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

和沙准的交往

沙准去世3年了。那年夏天,我昏了头似的应付着接踵而来的悲哀,什么都没法思考。现在,让这些心声化作祭文吧,但愿沙准在天能听到、看到它们。

我和沙准的关系,是说近不近、说远不远的那种。在中学时曾同学过半年,以后又在一个生产队插队多年,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和老同学,似乎彼此都了解,但却很少联系。不过一旦有要紧的事情,我们都会互相帮忙。

1977年我从黑龙江回上海时,9月的大兴安岭已经很冷,我坐了一夜的火车,冻得够呛。清晨坐在车站等车,手里捧着一茶缸热水焐手,呆呆地看着来往的人和车。人群中,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脑袋。“沙准!”我立刻站起身叫他,真高兴在寒冷和孤独中遇到他。那时沙准在大兴安岭地区师范当教员,为了去那里还有些曲折。1973、1974年,我们已经在河南屯待了三四年。大学开始以推荐方式招生,队里第一批老青年、高中生差不多都走了,知青们都觉得出路渺茫。听说又有几个地区师范的名额,可是大部分被推荐的知青都不愿意去。后来沙准去了,体育专业。

在知青中沙准应该算个“书生”。他瘦高个,不是个能干的劳力。不过他在生产队很努力地读书,还组织知青通读《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有时还研究上海来的杂志上的一些新技术,为此常被一些能干的主儿嘲笑为“沙博士”,意思是“啥不是”。但他也不在乎。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时因为理论学习班他认识了县委宣传部什么领导,那人给他帮忙,因此他“胸有成竹”地去了。说他“书生气”,他也很能为改变命运想办法。

1988年,沙准来我们单位,借出工差到我办公室聊了一下午,说了很多事情,除了聊我们自己,还聊到以前那些朋友的去向、命运。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那么长时间地聊天。之后不久听说他考进了刚刚成立的中信公司,担任销售,成了一个生意人。

第二年春天,我们河南屯知青第一次聚会,纪念下乡20周年。这次遇到沙准,西装革履,一副生意人打扮。我开玩笑说,“你一个书生真去做生意啊!”那时我们对生意人的感觉都不好,似乎这些人跟“尔虞我诈”划上了等号。他笑着说,“怎么,你觉得不像吗?”我说,“你倒比较有欺骗性。”他说,“对了,我就是要这样的效果。”

很快几年过去了,听说他在中信干得不错,从销售干到高层,后来去了四方公司,建立寻呼机网络。为此事,他曾经来我家,问过我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1994年念林从美国回来,元旦晚上聚会,沙准带夫人和女儿一起去了。他结婚较晚,女儿比我们的孩子小好几岁。

2002年,为了给美国的老友买房子,沙准通过他的老同事,介绍了很好的楼盘,给出优惠的价格。当时他自己有了咨询公司,接揽一些生意,不过做得并不理想。

那年国庆节,我们河南屯七八个1953年出生的“69届”相约一起过50岁生日,在淮海路的“老正兴”聚餐。不料,饭后沙准为了停车的事情,和保安人员大吵,我们几个好不容易才劝开,付了5元钱。好几个朋友都觉得奇怪,沙准好像有点反常,这点小事,怎么没了理智。果然,年底沙准给我电话,用平静,甚至有点玩笑的口气告诉我说,他生病了,是头部的癌症。我浑身发凉,不知道该说什么。

第二天到他家里,他很详细地告诉我发现病症的经过,检查、诊断的结果,医生目前的治疗方案,就像讲一件技术上的事情,清楚并有条理。我同样用很理智的语气劝了他几句,并希望他再去肿瘤医院看,那里毕竟专业。回去后我发疯似的在网上搜寻“筛窦癌”的治疗信息,打电话询问我母亲的同学、一个五官科老专家。得到的信息和回答都是这种病很少见,手术不容易做,治愈率不高。

此后两年沙准是在治疗中度过的,手术、化疗、照光、再化疗。每次治疗有效果,沙准都会很高兴,我们也以为他创造了奇迹。可是没过多久,都会紧跟着不好的结果。3年前的冬天,沙准住院治疗,高烧40多天,家人朋友轮番照顾。那时正是寒假,他女儿在准备夏天考大学,天天住在医院,晚上照顾父亲,白天就到母亲值班室睡觉。

我几次去医院沙准都是昏睡不醒。一个多月后去看他,热度退了,中午起来吃饭,嗓子哑了,说话和吞咽都很困难,但心情还很好。多数时候是我们说话、他听,不过沙准还是耐不住,嘶哑着嗓子说女儿很懂事。看得出,他在女儿身上寄予了极大希望。这一年,他病入膏肓,非常煎熬,就是在等待。果然,得知女儿录取考旦的消息之后,很快他就走了。两年治疗没有使用昂贵的进口药物,他给家人留下了多年来的积蓄、住房、汽车,给女儿留下了读大学甚至留学的费用。走到这步,一个人似乎已经没有撑下去的理由了。他弥留时一定在想:算了,什么都安排好了,走吧。笑着挥挥手就走了。

家人和朋友为沙准举行了隆重的祭奠,去了很多朋友,各个时期的、各个行业的、各种层次的,就像沙准这一生的经历。

3年过去了,沙准还没有下葬,我不知去哪里祭拜他。哀叹之下也疑惑:他有那么多朋友,可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他在天堂会寂寞。所以一个月后,他带走了最亲密、最好的朋友。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也会在那里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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