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与事故的艰难“战争”
5月30日，一架隶属北海舰队的水上飞机坠毁于胶州湾，6名机组成员殉职。
这是今年中国军方发生的第二起坠机事故。另一起事故发生在3月31日，《解放军报》披露，空军一架苏27战机在飞行训练中失事，坠毁于山东省荣成市一处滩涂，两名飞行员一直试图努力控制飞机，但不幸牺牲。
在更早之前的坠机事件中，解放军就已经在及时公开这些灾难的细节。虽然已有先例，但这两次飞行事故披露的详尽程度，包括失事的机型、地点、飞行员的伤亡情况，及飞行员的照片等，依然让人惊讶。而且，上述信息，军方都在第一时间就进行了发布。
在外界看来，这显示出解放军更加透明和自信。一个必然的逻辑是，只要进行军事训练就不可能避免事故，其实一些事故背后，也意味着解放军正在不断强化训练和实战。而在这其中，中国军方也在努力打赢一场与军事事故的“战争”。
我们根据《解放军报》等权威的公开资料信息，为读者呈现这场艰难的“战争”。
新中国初期的军方之殇
418艇的沉没，是中国海军在1949年之后第一起重大事故。它如此典型—事故起因，是在落后的技术装备上叠加一连串错误判断；事故结尾，也以难以施展的救援而告终。
“砰！砰！砰！”
三声沉闷的手榴弹响过后，418艇开始上浮。
对于一艘建造于二战时期，年久失修的苏制小型潜艇来说，这是它与海面上“衡阳号”护卫舰约定好的信号，也是唯一的联系方式—一到军演结束，“衡阳号”就往海里扔三颗手榴弹，用爆炸声提醒正在附近游弋的418艇，可以休息了。
但“衡阳号”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关闭了发动机。这使得418艇无法通过声纳判断“衡阳号”的停泊位置。而它恰好航行到“衡阳号”的下方。于是上浮还没结束，“衡阳号”的舰艏就像利刃一样，切开了418艇的指挥台。
1959年12月1日，下午1点40分，海水汹涌而入。而此时，另一个致命错误的惩罚，彻底颠覆了418艇生还的可能—艇员没有按照条例关闭连接各个舱室的水密门。这导致事故发生后，海水迅速灌入艇内几乎每一个角落。
24名艇员当场遇难。
当时解放军海军潜艇总共就只有10艘，418艇的地位不言而喻。事故让海军上下被迅速调动起来，时任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指示“分秒必争，救人第一，首先输氧。”时任海军潜艇部部长的傅断泽当天赶到现场，空军则从各地运来救生器材和潜水员。
但海上风浪太大，直到第三天，救援队伍才找到418艇的沉没位置。而最初在艇内幸存的艇员，在等待了15个小时无法得到救援的情况下，自行组织逃生，10人当中又死亡9人。鼓起他们逃生勇气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是深度表显示沉没的水深只有8米。但其实又出错了：他们距离海面有超过40米的距离。
418艇的沉没，是中国军方在1949年之后的第一次重大事故。它如此典型—事故的起因，是在落后的技术装备上叠加一连串的错误判断；事故的结尾，也以难以施展的救援而告终。
事后，中央军委、海军党委责令东海舰队对责任人员严肃处理。时任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主动承担了领导责任。
海军的另一起重大事故发生于1978年，在南海舰队服役的、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导弹驱逐舰“广州”号，在港口爆炸，随即沉入大海。18年后出版的《罗瑞卿传》中，首次披露了此事。
