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地区出土商周青铜乐器研究
摘 要：湘江流域和赣江流域在中国古代流行的青铜击乐器的滥觞、发展时期曾起过特殊的作用。在这些地区，商代晚期即铸造并使用大型的合瓦体青铜击乐器，并一直延续到西周早期，学术界一般称之为大铙。与此同时，被称为镈的青铜击乐器也在这一带被发明并推广。到西周早、中期，这种合瓦体器物被定型于两类主流乐器，即甬钟和钮钟，它们是编钟组合击乐器中的基本乐器，并被广泛运用于商周王朝宫廷及各诸侯王国贵族各类祭祀宴飨活动中，成为周礼的核心组成部分。文章梳理了湘中流域湘潭地区自清朝末年至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的青铜击乐器，并从其形制、演变关系、文化内涵等方面加以具体分析阐述，以期对我国南方青铜文化与中原传统礼制的关系研究及文化因素传播途径等方面提供借鉴。
关键词：合瓦状；演变序列；合流；传播
《吕氏春秋·大乐篇》中说：“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远至何时，史无记载。而乐器作为远古人们表达内心情感和需求的最重要的载体，最早可追溯到河南舞阳新石器遗址中的贾湖骨笛，距今已有8000多年。中国古代乐器种类繁多，按照演奏形式大致可划分为管乐、击乐、弦乐三类。西周确立的“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的礼乐制度就是用青铜击乐器钟、镈及石磬组合来具体表现的。
在以往记载先秦史的各类史书中，往往只言及商周文化的发祥地黄河流域，而广袤丰饶的江南地区在旧史家笔下被描绘成落后、愚昧的蛮荒之地。由于文献史料和实物例证的缺乏，历朝历代收藏研究商周青铜器的学者均对南方青铜器没有足够的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考古事业蓬勃发展，在商周王朝中心区以外的地方，特别是长江、湘江流域，陆续有重大考古发现。根据考古学研究，湘江流域和赣江流域在中国古代流行的青铜击乐器的滥觞、发展时期曾起过特殊的作用。在这些地区，商代晚期即铸造并使用大型的合瓦体青铜击乐器，学术界称之为大铙，这种大铙在湘江流域的诸多地区一直延续到西周早期并逐步北渐，影响了中原地区主流音乐的形态。直至西周早、中期，这种合瓦体器物被定型为两类主要器形：一种为长甬，有旋和斡，悬挂击奏的甬钟；一种为用钮悬挂击奏的钮钟。甬钟和钮钟是编钟组合乐器中的基本乐器。
湘潭地处湖南省中部、湘江中游，在50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的踪迹。走出原始时代，进入王朝统治时期的湘潭一带属于商周中原王朝所称的“蛮夷之地”“南土”。由于王朝势力不断扩张，中原部族陆续来到此地传播先进的中原文化，促进了湘潭的历史发展。东周时期诸侯国之间兼并战争日趋剧烈，生存的压力演绎成争霸之风。楚国不断开拓疆土，从蕞尔小邦崛起为泱泱大国，势力逐渐向南渗透，将湘江中游地区纳入楚国版图。至迟到春秋晚期，楚人来到湘潭，与这里的原住民越人共同生活并開发本地，奠定了湘潭历史发展的基业。本文对在湘潭地区出土的商至战国时期的青铜乐器一一梳理，并与中原地区同类型器做一横向比较分析，以期对我国南方青铜文化与中原传统礼制的关系研究及文化因素传播途径等方面提供借鉴。
1 出土青铜乐器概况
1.1 历史上出土的青铜乐器
商兽面纹铜铙：通高58厘米，于部42.2厘米×27.2厘米，栾长36厘米，重45.4千克。器呈合瓦状钟体，内腔中空，长甬中空有旋，于部弧曲度不大。钲部主纹为粗线条兽面纹，兽眼为凸起盘旋的蛇纹，钲部外围以细线条组成云纹装饰带；隧部云纹与鼓部纹饰自然连接，排列有规律；甬首部纹饰亦为变形云纹，旋上饰C状粗率兽面纹，突起的线条之间有叶脉状纹饰（图1）。
