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角色使命和责任担当

[摘 要]怎样治理国家是一个历史性课题，党中央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既是接力奋斗的延续，又是时代创新的体现。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的奋斗实践，留下了探索国家治理道路的历史足迹，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宗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现实需要、应对“四种考验”和“四种危险”的艰巨任务，规定了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色使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党必须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担当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责任提供保证，以聚合社会最大公约数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排除障碍，以提高法治思维能力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夯实基础，以“三个自信”把握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定力。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现代化;角色使命;责任担当

[中图分类号] D25，D6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5）07-0026-06

[收稿日期]2015-04-17

[基金项目]2010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研究”（10JZD0001）。

[作者简介]齐卫平（1953-），男，浙江慈溪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执政党建设、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和政党研究。

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由中国共产党提出，也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实现。“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表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对重要关系，即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中国共产党肩负着艰巨的历史使命和担当着重大的领导责任。

一、从怎样治理中国的探索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提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全面深化改革为议题，侧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两个聚焦点，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在党执政实践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第一次讲”[1]（P26），但怎样治理国家是一个历史性课题，党中央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既是接力奋斗的延续，又是时代创新的体现。

深刻认识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提出的意义，必须将它放到近代以来我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去看。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以失败者的身份被裹挟到世界潮流之中，国家状态与先进的西方国家相形见绌。历史留下了中国蹒跚的近代步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改变倍受帝国主义压迫和贫穷落后的面貌，在顽强不懈的抗争中谋求治国之道。一批又一批先进人士怀揣现代化追求的夙愿，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道路和方案，以期推进和实现东方古老帝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在世界现代化的行列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近代中国民族战争、国内战争连绵不断，社会长期处于纷乱的环境中，客观条件严重制约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推进。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后，中国人开始寻找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治理体系，社会各种力量进行着激烈斗争。学习和移植西方国家治理体系成为中华民国最初实践的基本走向，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进行了试验，结果行不通。后来形成的北洋军阀统治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专制独裁统治，使中国依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境地，国家动荡不宁，人民生活悲惨凄凉。“要解决中国发展进步问题，必须找到能够指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进理论，必须找到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社会力量。”[2]（P432）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体现了先进理论和先进力量的结合，是近代中国发展进程中这“两个找到”的历史应验，开辟了探索国家治理之路的新历程。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后，在带来革命面貌焕然一新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国家治理理念。领导革命的进程中，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思考的问题，并逐渐形成了“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3]（P1030）战略目标，并对推翻反动统治后我国的制度架构作了崭新设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设目标为开创国家治理新道路指明了方向。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标志着探索国家治理新型道路的开始。执政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发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建构起以人民代表大会、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为核心的国家治理制度，以社会主义理念塑造了新中国的形象。新的国家治理道路探索使人民的国家主人地位得到尊重，社会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照搬苏联模式使探索国家治理之路遭遇了挫折。在没有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僵化认识以及仿效苏联的机械实践，造成了国家治理的极大困惑。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在探索国家治理问题，力求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但却没有获得成功。尤其是当对国际国内形势的认识发生偏差，指导思想发生错误的时候，党治国理政的实践发生了严重的失误，十年“文革”的全局性动乱使国家治理之路的探索陷入了死胡同。改革开放前，虽然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国家治理也形成相应的制度基础和有效经验，但在国家治理体系上还没有找到一种完全符合我国实际的模式，怎样治理中国还有待认识的提升和实践的突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转变，开始了国家治理道路的崭新探索。改革开放促使国内发生深刻变化，所有制形式多样化、国有企业改制、非公经济发展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的体制机制改革，使国家治理不断涌现新情况新问题。从社会发展看，人民群众民主意识日益提高，政治参与愿望逐渐强烈，经济和社会新组织不断涌现，各行动主体的国家治理主体意识显著增强。同时，发展中的矛盾也在产生、积压和暴露，收入差距呈扩大态势、腐败现象滋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群体性事件经常发生、政府与市场关系不顺、社会公正公平的缺失，等等，都对国家治理形成严峻挑战。党在不断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围绕国家治理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和观点，例如，关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府职能，党中央就这些方面作出的论述都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另外，社区治理、城市治理、乡村治理、环境治理、危机治理、风险治理、社会综合治理等概念也先后出现在党中央的文件和党中央领导人的报告中。这些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理念和目标形成的背景和基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全面深化改革为议题，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在改革开放30多年历史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历史阶段行动纲领。如果把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奋斗的整个实践纳入国家治理道路探索的历史过程来审视的话，那么，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提出则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当代世界各国都在探寻自己的治理道路，谋求国家治理现代化代表着时代发展的趋势。从怎样治理中国的探索到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党中央号召全党必须深刻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这三大规律的运用。在国家治理道路探索中，现代化的目标指向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相吻合，是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立场。