除了技术原因之外，在历史上的一段时间，因为国防经费有限，事故发生之后的救援，往往要依靠地方。“当部队船只到达出事现场时，人员已被民船救起。当部队救护车到达码头时，伤员早已被地方车辆送到医院去了。”这是《海军医学》杂志刊登的《两起水上飞行事故营救及对海上救护探讨》一文所披露的细节。
文章以某部水上飞机在1982年与1983年先后发生的两起飞行事故为案例，认为在这两起8人受伤，8人死亡的事故中，陆上医护值班几乎没有参与营救行动。而指挥层次多、反应慢的信息通报体系，也延误了抢救时机。
《中华航空航天医学》杂志登载的《飞行事故机场救护改革探讨》一文，也曾总结了这样的一组数据—
空军某部在一定时期内发生39起事故，其中6起航弹爆炸事故，是飞行员在爆炸前自行离机；8起起火爆炸事故中，飞行员因座舱变形， 开盖失灵，或者陷入昏迷，无力脱险，在事故中遇难。“在这些事故中，消防和医疗救护措施未发挥任何作用，说明现行救护模式不适应实际需要，必须进行改革……”
要解释的是，限于军工力量，当时技术水平不高的装备本身，也是事故发生后伤亡的催化剂。
在上述的事故中，军方经过调查发现，飞行员坠海时，很多人身上的救生背心都没有充气，而这是他们在起飞前就必须做好的准备。不充气的理由很简单—夏天机舱太热，充气后出汗更多，飞行员体力下降厉害—为了保存体力，飞行员只得如此。
许多人也不按规定戴飞行帽，只戴耳机，致使坠机后他们存在不同程度的头部损伤—这些飞行员不愿意戴帽子的理由是耳机不密封，噪音大。
历史阵痛与粗糙的苏制飞机
苏制飞机本身就设计粗糙，维护困难。飞机内部螺帽下要垫铁丝，并将多余的铁丝头剪掉，铁丝头很容易掉到飞机里，于是地勤人员只好用细绳拴上磁铁，在里面慢慢找。
早期因为历史原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装备落后、质量不稳定，尤其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飞机的生产和维护质量都大幅下降。
航空专家秦长庚曾发表文章说，中国军工企业在引进苏制并仿制的过程中，盲目简化工艺、任意修改工艺流程，例如将镁合金零件的热处理保温时间，原工艺规程规定为13至14小时。仿制时，不经试验就随意改为11至13小时，实际操作时又改为8至9小时。一家制造厂在检查发动机时，发现不符合技术要求的问题达到15000多个。
有时候，甚至能从飞机内部发现莫名其妙的“多余物”。类似质量问题，造成了多起重大事故，例如1959年12月，一架飞机由于油箱导管漏油，在空中起火事故，后来，又连续发生了多起静电起火烧毁飞机的地面事故。
而这种苏制飞机本身就设计粗糙，维护困难。飞机内部螺帽下要垫铁丝，并将多余的铁丝头剪掉，铁丝头很容易掉到飞机里，于是地勤人员只好用细绳拴上磁铁，在里面慢慢找，有时候为了找一截铁丝要花三天时间，甚至为了取出这些危险的杂物，要把飞机尾部拆掉。
1960年代，中国仿制成功轰6轰炸机，这种飞机也曾多次发生事故。空军第一研究所发布的《从一起轰6飞机—等事故论该型机弹射救生系统的改进》一文说，轰6装备的弹射救生装置操作程序繁琐、可靠性低，尤其是部分机组成员是向下弹射，几乎没有生还可能。“一旦出现事故，机组成员宁愿竭尽全力将飞机飞回机场，或者迫降，也不愿意弹射。”
1983年11月2日，华北地区一架轰6在飞行训练中，与一架战斗机相撞，垂直尾翼被撞掉，飞行员经过一个小时的努力，成功将没有垂尾的轰炸机飞回机场降落。
然而大多数遭遇事故的飞行员没有迎来奇迹。
1995年3月，空军某部的轰6起飞后不久，便发生发动机停车、操纵失控的严重故障。指挥员命令机组成员跳伞，但随后便失去联络。飞机坠毁，大部分机组成员未来得及弹射出飞机。这次事故也与训练和保障不足有关，相关公开权威材料说，事故所在部队，一直被领导骂作“炸不准师”。
出事的不仅仅是仿苏制的国产装备，进口的美国飞机也曾经连续发生重大事故。
