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人类学的角度：如何看待中国新一轮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

[摘要]有美国人类学家认为，城市化、工业化等不是人类学的研究内容。其实，中国人类学的先驱费孝通先生约70多年前已探讨过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市场化等问题，30多年前探讨过中国的城镇化，可见，中国人类学具有研究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学术传统。目前，我国新一轮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正在推动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发生一系列巨大的经济社会转型：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从农牧业转为工商业、从农村社会转为都市社会等，这些都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议题，企业人类学则为这些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企业人类学；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C9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616（2015）02-0027-08

一、研究的缘起

2011-2012年，笔者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做访问学者。在这期间，英国肯特大学的朱莉安娜（Giu-liana B.Prato）当主席的国际都市人类学委员会（CUA）与笔者负责的国际企业人类学委员会（CEA）合作，计划于2012年9月在意大利那不勒斯联合主办一个国际会议。为了筹备这个国际会议，笔者从2012年11月起开始策划组织一个主题为“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和民族文化传承”的专题会议。

在征集论文的过程中，笔者收到了美国常春藤名校——康乃尔大学人类学系一位教授的来信。他在信中说，“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和民族文化传承”跟人类学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他不准备参加这个会议，也不想把笔者的会议征文通知转发给他的同事和他认识的同行。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已实行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从沿海到内陆各个地区正在经历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现代化、全球化等“新五化”，正在发生一系列巨大的经济社会转型：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从农牧业转为工商业、从农村社会转为都市社会等，这些都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议题。然而，为什么我们的美国同行对中国的发展现实会这么冷漠呢？

二、研究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紧迫性和重要意义

的确，在对待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上面，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是农村村落或草原牧区或者民族文化，跟城镇化、工业化关系不大；有的学者认为，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的确都很重要，但是，不知道怎么去研究；也有学者与那位美国学者一样，认为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不是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领域。

对人类学民族学界里的不同观点和态度，我们不必大惊小怪。在当今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时代，消费者行为和企业行为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重要现象，并得到了很多非经济管理类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的关注和研究。然而，人类学民族学者并不清楚自己的学科在企业行为、消费者行为分析和市场营销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确，30多年前没有一位人类学民族学家去调查研究消费问题。1982年，当理查德·韦尔克（Richard R.Wilk）和埃里克·阿诺德（Eric Arnould）两位美国人类学者向《美国人类学家》投稿一篇关于发展中国家消费文化新模式的论文时，吃了闭门羹。退稿的理由是“这不是一个人类学关心的主题”。其实，在市场营销学界，人类学一直被当作是其三大基础学科之一（其他两个为社会学和心理学），这说明人类学对跨文化交流和消费者行为研究的重要贡献是被外界认可的。人类学墙内开花墙外香，我们自己却毫不知情。直到最近一些年，关于不同消费文化的民族志调查与跨文化研究，作为人类学民族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已经越来越多登上了正式的学术殿堂。如今，在美国和日本的大学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教授开设企业人类学课程。施乐、诺基亚、英特尔、通用汽车等跨国公司聘用了人类学专业的人士担任其高级管理人员。

在上述意大利国际会议的开幕式上，作为主办方之一的国际企业人类学委员会主席，笔者在致辞中指出：当下人类学的日子并不好过，世界各国的同行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比如，如何将自己的研究从农村转到城市、从农业转向工业、从穷人转向富人、从自然经济转向知识经济、从传统村落转到现代企业、从少数群体转到主流社会，等等。又比如，如何帮助民族学专业毕业生在城市里或高科技企业中找到一份高薪的好工作。