这件商代铜铙系清朝末年湘潭五大会馆之一的福建会馆在修缮馆舍动土时发现的，当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后被一烟草商人高价购得，随后便无任何买卖消息。1954年，此件铜铙被湖南省博物馆征集入藏，1988年10月又调入怀化市博物馆保管至今，其流传有绪，出土地点信息准确，是湖南历史上最早出土的商周青铜乐器。
1.2 建国后出土的青铜乐器
西周洪家峭甬钟：通高42.5厘米，舞部16.2厘米×21.4厘米，于部17.4厘米×25.5厘米，正鼓厚1.45厘米，重21.5千克。钟体是典型合瓦状，舞平，饰满云纹，于部曲，甬呈圆筒状，旋、斡完整，首、甬与钟腔通透。隧部饰工字结构排列的云纹，明显是大铙隧部兽面的变形。枚、篆排列疏朗，钲部及篆有细线勾勒的轮廓或界栏，篆饰细线云纹，中轴线素面无纹且变宽大。比较独特的是记音符号为一凤鸟侧立短尾，头上有一长羽如角（图2）。
1965年4月，湘潭县花石乡洪家峭的当地群众在开荒取土时发现一座墓葬，经考古发掘发现这是一座西周时期的墓葬。墓室呈长条形，长4.5米，宽1.03米，深1.6米，填土灰黄，夹少量木炭与卵石。墓中出土两件铜钟，造型与装饰相同仅大小各异，一倒一顺排列，置墓底中央，一器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另一器已佚。最早的报道者将其年代断在西周末期。这是湖南第一座见于报道的西周青铜器墓。
西周马龙甬钟：通高46.3厘米，舞部17厘米×23厘米，于部19.3厘米×26.5厘米，重17.8千克。舞部饰粗线云纹，隧部饰有篆大铙常见的相背B形结构的细线云纹，枚呈平头锥形柱状，细乳钉隔栏呈连珠状排列，凤鸟形记音符号与洪家峭钟大致相同，但更为精细。此钟于1968年在湘乡马龙乡出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图3）。
商末周初黄马塞铜铙：通高39.9厘米，于部18.9厘米×29厘米，舞部12.9厘米×28厘米，栾长25厘米，正鼓厚1.4厘米，重14.7千克。以钲部中轴线为中心，细线条有规律地在钲部构成兽面状纹饰，钲部螺枚36个，排列方式像九宫格。钲部主纹为云纹状兽面纹，排列规整而抽象。隧部兽面区域与钲部中轴线排列的云纹似乎是一有机整体，中轴线向正中略突起。最特别的地方是甬部有一朝下的三角状云纹。此铙于1975年在湘乡金石乡黄马寨出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图4）。
西周小圫甬钟：通高48厘米，舞部19厘米×25厘米，于部21.7厘米×30.1厘米，重21.4千克。枚整体略呈锥形柱，有二层台。旋上有饼状乳钉，侧鼓部无记音符号，其他纹饰与洪家峭器相同。1976年湘潭县青山桥乡高屯大队老屋生产队小圫出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图5）。
西周坪如甬钟：通高45.3厘米，舞部17.5厘米×22厘米，于部20厘米×26.9厘米，重14.9千克。合瓦状钟体，形制和纹饰均和洪家峭钟及小圫钟相同，只是侧鼓部有一凤鸟状记音符号。此钟于1982年在湘乡金石乡坪如出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图6）。
西周潭供销甬钟：通高38厘米，舞部14.8厘米×19.2厘米，于部16.6厘米×23厘米，重12.1千克。钟体与大铙差别不大，甬与钟腔通，旋呈圆鼓状饰阳细线云纹，与铙不同处是出现了斡便于悬挂。舞部饰阴线云纹，篆间、隧部有细线云纹。此钟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在湘潭市供销社仓库，据相关工作人员回忆大致为该社修建围墙时出土，如回忆属实，那么与商兽面纹铜铙出土地距离不远。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图7）。
