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历史学研究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全会通过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到21世纪初最新的战略举措,是更好、更快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现实需要。同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又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它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里的长期奋斗目标,是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长远的战略目标。
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
我们要构建的和谐社会,其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中外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某种相对和谐的时期,它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把中国社会的发展导向它的更高级的未来的,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毛泽东早在半个世纪前就说过:“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56~457页)《共产党宣言》说过: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在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下,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社会稳定,人心舒畅,现代化事业就能又好又快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能顺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物质基础就会越打越牢,向社会主义的更高级的阶段发展就具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条件。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无差别、无矛盾的社会,而是长期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处理不好,也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矛盾。新中国建立将近60年,改革开放也将近30年,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我们已经经历到了、体会到了。苏联、东欧的教训更是我们亲眼看到的。我们今天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是最好的、最适应我们社会实际需要的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两种不同的经济模式,在所有制形式、管理方式、市场运作、市场占有、资源共享方面,既有互补作用,也会有矛盾;国有经济、集体经济、民营经济之间也会有矛盾;国家和单位、个人之间会有矛盾;国家的长远战略利益和近期利益之间会有矛盾;整体发展和局部发展之间有矛盾;东部沿海先发达地区与中部、西部晚发达地区有矛盾;城乡之间差距在扩大,收入两极分化在形成,也是巨大的社会矛盾;“三农”问题严重,上亿的农民工与所服务的工地、公司、单位等有矛盾;经济发展与环境存在着严重矛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矛盾;上学难、看病难,社会保障体系很不完整,积累和分配、再分配之间有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尽管是一个完整的体制,但是在社会主义性质与市场经济运作之间会有矛盾,市场的利益最大化与社会主义的公平、公正、公益有矛盾。在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下,执政党与参政党(即民主党派)之间在政治参与、社会发展理念之间或有不同认识,也是矛盾;干部中一小部分贪官污吏,一些行业存在着的腐败现象,与党和人民利益、国家利益、社会主义的整体利益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党的领导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之间,在理论上也是存在矛盾的;汉民族与国内各少数民族之间在经济文化发展上也存在矛盾;宗教信仰与传播和主流社会之间也存在矛盾。由于历史的原因,国家实行一国两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和澳门,在政治、经济发展上与内地也存在着矛盾;台湾还没有与祖国统一,当然也存在着矛盾。在社会发展中,民主和集中的矛盾、纪律和自由的矛盾、部分和全体的矛盾,总是存在的。
在国际关系上,政治上的多极化与单极化的矛盾无时无刻不存在;经济全球化丝毫没有减轻各国在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和矛盾,国际经济贸易中对市场的占有与反占有、制裁与反制裁无时无刻不存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与社会主义的体系之间的矛盾无时无刻不存在。我们与西化、分化我国的国际敌对势力的矛盾将长期存在。中国成为发展中的大国,经济总量已进入世界前列,与周边国家、与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之间,在开发问题、援助问题、资源问题、市场问题上也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矛盾。
以上各种矛盾是就经济、政治关系而言的。在思想文化领域,矛盾也普遍存在。主流意识形态、一元化的理论指导与思想文化的多元化趋向明显存在着矛盾。实际上这是目前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了的。“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这四个“深刻”是我们面临的社会现实。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面前,如何保证主流意识形态在思想文化领域起主导作用,就像如何保证公有制经济在国家社会经济中起主导作用一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国家发展中逐步化解这些矛盾,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旧的矛盾化解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又需要加以化解。化解这些矛盾,需要民主,需要法制,需要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的各种手段和办法。