我们在意大利国际会议上召开的专题会议，因为议题是“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和民族文化传承”，不被美国康奈尔大学人类学教授看好，实际上，这个专题会议，开得很成功，分为5个单元来展开研讨，有14位代表参加，分别来自美国、法国、德国、中国、意大利等5个国家的近10个不同机构，如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法国国立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德国马普宗教与民族多样性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云南财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曾在《当代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杂志（1979）上，以会长的名义发表过一项对未来世界人类学的声明草案：“从人类利益的角度看，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包括这样一些当代世界的主要事件。”人类学民族学是跨学科、综合性很强的学科。2009年7月27-31日，在中国昆明举行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大会”包括217个专题会议，按学科和主题划分，初步归并为36个大的类别，即36个分支学科或研究领域：历史人类学、理论人类学、旅游人类学、都市人类学、传播人类学、发展和经济人类学、企业人类学、环境人类学、人文生态学、文化多样性研究、民族文化研究、民族关系与民族认同研究、宗教研究、老年人与老龄化研究、艾滋病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儿童与青少年研究、食品与营养人类学、性别研究、全球化研究、人权研究、土著知识与可持续发展、法律多元化、语言人类学、数学人类学、移民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和流行病、博物馆和文化遗产、游牧民族研究、体质与分子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心理人类学、体育人类学、紧急人类学等30多个专业领域或分支学科。其中，人类学与企业管理、工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环境科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非常活跃，人类学中原有的一些研究领域现在正在突显为专业化研究方向甚至分支学科，如生态/环境人类学、企业人类学、都市人类学、发展/经济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移民人类学、教育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等。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通常较多关注的是欠发达的民族地区或少数民族同胞。最近10多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兴边富民”政策等的实施，中西部地区也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其中，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工业化和市场化，各民族文化的保留、传承与创新等，是国内外学者和政府有关部门高度关注的议题。新一轮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已经来到了中西部民族地区，已经摆到了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的面前，我们不得不去面对、不得不去思考和研究。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企业人类学的应用研究与案例分析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产业转移、城市化与流动人口、企业文化、企业组织、消费者行为分析、跨文化管理、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的地方性和群体性、民族企业家等15个领域。企业人类学正在顺应中国中西部民族地区的现实发展需求，伴随着中国新一轮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试图获得更大的发展前景。

三、企业人类学的新视角：新一轮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

当前，随着环渤海湾经济增长极的形成，将出现产业由东部向中西部的转移，这不但是一个巨大的经济现象，也将是值得关注的社会、文化和环境现象。从东部到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将是中西部地区的一次规模巨大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过程，特别是对民族地区来说，它将对民族地区及各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等造成极大的冲击，因此，我们也应该从非经济学（比如，人类学、民族学等）的角度探讨产业转移将对中西部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的社会和文化造成的影响。这不但使一些像人类学民族学之类的非经济学学科能够跟上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也可以强化这类学科的应用性研究。

比如，地处西部民族地区的凯里市，作为苗族主要聚居地区，不但是中国的欠发达地区之一，也是中国新一轮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等的发展之地，包含着中国未来发展的巨大空间和潜力。因此，我们可以探讨这个发生在中国民族地区的新一轮经济社会转型。通过对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双重过程的凯里市的调研，我们多少可以为探讨“中国式经济社会转型”的理论提供一个实证的研究案例。2013年笔者负责主持在贵州省凯里市开展一个项目调研，走访了10多个政府部门，实地调查了三类农村：较富裕村、中等村、贫困村，并入户访问了一些典型家庭；还分别实地考察了一些典型地区和机构，如工业开发区、经济开发区、新开发旅游区、民族旅游村、企业、医院、学校等，收集到了大量资料。

在下文，笔者将分别探讨新一轮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等三个大方面，以企业人类学的相关研究为线索或基础，结合凯里的具体情况和其他个案情况，进行实证的分析。

（一）如何看待新一轮的工业化

1.早期企业人类学对中国农村工业化的探索

由于中国是农业大国，我国企业人类学也起源于对农村工业化的调查研究。20世纪20～30年代，中美两国学者联合对中国农村开展调查研究。为了解决农民生活贫穷、农村人口过多、生产力落后等问题，农村工业化被迫提出来了。比如，对河北定县的情况，李景汉认为工业化是解决农村人口过密的有效途径之一；在探讨乡村建设时，梁漱溟也提出了由农而工的农村工业化途径；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一书中探讨的核心命题也是农村工业化。

