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情小趣、小打小闹音乐映射小时代

没有“爆款”的2015

当我们对2014年的华语流行音乐进行复盘时，筷子兄弟《小苹果》、朴树《平凡之路》、王菲《匆匆那年》是巍然矗立的三件爆款。它们无一例外地带有影视主题曲属性，这些歌曲和影视作品的交叉营销模式似乎已被成功论证—主题曲先行让影视作品营销周期前置，时间和渠道维度大大拓宽;歌手和歌曲在唱片公司变现能力崩坏，能拿出的宣传预算不过是泥牛入海的状况下，也急需傍上影视作品的大腿，以其巨大的关注度和推广资源，实现对其他歌曲、歌手的“降维打击”。

这一桩看似万试万灵的买卖，在2015年里却没跑通。

朴树搭着侯孝贤的东风，发布了《在木星》。作为侯孝贤第一部正式在内地院线上映的作品，《刺客聂隐娘》成了全城文艺中青年朝圣大事。但无论是影片还是歌曲，都有门槛。和侯孝贤镜头下那个寡言少语、没人刷微博朋友圈的大唐一样，朴树的《在木星》不同于《平凡之路》那样的鸡汤，它从骨子里拒绝廉价的感动。从立意和曲式来说，《在木星》是12年前《生如夏花》的后传，朴树依然是那个呵护着悲观主义花朵的小男孩，只是现在的他初尝年迈和无奈，他所唱的“言无声，泪如雨”便和舒淇饰演的隐娘一样克制。

没有人期待“朴树+侯孝贤”可以复制“朴树+韩寒”的奇迹，《在木星》也止于乐迷间的传播，哪怕这是我在2015年听到最好的歌之一。反观那些偶像当道的电影，《何以笙箫默》找来那英和李荣浩，《默》和《不将就》都在影片上画时铺天盖地，可等到黄晓明的身影消逝，它们并没有以滚雪球的方式进行下去。包括黑马影片《夏洛特烦恼》，那英演唱的主题曲《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以及后续补刀的杨宗纬《一次就好》，它们也注定无法成为现象性歌曲。

这世上不存在万能公式。无论是《不将就》还是《一次就好》，它们都是唱片工业水准之上的作品，试听量也能轻松破亿，但剥离其所附着的平台，就歌曲本身而言，缺乏特色，没有惊喜，味如嚼蜡。《小苹果》关爱全民健康，《平凡之路》为碌碌无为的中年人送上暖汤，《匆匆那年》缅怀那些年约不到的女生，大家只看到了送它们登顶的东风，而忽视了作品根源的生命力。倒是由汪苏泷词曲、张碧晨演唱的年度大戏《花千骨》插曲《年轮》，还有那个嘚啵嘚不停的《煎饼侠》推广曲《五环之歌》，爱恨分明，诉求清晰，具备独立审美意义。

最极端的例子出现在《大圣归来》身上。灵魂歌后陈洁仪历尽沧桑的嗓音，倾诉着英雄的落寞，这原本是片方的如意算盘。没想到B站上某自来水UP主以《中国好歌曲》学员戴荃的《悟空》作为背景音乐将预告片重新剪辑，“金箍当头，欲说还休”，同步率200%，让官方推广曲相形见绌，陈洁仪《从前的我》也从此生死无关了。

归根到底，这还是一场“渠道为王”与“内容为王”的争论。当音乐之营销价值已被普遍认可，彼此渠道相差无几时，内容优劣将决定一切。2015年并没有从此诞生出一首绝对意义上的“爆款”，怪就怪那些自以为掌握了点石成金术的傲慢者吧。

“C-POP”引领潮流

去年至今年，吴亦凡、鹿晗、黄子韬、张艺兴，EXO中国四子陆续回国，自组个人工作室，开始了影视综艺歌三栖发展。在韩国造星工业打磨而成的小鲜肉们，代表了年轻人时下的主流审美，也有赖过往积累的“行星饭”（EXO粉丝名），让其迅速成为微博话题榜常客。作为歌手的他们，在2015年里也纷纷发表了自己的EP、单曲。其中，黄子韬在8月推出自己首张个人EP《Z.TAO》时，打出霸气侧漏的文案：“打造专属声场，扛起C-POP大旗”;“天王归位，C-POP攻上世界”;“最国际化的C-POP，最文武双全的新天王”。“C-POP”（中式流行乐）这个词也和小鲜肉们的音乐一起进入大众视野。

或许你在此前已听过各式“X-POP”：上世纪90年代由Oasis、Radiohead、Blur掀起的Brit-POP（英伦吉他摇滚）;由“Being系”和“小室系”鼓动的J-POP（日式流行乐）;通过花样美男及大长腿掀起的K-POP（韩式流行乐）。而现在，从韩国学成归来的黄子韬们把K-POP换了一个名头，加入本土元素，就鼓捣出C-POP来。