总之,需要运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方法化解这些矛盾,使国家社会生活健康、稳步、平和地发展。在国家统一、国际间斗争问题上,我们需要以和平、和谐相号召,努力在和平、和谐的环境里解决冲突和矛盾,但是不能忘记了在国际间还有阶级斗争的存在。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经济制度上经历了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在发展经济方面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应该说,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已经过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业已初步建立起来。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个总的概念中,如何从制度上、法律上、价值观上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这两个本来对立的概念,从内涵上结合起来,恐怕还需要积累经验,也需要及时在理论上加以总结。
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过程中,共产党人要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自己的理想信念结合起来,与共产主义长远目标结合起来。没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支撑的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6页)我们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奋斗,我们的目的是建设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物质产品极为
丰富、财富分配极为平等、社会生活极为民主和个人自由得到极大发挥的时代,那是真正和谐的时代,那是共产党人追求的目标。只知道眼前的和谐目标,忘记了共产主义的真正的和谐社会,是短视的表现。当然,共产主义的真正的和谐社会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建设民主的、法治的、和谐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为了保证这条道路的畅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一个关键所在。中共中央正在推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保证思想文化领域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重要举措,需要坚持进行。这项工程的积极成果,需要贯彻到社会生活中去,需要贯彻到大、中、小学教师的头脑中去,需要贯彻到主流新闻媒体工作人员的思想中去。
史学工作者怎样看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历史学的关系
应该说,正确的历史观,反映在对人类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上,它是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思想保障,而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决定强调指出:“正确的思想舆论导向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23页)。历史研究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遵循历史唯物主义指导,要努力研究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演变,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研究阶级社会的历史,还要注意研究阶级关系以至阶级斗争的状况,研究社会生活的演变,研究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的活动,研究社会精英的思想及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研究统治阶级的活动,研究革命、改革、改良与历史前进的关系,等等。总之,影响历史前进的人类活动,都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内容。就中国历史来说,研究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研究近代中国及其与世界的关系,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历史的走向,认识近代历史如何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如何选择了社会主义,对于我们判断今后中国历史的走向,都是大有益处的。也就是说,这种研究和对中国历史的正确认识,对于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借鉴意义。
我在这里结合编纂大众历史读物所涉及的历史观,提出一点个人的想法。
1.编纂历史教科书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历史知识的大众化,也就是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也是非常严肃的工作。就读者的阅读面来说,中学历史教科书也可归人大众历史读物。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著,对于青少年一代形成正确的历史观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各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都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历史教科书要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是不应该有疑义的。
