入国际发射服务市场的？

刘纪原：中国航天能“走出去”有几个突出背景。

第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构成了一个大背景。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航天事业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期。

这一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同志高度关注航天事业和航天工程建设。1979年1月底至2月初，邓小平访问美国。其间，他在休斯敦考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约翰逊航天中心，参观阿波罗17号飞船指令舱、登月舱、月球车等复制模型，会见美国首位环绕地球飞行的宇航员约翰·格伦，还登上航天飞机模型座舱进行模拟飞行。邓小平对各种设施都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不厌其烦地询问了大量问题，在场的人都能感受到他对航天事业的重视。

其实不光是邓小平，很多中央领导同志一直关心过问航天事业的发展，党和国家一直把航天事业视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策上给予扶持，譬如国务院曾专门为发展航天事业制定了“十条政策”。

第二，在党的领导下，中国航天人始终依靠自力更生、攻坚克难、开拓创新，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技术发展道路，有勇气、有自信“走出去”。

早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之初，聂荣臻就提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作为国防部五院的建院方针，并强调立足点必须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与不少产业普遍存在著“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现象不同，同样是从技术引进开始，中国航天从早期逆向工程思维中成功转型为中国产业创新的一面旗帜。虽然从仿制苏联导弹起步，但是，1960年近程导弹试验成功就标志着仿制阶段的结束，开始进入自行设计阶段。从那以后，中国航天取得了许多技术进步，部分专业技术更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第三，航天产业属于高科技和尖端技术领域，所以中国航天人的思想更趋向于开放，更勇于开拓。

历史将航天人推到提升国家综合国力和尖端科技的竞赛场上。如果退却不前，整个国家和民族就难以摆脱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命运，我们只有勇往直前，才能为国家和民族赢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当时，我们航天工业部党组认识高度一致：航天技术发展要走上良性循环之路，必须改变计划经济模式，走出封闭式科研试验发展的老路，以自己成熟的技术和经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把成果和市场需求结合在一起，在市场经营中实现并提升自身的价值，在国际交流和市场竞争中保持稳定而快速的发展。这一符合技术发展规律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设想，得到聂荣臻、张爱萍以及国防科工委领导的有力支持。

在以上三个背景下，中国航天赶上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20世纪80年代前，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被美、欧两家瓜分。但是，80年代后期，美国和欧洲出现一连串卫星发射事故。1986年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后爆炸，七名航天员全部遇难。4月18日，美国“大力神”火箭发射侦察卫星时升空几秒钟后发生爆炸。5月3日，美国“德尔塔”火箭发射气象卫星时升空91秒后，地面控制人员被迫实施炸毁指令。5月31日，欧洲“阿里安”火箭发射“国际通信卫星V”失败。

恰恰在同一时期，1984年4月，我国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发射升空。1986年2月，“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发射“东方红二号”实用通信广播卫星又取得成功。中国新研制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连续发射成功，证明中国具备了高轨道卫星的发射能力，能够去拼一拼商业通信卫星发射市场。于是在经过一系列的调研、论证后，我们于1985年10月正式对外宣布：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进入国际市场，承揽商业发射业务。

中国航天之所以有信心进入国际市场，最为核心的还是因为我们有技术实力和自信，而这种实力和自信则得益于“长征”运载火箭系列化发展的思路。该思路源于聂荣臻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的“科研三步棋”思想：一方面，型号研制可以分为预先研究、研制和定型、定型后生产三个阶段；另一方面，从工作的连续性出发，“三步棋”要求研制工作在一定的计划时期内同时安排三个层次的型号，一种是正在生产的型号，一种是研制的新型号，一种是需要预先研究的更新的型号。

从航天研制工作的整体过程看，预先研究是技术积累的重要途径，没有预先研究就没有技术储备，没有一定的技术积累和技术储备，就不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之前我们通过“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的研制，突破了包括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在内的大量关键技术，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这为发射通信卫星、进入国际发射服务市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没有掌握关键技术，我们不可能有“走出去”的底气。

此外，与当时商业发射市场上同类产品相比，中国的火箭发射价格低大约30%至40%，加之发射成功率比较高，而当时国际市场的需求量比较大，这些也是我们能够打开国际市场的重要原因。

杨琳：进入国际发射服务市场“摸爬滚打”，我们遇到了哪些困难？如何应对和适应？

刘纪原：“走出去”遇到的困难很多，包括政治上的困难、思想观念上的困难、技术上的困难等各个方面。

走向国际市场、承揽对外商业发射任务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行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方面的国家博弈。西方国家在政治上压制我们，在技术上打压我们，不让我们挤进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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