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信仰形成路径探析

法治之下，法律凝结了社会成员的价值共识、制度共识和行为共识。法治是一种“成”人游戏，要在中国推行法治，必须得塑造社会主体的独立人格，培养良性的权利意识。在走进法治信仰时代的历史进程中，遵守和尊重法律是官方与民众的共同义务，前者尤其责无旁贷。

自1991年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被译成中文后，“法律信仰”一度在我国受到热烈追捧，对此，笔者曾撰文指出，在中国根本不宜提倡“法律信仰”，原因有：法律与宗教勾连的判断不适宜中国；法律不具有被信仰的超然品质；“法律至上”不等于法律信仰；法律信仰会把我们引入误区并给中国法治建设带来危害。对于中国的法治来说，较之“法律信仰”，“法治信仰”的提法更符合中国的国情现状。

形成法治信仰的必要性

法治精神的整体性缺失，呼唤法治信仰。当前中国法治有其形无其神，法律规范日趋完善，但对于法律的尊重、信任，没有成为社会主体的根本内在要求。换句话说，在中国被压缩了的法治快速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了法治精神的整体性缺失状态。“法律信仰”的出现，把法律转换为信仰的对象，并不能解决法治精神缺失问题。法治精神的整体性缺失，不过是三十年来价值亏空、道德失落的一种表现。法律无法负担应对价值危机，承载道德失落和人们心灵亏空的重担。要解决法治精神的整体性缺失问题，必须在法治领域内进行价值重建。能够负载法治领域价值重建任务的，只能是法治信仰。

“法律至上”使得法治值得信仰。法律信仰和法治信仰虽然都强调“法律至上”，但“法律至上”在两者中具有实质性的差异。在法治信仰中，法律拥有最高权威。

首先，法律信仰强化了对于非法律权威的依赖，法治信仰则把法律本身树立为最高权威。“对于中国人来说，‘权威’总是人格化的。因此，对中国人有深远影响的思想不可能是抽象的原理，而必须是具有权威性的具体的人说过的话”①。作为法律背后支配性力量的政治权威，又总是易于成为中国人诉诸的对象。明显的现象是“信访”。“信访”的制度化设计，为社会主体突破法律规范诉诸政治权威提供了制度基础，亦为政治权威突破法律进行干预提供了合法依据。在此意义上，“信访”作为一种上级对下级不信任和进行监督的制度设计，实质上削弱了法治的权威。这与法治精神是格格不入的。而在法治信仰中，法律在调整社会的所有规范中，拥有最高的地位，法律本身就是最高权威，是一切社会纠纷的最终裁断标准；在权力和权威面前，法律不再处于附属地位，不再依附于任何其他权威。其他权威或权力，必须在法律的规范下才能发挥作用。换言之，法治之所以是值得信仰的，是因为在法治之下，法律本身成为最高权威，改变了法律作为权威工具的地位。

其次，法律信仰中，价值被实质性一元化，社会活力取决于权威所留出的活动空间的大小；法治信仰中，价值理念得以多元共存，相互砥砺，利于理性精神的培育。“法律信仰”本为满足弥补价值亏空的社会需求才提出来的。长久以来，中国的政治权威一直担负着“政治”与“教化”的双重职能。“政治”与“教化”的合一，表现在法律上，就是“礼刑合一”的伦理法。在中国制度化“政教”之下，个人的价值创造变得同质化、平面化。 这也就意味着，在一个精神缺失的生态中，所谓信仰法律，只可能导致对政治权威的盲目遵从。在法治信仰中，法治为多元化的理念竞争提供平台，社会成员的价值选择度和选择量增加，价值理念之间的差异可以被宽容对待，试错机会增大。理性本来就是在各种价值理念的认知与选择中培养出来的，理性同样让法治信仰接受审查并证明自身的正确。

再次，法律信仰易使民众导向对法律规范的权宜态度和功利心态，法治信仰则培养民众的守法精神。中国的“教化”不是宗教，而是伦理。黑格尔说，凡是精神性的东西，一概离中国人很远。中国人的传统宗教不是精神性的，而是伦理性的；伦理性的东西，却总是带有某种功利的色彩。宗教的功利特色，决定了中国人的信仰中也总是包含着功利的考量。“中国式过马路”和“走关系”强于“走程序”现象，反映了中国人对于法律所采取的权宜态度和功利心态，符合中国人的“实用理性”逻辑。法治信仰不否定“实用理性”，但法治信仰是要让中国人的“实用理性”变得有原则，变成依法治制度安排这一“显规则”运行的行为，而非“潜规则”等阴谋术的运用。

法治可以被信仰

法治的内在品格，决定了法治是可以被信仰的。法治不仅仅是要求具备一套法律规范体系，而且还是价值共识、制度共识和和行为共识的凝结。推行法治，要求一切主体认同法治理念、尊重法治制度、遵守法律行事。相信和遵守法律，是对法治的尊重，是对社会共识的尊重，从而就是对人本身的尊重。