在中国，费孝通先生是最早探讨农村工业化问题的人类学者，被尊称为“中国企业人类学”的祖师爷。企业人类学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由于费孝通等老一代学者开拓，中国企业人类学的起步并不算太晚，只是比美国企业人类学稍晚几年。费孝通对江苏省吴江县（现为吴江区）开弦弓村（学名“江村”）的调查，是采用人类学方法调查研究农村工业化的一个典型。他在《江村经济》（1939）中陈述调查开弦弓村的“理由”时说：开弦弓是中国国内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因此，可以把这个村子作为在中国工业发展变化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主要变化是工业代替了家庭手工业系统。农村工业化是一个普遍过程，目前仍在我国进行着，世界各地也有这样的变迁。在中国，工业的发展问题更有其实际意义，但至今没有人在全面了解农村社会组织的同时，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1939年，张之毅调查研究了云南省易门县一个手工业比较发达的村庄（学名叫“易村”），出版了《易村手工业》。费孝通为《易村手工业》所写的序言，不但为该书进行了理论总结，也成为了中国乡村工业社会学和企业人类学的范文。费孝通的这篇序言论述了5个方面，其要点是：一般的发展规律是从乡村工业发展到都市工业。但是，由于中国乡村发展滞后，受外国工业资本的冲击，中国的乡村工业很难顺利地发展成为都市工业。

在此，笔者并不想全面回顾人类学对中国农村工业化进行调查和研究的整个历史，只是想大致提及几个代表性作品，以说明对人类学而言农村工业化并不是什么新的研究课题，而是几十年前就做过的老课题。

2.对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乡镇企业的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对农村工业化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乡镇企业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江苏浙江一带形成了“乡镇企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温州”的局面。比如，温州家庭工业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到1985年，已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一些经济学家将温州农村家庭工业的发展途径或方式，称为“温州模式”。之后，1986年初，费孝通在考察了温州之后，以“小商品大市场”来概括“温州模式”，认为其特点是家庭工业加专业市场。“简单地说，苏南模式是从公社制里脱胎出来的集体企业，温州的家庭工业则是个体经济。”

1990～2000年这十年间，一些社会学和人类学家对乡镇企业的调查研究，形成了一大批学术成果。如李培林、王春光合著的《新社会结构的生长点：乡镇企业社会交换论》（1993），马戎、王汉生、刘世定主编的《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历史与运行机制》（1994），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主编的《中国乡镇组织调查》（2000）等。

3.对新一轮农村工业化的观察与思考

发生在中西部地区的新一轮农村工业化，农产品的工业化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2003年12月，我们来到处于中国西部地区的河西走廊一带——张掖市甘州区农村，从事一项调研工作。在对党寨镇、新墩镇、安阳乡、小满乡和长安乡等进行实地调查和入户走访时，我们出乎意料地发现，几乎每个乡镇都建有一家到几家蔬菜脱水厂。这些小型蔬菜加工企业主要是对当地出产的青椒、黄瓜、豆角等蔬菜进行脱水加工作业，其排放的废水五颜六色，气味异常刺鼻难闻。这些可能含有防腐剂、干燥剂等有毒化学成分的蔬菜加工废水，一般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直接排放到当地的河流中。在六七月到九十月份蔬菜收获旺季，这种情况更为严重。致使沿河居住的居民即使在离河几公里的地方，也常常为这些气味难闻的废水而感到无奈和气愤。

最近一些年，特别是“十二五”期间，中国的食品工业继续高速增长，其在中西部地区的增速大于东部地区的增速。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提速发展主要来自食品工业由东部向中西部的产业转移。虽然有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地方保护主义、追求政绩和经济业绩等考虑，可能会忽视对食品工业环境污染的防范和治理，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和食品企业，为了促进食品工业的可持续发展，采用了一些防范和治理食品工业环境污染的办法。