某一个城市新编高中历史教科书,报载有关编者对记者发表谈话说,这是要“呈现一个有关中国过去更和谐的形象”,编这样的教科书,是要“推进更稳定、较少暴力的中国历史观的广泛努力的一部分”。这位编者认为,这是要服务于当前的经济和政治目标。编纂历史教科书,要服务于当前的政治、经济目标,主观动机是可以理解的。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是当前的政治、经济目标,你判断准确了吗?再一个是,用阉割了历史内容的历史教科书,可以为当前的政治、经济目标服务吗?这显然是对历史和现实关系的不正确的理解。什么是更稳定、较少暴力的中国历史观?是不是把中国历史、世界历史描绘成为一部更稳定、较少暴力的历史,就是中国历史观?在这样的历史观指导下,新的历史教科书不再去描写历史上长期存在过的阶级与阶级斗争、战争与暴力,把历史写成更稳定、较少暴力的历史,就符合历史的真相吗?如果贯彻这样的指导思想,编出来的就不是历史教科书,而是贯彻某种政治意图的政治读物了。这种所谓中国历史观,显然不是唯物史观。这种所谓中国历史观,是中国历史学界闻所未闻的。用这种历史观指导写出的历史书,不可能是真实的历史。不能因为今天建设和谐社会,就把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塑造成为一个“和谐的形象”。既然历史上的中国都是和谐的,还要革命干什么呢,还要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干什么呢?既然历史上就是和谐的,还要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中全力来建设和谐社会干什么呢?这样的历史观,必然导致青少年思想的混乱,造成社会的不和谐,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
2.正确评价西方大国的发展经验
前不久,电视台播出了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引起了观众广泛的评论,意见并不一致。《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在2006年11月29日发表了记者采访记,《大国崛起》的总策划在采访中系统阐述了制作这部电视纪录片的指导思想。读过了这篇采访记,深感这位总策划的基本思想是大可质疑的。
概括一下,这位总策划制作电视片的指导思想是:
第一,让中国公众建立一种基础的人类现代社会的历史理性。这个历史理性就是,现代社会从哪里来,现代社会的起源和走向是什么。对这个事实的尊重,是我们今天面对改革的一个知识基础和理性基础。
第二,让公众理解“妥协”这两个字的社会价值和理性价值。西方这些现代国家的建立,其标志就是以理性的方式、妥协合作的方式,来探寻一种新制度,探寻社会利益分配的一种新形式。这部片子将来播放了以后,中国观众只要能领会和学会两个字,我们就功德圆满了,那就是“妥协”。
第三,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什么,这个方向不是你自己确定的,而是西方文明确定的。西方这种文明带来了工业革命,带来了以科学技术为背景的物质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会伴随着政治制度的要求,市场经济与民主化本质上是同一回事。当这个社会方向确定以后,我们用一个中性的词,叫做现代化。
第四,引领大众来看西方的历史。这些世界几百年来文化主体的代表性国家,它里面包含着我们今天面对的所有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所有开放性的对外观看,实际上都是为了反省自己。
第五,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传统、政治惯性,就是一种社会转型为另一种社会时只有一种方式,就是绝对冲突的、崩溃和再建的模式,从来没有说,转型是通过协商的、和平的、渐进的方式实现的。
这五点指导思想,算是什么呢?西方中心论?或者其他什么论?总之,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总策划的动机可能是好的,希望中国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能够用协商的、和平的、渐进的方式前进。他希望用西方人发明的“妥协”理论、“妥协”行为启发具有绝对冲突的政治惯性历史经验的中国当代人。可惜,由于这位总策划受某种西方中心论影响太深,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不懂得历史的辩证法。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即使是好的动机也是无法达到的。
我在这里作一点解析。首先需要指出,人类历史,不管东方还是西方,妥协与斗争,往往是历史场景中的两个面。绝对不是西方只有妥协,中国只有斗争。这就像革命与改良一样,人们往往称赞改良,不喜欢革命。其实,历史上,革命与改良,也往往是历史场景中的两个面。
有人以为,革命是少数人煽动起来的,完全是误会。少数人的煽动是不可能制造出革命的。恩格斯说:如果不通过革命就能达到无产阶级的目的,共产党人是最欢迎的。他说:“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9页)。这就是为什么痛恨、反对革命的阶级和政党可以延缓革命、不能阻止革命的发生的原因,也是欢迎革命的政党和阶级可以推动革命、不能随意制造革命的原因。
在人类历史上,不管西方还是东方,往往是斗争以后出现妥协,革命以后会有大规模的改良。国际条约往往是斗争以后的产物,或者是战争以后的产物。妥协与斗争甚至战争,是紧密相连的。斗争和妥协,革命和改良,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难道西方只有妥协、没有斗争,只有改良、没有革命吗?现代国家的建立,除了“妥协合作的方式”就没有别的什么了吗?欧美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与革命,各国之间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殖民主义侵略与殖民主义体系的建立,都是血淋淋的历史。就是现今的世界,也是既有合作和妥协,也有不合作和不妥协。美国要打伊拉克,联合国反对;联合国斗不过美国,只好妥协。历史的面像,不止一面,往往是两面甚或多面,只说一面是片面的。放弃了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以偏概全,就说不出历史的真相。
以英国为例。人们总是津津乐道英国的和平变革。其实英国哪里只是光有和平、没有斗争呢?说英国近代只有和平、没有斗争,说轻了,是对历史的无知;说重了,是有意掩盖历史真实。在英国“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发生过30年战争,即所谓玫瑰战争;在“光荣革命”前,发生了1640~1660年的暴力革命,国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以后,发生所谓“光荣革命”。“光荣革命”虽然是和平的变革,却起到了限制专制王权的作用。“光荣革命”虽是和平的,但它只是暴力以后的和平。没有暴力,哪来的和平。坚持王权的国王詹姆士二世用血腥手段镇压了辉格党的武装反叛;议会邀请荷兰执政威廉率兵进入英国,詹姆士二世不得不出逃,新国王不得不接受议会的条件。所谓“和平”是被斗争逼出来的。人们夸夸其谈英国的“光荣革命”、英国的和平,为什么看不到和平背后的暴力和斗争呢?说到英国革命,人们往往只讲1640年发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从以上的事实看,从1649年杀掉查理一世到1688年的所谓“光荣革命”,都应该看作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此后,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就转趋稳定地发展了。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为英国生产力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过了一个多世纪,在英国血腥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基础上,发生了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工业革命。