二、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使命

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使命是由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决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中国不具备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的基本条件。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遭受来自大大小小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主权被蚕食甚至不同程度地丧失，国家命运不能自主掌握，而且外国侵略造成长期的国内分裂，政治力量分散，社会碎片化程度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需要威权政治力量的社会统摄。这就把政党组织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哪个政党具有统摄社会的威权，它就担当起领导民族国家建立的职责。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中，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其实就是选择政党的历史过程，哪个政党具备担当民族国家的建构能力，它就扮演国家体制的创建者角色。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显示的是“党建国家”的中国政治发展逻辑。西方近代国家建构的基础是民主与法制的先期发育，国家体制、政党规则受民主与法制的规约。近代中国不存在这样的前提条件，由于严重缺乏民主与法制的历史传统，国家运行和政党竞争既无民主的规则，又无法律的保障。因此，以武装斗争为硬器的暴力革命便成为近代国家建构的主要形式，政党必须借助军队并获取胜利，才能使民族国家的建立成为可能。近代中国始终呈现一条“党建国家”的政治发展逻辑。孙中山先生领导民主革命时就设计了由革命党领导建国的路径，他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的“革命程序论”，就是一种“党建国家”的政治发展逻辑。1927年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实践模式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在中国大陆执政的20多年里，国民党排斥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参与政权，政治发展逻辑同样是“党建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武装斗争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以此为前提。“党建国家”政治发展逻辑形成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种特殊现象：领导党与执政党一身而兼任的双重角色。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角色，它不仅成为执政党，而且又是领导党。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实践中就意识到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党的领导作用也在革命战争时期就显示出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革命之所以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属性，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领导。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领导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尤其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斗争中，逐渐赢得了人民群众和大多数民主党派的拥护和支持。1948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热烈响应，一致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这是党的领导角色在中国社会确立的历史事实。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共产党已经事实上掌握了全国政权， 1956年党的八大会议上，刘少奇和邓小平作的报告中明确使用并突出强调了“执政党”的概念，使领导党与执政党的双重角色统一起来。

“领导党”与“执政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反映的是社会架构中政党与社会的关系，“领导”的意思就是党在社会中处于核心地位;后者反映的是国家政权架构中政党与政党的关系，“执政”的意思就是党在政权中处于统治地位。“领导党”与“执政党”的概念区分表明，两者有社会和政权的不同指向，它们的运作和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改革开放后，党的中央领导人提出要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表明领导与执政是有区别的，领导党和执政党两种角色不能混淆。执政是领导的必要支撑，但领导不等于执政;领导体现在执政之中，但执政不能替代领导。政党角色决定着它的功能，领导和执政的双重角色赋予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责任和使命。坚持党的领导与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致性，符合党的宗旨，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期待，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应对各种风险和考验的需要。

第一，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宗旨，规定了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色使命。设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是为了给人民创建和谐美好的社会生活环境，这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相契合。人民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是社会发展的永恒动力，中国共产党宣示决不谋求一党的私利，除了人民的利益外没有自身的利益，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人民利益，成为衡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一切活动的最高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就是要带领人民把国家建设得更好，让人民生活得更好。”[4]从某种意义上说，治理是与服务相联系的，体现在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就是建设“服务型政党”和“服务型政府”。领导和执政都是服务，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宗旨归根到底要落实在服务人民群众上。治理国家本身不是目的，满足人民期待，实现群众向往，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美化群众生活环境，才是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责任所在。

第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求党肩负起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色使命。中国历史上，从古代世界文明领先地位的败落到近代追赶先进潮流的迈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近代以来全体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前仆后继、顽强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奋斗目标。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使命贯穿于党的整个历史实践，党的十八后，习近平总书记将近代以来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夙愿以“中国梦”加以概括和揭示，显示了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的自觉担当。他指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5]（P60-7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无比壮丽的崇高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接续奋斗。今天，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里。历史和人民既赋予我们重任，也检验我们的行动”[6]（P4）。实现中国梦的历程呈阶段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也具时代性，革命、建设、改革的“三步曲”构成的历史实践显示了接力奋斗的发展线索，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中国梦的时代选择。党中央以“三件大事”概括迄今为止的奋斗足迹，其中正在进行的改革大业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一步，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则是完成改革大业和实现中国梦的有力保证。