2013年我们在凯里市的调查发现，该市正在促进工业可持续发展，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到2015年，将初步建成“一个中心”和“三大工业体系”：以炉山工业园区为工业中心，以铝矾土精细化加工及深加工（包括铝工业和磨料）、能源和建材及原材料工业、生物制药及特色食品加工为主的特色产业三大工业体系，实现工业强市。从产业经济分布分析，食品行业（特色食品）、纺织行业应该成为承接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首选行业。资源型企业也是产业转移主要内容。

根据钱纳里等的划分方法，将工业化过程大体分为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再结合相关理论和国际经验可知，凯里市的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二）如何看待新一轮的市场化

1.早期企业人类学对市场化的探索

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指出：江村的家庭蚕丝业是一种迫于人多地少压力而内生的发展，工厂工业的下乡则是迫于外来力量的挑战而产生的挽救乡村工业破产的应对。这里所说的“外来势力”既指现代技术的引进，也指西方列强的工业扩张和帝国主义的入侵。

2.对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的研究

现如今，市场化和工业化几乎侵入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这使得西部地区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同胞无法再保持自给自足的原生态状态，他们被越来越深地卷入到市场体系和现代工业的浪潮之中。温士贤在怒江峡谷秋那桶村的调查发现，市场化、工业化与当地怒族的生计转型密切相关，怒族自给自足的家计经济受到了冲击。人们不得不采用挖药材、找菌子、外出打工等市场化的新生计方式，以维持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转。怒族社会的生计模式面临新的抉择。

西部地区的国有企业也面临着市场化的挑战。2005年，游正林对西部地区的一家工厂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西厂（化名）是一家国有机械制造企业，始建于1958年，位于我国西部某省会城市的近郊区。西厂在生产形势最好的1994年，其工业总产值达20057万元，实现利润1000.78万元，职工人数达2400余人。它曾是国家定点生产QZ机（化名）和JS器（化名）的专业厂家，是省政府直接管理的25户大型国有企业之一，曾多次被评为机械部“先进企业”。1997年以后，西厂连年大幅度亏损，平均每年亏损2500万元以上。截至2001年底，企业总资产为4亿元，总负债为4.8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120%。2003年4月1日，西厂被宣告破产。2003年10月28日，西厂的实物资产被拍卖给以高定为首的几位私人老板，以1.73亿元成交。从2004年1月1日起，收购者将西厂更名为某股份有限公司继续生产原来的产品（即QZ机和JS器），原西厂的一些管理人员和生产工人继续留在私有西厂工作。

3.新一轮市场化的探讨

西部民族地区多是欠发达地区，在市场化的浪潮冲击下，发生了巨大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

陈刚等人对泸沽湖地区的调查显示：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有少量的游客来到泸沽湖地区游玩。1986年泸沽湖被云南省政府确定为省级自然保护区。湖边村民自发地接待来此游玩的游客，比如，发展较早的落水村里起初只对村民服务的小商店转而为游客提供食品饮料、日常生活用品、急需药品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前往泸沽湖观光游玩的游客逐年增多，当地旅游业逐渐发展起来。1994年泸沽湖被云南省政府确定为省级旅游区。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诸如家庭旅馆、餐馆和零售小商店等满足游客吃、住、行及日常生活的相关产业发展。

凯里市作为苗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城市，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苗族传统文化在保护与开发并重的发展策略推动下经历着深刻的文化重构，在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道路上，开拓民族文化产业化转型的创新模式。邢启顺认为，自凯里市民族文化产业逐渐发展以后，民族文化企业逐渐成为凯里市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现有旅游商品生产企业13家，产品有银饰品、银画、根艺、布艺、扎染、牛角、食醋、茶叶、绣品、蜡染、草编等。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凯里市旅游商品加工企业特别是手工艺品加工企业从无到有，基本形成了一个产业，全产业年实现产值1000余万元，上缴利税100余万元，带动了广大的农村匠人就业，推动了凯里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在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的矛盾中，民族文化旅游业一方面直接对传统民族文化造成重大冲击和破坏改变，另一方面也使一些已经逐渐尘封的民族文化重新焕发生机，现代文化、外来文化、民族传统文化在文化旅游业中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使传统民族文化发生深刻的重构。