英国历史上的暴力还不止于此。英国在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发生过有名的圈地运动。15~16世纪、18~19世纪,英国历史上的血腥的圈地运动,使农民陷于极端悲惨的境地(钱乘旦在谈到圈地运动时写道:“圈地运动造成了不少农民的悲惨境遇,引起社会动荡”,使“租佃农和小自由农失去土地,成为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自由劳动者,这为后来工业的发展准备了劳动后备军,虽然这个过程十分血腥”。参见齐世荣主编《15世纪以来世界九强的历史演变》,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0~71页)。16世纪,英国多次爆发农民起义。19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取得决定性胜利,议会通过立法使圈地合法化,国家机器强迫农民服从圈地法案。马克思指出:“从亨利七世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曾这样无情地处置过传统的农业关系……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关系,不仅村落的位置,而且村落本身,不仅农业人口的住所,而且农业人口本身,不仅原来的经济中心,而且这种经济本身,凡是同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相矛盾或不相适应的,都被毫不怜惜地一扫而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Ⅱ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63页)原来,英国的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是建立在血腥的暴力基础上的。
以上所说的英国的暴力是发生在国内的。英国的暴力与不妥协,更典型地体现在海外殖民侵略与殖民战争中。英国在“光荣革命”以后的两个多世纪中,参与了全面的殖民战争和殖民掠夺,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号称“日不落帝国”。虽然18世纪北美13个殖民地的独立给了英国殖民体系以打击,但是英国丝毫也没有放松对世界各地殖民地的掠夺。我们仅以1840年英国发动对华侵略的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为例。在亚洲,17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占领了印度的马德拉斯、孟买和加尔各答,18世纪中叶英国出兵占领孟加拉,此后又数次发动对印度的殖民战争,到19世纪30年代,除中部、北部若干土邦外,整个印度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印度从此成为英国侵略亚洲各国的后方基地。英国用来打开中国大门的特殊商品鸦片,主要的产地就是印度的孟加拉。1824年,英国又把马来亚的槟榔屿、马六甲和新加坡合并为海峡殖民地。北美的加拿大和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在18世纪就成了英国的殖民地。澳大利亚西南的新西兰,也在1839年接受了英国的统治。19世纪初,英国还取得了西非洲的冈比亚、塞拉勒窝内和黄金海岸等地以及南非的开普殖民地。大略统计,19世纪前期,英国拥有的殖民地领土为2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亿,掌握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霸权(参见张海鹏编著《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4年版,第5~6页)。
从19世纪中叶开始,英国或者独自,或者联合其他资本主义大国,多次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在中国取得广泛的利权和势力范围。它的东印度公司,它的鸦片走私,它的炮舰政策,中国人记得的还少吗?举第二次鸦片战争为例。研究远东国际关系的历史学家、苏联人纳罗奇尼茨基写道:“还在1850~1854年,英国政府已在考虑对中国发动新的战争。1850年9月29日,巴麦尊写道:很快就可以通过对扬子江下游重要据点的占领以及切断大运河的交通来对中国实行‘新的打击’。他写道:‘中国人在对唯一能使他们信服的论据——大棒论据退却以前,就不仅应该看到这根大棒,而且应该感到这根大棒确实打在自己的背上’。1851年9月,巴麦尊询问包令究竟在什么时候最宜切断对北京的大米供应,中止大运河和长江会合处的粮食运输。”
(见A.Л.Нарочницкии:Колониальная понитика Капитлщстичестических Держав На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860~1895,第71页,莫斯科,1956年,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6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页)1855年8月,英国驻华公使包令说:“用孤单的行动而不伴以强大的军事压力,就没有希望从中国取得任何重要的让步”(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英文本,第687页)。这就是说,用战争手段逼迫清政府同意让出更多利权,这已经是既定决策。很快,英国借口所谓“亚罗号”事件,挑起了再次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在对华侵略上是一点也不妥协的。
关于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强行输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对印度的掠夺,我们读一读马克思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的未来结果》,就很清楚了。对于北美殖民地要求独立,作为宗主国的英国也是绝不妥协、绝不让步的,以致北美独立战争从1775年打到1781年,打了6年,英军才被迫投降,到1783年英国才痛苦地做出让步,承认了北美13个殖民地的独立。非洲的黑人贸易,中国的华工买卖,哪一桩不是血淋淋的暴力呢!国内的圈地运动,海外的殖民掠夺,建立起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为什么我们不指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与这些血腥的暴力的联系呢?电视片《大国崛起》中英国这一集完全体现了总策划的这一思想,对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建立忽略了它的暴力与不和平的一面,对它的圈地运动和海外殖民只作了轻描淡写,这对于观众了解英国崛起的真实的历史是一种误导。
