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甲骨学大师董作宾

安阳殷墟，一个让全世界史学界、考古界都曾为之关注的地方。这里不仅是一个“神形兼备的大都市”，而且还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摇篮，是中国考古工作者心中的圣地。中国近现代许多著名的考古学家都曾在这里工作过。董作宾便是他们当中杰出的一位，一代甲骨学大师。

从小就与古文字结缘 董作宾，原名作仁、字彦堂、号平庐。1895年出生在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河南南阳城长春街(现为解放路)的一个小店主家庭草药。6岁人私塾学习，他聪颖过人又刻苦努力，先后博览《四书》、《五经》及诸子百家学说。当时与其父董士魁的小杂货店为临的是一个叫“吉祥斋”的刻字店，店主周文金技艺高超，闻名宛城。幼时的董作宾常到周文金的刻字店去玩，并细心地观察各种雕刻技法，琢磨刻字的章法与要领。后来他又得到周先生的热情指导，对篆刻和古文字艺术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以后从事甲骨文研究，并成为一代甲骨学大师，除了他后天的努力之外，与他幼时对古文字及篆刻的爱好也有很大关系。

1908年，董作宾考入当地的高等小学堂，课余时他常在长春街中段路东的一个文具店摆一个刻字摊。十几岁的他英俊大方，笑容可亲，刻起字来认认真真，一丝不苟。没活干时就读书练字，当地学生每次到文具店买毛笔时，都要在他的刻字摊上看一会儿，大都被他那种既热情又投入的精神所感动。

1911年到1914年间，正处在读书大好年华的董作宾却因家境贫寒而被迫退学，帮助父亲在店铺里做事。这期间他曾利用业余时间开办小学馆，教街坊儿童读书识字来挣钱以补贴家用。1913年，他家的小店购进一批书籍，这给了他一个读书的好机会，他和几个同窗好友组成“文会”，面向社会建立图书流通阅读制度。和大家一起读书，共同钻研书法，使他的学识得到全面的发展。当时他和张嘉谋(字中孚，河南著名的方志学家、教育家)先生是街坊。张先生是一位饱学之士、清末举人，是当地的高流名士，对董作宾这位好学上进的青年尤为关心，经常借书给他，并解答他在学习中遇到的疑难问题。1915年在张先生的督促下，他考入县立师范学校，后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任教。1918年春，他随张先生来到当时的省会开封，后经张先生的指导考入了河南育才馆学习。

在开封育才馆学习时，他因学习书法，接触到甲骨文，并对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一书爱不释手。从此他结缘甲骨文，开始研究中国考古学，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1年冬，他受张嘉谋先生之约只身一人到北京求学，吃住在张先生家里。张先生知道他学过篆刻，又写得一手好字，便托人为他介绍了一个誊写讲义稿的差事。这期间他又通过张先生结识了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徐旭生(河南唐河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通过接触，徐先生发现他这个小老乡天分高、人忠厚、还能吃苦，便通过努力介绍他到北大旁听。1923年董作宾考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研究生。后又兼任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人创办的《歌谣周刊》编辑，这个工作使他每月可以得到津贴12元，于是生活费有了保障。这期间他认真学习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和人种学等课程，并参加故宫珍品的分类工作。

殷墟发掘第一人

1925年董作宾从北大研究所毕业后，获史学硕士学位，并被破格聘任为福州协和大学国文系教授。第二年回到河南，受聘中州大学(河南大学的前身)文学院任讲师。后来他又先后受聘于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任职。1928年春因其母病从广州回到家乡南阳，在省立南阳中学兼课教授国文。这个时期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在广州成立，聘董作宾为通信员。后历史语言所正式成立，他又被聘为编辑员。同年暑假受乡前辈张嘉谋先生之约，于8月12日至14日一起去洛阳调查三体石经，并经温县、辉县等地转赴安阳，调查殷墟甲骨的出土情况。

当时，由于人们普遍认为殷墟甲骨在经过清末及民国初年的大肆盗掘和古董商人的收购之后，已所剩无几。董作宾在到达殷墟之后，经过详细认真的调查及测量发现殷墟的甲骨还在不断出土。于是得出了“甲骨挖掘之确犹为尽”的结论。于是他认为对殷墟的发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便向史语所作了《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历史语言研究所安阳调查》的报告。他的报告得到了史语所的高度重视。经过研究便委派董作宾主持殷墟的发掘工作。这次发掘还得到中研院院长蔡元培的支持并特批一千银圆发掘经费。 那么当时中央研究院为什么要派他去发掘呢?据李济(湖北钟祥人，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先生回忆：“中研院特别委派他主持这次重大发掘的原因是第一因为他是最早到安阳的；第二因他是一位河南学者，他的意见对河南省会教育界及乡镇人土有决定性的影响，在中央研究院从事田野考古工作以前，北平学术界曾在河南及其它地方尝试过好多次发掘工作，但都失败了，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地方人土强烈反对，所以在民国十七年至十九年前后这一时期，我们所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如何说服地方学术界与中央合作。”(转引自李济《南阳董作宾与近代考古学》)

1928年10月，在董作宾的主持下，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对殷墟的科学考古发掘正式开始。这次发掘人员除了董作宾之外，还有河南省政府派出的郭宝钧(河南南阳人，系董作宾的同乡学友，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王湘(系董作宾先生表弟)等人。董作宾在事前还先拟出发掘计划和方法。从当年10月13日到30日，董作宾和郭宝钧等人合作发掘顺利，他们把小屯遗址分为三区，采用平起、递填的方式，探得甲骨在地下的大致轮廓后，分三步实施大规模的发掘。通过发掘他们在殷墟的心脏——小屯，发掘三个区域，挖掘了40个坑，面积达280平方米，出土了陶、骨、铜、玉等各种器物近3000~：。

