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中国历史概要》的革命化历史叙事

[摘 要]出版于1956年的《中国历史概要》，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编撰的一部完整记述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历史的通史著作。该书编纂于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时代，体现了当时中国史学界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认识，提出了革命化的中国历史叙事模式，揭示了中国人民真正走向新时代的思想文化保障。

[关键词]中国历史概要 革命化历史叙事 中国现代的文化革命 翦伯赞 马克思主义史学

〔中图分类号〕K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9）01-0116-08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中，中国通史编纂是最能充分展示科学运用唯物史观的领域之一。早在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便致力于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观点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念，顺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潮流，创新中国通史理论，编纂中国通史著作，指示历史前途。①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面对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一光明的历史前途，马克思主义史家积极投身新的中国通史的编纂，出版于1956年的《中国历史概要》便是新中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编撰的第一部完整记述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历史的通史著作。② 这部中国通史，由当时新成立的中国史学会委托翦伯赞、邵循正和胡华编撰而成，反映了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时代特点，提出了革命化的中国历史叙事模式，揭示了中国人民真正走向新时代的思想保障。这一对中国历史及前途的总体认识有着不可磨灭的史学价值。

一、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中国历史概要》编纂的时代背景

20世纪50年代，是新中国为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时代，是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代。与此同时，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新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普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史学迎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史学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唯物史观成为历史研究的指南。

（一）积极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建国初，如何肃清传统知识分子封建的、买办的思想残余，使之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首要任务。这个目标，先后通过鼓励知识分子参加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及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等政治运动和思想批判，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就史学界而言，全国范围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对广大史学家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著名史学家陈垣，在北平解放前夕毅然留在大陆，与人民站在一起。1949年5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在读了《毛泽东选集》之后，“认清了现在中国革命的性质，认清了现在的时代”，以及“我们知识分子的旧的错误的道路”。[1] 随后，陈垣又积极参加了西南的土改，领导了辅仁大学的“三反运动”，并在运动里“认清了资产阶级思想在本质上是如何反动、腐朽和丑恶”，“它绝不能成为推动人民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力量”，表示要“进一步批判一切非工人阶级思想，改造自己”。[2] 陈垣的例子，集中表现了传统知识分子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追求社会主义的可贵精神。

1955年全面开展的胡适思想批判，绝大多数史学家都积极参与其中。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嵇文甫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直接领导和参加了这场思想批判，撰写了批判胡适实用主义和史学研究方法的文章，此外，考据派等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表示了对胡适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和反思。这场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教育活动，进一步改造和提升了广大知识分子和史学工作者的思想境界。

与此同时，范文澜、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通过对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解说，进一步宣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历史的基本认识。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和《毛泽东选集》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以及各类《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的通行，则为广泛传播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建国初的知识分子学习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了新的进步，一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认真学习马列理论，积极改造思想，并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从事历史研究。这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道路。

（二）学习和普及唯物史观，成立中国史学会，重构中国历史体系

新中国的成立，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和革命的任务、对象、方法、策略的认识是无比正确的，同时，也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史家解放前运用唯物史观所撰写的历史著作的科学性。这些来自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检验，极大地震动和鼓舞了新老史学工作者，他们普遍感到要抓紧学好唯物史观这一革命的理论来指导史学工作。

1950年，翦伯赞发表了《怎样研究中国历史》一文，具体阐述了如何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形成历史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号召史学工作者树立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根本观点，撰写包括各族人民在内的中国历史，运用社会形态理论划分中国历史的阶段。总之，要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从阶级矛盾中寻找历史的变革。[3] （P137－149） 这些理论认识，在翦伯赞主持编纂《中国历史概要》时有着充分的体现。经过几年的努力，史学研究较之解放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从个人研究转变到集体研究，从名山事业转变到群众事业，从贵古贱今转变到注重近现代史，从大汉族主义转变到注重少数民族历史，从欧美中心主义转变到注重亚洲史以及其他各大洲的历史。[4]

