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署到学堂,书院的历史与演变

宋初利用唐代以来出现的书院，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扶持，使其替代官学，为国家培养人才，形成了一批颇有影响的书院。

书院，近年来频频出现在清华、复旦等高校的招生简章中，这一我国古老的高等教育专有名词也由此重新进入公众视线。书院作为中国教育史上一种独具特色的学校教育制度，萌芽于唐，经五代，兴盛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

书院最早现于唐朝

“书院”之名最早出现在唐朝，最初为读书的书楼。贞观九年（公元635年）设于遂宁县的张九宗书院为较早的私人书院。官立书院起初是中央政府官方修书、藏书、校书，偶尔也为皇帝讲经的场所，性质为官署。开元六年（公元718年），玄宗下诏改东都洛阳“乾元殿”之名为“丽正殿”（又名丽正修书院、丽正书院）。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再下诏改“丽正殿”为“集贤殿”（又名集贤殿书院、集贤书院）。

唐代的雕版印刷术发达并在全国迅速推广，书籍的质量不仅得以改善，而且数量大增，这为民间或私家藏书创造了较好的条件。唐中叶之后，各地民间或私人创建的书舍、书屋、书楼、书堂、书院之类的设施涌现。在官方丽正书院、集贤书院首先以书院命名为“修书之地”“藏书之所”的诱发下，“书院”之名便在民间更广泛地流行起来。

唐代的书院有多少所？《全唐诗》共提及民间书院14所，另据《唐代民间书院研究》和《唐代官府书院研究》统计，唐代书院见于地方志的有40所。加上官府书院，去掉重复，唐代共有57所书院，其中48所书院可以确定地址。这些书院的分布呈点状，散布于今日全国12个省、区、市。

唐代书院普遍不具有学校的性质。学者研究发现，被信史明确记载的有讲学事迹的唐代书院仅三所。一是江西皇尞书院——“唐通判刘庆霖建以讲学”（光绪《江西通志》卷八十一）;二是福建松州书院——“唐陈珦与处士讲学处”（同治《福建通志》卷六十四）;三是江西东佳书堂（亦称陈氏书堂、义门书院）——“唐义门陈衮即居左建立，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皆令入学”（同治《九江府志》卷二十二）。我国教育史学术界现在普遍认为，虽然可以说作为“士子肄业之所”的书院教育至唐末已具雏形，但规模甚小且不甚稳定。

清代文人袁枚在其《随园笔记》中谓：“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这句话包含两方面意思：一是认为书院之名起源于唐代的丽正书院、集贤书院;二是明确指出后代书院的核心功能是教学，即所谓的“士子肄业之所也”，丽正书院、集贤书院则不具备这一功能。现在来看，袁枚的这一论述符合历史事实。

书院真正具有学校性质，是在唐末和五代基本形成的。在战乱纷纷的五代，与北方相比，南方相对稳定，因而所建书院更多。闻名于后世的嵩阳书院、应天府书院、龙门书院，都始建于五代。王日藻在《嵩阳书院碑记》中称：“夫五代日寻干戈，中原云扰，圣人之道绵绵延延，几乎不绝如线矣。而书院独繁于斯时，岂非景运将开，斯文之未坠，已始基之欤！”这说明了五代书院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大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也说明了书院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对继承和传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起了独特作用。

宋朝书院成教育机构

宋初一统海内。随着战乱渐平，民生安定，文风日起，读书士子纷纷要求读书就学，朝廷也需要大批治术人才。

宋初利用唐代以来出现的书院，通过赐书、赐额、赐田、召见山长等方式进行扶持，使其替代官学，为国家培养人才，形成了一批颇有影响的书院。岳麓、白鹿洞、石鼓、嵩阳、应天府、茅山等书院都是因教学有功获得御赐而扬名的。经此一期，书院的教育教学功能得到强化，获得社会认同。

北宋书院多设于山林胜地，唯应天府书院设立于繁华闹市。随着晏殊和范仲淹等人的加入，应天府书院逐渐发展为北宋最具影响力的书院。应天府书院前身为睢阳书院，是五代后晋时的商丘人杨悫所创办。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真宗改升应天书院为府学，称为“应天府书院”，并正式赐额“应天府书院”。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应天府升格为南京，成为宋朝陪都，应天府书院又称为“南京书院”。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应天府书院改升为“南京国子监”，成为北宋最高学府，也成为中国古代书院中唯一一座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北宋范仲淹在《南京书院题名记》写道：“天下庠序，视此而兴。”

及至南宋，作为一种正式学校教育制度的书院，由南宋大理学家朱熹创立。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明确指出：“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朱文公文集》）。这段文字是说，五代至北宋（宋初），由于官学未兴，读书士子无处就学读书，于是大批学者自创书院讲学，满足了读书士子就学读书的愿望和要求，并且得到官府褒奖。

南宋著名理学家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窃尝闻之诸公长者，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吕东莱文集》）这段文字说明，宋初刚摆脱战乱之祸，学子就学读书之风日盛，但学校尚未及设立，于是学者在山林閑旷之地，自建书院，聚徒讲学。