1984年开始，中国军方一共从美国引进了24架“黑鹰”直升机，用于高原运输。然而在1987年10月，其中一架就在配合纪录片拍摄时，发生机械故障坠毁，造成3人死亡、15人受伤。事后经过调查，发现造成事故的是一个传动轴断裂。制造直升机的美国西科斯基公司为此支付了总值300万美元的航空器材和赔偿金。
之后的1988年和1989年，又各有一架“黑鹰”直升机坠毁。震动最大的灾难发生在1991年，这一年端午节，成都军区司令员张太恒、副司令员张德福、侯书军带领工作组沿中尼边境调研，乘直升机返回时，第二架飞机在转弯过程中突然遭遇下降气流，撞山坠毁，机上13人全部遇难，包括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张德福中将、西藏军区参谋长毛海清大校。
不能因噎废食
面对在身边差点没爆炸的导弹，徐向前问炮兵副司令：“还有几发？”炮兵副司令员回答还有两发。“接着打，接着打。”徐向前说。
面对突发的军事事故，因为装备水平的局限，中国军人所能依靠的，更多是悲壮的个人意志。
1971年12月30日，飞行员杨国祥驾驶的强5强击机正在接近靶标中心。在这架特别改造的强击机腹部有一个巨大的凹槽，里面挂载的是中国第一枚可以投入实战的氢弹。
为此，杨国祥已经在和试验基地准备了一年多的时间，经过了180次投弹训练，连续投掷了150枚模型弹，又投掷了3枚遥测弹，已经到达到每次都能将炸弹投掷在靶标中心12米范围之内的要求。一切准备，都是为了这一天。
杨国祥开始检查仪表，仪表正常，速度正常，飞机高度下降到500米，时速提高到900公里，他打开了氢弹的四道保险。飞机距离靶标中心9公里，杨国祥拉杆，按下投弹按钮。
氢弹没有投出。
强5绕了一个圈，重新飞向靶标，再次拉起、投弹，没有成功；再次绕圈、进入、拉起、投弹……还是没有成功。
与此同时，试验总指挥杨焕民司令员紧急请示北京指挥部报告总理周恩来：“2178投不下去！”
“告诉飞行员，一定要想办法投下去，实在不行就跳伞！”周恩来指示。
杨焕民说：“用应急和超应急方法都没有把弹投下去！”
“那就命令飞行员跳伞。”
杨焕民转达杨国祥的请求：“跳伞后果不堪设想，他请求带弹着陆。”
周恩来回复：“我们应该相信飞行员的处置能力。为了以防万一，基地所有的人都要钻地道。”
于是，杨国祥带着已经解除保险的氢弹，开始返航。机场人员全部清空，进入地下坑道，只剩塔台指挥员、师长宋占元和一名参谋继续指挥。
强5缓慢地减速、降低高度，对准跑道，安全着陆。杨国祥关闭发动机之后，才发现机场一片死寂，仿佛被遗弃了。他呼叫塔台，请求帮助他离开飞机。塔台告诉他，让他自己想办法爬到机尾跳下来。
机场的一万多人与灭顶之灾擦肩而过。这场事故的附带后果是，因为厨房无人看守，一个煮饭的大炉子着火了。
一个月后，投掷失败的原因被找到，故障排除。1972年1月7日，杨国祥再次驾机投掷氢弹，试验成功，蘑菇云在靶场冲天而起。
但军方高级领导人对军事事故的理解，并不因噎废食。
1978年春，炮兵要举行“红箭73”反坦克导弹打靶定型审查报告会，徐向前元帅，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以及各总部的首长坐在主席台上。
指挥员下达开始射击的口令后，前两发都精确命中目标，第三发射击时，没想到飞出没有几百米，弹体就180度转身，向主席台飞来。随着现场人们的惊呼，导弹“砰”的一声摔在主席台前面，又弹跳起来擦着主席台上檐落在左侧，把地砸了一个坑，哧哧冒烟，还在坑里打转……
有人大喊一声“卧倒”，主席台下的人都卧倒在地。
经过检查，研发人员报告说这是一枚故障弹。罗瑞卿说，“为什么不事前检查发好，你不懂安全第一吗！”一时气氛紧张，徐向前向主席台的人们招招手，让大家坐下，然后说没有关系，发生点事故是正常的。他接着问炮兵副司令：“还有几发？”炮兵副司令员回答还有两发。
“接着打，接着打。”徐向前说。
