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西柏坡精神与延安精神的内在关系

摘 要：西柏坡精神、延安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时间上前后相接，内涵上有内在的关系，构成了中国革命精神的完整体系。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各有特殊本质和独特风格，但在思想精髓、价值取向、本质特征上均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要以科学的态度研究与传播中国革命精神，把握好共性和个性、功能与定位、研究与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关键词：西柏坡精神；延安精神；内在关系；研究传播

中图分类号：D2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4）01-0071-05

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共中央于1948年3月23日离开陕北，东渡黄河进入河北省西柏坡，将党的延安时期和西柏坡时期连接起来，也使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有了内在的联系。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西北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保存完整、硕果仅存的最后一块根据地；西柏坡是中共中央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是“进京赶考”、全国执政的起点。延安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承前启后的集大成之作，是革命精神体系的制高点；西柏坡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新中国成立前的“收官之作”，是新中国成立后丰富发展的新生点。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历久弥新的革命传统、优良作风和宝贵财富，是中国革命精神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延安精神到西柏坡精神，勾勒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伟大斗争的宏大史诗，映照出中国共产党人在艰难困苦中所凝结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展现出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华民族优秀子孙为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筚路蓝缕的心路历程，展示出了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辉煌青史。分析西柏坡精神与延安精神的内在关系，对于全面、深刻地研究中国革命精神体系的生长史与形态学，既确定其共同的精神实质，又肯定其特殊本质与内涵，使之成为具有不同发展阶段的科学体系，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政治灵魂与价值追求，成为武器而非“祭器”，体现出勃勃生机与活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中国革命精神成长、发展的层面研究中国共产党思想成熟、组织发展和作风形成的心路，分析其内在精神结构和历史形态，对于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精神的历史定位及相互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弘扬中国革命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精神财富

中国革命精神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形成的宝贵财富，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实践的精神结晶和价值体现，是无数革命先烈和英雄模范用鲜血和汗水浇灌的硕果。其思想理论基础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成果，物质基础是在中国化科学成果指导下的实践活动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经了党的创立、投身大革命的洪流、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发展壮大和争取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5个时期，在28年艰苦卓绝、“向万死中觅一生”的历史条件下，在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继承、升华、发展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用理想和信念、青春和斗志、热血和生命、牺牲和奋斗铸就了光照千秋的中国革命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道德情操，是共产党人理想追求、精神风貌、思想品德、工作作风的精华与结晶。中国革命精神的体系，全党公认、学界共识、领导人集中阐释的主要包括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四种。后来出现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雷锋精神、兵团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救灾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是中国革命精神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丰富和发展，是在中国革命精神的胚胎和母体上培育、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衍生态。纵观中国革命精神的发展历史，党在创立、大革命和上海时期，由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缺乏深刻的认识，既不能认识中国独特的革命道路，也不能创造出自己伟大的理论，尽管在对敌斗争中广大党员英勇奋斗、不怕牺牲，但中国特色的革命精神尚未形成，更多地表现为对马列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精神的全盘接受。在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实践中诞生的井冈山精神，使中国革命精神有了自己的源头活水。此后，历经长征精神的发展、延安精神的集大成、西柏坡精神的丰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不仅在内容上日益凸显出中国特质，而且在形式上自成体系、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中国化便同步推进，互动发展，相得益彰，前者内化为中国共产党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毛泽东思想，后者内化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体系——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中国革命精神是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中国共产党人具体言行中的反映，因而不仅是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胜利的精神动力、生命之源、精气之神，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永恒的精神财富。

（二）延安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承上启下的集大成之作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28年中，延安13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从衰败走向复兴的转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辉煌岁月，是中国革命从低潮走向高潮的成功时代。以延安为中心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和八路军东渡黄河参加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出发点，是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在近代史上的转折点。