法治凝结了价值共识。在价值日益多元化的中国，要确立一种为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体系变得愈加艰难。法律作为最低限度的道德，有能力成为凝结社会成员基本价值共识的载体。法律的真正效力，一定来自于社会主体对于法律的认同。认同不仅仅是对法律规范的遵守，在更深层次上乃是对法律所承载的价值理念的认可和向往。法治信仰，信的不是法律本身，而是法律背后的要素，如正义、公平、平等等价值理念，是相信通过法律的运作，这些理念可以现实化。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正义、平等、公平等才可以化约成人的内在精神性信念。

法律要取得社会主体的信任，必得通过民主化、公开化的立法过程，让社会主体进行充分的博弈，必得透过文明公正的执法、司法过程，将正义以可见的方式实现。法律以追求正义与合目的性等作为价值基础与目标，正是体现了人的尊严与高贵。人摆脱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支配，将自己置于法律理念支配的法的统治之下，正是为了维持人的这种高贵性。换句话说，法治的核心内容，实际上是人权，是法的价值合理性所在，亦是法的工具理性所服务的基本目标。

法治凝结了制度共识。价值共识不能悬设，必须落实为现实的制度。在现代功能广泛分化的社会结构中，唯有经过制度化的法律才能承受应对加速发展的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压力。法治正是以法律制度的形式，把法律理念转化为制度建构。从政治权力的历史发展来看，即表现为从“法律的政治化”向“政治的法律化”演进。“政治的法律化”意味着政治游戏要摆脱赤裸裸的实力比拼与暴力争夺，纳入法律的制度化轨道，按照法律的规矩行事。把权力装进“笼子”，就是把权力装进法律的“笼子”。这意味着权力在来源上必须有法律依据，得到法律的授权或法定人数的同意；权力的内容必须是合法的，法律以外没有权力；权力的运作是合乎法律程序的，体现程序正义的要求，等等。

法治所凝结的“制度共识”，标明了社会主体的基本诉求。“权力崇拜”与“金钱崇拜”的风行，既表明了对社会价值共识的偏转，亦体现了“政治的法律化”的迫切制度需求。制度是人建立的，亦是人来遵守和维持的。法治制度承载了一视同仁的平等法律理念，必然要求一切主体对法律的一体遵行。

法治凝结了行为共识。在社会成员的公共生活中，法律首先是作为行为规范，其次才是作为制裁规范和裁判规范出现的。法治实际上凝结了社会成员依法律规范行事的最低行为共识。因此，彼此同样遵行法律行事的预期、信赖和行为期待是不能被破坏的。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信仰或信念的形成，本身是一个模仿过程。模仿提高了群体成员在态度、情感和行为上的一致性，有利于增进社会群体的凝聚力。一旦这种行为期待被破坏，就可能形成反模仿，即模仿不遵守或漠视法律的行为，“中国式过马路”即是一种破坏法治的行为模仿，并且还反映了中国人“法不责众”的心理态度。法治并非是个属性的，而是应当对一切社会主体在其规范范围内有效。富勒所提的法治原则指出，官方行为与法律规定的一致性，是法律具有道德性的内在要求。在中国的法治建设过程中，官方行为的合法律性，起着引导民众遵守法律行为的示范作用。因此，官方行为与法律规定的背离，只会破坏民众对于法律的信赖。只有官方行为首先表现为与法律规定的一致，才能稳定社会主体对于法治所凝结的行为共识的期待。

法治是一种“成”人游戏

法治是一种“成”人游戏，中国欲推行法治，先要“成”人。

塑造独立人格。法治既要塑造社会主体的独立人格，其真正的实现又依赖于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两者陈陈相因。独立自主的人格，要求社会主体必须是自由的。自由要求自律，而自律并非反对他律。自律意味着责任的自我承担，而非责任的普遍化：责任的普遍化，不是造成无人承担责任，就是造成让“替罪羊”替他人承担责任。自律是主体的自我规范，实际上是主体的“自治”。能够实施“自治”的主体，其人格上一定要求“平等”。基于个体的自由而产生的自律平等的人格，就是独立人格。独立的人格是一切自由的基础。

中国传统中的人格是基于“仁”的二人关系展开的，即把人置于社群的人伦关系中，通过他人来定义“自我”，是一种典型的他律模式。因此，在他者在场与不在场的两种不同场合，会表现为遵守和违反规范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模式和态度。“显然地，中国人的那些固定的社会渠道都是一些具体的‘人情’关系，而使中国人受到制约的也就是这些关系中实实在在感觉得到的‘心意’。因此，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就往往必须诉诸‘人治’与‘身教’，至于‘法制’反而退居其次。”②

