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组后的国民党性质新探

[摘要]改组后的国民党不是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是一个由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向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转变的政党。共产国际未能将国民党与统一战线区别开来。不能正确区分资产阶级的结构及本质，将中国资产阶级视作在本质上是铁板一块的。由此必然造成两个严重的后果：国共合作时期，为了维护统一战线而放弃了领导权；国共分裂时期，为了反抗国民党而反对整个资产阶级。故共产国际的右、“左”错误理论是同源的。

[关键词]共产国际；统一战线；国民党；资产阶级；领导权

[作者简介]刘建，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讲师，四川

成都610059；杨鹏程，中原工学院人文学院讲师，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93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9)06-0097-05

国共合作时期，指导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共产国际犯下严重的右倾退让错误，而国共分裂时期，它又造成中共出现过三次“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二者貌似截然相反，实则殊途同源，概是由同一个错误理论的推导而出的，即共产国际将国民党等同于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长期以来，大量的官方文献照此记载，中共党史学界也持此说。学界曾有人在探讨国民党究竟是一个何种性质的政党，指出国民党既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又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但到目前为止，尚没有研究者从政治学的角度来阐释国民党的政党性质及其与统一战线的区别和联系。本文不揣浅陋，试图从改组后的国民党性质着手，对共产国际的右倾和“左”倾错误的原因作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共产国际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就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实际上的国民党并非如此，它应是一个政党组织，而非统战组织。政党与统一战线是两个相异的政治学术语，其内涵与外延各不相同，二者不可混同。作为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团体性政治组织，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的根本利益，并由该阶级、阶层中的积极分子组成，拥有共同理想，采取共同行动，为夺取或参与政权而集聚起来的政治组织；统一战线则是由一些因自身力量不够强大的阶级、阶层或集团为战胜困难、实现共同利益而联合起来的政治联盟。二者的主要区别是：①政党是阶级的政治组织，阶级性是政党的本质属性；统一战线是群众性的政治组织，具有阶级联盟的表征。②政党以夺取或参与政权为政治目标；统一战线则以实现既定的共同利益为政治目标，为达到此目标也可能影响或参与政权。③政党是由一定阶级、阶层中的积极分子组成，党纲、党章对党员具有很大的约束力，因而政党是纪律严明的政治组织，它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内聚性；统一战线是由阶级、阶层和集团的政治联盟，其纪律对成员没有太多的约束力，时常会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因此，相对政党而言，统一战线具有分离性、简单性。由于政党关系是阶级关系的最高表现形式，统一战线多表现为阶级联盟式的政治团体，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合作亦常表现为相应的政党之间的合作。

阶级性是政党的本质属性，“政党的阶级性质体现在党的名称、党的纲领、党的成员以及党的领导权这三个方面，但这三个方面不是等量齐观的，最表面的层次是名称和纲领，最本质的层次是领导权”。改组前的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而改组后的国民党依然如此，在不同时期，它代表资产阶级中不同阶层的利益，只要从其纲领、党员成分和领导权等三个方面稍作分析就能窥见一斑。

