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学生时代
我生于一九一五年(这是指阴历,阳历生辰为1916年1月),今年(1986年10月)已是七十开外。今应上海外院之嘱,写七十忆旧。自六岁入家塾起,写下能记起之事,自娱而已。
塾师乡试未中,学新学以适时尚,教国文,也讲算术。用纸做气球,中置烛,升空五尺,即焚毁,也不自惭,曰:实验者,失败多,成功少,风停,可以再试。后竟未试。但“实验”一词印上童心,也是一得。国文(今称语文读)《古文观止》,不讲,晨带读一二遍,下午要背。先秦之文难解,两汉尚可领略,唐宋诸家,读之神驰。一日,读墙上对联“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之句,初不以为意,忽似有所悟,心神愉快。后读我乡观堂先生文,乃知此即境界,但这是入大学以后之事。
十二岁进嘉兴秀州中学,时在一九二七年。此校始为美国教会所办,创于清末,是年收回自办,请老校友一人任校长。他毕业于之江大学,到美国读过书,得硕士学位,颇受新文化影响。初二起有化学实验,每二人一盘试剂,约二三十小瓶,置柜中一格,用毕锁上。老师讲到发明家名字,即用英语读出;一边板书化学方程,一边用英语说明。学生不甚懂得,仅以模仿为乐。虽是初中,已设有选课,我在初二初三选了应用文、心理学、人生哲学、宗教概论等。不脱课,不缺考,总能及格。英文,一周六节,只有朗读,听写,拼写,不讲课文,不讲语法,更无语法分析。读物,西方民间故事,一百多页之书,一学期读五六十页。平时好玩,叫背,迳说背不出,便坐下,师也不甚责。不久寒假,老师说,春季开学罚你连背十页,佯应,心想到时再说。寒假在家,睡在母亲房里,一日早晨,不敢惊动,出书试读,第一页完全不懂,看到页底,原来还有注释,再读,得其半,至第二页,始得大意。低声读下去,渐足以发。如是五日,不觉已读了二十多页。倦极而睡,正熟,母亲推醒,以为我梦魇,不知我在梦中背书。开学,老师问十页之约记否?我起立大声背书,一口气即是五页。师说够了。读书自觉进行,总有收获,前提是老师不逼不催。
心理学老师毕业于光华大学,张东荪门下,通英文,上海书局寄书嘱译,颇知国外新书。时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十年,欧人颇喜从哲学上探索治世之道,免再遭战乱。小说家Wells写《世界史纲》,以增进各国了解,避免战争为宗旨。自地球有生物起,述历代演变,至于近世。书出,风行十余版。我问:学问之道如何?答:学好英文,看外国书。又问:什么外国书?他随即将桌上之书打开,“你看看。”我拿过翻了大约十来页,除插图外,什么也不懂,只记得nothingness and nothingness一句,盖威尔斯天文学知识有限,以为银河系以外,悉是“空无一物”。然而睹恐龙之巨,始识生物之奇观。“空无一物”,乃知宇宙之浩渺。大书在手,亦何妨翻翻;自学是可能的,读国外大书亦不足怕:这个见识之取得,应归功于这位青年老师(约二十四、五)不因我读不懂而不以大书示我的气度吧?
教师有办教育的理想,是这一中学的特点。上海《新月》杂志创刊,老师在图书馆特为介绍。有胡适文“知难行亦不易”,批评孙中山“知难行易”学说。介绍者指出文章的新见解。一时争读《新月》,尤喜读闻一多、徐志摩之诗。高中二三年级学生作文,格式似学术论文,附书目,以引用《东方杂志》、《胡适文存》示博览。高中学生英文作文之佳者,展示于阅览室。初中生读之,自许曰:此亦可及也。有中文讲演与英文背诵比赛,每年一次,自由报名参加,自己练,不依赖教师。有学生会,自管膳食,有一年发现贪污,成立法庭审理,传讯评议有序。每年级有级刊,毕业班有纪念刊,铅印出版。人人写稿,主编定稿。主编往往在上海刊物上发表过文章。运动会,球赛,悉用英语;数学、理化、世界史地、选修诸课上,专门词语用英语。英文课重名篇朗读,不提倡生活英语,且以满口英语为可笑。今天有些地方重日常操练,轻文化素质,完全是另一种做法。
十五岁到苏州读书,进东吴大学附中。一九三一年升入高一。秋季开学后,某星期天,连日阴雨,不想上街,正枯坐,忽听门外叫,喊“不好了,日本人打进东三省了!”急外出看报。《申报》直排通版标题:“日本大举侵我东省”。这天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九•一八”事件的第二天。从这天起,学生请愿、游行,外出宣传。无心上课。十二月,学校提前放假,学生纷纷回家。次年一月,日军侵我淞沪,春季开学延期。我在家呆了四个月,自己看了点书,决定了我此后读书的道路。
