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中的娼妓与俗曲

摘 要：在《金瓶梅》中，娼妓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无论是在家庭宴会上，还是在官场或是商场的交际中。究其原因，除了她们的相貌，还有高于普通妻妾的文化水平与艺术素养，由此也比一般妇女体会到了更深的人生体验和更高的精神享受。她们对于俗曲的运用，娴熟而又多样，根据服务对象的不同，灵活而又不失趣味，在文化娱乐生活的消费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金瓶梅》 娼妓 俗曲 文化消费

《金瓶梅》对晚明时期俗曲的呈现是丰富多彩的。“从唐中期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是市民文学逐渐成为文学的主流。由于载体的局限，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古代市民文学只能说文本文学，它有唐传奇、宋话本、元杂剧、明清小说和戏曲，以及流行于各个时期的民歌时调为主体构成。”[1]俗曲是以娱乐性和消遣性为主，追求市场化并迎合大众口味的创作要求。在作品中，娼妓因其特殊身份，促进了俗曲的创作与传播，甚至能够起到再创造的作用，同时，在引领社会潮流、改变社会风气上，有其独特的角色与地位。

1、《金瓶梅》中娼妓的艺术修养

宋元时期是中国封建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期，其娼妓之风也日显昌盛，为了更好地吸引市民，她们必须能吟诗作赋，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达到“色艺双绝”的高度。而翻开《金瓶梅》，娼妓的文化水平也不容小觑。以西门庆家为例，吴月娘虽然出身官宦家庭，却不识字；而反观李桂姐、郑爱月等娼妓，虽然出身妓院，但由却能够弹曲唱词，还能欣赏诗词。在作品后期，韩爱姐便为陈经济作诗四首，皆是表达对经济的思念之情，写的发自肺腑，哀怨动人。

除此之外，她们还要努力提升自己的才艺，接受专门的艺术培训，不仅在专门艺术方面技艺精湛，而且在综合艺术方面身兼数艺，许多娼妓集戏曲、琴弦、歌舞于一身，注重各类艺术的融会贯通。《金瓶梅》中的娼妓大多知音通律，“出口成唱，弹指成乐，长袖善舞，蛾眉媚人，能满足男人们多万的情感需要。”[2] 她们都会唱曲， “唱出一句来，端的有绕梁之声，裂石流云之响；端的词出佳人口，有裂石绕梁之声。”（59回）除了有一副金嗓子之外，还有高超的乐器技艺。

“上等家庭的妇女而玩弄丝竹，为非正当，盖恐有伤她们的德行，亦不宜文学程度太高，太高的文学情绪同样会破坏道德，至于绘图吟诗，虽亦很少鼓励，然他们却不绝寻找女性的文艺伴侣，娼妓因乘机培养了此番技能，因为她们无需用“无才”来作德行的堡垒。”[3]因此这些艺妓，大多具有一技之长，或长于音乐、或长于诗、或长于巧辩，并凭借这些高超才智和艺术趣味而获得了比一般妇女更深的人生体验和更高的精神享受。究其原因，在封建社会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普通的女子受到教育的机会极少，而妓女不同，她们有很大的自由去学习弹唱技艺并接受专业培训；并且，二者的接触面有很大不同：古代女性大多是养在深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即便可以外出，也不允许自由活动，范围十分狭窄。西门庆的一妻五妾，被分别拘谨在各自的房间，元宵观灯，走百病；清明进香上坟，许愿去岱庙，这是最大的活动范围。而妓女都有很大的社交圈，所识之人，上到达官显贵，再到文人墨客，风流才子，不讲究门当户对，这种自由使得妓女对于社会的认知明显高于其他女性。

2、娼妓的兴盛与俗曲

西门庆的生活和俗曲分不开，这与明代社会俗曲的繁荣有直接关系。因此，在作品中有许多小曲、小令、套数、杂剧和传奇。以清河县为例，一个小小的县城，简单按门户计算各式以弹唱为业的就有：郑家、李家、董家、韩家、樊家、吴家、冯家、吕家、申家、郁家、齐家等。在《五杂俎记》中记载：“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4]”因此，王书奴感慨“明代中叶以后，全国娼妓颇盛。”[5]娼妓演唱俗曲的场合多样，一般的节日有娼妓伺候，婚丧更少不了弹唱，遇到大户人家过生日，甚至只是平日的宴客都会招用娼妓唱曲，有时这种吹打弹唱还会用来做生意幌子。陈经济夺了酒楼，“一日开张，鼓乐喧天，竹箫杂奏，楼上楼下处处舞裙歌妓，层层急管繁弦。”（98回）俗曲的听众更为广泛，几乎涉及到各个阶层，上到王公贵族，蔡丞相家中“一班共二十四人，也晓得天魔舞、霓裳舞、观音舞。凡老爷早膳、中饭、夜燕，都是奏的”（55回），下到一般平民，乃至阉人一党，都乐闻俗曲。