政党的政治纲领是其区别于其他社会团体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政党成员结合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任何团体都不成为政党。政治纲领的实施是以政党夺取或掌握政权为前提的，因此，夺取或掌握政权是政党首要的目标，这是政党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又一个显著特征。政治纲领的政治目标集中反映了政党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根本利益和统一意志，体现了政党的阶级性质。恩格斯说：“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国民党领袖孙中山“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就是要夺取政权，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中国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自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被国民党视为建国方略而载入党纲后，只对其作过新的解释，而未作实质性的修改。就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而言，民族主义就是在中国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实现民族平等，即反帝反封，这是当时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民权主义就是采用分权与制衡原则，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以此来巩固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民生主义就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这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土地纲领和国有化政策。可见，新三民主义是资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的革命纲领和建设国家的施政方针，而不是统一战线的政治旗帜。尽管孙中山多次强调“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其实二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对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区别作了深刻而精辟的论述，指出三民主义“只有民主革命阶段，没有社会主义阶段”，其宇宙观是“民生史观，实质是二元论或唯心论”，不具有革命彻底性，“除了那些最忠实于革命和真理的人们外，是理论与实践不一致的，讲的和做的互相矛盾”。相反，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国际对其一再作出理想化、革命化的判断，未看清它所反映的阶级实质，认为国民党就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群众是政党生存的基础。改组前的国民党形如一盘散沙，基本丧失了战斗力，“衡量党力，更属微渺”。孙中山对此痛心疾首，决心革新党务，改组国民党，“使国民党得尽力于民间”，“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孙中山学习苏俄“办党”的经验，革除国民党“组织之未备”、“训练之未周”的夙弊。为此，国民党号呼奔走，四处宣传，向广大工农群众灌输三民主义，以争取群众对它的信任、支持和参与。“凡志愿接受本党党纲，实行本党决议”者，即可成为国民党党员，极大地简化了入党手续和程序。到了后来，国民党的政治动员出现了严重的失误，集体入党、强迫入党亦屡不鲜见，被动员的对象出现了质变。不但向大量的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大开党门，而且让不少官僚买办、土豪劣绅和地痞讼棍纷纷投机入党，后者很快发展成为国民党内的右派，掌握着国民党的领导权，成为领导核心。可见，改组后的国民党并不是一个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政党，而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在组织上很快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即核心圈(有组织、有纪律)的集中统一和普通党员组织松散、纪律松弛同时并存。这恰是资产阶级政党在组织上的典型特征。从表面上看，国民党在成员方面避开了阶级的限制，显示出“超阶级”的特征，似乎是“全民利益的政党”。但其阶级构成远比统一战线的阶级构成复杂得多。国民党与统一战线的区别就显而易见了。而共产

国际视国民党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无疑就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纳进了统一战线，这就掩盖了国民党的阶级属性以及它所代表的阶级利益。

党的领导权“注定是不能为不同阶级分享的，它必定只能掌握在一个阶级手中，而这种领导权的独有性就反映了政党的阶级性”。国民党自然也不例外，从表面上看来，改组后不久的国民党是一个具有统一战线和阶级联盟双重表征的政党。是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等四个阶级的大合唱。然而这四个阶级在党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构成国民党的上层，工农构成国民党的下层，前者居领导地位，后者处于从属地位，党的领导权始终牢牢地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前有孙中山，后有汪精卫、蒋介石。毋庸讳言，孙中山不能容忍代表工农利益的共产党“独树一帜”与国民党争衡，分享国民党的领导权，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只能唯国民党马首是瞻，没有行动上的自由，就连苏俄也无权批评国民党。正如孙中山所言：“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地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由此可见，孙中山宁肯让统一战线破裂，也不会让共产党分享国民党的领导权。“若共产党有纷乱我党之阴谋，则只有断然绝其提携而扫之于民国以外而已。”孙中山病逝之后，国共两党为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而摩擦不断。共产党通过控制国民党的基层组织，自下而上，几乎形成了“包办国民党”之势，对国民党的领导权构成极大的挑战。“一个集团要实现自己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必须组成政党，这是政党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基本特点之一。”随着国民党新右派的崛起，他们“觊觎党权”，志在必得，准备自上而下地发动政变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把国民党变成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从理论上看，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并不是国民党的“党权”，共产党应争取的是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而不是国民党的领导权。一旦将国民党等同于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形式只能是党内合作，若共产党要取得或分享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就是要取得或分享国民党的“党权”，这无异是与虎谋皮。这种党内合作形式只能使共产党丧失独立自主的政治地位，不利于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争取。尽管共产国际也意识到“党权”的重要性，但它对国民党右派充满幻想，对左派寄以厚望，希望左派取得国民党的领导权，唯独不相信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如此，共产国际因害怕统一战线的破裂而招致北伐的失败，不惜借助国际的组织纪律，不断地向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使其放弃争夺领导权，竟然提出“共产党不应要求自己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可想而知，在国民党右派和共产国际的夹缝中生存的中国共产党对领导权的争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实际上，国民党左派对领导权也是望而却步的，因为左派比共产党还要软弱，力不从心，只有被迫放权。随着国民党左派领军人物廖仲恺遇刺，以及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召开，右派核心人物蒋介石很快就集党权、军权于一身。一旦国民党右派窃取了“党权”，国民党的主体部分就脱离了统一战线，但由于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就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就只能由国民党来掌握，准确地说，就是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来行使。