哥哥大我五岁,他一九二二年入中学,正值新文化运动高潮。那时青年,竞相购置上海出版的洋装书,而厌弃线装书。洋装书主要是新文化作品,胡适的书尤为风行。我趁学校停课,读了《胡适文存》里的《红楼梦考证》,又读《尝试集》,《短篇小说》。今天看来,这些书起了启蒙作用。(1)文学是创作,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尝试集》有的诗好,有的不象诗,正好说明是“尝试”。因此,读文学作品要有耐性,要看下去,直到看出味道。(2)《红楼梦考证》说《红楼梦》后四十回以悲剧告终,为中国文学添了一部难得的悲剧作品。因此,悲剧是可贵的。(3)关于短篇小说这一体裁值得注意,法国短篇小说尤其值得注意。在此以后看书,态度不一样了。即使作家不熟悉,题材不熟悉,第一页完全不懂,也能坚持了,象个大人了。
四个月读书,最得益的,还是养成了自学英语的习惯。读的是周越然注的《莎氏乐府本事》。读时非常吃力,一页生词多达二三十个,首段查后,末段已忘,找前注之义,竟又不得,只好再查。几十页读后,似懂非懂,于是弃辞典,只看周越然注,能粗知其意,注文在书末,翻阅不便,舍注而读,亦渐渐懂得,及最后三个悲剧,《罗米欧与朱丽叶》(今《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奥赛罗》,不查书,也不读注,生词多,无法读懂之段,亦不滞留,读可懂之段,尚不失线索,佳句也能看出一二。全书读完,又将三个悲剧本事重读一遍,这是一九三二年春天的事,收获如何,也不计较。
不久,学校复课,班上同学偶有难句不得解,问我,我也有解通的,问愈多,解通也多。今天分析起来,在家读书,出于自娱,不顾生词而观句子全局,正是读书良法。回校后仍用此法,所懂渐多。然当时并不明白这一点。
高二,有《英美文学人门》一课,吴县吴献书先生所教。先生重整段朗读,启发学生欣赏文章内容,一星期三节课,读一名篇,学生循其法而学之,亦不甚苦。书的最后有一长篇,三十页,一万二千字。时在冬季,室内坐着脚冻,走动取暖,取长篇朗读,第一遍约五小时,以后稍快,最终亦不少于三小时,三四遍以后,易懂之段即时读时背,这可以说是我的文学人门。
“长篇”指莎剧《该撒大将》(今《凯撒大将》)的本事。作者不是十九世纪散文家兰姆和他的姊姊,而是剑桥大学文学教授Quiller-Couch。兰姆写本事,以莎剧民间故事为主,不取历史剧。Quiller-Couch则专写历史剧,叙事兼及时代背景与人物性格。《该撒大将》中有两篇演说,用对仗体,三四遍可以背熟。Quiller-Couch能文,把这一历史剧写成纪事本末长篇,而原作精神仍在,读之感人,然并不知道Quiller-Couch何许人。
这年大考只有一道题,“重述该撒本事”,我答得很详细,句子也比较顺。句法也有变化,只觉得无心造句,句子自成。犹忆吴献书先生在初中三年级教英文,只用半个小时五六个例句教了形容词从句与分词短语两个语法大项,最后说,这类句子你们现在还出不来,不要硬去模仿,日后见多了,自然会做。到了高中又碰上吴先生,一篇习作证实了他的判断,然此诚教育家之判断也。
一九三四年中学毕业,考入上海交通大学。交大图书馆不开架(东吴藏书不富,但开架借书,我常去),但陈列新到之书在柜上,月一更换,任人翻阅。阅报室长排斜面桌上陈国内中英文日报,上面有一英文晚报,美商所办,每日刊登美国期刊文章一二篇,占一整版,文史俱有。晚饭后读之,年少,遇有好文章,站一二小时不知倦。是为读外国报刊文章之始。
一九三六年夏夭,我到北京旅行,即在北京考上清华西方语文系二年级。清华外文系课程以欧洲文学为对象,以欧洲文学通史为基础课,更有断代诸课(欧洲古典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文学,十八九世纪文学,当代文学),益以品类诸课(戏剧、小说、诗)。外国大学文学系,注重目录学和版本学,清华无此。一九三四年布龙菲尔德所著《语言》出版,清华有此书,但未设语言学一课。图书馆设计好,藏书多,开架借书,极便。一九三五年华北形势日急,清华内定南迁,精本图书己运至长沙。借书无着,馆员有时答“装箱”,即是指此。但是,库中藏书仍是不少。阅览室里,外国期刊任人阅览(每本有链条固定)。三十年代的清华,抗日空气很浓,学术空气也很浓。从只重理工的交大到五院二十多系的清华,生活大不一样。五十年代的清华,又由综合大学变为理工专科,现在交大与清华都在向综合发展,敬祝两校成功!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回南方过暑假,旋即结伴到普渡。七月中旬,回上海,京津已陷。八月十三日,上海战起。学校通知,定十月在长沙开学上课。我从杭州出发,循浙赣路经株洲抵长沙。十一月,文学院移南岳山里圣经学校。从此时起到一九三九年夏,历南岳,蒙自,昆明三地,过了大学生活的最后两年。三年级时听燕卜荪课。四年级时问学于钱钟书先生,执弟子礼至今。