在作品中出现的俗曲极多，其中最流行的便是《山坡羊》，此外还有《锁南枝》、《傍妆台》、《耍孩儿》、《驻云飞》等，总共计小曲二十七支；小令有《绵搭絮》、《落梅风》、《朝天子》、《折桂令》、《锦堂月》等，总共五十九支；套数有《梁州序》、《斗鹌鹑》、《朝元歌》、《新水令》、《好事近》等，总计二十套。每个娼妓至少都会掌握数十种。申二姐会唱十多种套曲，还被春梅骂道“你会晓得甚么好成样的套数唱，左右是那几句东沟篱、西沟坝，就拿班作势起来！俺家本司三院唱的老婆，不知见过多少，稀罕你这个儿！”（75回）细看这些戏曲的内容，无外乎女子的相思，以《金锁桂梧桐》为例，曲中写一个失恋的少妇对负心郎君的怨恨和盼望。“恋人失约数月，她面对着满目盛开的繁花，只觉内心孤独，纵有万种猜想，却又无可奈何，还幻想着有团圆的一天，到时做一对百年相携的夫妻。”[6]这是在月娘请乔大户娘子的宴席上所唱。一群贵妇人闲的无聊，每天除了饮酒调笑、争风吃醋，听听这些男欢女爱的小曲，便成为她们生活中的一大内容。

这些娼妓不仅掌握了若干南曲套数，在她们演唱时，也往往配备乐器伴奏，作品中所记就有十五种：琵琶、筝、弦子、月琴、板、瑟、阮、紧急鼓子、箜篌、方响、笙、箫、笛、胡琴。这些娼妓为了提高身价，必然通过多种方式丰富自己的表演，注重各类艺术的融会贯通，更加满足了人们的娱乐需要。

3、娼妓在文化娱乐生活中的作用

明末清初，商人文化成为商品经济的产物，“商人文化跃动着早期新伦理启蒙的旗帜，它鼓吹情欲私利，追求个性自由解放，对人正常的情欲表示认同。”[7]不管是都市还是城镇，召集娼妓出席已成为当时最为时尚的助兴方式和流行的社会风气。

具有歌舞技艺的娼妓起到了丰富和调节社会各阶层的文化和精神生活的作用，是社会娱乐生活的主要提供者。“妓院是古代最重要的社交娱乐场所，重大礼仪活动也都有青楼人员到场。青楼还是古代最重要的消费场所，它不仅自身消费巨大，还引导着全社会的消费潮流。青楼又是文化艺术之乡，撇开青楼，就无法透视了解中国的艺术与文学。”[8]孔庆东的这番论断，在《金瓶梅》中几乎可以得到全方位的展现。

在《金瓶梅》中，娼妓对于俗曲的作用功不可没，“无论是内容和形式的丰富还是作者队伍的壮大和作品的流布，都离不开娼妓的参与。”[9]明清鼎革，大多数的士大夫对于朝政不满；再者，他们并不把科举做官当成人生的追逐目标，反而追求一种悠闲的生活格调，再加上社会风气的奢靡，促成了士人与娼妓的交往。以描写爱情为主的俗曲，离开了婉媚动人而又多才多艺的娼妓就不能产生，同时，每有新曲便借娼妓之口传播。同时，在二者的密切联系中，娼妓也会对剧本进行再创作，甚至她们与士人的情意，也可以当作是俗曲的题材。

俗曲经由娼妓的传播，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在娼妓的带领下，社会风气也由之改变。西门庆每逢在家中设宴，宴席唱曲必不可少，吴月娘等女眷也喜欢将娼妓叫到闺中演唱。后来，西门庆干脆自己在府中组织乐队。当时，但凡是有钱有势的人家，都养家乐，以此来活跃气氛，侑酒助兴。可见，娼妓通过演唱俗曲，除了起到一定的传播作用，对于收听的市民来说，也增加了一种娱乐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吟唱俗曲不单纯是一种追求声色之娱，更是一种正常的文化消费，精神享乐。”[10]

注释：

[1]方志远，《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中华书局，2004年版

[2]林伦才，《金瓶梅》中妓女的“自我价值”判断，重庆工学院学报，第20卷，第6期

[3]王书奴，《中国娼妓史》，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

[4]谢肇淛，《五杂俎记》

[5]王书奴，《中国娼妓史》，第五部分，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

[6]孟昭连，《金瓶梅诗词解析》，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7]张如英，《明末清初世人与艺妓关系探索》，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第26卷，第三期

[8]孔庆东，《中国的青楼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9]周玉波，《明代娼妓和民歌关系论略》，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9月，第3期

[10]张进德，简论《金瓶梅词话》中的散曲，《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一期

参考文献：

[1]方志远，《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中华书局，2004年版

[2]王书奴，《中国娼妓史》，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

[3]谢肇淛，《五杂俎记》

[4]孟昭连，《金瓶梅诗词解析》，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5]冯沅君，《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金瓶梅资料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6]孔庆东，《中国的青楼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7]周玉波，《明代娼妓和民歌关系论略》，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9月，第3期

[8]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9]朱权，《太和正音谱》，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10]张进德，简论《金瓶梅词话》中的散曲，《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一期

作者简介：钟筱佩（1990-），女，山东青岛人，青岛大学文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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