综上所述，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与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是不能画上等号的。它们的主要区别是：质不同。国民党是政党组织；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是联盟组织。②成分不同。国民党的党员成分复杂，它是一个由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利益转变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是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等四个阶级的政治联盟。③纲领不同，国民党的政治纲领是夺取国家政权，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实施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是上述四个阶级的反帝反封要求。改组不久的国民党确实具有统一战线的表征，随着国民党领导权的转移，阶级性质的变化，它必然要退出统一战线，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就名不副实，国民党右派掌握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进而破坏统一战线。

二

在一个变革的社会中，只有运用阶级分析法才能看清政治力量的对比与走向并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阶层分析法是阶级分析法的具体和深化。同一阶级的不同阶层既有共同的阶级属性，也表现出不同的个性，对它们的共性和个性的认识既不可扩大，也不可缩小。我国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错综复杂，同一阶级的不同阶层因其财产状况、社会地位和分工角色等的差异，其利益诉求、政治立场和心理习性就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他们参加革命后的不同活动方式。中国革命的艰巨任务和阶层复杂的阶级结构，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提供了首要社会现实依据。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是欧风美雨的产物，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注定是发展缓慢的，直至一战时期才有了较快的发展，出现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互渗透的趋势，因此中国资产阶级具有很强的革命性。在国民党改组前，共产国际就认为“中国现代工业的萌芽也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处于萌芽状态”，中国资产阶级的阵线并不明显，不易区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本质和界限。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国际对资产阶级性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即由革命性到妥协性再到反革命性，把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本质混为一谈。显然，共产国际过于看重中国资产阶级不同阶层的共性，过于忽视它们的个性。

因国民党政治动员的偏差，大资产阶级打着拥护三民主义的幌子，高唱着“左”倾的调子，把自己打扮成为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竭力淡化人们对其阶级性质的认识，以取得社会上各阶级、各阶层、各集团的广泛支持。他们借助国民党这个政治外壳，集中本阶级的政治意志，企图掌握国民党的领导权，然后联合地主阶级并依附于帝国主义，建立以本阶级为主的政权，利用政权为其经济发展服务。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控制着当时社会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和军事资源，是一个总体性资本集团，他们很快占据了国民党的要职，掌握了国民党的领导权，如华南财团的代表人物宋子文，华北财团的代表人物孔祥熙都曾先后担任过国民革命政府的财政要职，江浙财团的代表人物张静江居然一度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职务。他们支持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江精卫等人篡夺国民党的领导权，破坏统一战线。诚然，共产国际也意识到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性，鲍罗廷就指出“中国资产阶级起源于买办，”并认为“与其说它可能成为中国民族解放的工具，倒不如说它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工具”但因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自然就视大资产阶级为革命队伍的同路人，对其反革

命性认识不足。殊不知，大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

共产国际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认识也是模糊的。虽然共产国际既认识到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也意识到它的妥协性，但共产国际割裂了革命性和妥协性之间的关系，直至将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视为绝对的反革命。国民革命初期，维经斯基认为“中国工商资产阶级的正派人物，为了参加全国运动战线，还是很革命的”。随着工农运动的深入，共产党力量的壮大，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日益明显，“商业资产阶级一天一天的离革命而远去”。随后，共产国际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进一步“左”倾化，相信民族资产阶级迟早会跑入反革命阵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资产阶级脱离国民革命运动而走向国内反革命阵营，并谋求同外国资本妥协”，不自觉地将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与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混淆起来。显然，共产国际不清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独有特征，即毛泽东所说的既“有一定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可能性”，也有“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性”他们徘徊于革命性和妥协性之间，动摇性是其显著特点，这就决定了他们在革命高涨之时会暂时地游离统一战线，依附于国民党。他们参加国民革命的目的是“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但它成长在革命与反革命的两大阵营之间，“以实现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