英名和功绩
前文提到了在事故中牺牲的一位解放军中将，还有另外一位高级将领是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1976年7月，他在福建指挥军事演习时因米8直升机失事遇难殉职。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军方不断加强训练和实战演习，一批优秀军人为国防力量提升付出了重大牺牲。一个必然的逻辑是，只要做事，就会有事故，而且往往是加大训练量之后，事故也会频发，这在中外军方历史中被屡次证明。
在空军第一航空学院讲师刘志忠撰写的《几起严重飞行事故分析与思考》一文，就披露了这样三起过去损失巨大的军事事故—这些案例的描述，都是以“×年×月×日”开头。
比如，三分钟发生两架轰炸机爆炸。
×年×月×日，空军某部进行比较简单的夜间飞行训练。入夜后机场出现云雨，一名副师长和一名飞行员先后带机组，驾驶轰炸机起飞，当副师长机组完成科目返场时，无线电罗盘出现故障，这架飞机在距离跑道不远的地方触地爆炸。三分钟后， 飞行员机组所驾的飞机在同一方面距跑道头100处触地爆炸。6名空勤人员全部牺牲，两架飞机报废。
还有两分钟报废两架军机的故事。
×年×月×日，空军某部组织飞行训练，一名副大队长和一名飞行员分别驾歼6飞行。起飞后，气象值班员向指挥员报告“雨马上要过来，空中飞机要快点回来”。4 分钟后，指挥员令该双机返场，两架飞机在大雨中强行着陆，一架飞机冲出跑道后撞上土坎，跃起后坠入稻田里，飞行员牺牲，飞机报废。副大队长坠机。
甚至一次任务发生四起严重事故。
×年×月×日，空军某部组织飞行训练，飞单机穿云练习。开飞前没有组织侦察天气，开飞不久，云底降低并有少量降雨，云下能见度变差，指挥员仍继续放飞。
一名中队长驾机着陆时坠地，机毁人亡。这时，指挥员令空中的3架飞机转飞附近一个机场，此时该机场天气已变坏，而且没有与机场沟通联络。3架飞机中只有领航主任驾机飞到海军机场穿云着陆，但因着陆速度过大，飞机冲出跑道撞河堤，机毁人亡。
其余两架飞机，在飞往该机场的途中燃油耗尽，驾机的大队副政委和中队长弃机跳伞成功，飞机报废。
前文提到了在事故中牺牲的一位解放军中将，还有另外一位高级将领是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1976年，他在指挥演习时因米8直升机失事殉职。
米8直升机是从前苏联进口的，时间不到一年，该机对预定的着陆点曾有4次降落，机组人员技术都比较过硬。飞机出事时，天气很坏，正下大雨。机场工作人员曾向上级报告，说气象不好不能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依照其夫人愿望，皮定均的部分骨灰，安葬在飞机坠毁的山上。
事故中殉职的还有军工科研人员。《解放军报》报道称，2006年6月3日，一架由运八改装的预警机在安徽失事，机上40名人员全部遇难。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发表唁电，“他们的英名和功绩，祖国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事实上，虽然事故因为发布日益透明而时常见诸报端，但实情是，无论是从事故的损失，还是人员伤亡情况来看，中国的军事事故正在越来越少。整个态势，从19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
还是以飞行事故为例。《海军医学》杂志刊登的《34起飞行事故的医学分析》一文，对某师1969至1994年的34起飞行事故进行了统计，发现1984年之后的事故数量明显下降，其中1991年之后再没有出现过重大险情。文章认为原因在于“1985年部队进行精简整编之后，人员思想稳定，技术水平得到提高”。