其次,什么是人类现代社会的历史理性?总策划说,这个历史理性就是,现代社会从哪里来,现代社会的起源和走向是什么。对这个事实的尊重,是我们今天面对改革的一个知识基础和理性基础。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所谓人类社会的历史理性,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再到共产主义,这是人类现代社会的基本走向。中国历史经历了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到近代演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又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今天仍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在政治制度上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这是不同于西方民主的一种新型的民主制度。我们在经济制度上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经济制度。在这种经济制度下,我们加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吸取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技术手段和运作经验,这种市场经济不是绝对自由的,是要接受社会主义的约束的,是为提高全体人民的福祉服务的。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些就是我们的社会发展方向。这些都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
如果说历史理性,这就是我们理解的历史理性。怎么可以说,我们社会发展的方向是西方文明确定的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工业革命、以科学技术为背景的物质生活方式,等等,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性创造。社会主义也应该继承这一历史性创造,并且在这一创造上加以发扬,以造福人类。邓小平说过,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按照那位总策划的说法,市场经济、民主化,加上现代化,它本质上是同一回事。我们今天搞的现代化,不过是西方文明确定的。这种理解,把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完全混淆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西方文明的现代化不是一样的。今天在中国向人民大众解释现代化,如果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解释成西方文明的现代化,那是大错特错的。
由以上分析,可以引出下面第三点:说西方几百年来文化主体的代表性国家,包含着我们今天面对的所有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是完全错误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所走的路,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所走的路根本不同。怎么可以说西方那些代表性国家有着我们今天所有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呢?我们的政治制度,与西方完全不同。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联合各民主党派,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在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下,为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努力奋斗,这与西方大国的两党制完全不同。我们在政治改革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可以从西方大国中去寻找吗?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家不仅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而且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这种经济制度,与西方大国的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是很不相同的。在这种基本的经济制度下,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西方任何国家未曾实行过的,也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未曾实行过的,我们怎么可以从西方大国去寻找改革的经验与教训呢?我们的“三农”问题、城乡关系,可以从圈地运动中去寻找经验与教训吗?我国人口众多,任何世界大国都无法比拟,我们实行什么样的劳动制度、医疗保障制度、社会保险制度,也只能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在我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下探索我们自己的处理方式。我们积累资本的方式与西方各国完全不同,我们主要靠自己的国内市场积累资金,吸收外资是一种辅助手段,虽然是重要的辅助手段。我们完全不可能走西方大国靠掠夺殖民地来积累资本的道路。当然,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生产经营、市场管理与营销、金融体制、公司制度、吸引外资、国际贸易、法律制度诸方面,尤其在技术层次上,极需要了解、吸收西方各国的经验与教训,这是不容讳言的。但是这与从根本制度上吸取西方各大国在发展过程中的什么经验、教训,完全是两码事。我们通过新闻媒体让观众了解西方世界的时候,不能不有这样清醒的头脑。引领大众片面来看西方的历史,只会与主持者的主观愿望相反。我们需要从开放性的对外观看中反省自己,但这决不是要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使我们自己在前进的方向上发生动摇。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引导社会向前的。研究历史经验,则是向后看的。向后看是为了给向前看提供正确的历史借鉴。历史是什么就是什么,要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普及历史知识,这样才能对今天的社会现实提供有益的借鉴,否则,是会帮倒忙的。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不能脱离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在观察社会历史的时候,尤其不能脱离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否则,我们的历史研究,我们的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就会走偏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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