共产国际认为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怀疑它的革命性，认为“任何过火行为都会吓跑大资产阶级，引起小资产阶级的摇摆”，“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一起行动，但常常向买办资产阶级方面动摇”。这无疑是将小资产阶级推向大资产阶级的怀抱。而实际上，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革命性比较强，是可靠的同盟军，他们的向背是决定革命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小资产阶级分三个不同的阶层，其右翼“有点害怕革命”，“对革命取怀疑的态度”；其中派“人数甚多”，对革命“取了中立的态度，但是绝对不会反革命”；其左派“在革命中颇为要紧，是一个数量不小的群众”。在革命高潮之时，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在革命低潮之时，他们革命的激情锐减，上层小资产阶级甚至会附和大资产阶级，而大部分小资产阶级不会走向反革命，不会退出统一战线。

总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各阶层参加统一战线的目的各异。一旦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右派窃取了国民党的“党权”，国民党就不可能真正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就有其名无其实，国共合作名存实亡，代表工农利益的共产党只能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合作建立统一战线，以反帝反封了。

三

共产国际视改组后的国民党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政党是阶级的组织，大革命前共产国际对国民党性质的判断是从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为切入点的。同西方资产阶级相比，中国的资产阶级无疑是幼小的。因而共产国际“不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资本主义的政党”，否则，“就不会同这样的党打任何交道”。在它看来，改组前的国民党充其量不过是以整个民族为基础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具有进一步改造的可能性。其次，改组不久的国民党，党员主要来自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前二者因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表现出强烈的革命要求；后二者的加入，给国民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一个濒临瓦解的政党焕发出新的活力。毋庸置疑，改组后的国民党确有很强的革命性，难怪共产国际称其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这就使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认识起了定性的作用，即它是一个由各阶层革命分子组成的政治联盟，而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另外，改组后的国民党成分复杂，组织散漫，纪律松懈，具有统一战线的外部特征，不易觉察它与统一战线的区别和联系。再次，在国民革命时期中外反动势力既凶恶又强大，而共产国际一再低估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甚至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共产党没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无力领导统一战线。当然，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原因就是共产国际害怕统一战线的分裂，绝不愿看到“国民党右派打出国民党这样的旗号建立资产阶级政党”，进而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威胁着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安全，不利于东方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中国革命‘凯末尔式’结局的幽灵在以后年代里也一直萦绕着苏联领导人，这在不小程度上决定了其对国民党和中共的政策。”在孙中山提出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时，共产国际就不遗余力地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企图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具有阶级联盟性质的统战组织，将其控制在自己手里，在中国建立一个亲苏政权。共产国际一直株守着国民党就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的定性，始终未能走出这一认识的误区，于是共产国际就不自觉地埋下了指导中国革命的失败种子。

共产国际视国民党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割裂了国民党同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之间的密不可分的联系，这就导致其陷入两种认识的历史幻象之中不能自拔：由于认为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就是国民党的“党权”，中国资产阶级在本质上是铁板一块的，必然会造成两个严重的后果：第一是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让给了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右派，这是其形“左”实右错误的根源。如前所述，后来国民党的领导权紧紧地掌握在大资产阶级手中，国民党的主体脱离统一战线却操纵着统一战线，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名不副实，国共合作名存实亡。但是共产国际依然认为国民党就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就应由大资产阶级来领导。按照共产国际的病态逻辑，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就是国民党的“党权”，它若支持共产党夺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反对资产阶级，打击国民党右派，就是削弱统一战线，其结果必然招致统一战线的破裂，这是它最不愿意看到的。这也就模糊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斗争的性质和目标，束缚了同大资产阶级争夺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的手脚。因而，共产国际和中共对国民党右派破坏统一战线的活动就反击无力，对其百般退让，为它发动反革命政变积蓄了力量、赢得了时间。

第二个消极后果是混淆敌我，将大资产阶级对统一战线的破坏当作是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分裂统一战线。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误把大资产阶级看成是统一战线的成员，就不能从理论上区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界限和特点，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与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混为一谈。因此，当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右派占据了国民党的领导位置，力量日益壮大，开始明目张胆地破坏统一战线时，共产国际就会错误地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将要退出统一战线，这是其后来“左”倾错误的根源，当羽翼丰满的蒋介石叛变后，斯大林就认为是“民族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阵营”；善于伪装的汪精卫叛变后，斯大林又认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离了革命”，在统一战线中只剩下了工农。于是，这就为国共分裂时期共产国际三令五申地提出打击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最终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因此，共产国际右、“左”倾错误理论是同源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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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辑)[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辑)[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周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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