第三，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现实需要，赋予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色使命。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决定了共产党是一种使命型的政党，获得执政地位只是实现使命的需要。党在历史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夺取政权不易，巩固政权更难。世界上不少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的事实表明，思想麻痹，放松管党治党，共产党也难以避免垮台的后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重提当年毛泽东率领党中央从西柏坡出发时关于“进京赶考”的旧话，发出“赶考远未结束”“赶考永远在路上”的提醒，这是对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思想的新诠释。赶考之路不到终点，党的执政地位是不是和能不能巩固就永远没有最终的答案。“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7]在全面深化改革条件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进京赶考”的新问题，新形势下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交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优异答卷。

第四，应对“四种考验”和“四种危险”的艰巨任务，加重了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色使命。在当代世界风险和社会的背景下，国家治理的现代矛盾加剧了各式各样危机发生的密度和深度，生存环境、国家安全、思想交锋、价值观冲突、利益碰撞对任何国家都带来挑战性的新问题，治理不当就会被风险摧垮。对此，党中央始终保持着忧患意识。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以“四种考验”和“四种危险”的概括集中表达了党的忧患意识，强调“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2]（P438）。这“四种考验”和“四种危险”着眼于党的建设，并表明国家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落脚点。因此，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应对执政考验和化解治理风险的战略举措。

三、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责任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6]（P105）发展道路决定治理体系，国家治理因道路选择不同而各不相同。世界现代化进程上中国是落伍者，曾经仿效别国模式和学习现成经验追赶现代化，但亦步亦趋总是效果不佳。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党领导人民以独特的道路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赋予党重要的责任担当。

第一，必须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担当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责任提供保证。早在1989年党中央就提出“在各方面从严治党，为全面提高党的战斗力而奋斗”的要求[8]（P804）。2000年1月江泽民在讲话中指出：“党的性质、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党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9]（P496）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它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连为一体，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理解这个战略布局有两个要素不能忽视，一是突出“全面”，二是构建“四个”一体。后一个要素更为重要，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创新价值的体现。从“四个”一体看，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并不是在以前提出的从严治党前面加上“全面”两个字，而是将从严治党有机地纳入到整个国家建设大局之中，成为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战略顶层设计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深刻含义是揭示了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内在逻辑关系。它表明，国家治理现代化决不是单向独径的建设举措，全面从严治党如果没有管到位、没有严到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会受到制约。因此，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担当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责任的前提。

第二，以聚合社会最大公约数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排除障碍。当代中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难题和困难来自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等各个方面，利益错落、阶层多样、诉求差异、取向不一，使诸多矛盾集中暴露出来。在这样的复杂情况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必须使其便于操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作出的详细部署，充分显示了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工作落实。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需要人们形成思想共识，有共识才能上下同心，才能劲朝一处使，力往一处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必须找到社会最大公约数，他阐述“中国梦”，领导党中央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提出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以社会最大公约数凝聚人心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使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10]以社会最大公约数凝聚人心，有助于求同存异，排除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各种思想障碍和实践阻力，从而激发社会各方面人士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献计献策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第三，以提高法治思维能力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夯实基础。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实践中确立起来的，被社会公认和人民拥护。然而，如何才是科学的领导以及怎样正确地实现党的领导，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处理好政党与国家的关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阈下，法治至上是正确处理政党与国家关系的准则。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元素有两个，一个是民主，另一个就是法治。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责任担当，就是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融入国家治理的所有方面和各个环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强调必须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11]（P22）这就揭示了执政党与法治的相互关系，治国与治党都必须坚持法治至上。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党员干部必须以法治意识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必须把法治建设作为工作的重要任务，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并将其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内容。党的法治思维能力的强弱决定着国家治理现代化基础的厚薄。

第四，以“三个自信”把握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定力。党的十八大提出全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三个自信”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定力。邓小平曾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前面有个限定词，就是社会主义。他之所以这样说，是要表明我国搞现代化走的是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两个概念为国际通用，追求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世界普遍潮流，但走什么样的道路和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则影响着各国的进程水平和发展成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两句话是一个整体，不能只讲一句话，更不能把两者割裂和对立起来。他之所以这样说，是要表明我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同样是有特定前提的。无论是现代化还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强调社会主义这个限定词，并非是赋予它们意识形态化的色彩，而是强调在实现现代化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必须坚守什么样的精神秉持，解决好定位和定向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提到把握定力的观点。他指出：“在众说纷纭中开好改革药方，没有很强的战略定力是不行的”[1]（P19），“怎么改、改什么，有我们的政治原则和底线，要有政治定力”[1]（P49），“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1]（P21）。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最为关键的政治定力，始终自觉地把握住这个政治定力，对顺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保驾护航的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2]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习近平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的答问[N].人民日报，2013-03-20.

[5]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7]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视察时再访西柏坡侧记[N].人民日报，2013-07-14.

[8]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0]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05.

[1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 郑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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