1929年3月7日李济率中央研究院历史所考古团来到殷墟，再次对殷墟进行发掘。于这年10月17日开始进行第三次发掘，可这次发掘没进行多久就遭到河南地方当局的层层阻挠，这是因为中央研究院为了研究之便，将所发掘出土的器物运出河南，这并没有与河南地方政府事先达成共识，引起了地方政府的不满。于是时任河南省博物馆馆长何日章来到殷墟，声称自己是奉上头的命令来发掘的。他手下的人对董作宾说：“你们快收摊吧，这是河南的地盘，不能让你们乱挖”。而董作宾则称：“我们是中央研究院派来的，你们不要乱来!”结果双方争执不下，互不相让。当时的安阳县长知道后也只能站在双方中间，不敢袒护。 后来双方只好各自向上司发电报，以争取支持。李济和董作宾随后即刻前往北京，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时任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傅斯年跟他们一起来到安阳调解。中研院院长蔡元培也呈请国民政府，并奉当局的命令，发电报给河南省府，要求保护中研院的发掘工作。在双方的努力下，河南省政府与中央研究院以科研为重，从大局出发，彼此达成几项协议，才使这次发掘工作得以／顷利进行。 从1928年开始到1937年10月，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在殷墟进行了15次的大规模发掘，在这15次的发掘中，董作宾除了主持第1、5、9三次的发掘，参力n2、3、4、6、7次的发掘外，还受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委托，监察了第11、13次发掘。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殷墟的中心小屯、以及侯家庄、后冈等发掘出土了几万片甲骨和青铜器、玉器陶器等许多重要的器物。

在十数次的发掘整理中要数他付出的心血最多。不管是访殷墟、拟计划、试掘采、还是在摹绘拓印、整理编写等一系列的具体工作中他都必须身体力行。为殷墟的成功发掘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使他无愧为殷墟发掘第一人。东汉的张衡(南阳人，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相提并论：“后汉人文，宛者为盛，而张子平尤擅一代高名，文史哲思，固已抗节前贤，星历制作，又称东京之绝技。吾友董彦堂先生，今之南阳贤士也，是能识仓颉之奇文，诵丘聚之纬书，发冢以求诗礼于孔丘之前，推步而证合朔于姬公之先，使平子在，宜曰后来可谓矣。”(转引自严一萍《董作宾先生全·序集》，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版)

董作宾在研究甲骨文的同时，一度迷恋上甲骨文书法，并最终成为杰出的甲骨文书法家。当时为了摹写的需要(他曾摹写过甲骨原片达万余片以上)，他把甲骨文写成对联自娱，同时为了辨认方便，他还在作品的旁边注出释文。他的甲骨文书法在构思、布局、笔墨、落款与用印等方面均恰如其分、独具匠心，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看后给人以美的感受，也使好多人从此对甲骨文这样的“天书”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他常把自己好的摹写作品送给同事及朋友。这些作品在海内外流传很广，他的老朋友、著名学者胡适先生曾经说过：“从太平洋走到大西洋，几乎没有一家中国朋友或美国的中国学者家中没有董作宾的甲骨文”。

回乡宿愿未竟

而成终生遗憾

除了殷墟的发掘外，他还和李济等同仁一起发掘了位于山东济南的城子崖遗址。经过两次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等器物，在这些陶器当中最精致的是黑色陶器，其主要类型有鼎、鬲、盆、杯等。经过研究他们提出了这些黑陶文化即为“龙山文化”的新观点。这在当时也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在后来为我国史学界所接受。

董作宾在抗战爆发后，转战长沙、桂林、昆明、南溪等地。在流亡奔波的艰苦条件下，他始终坚持他的甲骨文研究及考古学事业。抗战胜利后两年即1947年，他应美国芝加哥大学之邀到该校讲学，并被聘为客座教授，在该校讲授甲骨文及金文等课程。1948年回国，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并在同年当选为民国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1949年，董作宾受命随中央研究院和自己相伴多年而不忍心分开的大批文物迁往台湾。随后他受聘担任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教授，为该院中文系讲授古文字学，并为历史系讲授殷商史。1951年，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53年，参加在菲律宾召开的第八次太平洋科学会议。1955年应邀赴韩国汉城讲学，同时被汉城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同年8月辞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职务，应聘至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任研究员，从事中国年历的编写工作，同时担任香港大学的名誉史学教授。不久他编著的《中国年历总谱》由香港大学出版部印行。后来又相继担任崇基、新亚、珠海三书院教授。1958年重回台湾大学，担任该校考古人类学系专任教授。

董作宾去台后日夜关注着故土，并打算有机会就回大陆，回家乡看看。但事不遂人愿，他却在1963年12月因病在台北去世，未能回归故里，成了他终生的遗憾。

数十年后的今天在甲骨文的故乡——河南安阳，为纪念董作宾先生，当地的高等学府(即安阳师范学院)专门成立了“董作宾甲骨学研究中心”，并计划在该校的殷商文化博物馆内专设董作宾作品展室，以此来弘扬他的治学精神，学习他留下的丰厚研究成果，全面推动甲骨学及殷商文化研究。安阳全市人民也在为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而努力，董先生如果有灵，在九泉之下他也会安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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