（三）如何看待新一轮的城市化

1.早期企业人类学对城市化的研究

早期人类学对中国城市化研究的典型案例是对昆厂劳工的调查研究。20世纪30～40年代，中国乡村除了出现工业化之后，还出现了大量的劳动力进入大中城市或小城镇务工经商。针对这类农民工群体，史国衡著有《昆厂劳工》一书。所谓“昆厂”，是一个学术假名，是昆明一个约有500人的国有军需用品制造厂。史国衡于1940年8月25日至11月10日，在这个工厂进行了全景式的社区调查。调查了工人的来源、技工向内地的迁移、内地劳工的蜕化、工人的态度和工作效率、工资、工人的生计、工人的保养（公共食堂、工人宿舍、医务、健康保险和储蓄、工人教育、娱乐与休闲等）、厂风、劳工安定性、劳动的扩充与继替、工厂的管教等。

《昆厂劳工》涉及农民转变为工人过程中几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第一，农民向工人转变的模式。尽管有相当一部分工人源自农民，但是，由农民直接成为工人的只占13.5%；农民出身的工人中有68%的人在进入昆厂之前经历过非农职业（如当兵、商贩、手工业、短工等）。第二，农民向工人的转变，不但是工作方式的变化，也是生活方式的变化，更是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的相互协调过程。该著作通过分析工人的社会环境、家庭背景、社会状况、人际关系等，来分析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它带有浓厚的“人际关系学派”的理论背景。

2.改革开放之后对城市化的看法

中国和亚洲的许多国家现在都处在迅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也是一个必须面对可持续发展诸多挑战的过程。

1983年9月，费孝通在“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讨论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小城镇、大问题”讲话，运用类型比较方法将吴江的小城镇分成了5个类型。1983年12月，费孝通在《小城镇·再探索》一文中，提出了“区域经济系统”和“苏南发展模式”两个新概念，通常称为“苏南模式”。很快，“模式”一词，不但成为概括农村工商业发展路子的新概念，也成为继“小城镇”之后形成的又一个研究热点，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个时期，小城镇的发展问题也进入了企业人类学的研究视野。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40%激增到2009年的46.59%。目前，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约55%，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都意味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我国城镇化水平估计要达到75%才能稳定下来。

最近10多年，中国城市化的建设和发展对老商街和老字号的生存和发展的影响很大。在城市中，老字号、老商街都坐落在繁华闹市区人流聚集的地段。一旦实施修建新住宅区、新公路、新商场等城市改造工程，老字号的店址就很容易受到影响。比如，北京市的永安茶庄成立80年以来已经搬迁几次：1935年创办时，在北京前门外西珠市口大街东头路南；1987年，恢复老字号营业，在前门西珠市口大街原址翻修；1994年8月，改善经营环境，再度翻修；2003年4月，迁址于珠市口西大街27号；2008年4月，再度迁址到西城区煤市街1号。造成老字号永安茶庄多次搬迁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北京市的城市化建设。因此，我们在研究城市化的同时，还需要从企业人类学的角度关注和研究老字号、老商街。

3.对新一轮的城市化的研究

中国新一轮的城市发展主要发生在中西部地区。一方面，目前，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已形成了三个主要的都市群：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等3个城市密集地区，这三个都市群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和综合国力提高的引擎。另一方面，在中西部地区出现了一大批正在形成中的城市群雏形，如以成都和重庆为中心的四川盆地城市群（简称“成渝城市群”）、以武汉为中心的江汉平原城市群（简称“武汉城市群”）、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地区城市群（简称“长株潭城市群”）、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城市群（简称“关中城市群”）、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城市群（简称“郑州城市群”）等。

面对城市发展和企业的关系，有大量的问题需要我们从民族文化为本的视野来剖析。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擅长于研究民族文化，却很少关注企业发展和城市发展的现象。在“企业和城市发展：并非全是经济的问题”国际会议上，王延中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城市发展需要大批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在企业发展并且促进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塑造和强化企业家社会责任感问题。经济发展离不开企业家的创造性，但更需要把创造性与城市社会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心是其中的关键所在。