南宋书院的发达与兴盛，公认的标志有二：一是它与理学的一体化，二是书院制度的形成与完全确立。南宋书院制度不仅吸取了官学与私学的经验教训，而且采纳了佛教尤其禅宗丛林、精舍，以及道家宫观传法讲学的经验，在目的、功用、手法上形成了博取各家长处而又与之相区别的特色。书院制度的形成标志着中国教育事业进入了官学、书院、私学三轨并行的时代。到南宋末年，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朝廷正式通过科举考试或从太学毕业的官员才能任书院山长。

宋代创建书院711所，分布在今天全国18个省、区、市。宋代书院分布有三个特点：一是分布范围比唐和五代明显扩大，广西、海南、香港都有了书院;二是数量猛增，书院分布由点状变为片状，出现几大密集区，江西、浙江、福建位列前三;三是发展极不平衡，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只有19所书院，仅占全国书院总数的2.7%，文化重心明显南移，南方完全取代中原成为教育与学术中心。

元代继承了南宋的书院衣钵。据统计，元代创建书院296所，加上修复的唐宋旧院部分，书院总数达到408所，分布在今日全国19个省、区、市。元代的最大贡献是弥补了辽金时代的缺憾，将书院和理学一起推广到北方地区，缩短了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南北文化差距。不过受官方控制甚严，元代书院并无争鸣辩论的讲学特色。

明代书院进入成熟推广期

书院的数量在明代出现大增。据统计，明代书院总数达2000所左右，远超唐宋元三个朝代的总和，分布在今天全国25个省、区、市，其中新建1699所。

总体来看，明朝书院分为两类：一是重授课与考试的考课式书院，同于官学;另一种是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各学派互相讲会、问难、论辩的讲会式书院，它们多被朝廷禁毁，如著名的东林书院。

明代书院的分布总体上由先进发达地区向边远落后地区推进，读书种子已经撒向神州边陲和发达省份的穷野之地，这标志着书院的发展进入了成熟期推广阶段。正德（1506—1521）、嘉靖（1522—1566）年间，以王守仁和湛若水为代表的思想家以书院为阵地发动思想解放运动。而永乐（1403—1424）年间，书院向东传播到朝鲜半岛，逐渐形成几乎与李朝相始终的朝鲜书院制度。

清初统治者实行严酷的文化禁锢政策，担心书院的自由讲学之风会撼动统治基础，严格控制书院活动，抑制书院发展，并使之官学化。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清政府明令禁止私人创建书院。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清政府在各省城设置书院，后各府、州、县相继创建书院。乾隆年间，官立书院剧增。绝大多数书院都成为以考课为中心的科举预备学校。总体来看，清代书院分为三类：一是重视义理与经世之学;二是以考科举为主，主要学习八股文制艺;三是以朴学精神倡导学术研究。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新式学校及其制度的引入，光绪皇帝于1901年诏令全国书院一律改为新学堂，中国书院及其制度就此结束。民国建立后，在香港和台湾均有学校称作书院，如著名的新亚书院、崇基学院和联合书院，但其实它们与古代书院不同。

历史上的四大书院

应天书院 范仲淹执掌

应天书院位于河南省商丘市，原名睢阳书院。北宋立国初期实行开科取士，书院的生徒参加科举考试，登第者达五六十人之多。天下文人、士子慕戚同文之名不远千里而至宋州求学者络绎不绝，出现了“远近学者皆归之”的盛况，其中就有那位吟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随着晏殊、范仲淹等人的加入，应天书院逐渐发展成为北宋最具影响力的书院。

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宋真宗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公元1043年，诏赐应天府书院升格为南京国子监。应天书院成为古代书院中唯一一个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

岳麓书院 理学家张栻主教

岳麓书院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南岳七十二峰最末一峰的岳麓山脚。公元1015年，宋真宗赐“岳麓书院”额。公元1165年，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刘珙延聘著名理学家张栻主教，更加强了其在南宋教育和学术上的地位。公元1167年，朱熹来访，与张栻论学，开书院会讲之先河，由此形成以“朱张之学”为正宗的学术传统。元承宋制，书院办学继续发展，规制日趋完备。

白鹿洞书院 朱熹亲自讲学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五老峰南麓，始建于南唐升元年间（公元940年），是中国首间完备的书院;南唐时建成“庐山国学”，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由中央政府于京城之外设立的国学;宋代理学家朱熹出任知南康军（今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市）时重建书院，亲自讲学，确定了书院的办学规条和宗旨，并奏请賜额及御书，名声大振，成为宋末至清初数百年间中国的一个重要文化摇篮，是中国教育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又称《白鹿洞书院教规》，影响后世几百年，办学模式为后世效仿，传至日、韩及东南亚一带。

嵩阳书院 《资治通鉴》在此写作

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登封市区北2.5公里嵩山南麓，背靠峻极峰，面对双溪河，因坐落在嵩山之阳而得名。先后在嵩阳书院讲学的有范仲淹、司马光、杨时、范纯仁等很多名儒。宋代理学的“洛学”创始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此讲学，此后，嵩阳书院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第九卷至二十一卷就是在该书院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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