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的徽墨

摘 要：有观点认为中国墨的发展在唐、宋、元时期还是较为分散的，并没有一个较为集中的制墨中心。笔者通过对传世和出土实物的形制、材质和制作工艺等方面综合观察，结合前人研究资料，认为徽墨自诞生后就占据了中国墨業的前沿，引领了中国墨的进步历程。这对徽墨制作技艺发展的研究极有帮助，对于中国制墨史和徽墨发展史的研究是也大有裨益的。

关键词：徽墨；制作技艺；唐宋发展

唐代制墨业主要集中在易州（今河北易县）和上党（今山西长治）地区，以祖氏、奚氏和李氏最为著名。晚唐五代，制墨技术随着迁徙的浪潮而进入歙州（今安徽黄山）、宣州（今安徽宣城）一带。徽墨诞生，并自此始终占据了中国墨业的前沿，引领了中国墨的进步历程。

1 徽墨的源起

宋代罗愿在《新安志》中有“李超与其子廷珪，唐末自易水渡江至歙州，地多美松，因而留居，遂以墨名家”的记载。李氏父子在易水制墨法的基础上，利用黄山、松萝山之古松取烟，并改进配料、和胶、杵捣等技术，制造出前世无法企及的佳墨，史称“李墨”。南唐后主李煜亦评价李墨和澄心堂纸、龙尾歙砚为“天下冠”，并因此敕封李超为检校水部员外郎。由于无度地使用和挥霍，及至北宋宣和年间“李墨”就极为罕见，故时有“黄金易得，李墨难求”之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李廷珪制“翰林风月”铭长方墨，墨呈长方薄板形。一面泥金草书阴识“翰林风月”四字；另一面草书填朱三字，已模糊无法辨认。墨色黝黑有漆光，质坚实如玉。边薄而锐利，中间略凸，墨面布满大小、高低不平的突起，间有犀纹。从实物的现存状况来看，确如史料评价的具有“丰肌腻理、光泽如漆”（宋代李孝美《墨谱》）“其坚如玉，其纹如犀”和“历久弥新”的鲜明特点。这锭“李墨”历经千年仍有如此优异的的表现，在于李氏父子制墨没有拘泥于早期造墨理论的束缚，开创性地运用胶法、药法改善墨质。《墨记》中记载了李廷珪首创分次和制的对胶之法。《墨经》则记述了李廷珪制墨善用重胶，并添加藤黃、犀角、真珠、巴豆等十二味中药，及少量的生漆和熟漆和制，使解胶和胶力持久两个矛盾的命题完美统一。再通过数万次的均匀杵捣、揉捏和压制，使胶和松烟颗粒充分融合，从而做到了“墨寿千年”。

作为最有名的制墨家，李氏父子第一次将中国墨的品质发挥到了极致。关于李墨的精良，历史上有一些相关的记载。五代宋初时期的文学家徐铉、徐楷兄弟，幼年时曾共用一挺长不过尺、细裁如筋的李超墨，每日书写不下五千字，十年方才用完。还有宋大中祥符年间，一贵族误将李廷珪墨遗失于水中，数月后，又于同一地点遗落了金器，故派人捞取，惊奇的是李廷珪墨也被完好无损地捞取出来，且光色不变、表里如新。1978年，文府墨被发现时整体浸泡在水中，出土后历经数十年自然老化，其磨口依旧有莹莹胶光（图1）。可见，在李氏父子的引领和推动下，宣歙之地的制墨水平得以整体进步。《墨经》记载了著名制墨家张遇曾妙得李氏制墨之法，并以此传家，其子张谷、孙张处厚皆以制墨名世。其后，歙州又有耿仁、耿遂、耿文政、耿文寿、耿德、耿盛等，宣州则有盛匡道、盛通、盛真、盛舟、盛信、盛浩等，都受到李氏制墨之法的影响。而李廷珪之后，其弟廷宽，儿子承宴，承宴之子文用，文用之子惟庆、惟一、仲宜等，也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制墨家传，其中李惟庆更是担任了南唐后主李煜的墨务官。

李氏一族所制之墨多以“新安香墨”“新安香剂”为铭，并题制墨人款识，如“歙州李廷珪造”“歙州供进李承宴墨”和“歙州供进墨务官李惟庆墨”等。新安、歙州均为古徽州旧称。晋太康元年（280），将新都郡改名为新安郡，属扬州。领遂安、海宁、始新、黎阳、歙、黟六县。隋文帝开皇九年（589）改新安郡为歙州。宋宣和三年（1121），改歙州为徽州，辖歙、黟、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县。自此，“徽墨”之名渐次形成。由于“李墨”与“徽墨”的诸多渊源，“李墨”被认为是“徽墨”的不祧之祖，李超和他的儿子李廷珪也被普遍认为是“徽墨”的缔造者。宋以降，“徽墨”逐渐从中国墨的体系中突显出来，成为中国墨中最光耀的一个品类。