越来越透明，越来越自信
这是中国第一次公布重大军事事故，让西方媒体大为惊讶。分析人士认为，潜艇失事之后，中国有关部门立即主动发布消息，显示了中国最高层处事透明化的态度。
2003年，隶属于北海舰队的一艘常规动力潜艇361号，训练时因机械故障失事，艇上70名官兵不幸全部遇难。
这是俄罗斯库尔斯克号沉没巴伦支海之后，世界上最严重的海军事故。
中国政府通过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和中新社披露了中国潜艇遇难的消息。这是中国第一次公布重大军事事故，让西方媒体大为惊讶。分析人士认为，潜艇失事之后，中国有关部门立即主动发布消息，显示了中国最高层日益透明化的态度。当年6月，中央军委作出决定，对361潜艇特大事故负有责任的有关人员进行严肃处理。
2008年6月25日，沈阳军区两架国产歼8II型战斗机在内蒙古呼和浩特郊外训练时相撞，随后坠毁。幸运的是，经过多年的研究，中国制造的弹射逃生装备已经大大改善，两架飞机的飞行员都安全弹射逃生，仅受轻伤。
2009年7月，中俄两国举行“和平使命—2009”联合演习，19日，一架中国空军的歼轰7型战斗轰炸机在演戏所在的吉林省洮南合同战术训练基地坠毁。
2012年12月4日，一架歼7战斗机在广东汕头机场附近坠毁，飞行员跳伞逃生。这种从1960年代末开始生产的战斗机在解放军中服役多年，数量庞大，因此是21世纪空军事故的主角，但是相对其装备数量而言，这种战斗机的表现依然是可靠的。因为中国的工程师用20多年的努力，完全吃透了这种仿自前苏联米格21战斗机的技术，并加以改造提升。它的改进型在国际军火市场上表现优异，赢得了多个国家的订单。
随着解放军透明度增加，越来越多的军事事故得以被报道，进入公众视野。与此同时，解放军的战斗力也在提升，处置事故的经验越发丰富。
《解放军报》报道说，2010年4月16日晚，江南某地，某轰炸机团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轰6飞机在准备投弹时撞上鸟群，领航员受伤，驾驶舱玻璃破碎，左发动机一级导向器叶片叶背28片被打弯，左机翼、左侧水平尾翼多处损伤，10多处机身蒙皮破损……机组果断驾机返航，安全着陆；
2011年12月，南海舰队航空兵某飞行团组织跨昼夜训练，一架歼击轰炸机突然断电，飞行员镇定处置，成功迫降；
2012年3月9日，空军某旅飞行员江义宽驾驶的战机连续发生左发动机故障、无线电失灵等空中重大特情，飞行员在9分钟时间里，驾驶战机安全降落。
同年5月6日上午，空军某航空兵部队在飞行训练中，飞行员张建兴和朱振华在4700米高空成功处置飞机座舱盖爆破的特大险情，安全返航。
之前那支被批为“炸不准师”的部队，也在21世纪前十年完成了向远程精确打击的转型，在多次复杂电磁环境的演练中发射精确制导武器，命中目标。
参考资料：《红墙知情录—开国将帅的非常岁月》
尹家民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
《轰6夜间训练与鸟群相撞：一人受伤 飞机安全着陆》
2010年04月23日《解放军报》
《从一起轰6—等事故论该型机弹射救生系统的改进》
空军第一研究所，刘峰，徐晓东
《给航弹安上“眼睛”》
2008年04月21日《解放军报》
《美国“黑鹰”直升机在中国服役的秘闻》
《兵器知识》，2009年第9期
《一个空军老兵眼中的歼6》，《兵器知识》2010年第7期
《低空对地攻击反映出“飞豹”背后的C3I系统支持不足》
寇立研，《国际先驱导报》2009年07月23日
《雄鹰折翅 必须承受之痛》，陈阳 张伟
《解放军报》2012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