延安不仅是革命圣地，还是民族圣地和民主圣地，是延安精神的发祥地、革命精神的接续地。延安精神是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延安时期，在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孕育形成的既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纲领、宗旨和作风，又富有鲜明的群众性、时代性的思维方式、道德意识、意志风貌和精神追求。其内涵应该是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引下，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涵盖了目标任务、科学理性、价值取向和实践意志四个层面。其显著特点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其精神实质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崇高品质和伟大情怀的集中体现；其精神来源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性精神、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共产主义道德精神、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和勤劳勇敢、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其历史意义是使饱经忧患、备受艰苦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光明、未来和希望，是共产党人团结奋斗、战胜各种困难的强大的思想动力和坚强的精神支柱，哺育出了革命和建设所需要的一代共产主义新人。

（三）西柏坡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发展升华和新生点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民主革命阶段最成功、最辉煌的时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国革命正处于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夜，我们党面临着革命胜利和即将执政的新的考验。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主要任务由夺取政权向建设国家的转换，历史方位由局部执政的革命党向全国范围的执政党的转变，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是又一个重大考验。中共中央抓住历史机遇，果断移驻西柏坡，使之成为党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经略中原、逐鹿天下，指挥了震惊中外的战略决战，领导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描绘出新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并“进京赶考”。从此，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发展为在全国长期执政的世界第一大党。

伟大的革命实践培育出的西柏坡精神，丰富发展了中国革命精神的宝库，成为中国革命精神发展的新阶段。西柏坡精神主要包括：“两个务必”（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创业精神；“两个敢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两个善于”（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科学精神；“两个坚持”（坚持依靠群众，坚持团结统一）的民主精神。上述内容有机统一，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精神体系。西柏坡精神形成的主观条件是党直接从事武装斗争20余年积累的丰富斗争经验的产物；其客观条件是革命形势急剧高涨、人民革命力量迅速壮大、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在望；其主要特点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的一次大检验、大总结、大发展，是党在长期艰苦斗争中锻造的中国革命精神的发展和升华，是历史转折时期全党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其历史意义是科学地回答了共产党人应怎样经受革命胜利和执政考验的历史性课题，是党在应对历史性转变的实践中凝结的精神成果，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西柏坡精神不仅在当时对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延安精神与西柏坡精神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党在领导革命斗争中产生的革命精神总是既一脉相承又不断创新的。历史愈向前发展，革命精神的内容愈丰富。延安精神与西柏坡精神都是我们党培育的先进的意识形态，是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集中体现，是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们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的集体记忆，是影响深远的精神力量和价值追求。如果说延安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杰出代表，那么，西柏坡精神则是延安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发展。它们体现了中国现代史的主旋律和时代主题，反映了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两者尽管在具体内容和党所面临的工作重心上有所不同，各有特殊本质和独特风格，但在理想目标、价值取向、理论基础、文化渊源、核心内容、历史作用特别是立场、观点和方法上均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一）思想精髓具有一致性

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也是一种革命精神，是延安精神的精髓。延安时期，我们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摒弃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体现出“不保守、不空谈、有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精神”[1]，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提供了思想保证，使局处西北一隅的延安成为代表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革命圣地，从而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辉煌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柏坡精神则凝聚和体现着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永不停顿的建功立业、艰苦奋斗的精神。较之延安时期，西柏坡时期我们党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及政治影响力均已发生历史性巨变。中国革命正面临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关键时期，实现这一历史转变的中心任务是夺取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和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到城市的战略转移，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推向新的更大胜利；准确把握历史转折时机，科学分析敌情、我情、友情，适时作出战略决战的决策；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动员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西柏坡精神就是中共中央领导全党紧紧围绕这一中心政治任务而培育出来的精神结晶。

（二）价值取向具有一致性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国家公职人员秉承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与归宿”[2]，是党的“生命线”，也是延安精神的核心。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把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写入党章，强调党除了人民大众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是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共产党人特有的、最高层次的、最先进的价值观。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承担着带领全国人民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从根本上决定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维护、发展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历史使命。因而，要求党既要最大限度地发动农民群众参加人民解放战争，为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巨大的物质基础；又要团结动员群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不使革命半途而废。为此，党从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制定政策，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进行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参战和生产的积极性，使解放战争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深厚的伟力和最基本的条件，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成立扫除了障碍，充分体现了坚持依靠群众的根本宗旨与价值取向。