为了唯物史观的普及和提高，史学家进而成立了专门的学术团体——中国史学会及其分支机构，制定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规划，创办了专门的学术刊物《历史研究》等，搭建了良好的历史研究的平台。中国史学会将一大批史学家团结在一起，成为推动新中国历史学发展的中坚力量和核心组织。《历史研究》则提出了“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的基本原则。[5]

由此，史学界在学习唯物史观的热潮中，就基本的历史理论问题形成了共识。第一，历史不是一些偶然事件的堆积，是有规律可寻的，历史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第二，应着重考察历史变动背后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不单纯是人们的思想动机。第三，杰出人物可以在历史上起重要作用，甚至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改变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发展的方向，但最终决定历史命运的力量是人民群众。第四，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对立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的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是推动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第五，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第六，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6] （P366-367）

（三）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探讨与构建中国历史体系

正是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很快就确立了它的主导地位。20世纪50年代起，史学界围绕中国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汉民族形成问题这“五朵金花”，进行了探索和争鸣，推进了中国历史理论的建设。

1. 古史分期问题。1950年和1952年，郭沫若先后发表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和《奴隶制时代》，开启了古史分期问题的第二波争鸣。在与范文澜、翦伯赞等主张的西周封建论的论争过程中，郭沫若形成了更加系统的战国封建说。这两大学派之间的论争，激发了史学工作者讨论古史分期问题的热情和思考。周谷城提出东汉封建说，李亚农等提出春秋封建说，侯外庐则主张西汉封建说，此外，还有王仲荦、何兹全、尚钺等所主张的“魏晋封建说”。

2. 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这是探讨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中心问题。讨论始于1954年侯外庐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的土地国有制，即“皇族土地所有制”。随后史学界对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截至1960年，各地报刊发表有关论文达150篇之多。[7] （P29） 这场讨论，推进了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认识。

3. 农民战争史研究。从1949年到1957年，出版了《义和团》、《回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捻军》等大型资料集，同时，就农民战争的性质及其历史作用的评价、农民政权的性质以及农民的皇权主义思想、农民战争与宗教的关系等问题发表了2300余篇论文，[7] （P38） 在理论上进一步阐发了毛泽东关于农民战争历史作用问题的论断，深入阐发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这一唯物史观的根本命题。

4.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重新研究始于对胡适及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955年，邓拓在《人民日报》发表《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提出了“《红楼梦》应该被认为是代表18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未成熟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市民文学的作品”的观点，引起了史学工作者的极大兴趣。翦伯赞、吴晗、尚钺等纷纷撰文，就何谓资本主义萌芽，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何时，发展程度如何，在农业、手工业中的表现怎样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5. 汉民族形成问题。1954年，范文澜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反民族产生于近代的传统认识，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民族问题更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既有助于史学家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去探讨中国历史的实际，也促进了民族问题的研究，为新中国完善民族政策提供了借鉴。

“‘五朵金花’成为史学研究的热门，争奇斗艳，竞吐芬芳，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7] （P82-83） 此外，史学界还探讨了中国近代史分期、历史人物评价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

通过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唯物史观的大普及，史学界在探讨中国历史理论问题的过程中，彻底变革了旧的中国历史体系，形成了新的中国历史体系。这些工作为《中国历史概要》的编撰出版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二、革命，革命，再革命——《中国历史概要》历史叙事的主旋律

《中国历史概要》的编纂是史学界集思广益的产物。该书初稿写成后，“曾向国内史学界广泛征求意见，并根据这些意见作了几次修改。因此这部书可以说是集中了史学界不少同志的意见写成的”，[8] （《引言》）尤其是还经过了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家范文澜的“仔细推敲和精心润色”。[3]（《翦伯赞同志革命的一生》，P501） 可以说，《中国历史概要》的观点代表了当时中国史学界对于中国历史最新的总体认识。其中，阶级分析的方法犹如一条丝线，贯穿了古代中国、近代中国和现代中国，革命、革命、再革命成为新的中国历史体系的主旋律，使其历史叙事充满了革命化色彩。