春秋云雷纹铜甬钟：铣间21厘米，于长16厘米，甬高7.5厘米，通高34.5厘米，重5.5千克。钟身作合瓦形，钟口大而舞部小。上有甬，作圆柱体，上细下粗，甬之下部无旋，仅有一半圆形旋虫。腔体宽阔，舞部和篆间饰云雷纹，每面有枚18个，共36枚，枚的分布略大于腔高的二分之一。钲部有铭文为后刻款，隧部有18个圆泡形凸起，呈四五四五排列分布，甬钟左右鼓均饰云雷纹为侧鼓音打击处。此钟于1990年在湘潭县古城乡古城村出土，现藏于湘潭市博物馆（图8）。
商兽面纹铜铙：深凹口，粗柄有旋，钲部饰兽面纹，鼓部及甬饰云雷纹，旋亦饰云雷纹及粗圆点。整体呈绿色，保存完整，器表锈蚀。湘乡狗头坝出土，现调拨至长沙市博物馆（图9）。
西周云霄纹浅乳钉铜铙：凹弧形口，粗柄，钲部饰浅乳钉36枚，细线纹分出篆、枚框，篆部饰云霄纹，隧部纹饰为一似猴面形，旋上亦饰云霄纹及细圈点纹一周，保存完整，表层花纹已脱落，有小孔。湘乡潭市出土，现藏于湘乡市博物馆（图10）。
西周乳钉云纹铜铙：口沿呈深凹弧形，粗柄，钲部饰乳钉36枚，乳钉深而尖，钲部饰云纹，花纹已脱落，表面锈蚀严重，保存基本完整。湘乡月山出土，现藏于湘乡市博物馆（图11）。
春秋锥刺纹铜甬钟：钲部扁阔，两面上部各有六篆，每篆间有三枚，共18枚，篆间饰蟠螭纹。保存基本完整，具有南方地方文化特征，在青铜乐器中属少见。有裂纹一道，甬与钲处断开已粘合。湘乡牛形山征集，已调拨长沙市博物馆（图12）。
战国铜编钟：一组5件，形制相同，大小依次递减，较完整的有4件，1件残缺。凹弧形口，长方扁平纽，钲部饰极短乳钉，近圆点36枚，鼓部饰羽状纹，于部弧度大，整体锈蚀严重，篆部纹饰已模糊不清。湘乡牛形山出土，现藏于湘乡市博物馆（图13）。
2 出土青铜乐器的形制分析
湘潭地区迄今出土的商周青铜乐器分为铜铙和甬钟两类，共14件（套）。按照高至喜先生的“六型说”及甬钟的分型办法，我们将其中的两件商兽面纹铜铙定为B型Ⅱ式，即“主纹上有云纹的兽面纹铙”。商末周初黄马塞铜铙为D型Ⅱ式“乳钉铙”，即无旋螺枚式，此式器表螺旋状枚开始有规律地分布在钲部。西周云霄纹浅乳钉铜铙为E型Ⅰ式，即“枚、篆、钲间已成型的云纹乳枚分篆铙”。西周乳钉云纹铜铙为E型Ⅱ式的“锥乳枚云纹分篆铙”。西周洪家峭铜钟、小圫甬钟、坪如铜钟均为甬钟分类法的A型Ⅱ式，即“锥状柱枚钟”。西周马龙铜钟为B型Ⅰ式，即“细乳钉篆框钟之有记音符号者”，高氏认为这是从大铙演变而来的初期甬钟。西周供销社铜钟为B型Ⅰ式的“细乳钉篆框钟之无记音符号者”。春秋锥刺纹铜钟为C型Ⅰ式，即“平头高枚龙纹篆钟”。春秋云雷纹铜钟和战国编钟为楚系青铜乐器。此14件（套）湘潭地区出土的商周青铜乐器形制各有不同，分别制造于商至西周、战国时期，从器物自身细节的变化可以清楚地分析出它们之间的演变关系：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大铙有个从无篆到有篆、从无枚到有枚、从无钲部中轴线到钲部有中轴线、从无旋到有旋的过程。而枚的变化又有乳枚到柱枚的变化，中轴线有从鱼尾状向方框状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结果为大铙消失了，新出现的甬钟成为主流器形，脉络清楚、传承有序。自此36个枚、云纹篆或龙凤纹篆、中轴线自成一区的九宫格式结构模式成为甬钟以后各种合瓦状青铜乐器的基本形式，一直到这种乐器退出历史舞台。
3 出土青铜乐器的文化内涵
商周时期的合瓦形钟体的青铜击乐器，从出现伊始就作为宫廷或大庙的主流乐器供商周王朝及各诸侯国贵族的祭祀征战、巡狩出行、日常宴飨等活动之用，是商周青铜礼制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而商代晚期铸造并使用的这种大型合瓦体乐器自宋代金石学者开始关注以来，历朝历代的收藏研究者均对其定名、来源等问题争论不休。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多，学术界逐步对此种器物有了更深的认识，总结了大铙这种青铜乐器的几个特点：①出土地点集中在湘江流域及其周围地区，中原没有发现一例，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比较分散；②形体厚重，一般为合瓦状，少量六边形，圆甬，甬与钟腔一般相通，最重的达221.5千克，最轻的也在10千克左右；③纹饰为兽面纹或兽面纹的变化形式，兽面的表现方式及其配饰与典型的中原青铜器的表现方式完全不同；④使用时口（于部）朝上，于部侧视呈弧曲状，甬（柄部）植于木桩上[1]。