黄子韬的《皇冠》也好，吴亦凡的《Bad Girl》也罢，它们在风格上听起来和EXO并无太大差异。韩国的造星体系里向来强调全流程的品控，这也让韩国偶像团体容易陷入千人一面的感觉，EXO中国四子也逃不出这个怪圈。哪怕其中最有进取心的鹿晗，其音乐之A&R（Artist and Repertoire，唱片公司中负责艺人包装和音乐制作的核心部门）交由“风华秋实”制作。这家以演出为主导的音乐公司，过去合作伙伴皆为汪峰、郑钧等摇滚老炮，他们为鹿晗制作的歌曲如《勋章》，几乎是全英国制作班底，让歌曲听起来颇有Florence+The Machine+Lorde之感，但鹿晗的唱法还是逃不出韩式舞曲的影子，他的乐队化编排让我第一时间联想起的是CNBLUE。

不管怎么说，这些代表了“粉丝经济”的小鲜肉音乐已经开始一步一步蚕食成年人的领地，换作一年前，我是怎么也不会相信，“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会像病毒一样从每个角度里传来，TFboys也隐隐成了新一代“C-POP之王”。

凭着对韩国流行文化的拿来主义，我们的音乐“潮”了起来。可鹦鹉固然能学舌，我们会认为它真的会说话吗？城市在前进中的审美步伐或许还得由独立音乐引领。“男孩抓紧领口，顶着严苛眼光一直走”，说唱新星lu1用《男孩》表现轻歌曼舞的城市生活，在他的flow里，洛杉矶和北京几乎没有时差。胡德夫用他混合了Formosa海风咸味的蓝调钢琴，唱着带有泥土味的、改良后的部落古调，《芬芳的山谷》甚至可以在专业音乐评奖里参选“蓝调专辑”。以及来自成都的年轻乐队海朋森，他们继承了源自Joy Division的英国后朋克浪潮，在处子专辑《我不要别的历史》里，用出众的技术和敏锐的洞察力，通过母语表达出对沉闷现实的呐喊，充满诗意。从欧洲学成归来的小提琴家彭飞已获台湾金曲奖认证，他的《第三个月》代表了华语音乐最高制作水准，美妙的Trio（爵士三重奏）已是国际水准。还有Chui Wan，这群深居简出的怪人，他们的新专辑《吹万》几乎没有任何中国元素，美国的《村声》杂志称赞他们，“来自北京的Chui Wan在他们的新同名专辑中找到了属于全世界的声音……20世纪的极简主义作曲、亚洲民谣、爵士乐、悬疑电影配乐以及早期的平克弗洛伊德的混合体。”尽管如此，无论是说唱之lu1、蓝调之胡德夫、后朋克之海朋森、爵士之彭飞，还是弹着东亚小调的吹万，他们的音乐展现形式也是完全的舶来品，但在他们的音乐作品中，我们却更清楚地听到中国正在发生些什么，他们更有理由代表C-POP。

要么，你也可以去听《水浒三部曲》，吴兴国、张大春、周华健三人跨界合作，漫漫的7年创作长路终于在2015年初完结。电吉他和京腔大板一起嗡嗡作响，半念半唱、半文半白的歌词，这个“臭名昭著”的审美高门槛作品，也是C-POP最精华所在。

“城市民谣”复兴

1994年，一盒名叫《校园民谣1》的磁带，一首名为《同桌的你》的歌，让“校园民谣”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在人们开始学着表达自我的时候，它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的脉络，把知识分子情怀和大众审美进行了完美的连接，“校园民谣”系列专辑也成为内地唱片业在企划营销上不可逾越的高峰。

20年后，“城市民谣”宣告到来。

2015年，李志、好妹妹相继在工体开唱成为民谣圈的里程碑事件。自宋冬野用一首《董小姐》横扫万千有故事的女同学和男同学后，民谣歌手仿佛自带一种光环，好妹妹洗白了“网络歌手”的出身，李志掩盖了朋克歌手的内心。因为民谣这一音乐形式，让他们的作品展现了内地和港台传统唱片工业里鲜见的审美方式。

抬头一看，马頔《南山南》在虾米试听量已超2000万，另一位异军突起的独立圈“国民老公”陈粒的《奇妙能力歌》也已超1000万，包括虾米音乐人“寻光计划”中的程璧，以及宋冬野、马頔的同门尧十三也凭借着新专辑笼络了一批铁粉。