（一）古代的中国：三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与三大封建帝国

中国是世界上文化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有着悠久的丰富的历史，而其封建社会的漫长和发展的迟缓，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从《史记》、《汉书》到《明史》、《清史稿》，历代“正史”就是传统史家牢固确立起来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意象。《中国历史概要》则彻底打破了这陈腐的旧体系，将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对立斗争看作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认为农民战争是推动中国古代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

在全面分析中国封建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中国历史概要》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三个相继而起的高潮：秦汉之际、隋唐之际和元明之际。认为正是“由于中国农民阶级曾经不断地掀起了反对封建统治的革命斗争，因之社会发展虽然是迟缓的，但终究是前进了。特别是秦末、隋末、元末三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国力强盛文化灿烂的汉、唐、明三个大帝国”。

具体而言，如论西汉帝国的建立，《中国历史概要》将汉高祖刘邦视作“农民起义首领之一”，[8] （P10）是他在公元前206年统一了中国，建立起强盛的汉朝。“这个西汉大帝国的建立，是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果实。”[8] （P10） 论唐帝国的建立，说隋炀帝末年，农民起义达到了高潮。这时农民起义的集团见于史籍的有100多起，参加暴动的农民有几百万人。在农民大暴动中，唐高祖李渊乘时而起，占领长安作为都城，于618年建立唐朝。“隋末农民战争严重地打击了地主统治，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产生了比汉还强盛的大唐帝国。”[8]（P25） 论明帝国的建立，指出元顺帝时爆发的农民大起义，至1351年转入了高潮。就在这年，刘福通、郭子兴等先后起义。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流域的广大地区全部转入农民战争之中，持续了近20年之久。在战争的发展中演成了群雄割据的局面，最后郭子兴的部将朱元璋摧毁了元朝的统治，消灭了所有割据者。“这是中国封建时代第三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8] （P40）《中国历史概要》进而总结说：“秦、隋、元都是消灭分裂局面建立起统一国家的朝代，也是剥削十分残酷的朝代。秦和隋炀帝的统治，十几年便被农民起义推倒了，元统治时期较长，但也终于被农民起义推倒了。每一次大起义的结果，都显著地推动社会前进一大步。元末的一次，把社会推入后期封建阶段。”[8] （P40） 同时，农民起义虽然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但它“只能推倒旧的统治者，不能推倒封建制度。也就是说，农民起义的胜利者必然要转化为地主，反过来统治着农民”。[8] （P10）

如此旗帜鲜明地将三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同三大封建帝国的兴起和繁荣纳入历史发展进步的因果之链上，是《中国历史概要》的重大历史理论成就之一。

（二）近代的中国：三次革命高潮与旧民主主义革命

18世纪中叶以后，欧洲资本主义开始走向全球，开展其商业活动。中国这个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国家，成了资本主义眼中商机无限的市场。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用炮舰政策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古老的中国从此不得不走向世界，但又长期徘徊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才在政治上宣告了封建社会的终结。

如何认识这段历史，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的社会性质，以及如何确定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方位。因而，在“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家为之同种种错误的意见和敌对的谬论进行了多次交锋。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由此，革命者们从理论上认清了中国近代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根本属性，这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在思想上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中国历史概要》在遵从中国近代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一基本论断的前提下，将其发展演变概括为后先相继的三次革命高潮。1851年农民阶级发动太平天国革命，“担负了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侵略的双重任务”，[8] （P58） 虽然它最终失败了，但它加速了清朝封建统治的崩溃过程，是“中国人民革命的第一次高潮”。[8] （《引言》） 1900年农民阶级发动义和团运动，由于中国人民遭受到帝国主义极其野蛮的联合进攻和腐朽的清政府的叛卖，最终悲惨地失败，但它终究表现了“中国广大农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巨大力量”，[8] （P72） 帝国主义被迫暂时收起瓜分中国的野心，对中国实行间接的统治。这是“中国人民革命的第二次高潮”。[8] （《引言》） 1911年，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2000年来的封建帝制，革命的临时政府颁布了一个临时约法，从此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帝制不能复活了，是为“中国人民革命的第三次高潮”。[8] （《引言》） 三次革命高潮这一概括，准确地反映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对外是中国人民同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对内是中国人民同封建专制主义的矛盾，并且这两大基本矛盾时常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非常复杂的近代中国历史景观。只有抓住了两大基本矛盾，才能把握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主轴，才能看到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就像封建时期一样，仍然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旋律。这就是《中国历史概要》关于近代中国历史叙事的基本主张。