本土学者高至喜先生在对长沙、宁乡及湘潭等地出土的銅铙和甬钟进行深入研究后，于1984年首倡“对流行于商周时期湘江流域与赣江流域的青铜击乐器定名为大铙”的学说。1997年提出西周时期甬钟起源于大铙及“南方说”观点，随着考古资料的增多，此观点已被学界普遍接受。高氏近年的研究中，更将此说论定为“早期甬钟起源于湘江中下游”。为深入研究出土青铜乐器的冶铸技术及来源等问题，我们对湘乡金石黄马塞铜铙取样做金相分析，测出铜含量92.78%，锡含量3.7%，铅含量2.14%，锑含量0.0022%，得出结论：大铙成分含铜高，几乎用纯铜铸造，且检测到含有锑、锡，这与中原青铜器取样成分含量截然不同。商至西周时期的湖南，青铜器冶铸的遗址线索不少，至迟在东周时期已有本地的采矿业出现，而锑、锡作为青铜器的主要合金之一，湖南更是具有先天的资源优势，此类青铜乐器在本地铸造已毋庸置疑。
通过对比中原器研究发现，西周至战国时期，湘潭地区甬钟发展迅速并出现与中原甬钟合流现象。湘潭洪家峭钟与陕西蓝田应侯钟、扶风师丞钟在形制、纹饰上几近相同，最早的报道者将洪家峭钟断在西周末期，现在一般根据陕西扶风的发现将这种器物断为西周中期器，但这种器物与大铙有明显的渊源关系，疑是大铙向甬钟过渡的早期甬钟之一，可能早到西周早中期之际，要早于中原的同类器。高至喜先生指出，西周中期以后出现的中原甬钟是南方大铙新的发展形式，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楚人的特殊贡献就是将二者融合并广泛传播[2]。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楚人入主湘中，逐渐吸收了南方土著在商代晚期以后形成的乐器文化传统，而南方民族的乐器文化，通过楚人得以融合、传播。出土于湘中地区西周早期的两类甬钟，均可从有铭文的楚人甬钟中找到传承、传播的线索，这充分证明本地青铜乐器文化在西周周公制礼作乐的这一划时代制度建设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半个多世纪以来，湘潭地区共出土商周青铜器数十件，其中礼器中的容器、乐器占极大比重，且多为窖藏，而青山桥窖藏为湖南地区较集中出土商周青铜器的重要遗存。那为何此地会出土如此多的青铜礼器，谁又是这批礼乐青铜器的主人呢？从地域上来说，湘潭地区正处于南方地区的北沿地带，是南来北往的主要通道之一，从夏、商时代开始就与中原有着近千年的交往历史和传统，故夏文化的南渐和商文化的影响及浸润，促使了这一地带成为中国南方地区最先跨入文明时代门槛的地区之一。在晚商至东周这一漫漫千年时光中，湘潭这块土地上先后由三苗、中原商人、虎方、濮人、荆蛮（荆楚、楚蛮、楚立国以前的楚）人、扬越人、楚人共同开发，这些种族凭借着自身深厚的文化基础，在与中原持续不断的交往和贸易中，逐步形成富有浓厚土著民族气息的青铜文化，他们是本地商周青铜器与青铜文化的主要创造者，他们铸造的这诸多造型纹饰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器物，充分显示了湘潭地区商周先民们高超的青铜冶铸技术和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熊建华.湖南商周青铜器研究[M].长沙，岳麓书院，2013.
[2]高至喜.晋侯苏钟笔谈[J].文物，19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