2 宋代徽墨制作技艺的进步

宋代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国家重归统一。但宋朝自建国之初就面临着十分尖锐的民族矛盾。北方强大的契丹族和占据了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羌族，与宋朝形成100多年对峙的局势。后起的女真族又分别于公元1125年灭辽、公元1127年灭北宋，和偏居临安的南宋朝廷再度形成152年的南北对峙。长期的外族袭扰，尤其是北宋的覆灭，使北方人口再度避乱南迁。徽州由于远离对峙前线，稳定的社会局势吸引了大量中原移民。人口的激增和先进技术的进入促进了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带动了制墨业的前行。

两宋时期，由于执行了“安内、重文”的国策，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繁荣、自信、开放和包容的一个朝代。唐中叶以后发展起来的商业，这一时期有了很大发展，宋的首都汴梁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城市。千百年来的坊市制度彻底被打破，沿街开设的商铺活跃了市民生活，促进了城市繁荣。一些地区也由于商业的兴盛而发展起来，徽州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一个山区城市，山多地少、人多田少的矛盾，在接纳了大量移民后已尤显突出。生存的危机促使部分农业人口或外出谋生、或转为手工艺者。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曾说道：“徽州保界山谷，土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以故中家而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也。”顾炎武口中的徽州小民，除了将茶叶、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运销外地，徽墨这等蜚声国内外的产品自然也是他们的主营。在商品经济和贸易需求的推动下，徽州本土形成了“家传户习”的制墨盛况，更是涌现出如黟县张遇、歙州潘谷、新安吴滋、黄山沈桂等制墨高手。《墨史》收录则有耿仁遂、高庆和、戴彦衡、胡智等十数人，深受徽州制墨影响者更众。

宋代徽州制墨最突出的成就是油烟制墨法的确立和发展。取烟采用色泽肥腻、性质沉重的古松，是中国制墨千百年来维持品质的重要原因。但由于长期砍伐，中原地区适宜的古松越来越少，严重制约了制墨业的发展。作为易水制墨世家的李氏一族，尤为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徽墨鼻祖李廷珪迁居徽州后，以黄山古松取烟的同时，也尝试兼用桐油烟入墨。《四库全书总目》记载：“古墨皆松烟，南唐李廷珪始兼用桐油，后杨振、陈道真诸家，皆述其法。元、明以来，松烟之制渐亡，惟是法独传。”之后，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年）易水迁徽州的墨工张遇，受李廷珪影响以桐油烟制墨。他独创以龙脑、麝香、金箔入油烟，制成“龙香剂”墨，成为当时收藏家竞相争购的瑰宝。在诸位墨家的不断尝试和推动下，油烟渐次成为中国墨的主要原料，极大地缓解了墨原料来源单一和面临枯竭的局面。1988年安徽省合肥市宋太师舒国公孙马绍夫妇墓出土的两锭宋墨，其中一锭九华朱觐墨（图2）即为油烟墨。朱觐为安徽九华人，宋神宗、哲宗时期（1048—1100年）制墨家。墨作梭形，墨面中部钤有阳文楷书“九华朱觐墨”铭。墨背中部钤枣核形线框，内有凤形花纹；线框上下两端各入圆形印纹，圆内各有一阳文楷书“香”字。墨锭长21厘米，中部宽3.4厘米，上下端宽1厘米，厚0.7厘米。该墨虽历千年，墨色依然黝黑，质地坚致如故，宋代油烟制墨的水准可窥一斑。