（三）现代的中国：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新中国的成立

辛亥革命终结了封建王朝，但中国软弱的买办式的资产阶级毫无能力根本改变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而在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的压榨下，人民生活困苦的状况是难以想象的，必须继续探索突出重围、走向光明的道路。就在中国人民彷徨在后辛亥革命的黑暗当中时，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给中国革命树立了一个榜样，启示了中国解放的道路”。[8] （P85） 这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更大的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已经强大到足以领导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历史地落在了工人阶级的肩上。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广泛、深入传播的基础上，1919年爆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历史的新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此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用了28年就彻底推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立了新中国。

如何表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30年，《中国历史概要》同样坚持了以革命斗争为线索来揭示历史巨变的立场，通过叙述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将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清晰、深刻地展现出来。关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概要》指出它使中国人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为人民利益而牺牲奋斗的革命政党，是中国民族的希望”，同时，它又是“一次革命的‘总演习’，它启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如何去取得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8] （P105）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10年中，中国人民积蓄了丰富的关于进行“人民革命战争的经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事业，也以毛泽东的理论工作为代表，得到了伟大的进展”。[8] （P118） 关于抗日战争，《概要》着重指出“中国共产党是这一胜利的人民抗日战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8] （P129）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顽固派和日本帝国主义内外两大敌人的斗争，才“结束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失败的历史”，使得“中国革命的规模和力量有了空前的发展”。[8] （P130）关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概要》特别指出抗日战争的胜利本来使中国有了和平民主建国的历史机遇，但代表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利益的国民党顽固派，在美帝国主义的军援和金援下，于1946年6月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国人民由此彻底认识到“正义是在共产党方面而不是在美蒋方面的”。[8] （P132） 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转入战略进攻。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制定了在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使中国开始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基本原则”。[8] （P138） 4月23日南京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灭亡。7月1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规定了“建设新中国的全部基本原则”。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大会在北京召开，通过了《共同纲领》。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这是“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上最伟大的历史事件”，[8] （《引言》）“中国的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8] （P140）

革命、革命、再革命，这就是《概要》对于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认识。虽然不同的社会形态，革命的内容和对象也有所不同，封建时代的革命不同于奴隶制，新民主主义时代的革命不同于旧民主主义，但革命的精神却是一贯的。中国社会的发展史，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8] （《引言》） 而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则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战无不胜的强大武器”。[8] （《引言》）

三、“中国现代的文化革命”——走向新时代的思想文化保障

在翦伯赞看来，经济是“历史的骨骼”，政治是“历史的血肉”，而文化艺术则是“历史的灵魂”。[3]（P69） 从新中国成立的那天起，就面临着这样的历史任务：怎样才能从根本上变革旧的“历史的灵魂”，消灭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和观念呢？对此，《中国历史概要》在揭示中国社会不断革命的历史发展基调的同时，又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中国丰厚的思想文化遗产作了简明扼要的阐发，将种种“高深”莫测的唯心主义思想从天国打回人间，提出只有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继续推进“中国现代的文化革命”，才能为走向新时代提供强有力的思想文化保障。