其中，陈粒和她的《奇妙能力歌》之走红是最令人诧异的事。让人不忍卒听的吉他，廉价得找不到形容词的音色，一首连Demo都称不上的歌曲，被文艺青年疯狂传播。只因为歌里写了一些“我拥有这么多奇妙的能力，可是每当面对你，却全都失去效应”这样有点小聪明的歌词，因为制作的粗糙被当做是特立独行、反工业的代表，被年轻的城市阶级追捧，成为他们标榜自我的帽子。难怪乐评人张晓舟会说：“他们只要方便的、唾手可得的东西，不要说饥饿感，连好奇心都丧失了，所谓‘独立音乐”和造星工业，可能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别。”

“生活为什么是一首最难唱的歌，唱过的人，他从不说出来。”如野孩子的歌所唱，台上的明星光鲜照人，但最好的民谣作品一定在地下（就是今年，野孩子把他们的20周年演唱会开进工体，开进上海大舞台）。如万晓利的《太阳看起来圆圆的》，中年男人的乐观和幽默是这样鲜活。一张口就让人想起鲍勃·迪伦的21岁男孩吴妫，把小清新、绿茶婊等标签撕得粉碎，《一首诗如何被传唱》听起来充满粗粝感，锋芒毕露。另一队台湾老牌摇滚乐队董事长乐团在今年推出的第10张录音室作品《一个世界》，这张玩票式的民谣摇滚专辑，竟可被列作今年最好的民谣唱片之一。才女标配雷光夏不动声色地发行了她的《不想忘记的声音》，很难对她的音乐进行归类，她音乐中那种冷暖自知，华语乐坛仅此一人。被乐评人推崇备至的罗思容新专辑《多一个》则以12位台湾女诗人的诗作入歌，延续了台湾“文人音乐”的传统，是真正意义上“诗遇上歌”。这些专辑听起来也许并不会让你愉悦，也不会让你悲伤，它就像生活的本质一样，展示给我们的是多元的真实世界。

一个没有“唱片”的时代

实体唱片早就消亡了，现在连“唱片”都快消失了。歌手都在发单曲、发EP，而身处碎片化时代，我们的信息接收和分享机制也决定了十多首歌组成的唱片这一信息组织形式的笨重。除了身为某位歌手的粉丝，大多数人压根记不住唱片名的，那些“有篇无句”的自然比“有句无篇”要吃亏得多。

摇滚乐是最讲究氛围的，而恰恰在整个2015年里，华语摇滚乐中并没有一首“国歌型”的作品，摇滚乐的世界难免冷冷清清。以下这几张唱片尚值得一听：猛虎巧克力《怡君》，由台湾导演郑文堂之女郑宜农领衔，明明靠着小清新就可以打天下，非要中二病组乐队和世界抗衡，鼓捣出一张温柔与爆裂兼备、制作录音无懈可击的台湾年度最佳摇滚专辑;来自福建泉州的锐豆乐队，两年前听到他们的Demo时已经喊出来“女版逃跑计划”，在新晋制作人旅行团韦伟（宋冬野、马頔专辑制作人）的妙手下，首张专辑《3， 21 Me， ReDor》呈现了国内一流的流行摇滚水准;台湾年轻乐队代表“那我懂你的意思了”在新专辑《没有人在乎你在乎的事》里充满了攻击性，他们一改过去的矜持优雅，变得张牙舞爪起来，一个不恰当的比方：横冲直撞的苏打绿。久违的1976也带来了他们的新作品《前王子》。“晦暗而始，勇气以终”，这是对1976的最好形容。

总的来说，过去一年所听到的作品，绝大部分都是小情小趣，小打小闹。这是一个小清新、小确幸的时代，是一个《奇妙能力歌》的时代，越来越少的音乐家们会去自虐地做一张沉重的专辑。即使视平克·弗洛伊德为偶像的李志，在他的新专辑《1701》里，像《热河》那样书写城市里的浮游众生相的歌曲也是少数。因此，海朋森、猛虎巧克力这样执拗地要在燃成灰烬的青春里找寻世界方向的年轻音乐家更显难能可贵，像台湾当代年轻人在崩坏时代下追寻光芒那般，“那我懂你的意思了”的转型也值得我们给予更多的掌声。

生活在这样的小时代下，我或许更要推荐这张唱片—五条人的《广东姑娘》。这两个生于广东陆丰的年轻人，在闭塞小镇长大，眼见计划经济解体，父辈下岗，而自己胸怀奇志地来到大城市，发现陈浩南只是传说。他们把城市化进程谱成歌，便是这张新专辑《广东姑娘》。在这张“东莞爱情故事”里，他们一面紧张凌乱地在水泥广场舞池里踩掉姑娘的拖鞋，一面用沾了水的梳子把头发向后盘起，用爱情麻醉每日工厂里行尸走肉的上下班打卡。

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能听到更多的如实表现我们这个时代的歌。哪怕表现的是小时代还是大时代。因为，像五条人成员阿茂对我说的那样：现实很荒诞，直接唱出来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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