解读九华朱觐墨和同期出土的歙县黄山张谷男处厚墨（图3），对于我们了解宋墨的造形和制作工艺极有裨益。结合1977年春江苏武进南宋墓出土的半枚叶茂实墨，可以看出，宋墨在造型、纹饰上并未较前代有较大的突破，造型仍以规矩的几何形为主，但较唐墨更为修长、平整，墨面光滑，墨边锐利、挺直，呈现出较唐代更为先进的压制工艺特点。纹饰、款识早期仍采用热剂钤压的方式，晚期则可能改为整体模制，自然也更为平整清晰。这种力求平直、简洁的线面结构，明显受到新理学思想的影响。宋代，尤其是真宗、仁宗之后，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文人阶层，倡导“平淡自如、条达舒畅”的文风，理学上更是讲求“存天理、灭人欲”。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徽墨墨式形成严谨含蓄、不施浮华的风格，形制、纹饰受文化思想和制作技术的局限，使墨家更多转向对质地的追求。针对皇室和士大夫阶层的贡墨、御墨、订制墨等高端墨品，制作上不惜工本，力求精绝。得益于宋代书法绘画艺术进步的促进，尤其是在皇室的鼓励和直接参与下，规模空前的宫廷画院建立了，聚集了许多著名画家。唐中叶以后兴盛起来的中国山水画，此时成了画家们最喜爱的表现媒介。两宋画坛诞生了一批又一批著名的山水画家，北宋有郭熙、李成、董源、范宽和米芾等；南宋有刘松年、梁楷和马远等。相较人物画的线条勾勒，山水画描绘的清旷烟云、浑厚峰峦和清幽水色，对墨色的浓淡、晕染和层次感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文人频繁地反馈体验感受，并积极地参与制墨实践，促使徽墨技艺的提升和墨品的文人化趋势。诸多书画家和制墨家“翰墨因缘”的故事更是因此诞生了。文豪苏东坡就在《孙萃老寄墨》诗中赞颂徽州墨家潘谷“妙手惟潘公”，更言“墨成不感用，进入蓬莱宫”。潘谷死后，苏东坡又以“一朝入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畫墨仙”悼之。在文人不遗余力地宣传和推动下，墨家对墨质的追求甚至达到“淫巧奢靡”的程度，尝试以不同的珍贵药材入墨，“轻烟万杵”的精工制作，使得徽墨在层次表现和胶力耐久方面更显突出。宋代遗存的大量书法、绘画作品，如米芾的《蜀素贴》、夏圭的《雪堂客话图》等，今天看来依旧墨色如新、熠熠生辉，徽墨的贡献不言而喻。

3 徽墨商品化理念的出现

宋代徽墨在制作和销售方面，呈现高低两个针对的发展趋势。受到科举制度改革和印刷技术进步的驱动，面向大众市场的日用墨、印刷墨等商品墨诞生了，制作时力求价廉物美。究其缘由，是宋代科举制度实施了诸如扩大录取范围、防止考场舞弊等改革措施，鼓舞了庶族和寒门子弟，刺激了教育事业和文化的发展。同时，活字印刷的发明，则缩短了印制周期、降低了印刷成本，书籍的大量印制和流通，普及了文化知识。这些都带动了墨、纸等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市场需要产量大、价格低的实用墨品，直接导致了墨品的商品化和市肆化。宋以前，墨的流通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作为地方贡品入贡后，由皇室赐予；二是专门机构订制并供给相关机构和官宦；三是少量的文人间交流、馈赠。入宋后，则出现了买卖墨品的交易记载。据宋代孟老元所撰《东京梦华录》记述，当时在首都东京相国寺的坊市中，潘谷的墨是极其抢手的商品。《墨史》也记载潘谷售墨时“士或不持钱，留券取墨，亦辄与之。……后忽取积券焚之”。这种极富文人特色的贸易活动，洽洽正是商业经营的雏形。晁氏《墨经》也有商品墨制作的相关记载：“況膠多利久，膠少利新，匠者以其素售，故喜用膠少。”这说明当时的墨匠，为了达到速制、速售和速用的目的，制作这类墨品时往往采用轻胶。宋代罗愿《新安志》则评价“若急于目前之售，故用胶不多而烟墨不昧，若岁久胶尽，则脱然无光如土碳耳”。可见，匠者在知晓轻胶制墨弊病的情况下，依旧使用这一技法，是商人逐利本性的驱动。但事物发展必然有其两面性，由于徽州墨商群体的逐渐形成，资金、人才得以更为顺畅地进入徽墨制作领域，商人对市场的把握和需求的了解极大地促进了徽墨技艺的进步。自明代开始，墨商成为徽墨制作业的主导力量，这对后世徽墨制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 结语

唐代，制墨技艺从中原传入徽州，北方精通制墨的世家也来了。他们奠定和影响了徽墨千年的传承。宋代徽墨制作也大都秉承了精工细作的理念，尤其是在模制技术上的发展和进步，确定了徽墨器形、纹饰上的装饰风格，为明清两代的辉煌夯实了基础。这是徽墨的诞生和发展时期，也是中国制墨史上创造力最为活跃的时期。经历了唐代的成熟妩媚、宋代的自信优雅，徽墨的制作技艺蜕变为最富灵气的手工劳动，并逐步引领了中国墨业前行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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