从社会所塑造的社会角色来看，中国传统由等级、辈分、财富等决定的“差序格局”自始即把人置于人格不平等的地位上。这种社会制度设计，是专制产生的温床。专制之下，只能形成主子与奴隶两种人格形态。这两种人格形态，都与法治所要求的人格格格不入。“现实的政治的自由仅开始于当个人自知其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是一个有普遍性的有本质性的，也是有无限价值的时候，或者当主体达到了人格的意识，因而要求本身得到单纯的尊重的时候。”③实现法治，必须得脱离和超越上述两种人格模式，而代之以独立自主的平等人格。

培养权利意识。相对而言，法律是一种外在的他律模式。但独立自主的人格，首先把法律看作一种调整“自我”与“他者”界限的规范，法律规范是保证自我与他者权利共存的条件。只有基于独立自主的人格，才能确立明晰的“自我”与“他者”的界限。确立明晰的“自我”与“他者”的界限，是真正的权利意识产生的前提。法律就是划界，法律无非就是为了社会主体的共存创造具有普遍性的规范条件，从而在彼此之间划分明晰的界限。明了的界限，让主体对于属于“我的”范围有了明确的意识，从而使主体将对“我的”领域的侵犯看作是对自己“权利”的侵犯，也让自己主体明确对他者的“我的”范围的尊重，从而也才能确立彼此之间平等的权利界限与权利意识。

讲求“自我”与“他者”不分的“和合”状态，没有能力产生权利意识。由于“和合”最终放弃了人与我的界限，自我权利观念无法真正的建立。“由这样的‘人’去组成的社会，在本质上就排除了对‘人权’的知觉，因为‘人权’是一个不断开展的‘人’才需要的权利。”④没有真正的权利意识，并不代表对侵犯权利的行为不进行处罚。既然在自己权利受侵犯时或侵犯他人权利时都没有明确的权利意识，处罚时同样也不会以树立或明确受罚者的权利意识作为处罚目的。因此，在处罚时，就经常把“教化”也融入进来。劳动教养，既诉诸于罚，也诉诸于教，其内容基本上与法治无关。其有效性所诉诸的，正是中国传统的“耻感文化”，即外界社会对于主体的道德评价的降低及主体本身的愧疚感。主体产生了内在愧疚感，会让人在将来与他人交往过程中“心有不安”。这是一种诉诸世俗人情的逻辑。“民愤极大”就是诉诸世俗人情的逻辑，本不应成为加重处罚的合理理由。而让“羞耻感”发挥惩罚作用，让人伦道德逻辑取代法治的逻辑运作，结果只会进一步削弱法治。所以，劳动教养的滥用，不但有效地打击了社会主体的权利意识，而且动摇了民众对于法治的信赖感。

只有反对“和合”，注重个体的自我发展、自我扩张和自我完成，而非躲在家长或家庭（单位、国家就是扩大了的家庭）的羽翼庇护之下，让自我独立地成长起来，“唯有如此，强固的‘自我’疆界才能建立起来。自然，自己如此做，也尊重别人如此去做的权利。因此，一切就都必然讲究法权关系—什么是自己分内的，什么是别人分内的，都划分得清清楚楚。”⑤不过，这里我们必须清楚，无论是民众还是任何公务员，权利绝对不仅仅是自我权利意识的任意膨胀，而是恰到好处的运用。任何过度的滥用权利，都是对权利的伤害，其结果是损人不利己。

法治信仰的形成须从普遍服从法律起步

亚里士多德对于法治的经典定义，包含着守法和良法两个层面。法治信仰的出发点，首先是守法的精神，即社会主体对于法律的普遍遵守和尊重的态度。行使权利，是守法的基本内容。对于民众来说，行使权利不是与政府等权威进行对抗。中国老百姓在实际的行为中，其实是尽力避免与权威对抗的。对待群体性事件，法治的解决方式是，对社会成员的合法诉求予以尊重与保障，但决不是无原则的让步和“息事宁人”。对于民众来说，“闹”尽管可以解决一定的问题，但同“阳奉阴违”一样，同样不是尊重法治：“这并不是一种争权利的态度，而是一种破坏法制的小动作，因此是一种没有尊严的消极违抗。如果明文规定的制度太不合理，而又不敢去用具有原则性的方式改变它，结果就只有培养不守法的精神，换而言之，即使合理的规则，只要没有外力约束，也不会去遵守。”⑥结果，只会造成整个体制的瘫痪。因此，民众要想像个独立的人一样有尊严，就必须遵守法律，以合乎法治的精神行事，政党、国家、政府要获得民众的真正尊重和自我的尊严，同样必须遵守法律，只有法律成为官方与民众共同信守的理念、制度和行为根据，法治才真正地起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和西南政法大学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大众人权观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0AFX001，2011-XZZD05】

【注释】

①②④⑤⑥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0页，第49页，第53页，第168页，第173页。

③[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54页。

责编/陈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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