第一，凯里当地的城市化。

据调查，“十一五”期间，凯里全市规划区面积由72.8平方公里扩展到278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大，达32平方公里；全市城镇人口由25.3万人增至31万人。到2010年末，凯里市城镇化率接近60%，标志着该市将进入城镇化发展加速期。凯里“一心三轴”城镇体系雏形初步形成，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得到加强，正在成为贵州的次中心城市。“一心”即凯里市中心城区，是凯里市城镇空间的极核，也是黔东南州城镇体系的一级中心。“三轴”包括：沿GZ60城镇空间发展主轴线；西翼城镇发展次轴线；东翼城镇发展次轴线。凯里市中心城区已成为全市经济增长极和发展引擎，中心城区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显现；三条城镇发展轴轮廓初现。

根据“诺瑟姆曲线”，凯里市的城市化水平在30%～70%之间，为中期高速增长阶段。在此城市化加速阶段，工业吸收大批农业人口，人口向城市迅速聚集，城市化推进很快。

第二，凯里人外出的城市化。

我国东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东部地区的巨大市场机会和收入回报，吸引西部地区的劳务输出经济快速发展，促使西部劳动力大批向东部地区转移，形成了西部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异地城市化”趋势。比如，西北民族地区循化县A村的村民在外开餐馆的有60多家，开宾馆的有12家，做包工头的有2家，全村有45辆工程车在青海省内及西北各地从事货运，在外打工的有110多人，外出人口占到了全村总人口的70%左右，主要从事批发零售业（虫草、皮毛、服装等）、餐饮业（开拉面馆）、住宿业（开宾馆）和运输业（开工程车、出租车）等工作。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获得流动的自由并开始迁移。凯里市的外出打工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13年已有近30年的历程。2000年以来，凯里外出打工者逐年迅猛递增，10年来翻了一番，从2002年的19553人上升到2011年的54403人，一些乡村还形成了“务工专业乡”或者“务工专业村”。比如，凯棠乡共有653人，其中268人在外打工，占村人口总数的41%。2004年，凯里还被列为黔东南州劳务输出基地。外出打工者人数的快速增长，加快了凯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向外流动。从绝对数量来看，2011年，外出打工者人数占到凯里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3左右。这些外出打工者绝大多数都选择到省外打工，主要分布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包括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上海等省（市）。

四、总结

目前，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文化多元化等都是引人入胜的学术话题。对这六个概念，笔者的初步看法是：可以分为两大类，全球化、现代化两个概念属于宏观层面的，大于其他四个概念；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文化多元化等四个概念，可以是宏观的，也可以是中观的，笔者更愿意把它们看作是中观的概念，可以开展一些实证的研究。

通过上文的阐述，我们可知，人类学对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这三个议题并不陌生，已经有几十年的研究历史。企业人类学也是在探索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诞生的。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已进入一个经济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期，即从农业社会、乡村社会、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工业社会、城镇社会和开放社会转型。最近10多年以来，一直处于欠发达状态的中西部民族地区迎来了因新一轮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而带来的一系列巨大的经济社会变迁，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不能再故步自封，必须要学会诸如企业人类学之类的新视角，去面对和思考这些新的、紧迫的课题。

民族地区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之一，也是中国成功实现经济社会结构转型、顺利发展成为现代化国家不可缺少的重要区域。中西部民族地区有很多地方还保留着历经千百年的古典村落社会和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随着新一轮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中西部地区正在发生一次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过程，特别是对民族地区来说，它们将对民族地区及各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等造成极大的冲击，将在很大程度上或大或小地、或早或晚地影响那些典型村落和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也是企业人类学研究者必须积极应对的新课题。企业人类学还有很多研究工作需要进一步开展，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进一步扩展。

[责任编辑：李君安]

推荐访问:人类学 城市化 新一轮 工业化 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