（一）古代思想文化的阶级属性

诸子百家、汉唐佛学、宋明理学是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概要》对之均有评判。如论先秦诸子百家，说孔子是“封建等级制度的拥护者”，孔子一派的儒家学者大多“宪章文武”，宣扬等级制度与宗法主义，为当时当权贵族的等级支配辩护。墨子一派的墨家学者则反对诸侯混战，反对奢侈浪费，反对强凌弱、富侮贫、贵傲贱、诈欺愚，主张和平、节约、汇爱、互利，“反映被压迫的但又缺乏反抗性的农民、小工商业者的意识”。老子、庄子一派的道家学者们“反对社会进化，主张回到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社会里去，显然是反映没落贵族的意识”。法家学派的学者们如商鞅、韩非等，“主张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提倡法治，提出了新起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这些学派充分地反映了“当时利害不同的各阶级之间的矛盾”。[8] （P8） 关于汉唐佛教，在指出其宣扬宗教迷信的同时，着重批评了佛教的发达对于社会经济的严重阻碍作用，如南朝梁时建康的寺院达500余所，僧尼十余万。北朝更甚，北魏洛阳的寺庙有1367所，全国有3万余所，僧徒超过200万。这些寺院无不通过布施或侵占，获得大量土地，经营高利贷和典当，重利盘剥贫民。寺院既是大地主，又是高利贷者，社会财富的一大部分都被寺院消耗了。[8]（P23－24） 到了唐朝，佛教更加有力地支配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8] （P31） 关于宋明理学，指出其先驱是唐代的大思想家韩愈，[8]（P30） 两宋时期，新的儒家哲学——理学产生了，它是佛教哲学，特别是佛教中的禅宗一派渗入儒家哲学所产生的结果，这样儒家哲学更加玄学化。程颐、朱熹等人都是理学大师。[8] （P37） 经宋、元，到明朝中叶，程朱理学已十分腐朽，提倡“知行合一”的王守仁学派出现，其主观唯心论的学说支配了明朝中叶以后的思想界，[8] （P44） 到明清之际走向衰落，代之而起的是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所倡导的经世之学。[8] （P49） 古代思想文化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但这些形式一定是当时社会上阶级状况的投射，只有深入到思想文化的阶级属性当中，批判继承才有可能。

（二）近代思想文化战线上新学与旧学的抗争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之间的80年，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继先秦百家争鸣之后的又一次巨变，不断上演着以今天否定昨天的戏剧。争鸣的历史舞台也从传统的“天下”转换成了“世界”。《中国历史概要》将其历史准确地概括为新学和旧学的斗争。所谓旧学，就是中国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的封建主义文化。所谓新学，就是鸦片战争以后从外国传来的资产阶级的文化。

新学包括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先进的中国人，以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为代表，学习这类社会学说，并提出各自的主张，以图挽救中国的危亡。其中，洪秀全、孙中山所讲的是革命学说，其余均为改良主义。但无论是改良主义还是革命学说，最后都被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联合打败了。相比之下，自然科学的传播，比起社会学说来，却顺利很多。这是因为一部分封建统治者也想利用它，宣扬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就是保持封建主义文化的旧学，排斥资产阶级文化的新学。“西学为用”就是企图利用自然科学来巩固封建统治。这本来就是中国封建专制企图苟延残喘的一个噱头，但是当封建统治者感到巩固自己的力量来自投靠帝国主义而不是来自讲求自然科学的时候，自然科学便成了摆设。总之，“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对社会学说特别是对革命学说进行了硬性的压迫，对自然科学进行了软性的压迫，它们决不让新学有发展的可能”。[8] （P82） 而辛亥革命的失败则彻底表明，“在帝国主义时代处于半殖民地的中国，要取得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无能为力的，资产阶级文化是不中用的”。[8] （P81） 这就是新学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命运。