今人提起西南联大,无不想到昆明。然联大的开始,实在长沙,而文学院的开始,实在长沙之南的南岳,距长沙一百多公里。南岳是山名,又是山脚下的市名,有公路通长沙,自南岳市上山,约半小时,有白龙潭。潭背大石壁,山水下泻,是衡山一景。过潭,山凹处,有房几十间,砖木结构,平整明畅。前有草地,可容一二百人。此长沙圣经学校之夏令营所在地,联大租用,文学院在此上课。十一月,中文系朱自清、闻一多、浦江清、罗常培、钱穆,哲学系金岳霖,外文系吴宓、又新聘英籍教授燕卜荪,均已来到,学生一百多人。图书馆有牛津《世界名著》丛书,新从香港运到。学生自长沙到达之日,床位,桌椅,教室,饭食都有着落。一切定当,接着就上课。听了罗常培的语言学,径入邻室钱穆的中国史课,晚间有金岳霖讲“哲学中的时与空”,须早去占座。外文系吴宓教授,教欧洲古典文学有年,匆匆南行,未曾带书,讲荷马史诗,日必林间散步,逐章回忆,尽得细节而后返,认真如是。然而接触最多,作业最频,是英国人燕卜荪。
燕卜荪,剑桥优等毕业,大学时出版文论,剖析诗义有创见,文坛侧目。先在东京执教,一九三七年秋来华,讲课于南岳山中。开三年级英语,用商务版三卷本《当代英美散文选集》,又讲莎士比亚,两学期各讲四个剧。学生作文文法有误,或不改,或改而不评;行文不贯,改,偶或加评;文不达,而有思想,助其达;文字华丽,作老生之谈,指出其空泛;文达而无新解,不评,也不给好分;文达而有新解,小误不足病。燕对南岳三个月,极有感情,有诗抒意,后加以扩展,是他的《诗集》中最长者。题日“秋天在南岳”(Autumn on Nan-Yueh),记从英国搭飞机到香港,经广州长沙到南岳,在南岳住下。诗意诙谐,不易全解。
……
一九三八年,钱钟书师来昆明,在联大授“欧洲文艺复兴”与“当代文学”二课,都以欧洲为主线,兼及英国。每讲,总有新意,至今不忘。传统史家,率以东罗马亡,希腊学人移居西欧,乃有希腊人文之兴。师则谓,有世界之开拓,乃有精神解放与文艺禁锢之破除。抑亚里士多德之著作,中古教会人士固未尝一日辄读;文艺复兴之人,特读柏拉图之书耳。柏氏宽泛解脱,足正亚氏束约。时大学中讲文艺复兴,多讲英国。钱师则自意大利与法国始,而尤喜法国的拉伯雷。盖拉氏博学,深恶中世纪教会之朦昧,挞伐无所不及,最足以表示新的时代精神。钱师讲课,从不满足于讲史实,析名作。凡具体之事,概括带过,而致力于理出思想脉络,所讲文学史,实是思想史。
师讲课,必写出讲稿,但堂上绝不翻阅。既语句洒脱,敷陈自如,又禁邪制放,无取冗长。学生听到会神处,往往停笔默记,盖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感受。人多知钱先生书法应手而从,焕光流星,不知其西文书法,也有所据。课上板书,喜用英国伊丽莎白朝之意大利体。字体大而密,挺拔有致。凡板书,多为整段引语,拉丁语,古法语,意大利语,书毕,必再读,遇有缺夺,必一一补正,古拼法之异于近代拼法者,尤不放过。师不写单词,偶用奇字,学生有难色,师微笑,若曰,此字固早应知道,查之可也。钱师,中国之大儒,今世之通人也。
……
季羡林先生曾为文曰:既不伤春,亦不悲秋,鞠躬尽瘁,老而后已;四句最得我心,也最教我敬佩。每逢春夏,仿季老法,九时睡,四时起,读书到七时,稍进食,写文到十时,亦不甚倦。入秋,房前小院,有菊二丛,各有四五百朵,南庭有友,何愁独坐。友人之中,不乏东西攸同,通三隅之反之士,尤是幸事。
选自《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20期
注:文章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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