（三）新民主主义时期共产主义文化同封建文化、洋奴文化的斗争

中国的思想文化战线，以“五四”为界，之前是新学和旧学的抗争，之后是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反对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这一文化革命的领导者，先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接着是文化新军的旗手鲁迅，再就是中国古文化优秀部分的继承者和新文化的创造者毛泽东，在他们的领导下，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意识形态上的基石。这是《中国历史概要》对于1919－1949年30年间的思想文化革命的基本认识。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经战败了的新学派的分化和变动，贯穿整个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这些讲新学的知识分子，多半是真心实意学习西方的，他们讲社会学说，意在救中国，讲自然科学，意在富强中国。“五四”运动开始时，他们分化为“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中，前者成为“五四”运动的实际领导者，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作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彻底反对封建文化。“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旧道德的老营寨孔家店被打得粉碎，旧文学的老师傅文选派、桐城派也被打得一败涂地”。[8] （P157）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推进了中国人民革命及其文化斗争。右翼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部分投奔到以帝国主义文化为盟主的反动文化同盟当中，“以胡适为代表的洋奴派”便是其中的一支。面对文化革命上的大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鲁迅为旗手的文化新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8] （P158）

进入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论著，给中国全部文化做了英明的总结，指示了思想文化革命的方向。1940年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指出新文化必须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也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1942年5月，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针。1947年7月1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28周年，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又一次给1840年以来的中国文化作了简括而深刻的总结，指出：“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倒下去了，有些觉悟过来了，有些正在换脑筋。事变是发展得这样快，以致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学习。”“一切别的东西”指的正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那些所谓新学。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那些“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与此相应，是新学派的继续分化，其堕落部分仍然奉行“唯美主义”，彻底沦为美帝国主义的文化奴隶。而其绝大部分，此时则“要求重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自我改造思想，努力使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逐步消灭下去，工人阶级思想逐步生长起来”，以发扬其爱国报国的心。[8] （P158－160） 建国初年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胡适思想批判等等，正是为着使资产阶级思想逐步消灭下去、共产主义思想树立起来这个远大的目标而进行的。为此，《中国历史概要》充分肯定了中国人民的“极优越的文化创造力”，坚信新中国的思想文化事业“必然有不可限量的发展前途”。[8] （P161）

以上就是《中国历史概要》这本小册子提供给我们有关中国历史的革命化的诠释。这个诠释距今已经过去50多年了，但其中所显示出来的鲜明的立场、昂扬的斗志和伟大的理想早已成为了新中国的历史意识，奔腾、活跃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历史学是“一门塑造民族整体人格，表述民族自我意识、自我评价和自我认知的伟大学术”，[9] 历史意识则构成了“国民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关系于现代政治国家的某些根本价值”，[9] 而《中国历史概要》的历史叙事所呈现给我们的历史意识恰恰体现了这“根本价值”。

注：

①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册于1941年在延安印行，全书初版于1943年10月在延安印行，此后至新中国成立前曾多次再版和新版，记述了义和团运动以前的中国历史。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上册1941年由香港生活书店出版，下册1948年由大连光华书店出版，记述了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历史。翦伯赞《中国史纲》第1卷（先秦卷），1944年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第2卷（秦汉卷），1946年重庆大呼公司出版。它们是解放前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编纂的杰出代表。

②1954年，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对古史分期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提出了一家之见，但全书只叙述到鸦片战争之前。因而，《中国历史概要》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中国通史读物”。（参见张传玺《翦伯赞传略》，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6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此外，赵梅春也注意到此书是为国内外广大读者撰写的一部简明扼要的中国历史读物，上起原始社会，下至1954年，是当时叙述历史年代最长的一部中国通史。对史学界有争议的问题不作论断，只是指出其社会特征。在叙述上，详近略远。由于当时中国现代史研究的薄弱，其内容以革命斗争为主。（参见《二十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6－67页）

[参考文献]

[1]陈垣. 致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N]. 人民日报，1949-05-11.

[2]陈垣. 思想改造在辅仁大学[J]. 新建设，1952，（4）.

[3]翦伯赞. 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郭沫若. 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N]. 进步日报，1951-09-29.

[5]郭沫若. 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设高潮[J]. 历史研究，1954，（1）.

[6]林甘泉. 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A]. 林甘泉文集[C].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7]周朝民等. 中国史学四十年[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8]翦伯赞，邵循正，胡华主编. 中国历史概要[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9]何新. 历史学与“国民”意识[J]. /.

责任编辑：杨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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