（三）本质特征具有一致性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是延安精神的本质特征和重要标志。延安时期，我们党面对国民党政治上孤立、军事上打压、经济上封锁、文化上“妖魔化”和边区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组织动员边区人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向万死中觅得一生”，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使延安13年成为党的历史上党风政风最好的“黄金时期”。因此，艰苦奋斗精神是延安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的光源，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中国革命精神的脊梁，是中国革命精神从源头到总汇的生命线，也是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的共同点和联结点。西柏坡时期，中国革命即将全面胜利，党面临着能否经受得住胜利与执政考验、全国执政能否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重大课题。为此，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敲起警钟：“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3]1438；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3]1438-1439。这些精辟论断，科学地回答了共产党人应怎样经受革命胜利和执政考验的历史性课题，蕴含着对共产党人理想信念、思想方法、根本宗旨、作风风范和奋斗目标等方面极为丰富的时代要求，为在全国执政条件下共产党如何防止腐化变质、永葆政治本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精神力量。

（四）历史作用具有一致性

在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前赴后继铸就的包含延安精神与西柏坡精神在内的中国革命精神，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性质、宗旨、作风和共产党人人格魅力的集中体现，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战胜艰难困苦、不断取得伟大胜利的力量之源和精神动力。中国革命精神凝结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必然性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然性，汇集了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永恒的精神财富。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表现，是中国共产党人保持旺盛斗志和青春活力的关键所在，是保证中国革命不断胜利的力量源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动力。在中国革命精神的哺育下，一代又一代继往开来的中华儿女，不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都能政治清醒、方向明确、道路正确、自强不息，谱写出红色经典和时代强音。实践证明，中国革命精神是我们党发展壮大和成就伟业的不竭动力和力量源泉。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革命精神都充满着时代的活力，放射着永恒的光芒。

三、以科学的态度研究与传播中国革命精神

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传家宝，几代中央领导集体不仅给予中国革命精神高度评价，而且非常重视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弘扬。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都对中国革命精神做了许多重要阐述，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容，极大地深化了中国革命精神的内涵。无论是学习研究中国革命精神，还是宣传弘扬中国革命精神，都需要严谨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和尊重历史、不为功利所动的学术操守。

（一）共性和个性

中国革命精神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有着体系的统一性和立场、观点、方法的一致性。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都是中国革命精神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有着前后相接、渊源与继承、丰富与发展的关系。从渊源上看，它们都有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影响、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继承升华；从内容上看，它们都是毛泽东思想的立体化、生动化、形象化和具体化，既包括了思想方法、工作路线、工作作风、价值追求等基本方面，又体现出理论、品质、道德、意志、人格魅力，是社会思想、集体智慧和人民意志的综合反映。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共同孕育、产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之中，都以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最终目标，都以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基础，都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与不同时期革命形势和任务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它们具有精神内涵的共性。

在肯定中国革命精神是一个科学的整体的前提下，也应看到各个革命精神的个性与特点。首先是名称不同。纵观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各个革命精神，均以地域尤其地名命名。如中国革命精神的主体系列：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大庆精神等，均以革命精神的涵养地直接命名，有鲜明的时空指向，响亮有力，便于记忆。另外如作为延安精神子精神的抗大精神、延安整风精神、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南泥湾精神以及各地的古田精神、中央苏区精神、遵义精神、照金精神、红岩精神、沂蒙精神等，也都有明确的地名、人名。其次，内容各异。但以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一以贯之统一于整个中国革命精神体系。

（二）功能与定位

对中国革命精神中各个不同阶段的革命精神的研究既要科学准确地概括其内涵，宣传中也要恰当准确地定位其地位。对它们真正的尊重，首先表现在对其在中国革命中的卓越贡献既不夸大、也不贬低、真实可信、实事求是地定位和评价，这是今天研究者的职责，也是学术道德和党性的体现。神化或不足，都有违中国革命精神的本义。中国革命精神内涵的概括要避免在内容上包含一切，在价值上指导一切。揠苗助长的曲解与误解，只能使中国革命精神在内涵上庸俗化、功能上边缘化、价值上神圣化。这样的做法，反而会使其在受众中失去既有的魅力、影响力与号召力。

（三）研究与传播

中国革命精神集中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思想风范，体现了我们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优良作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永恒的精神财富。革命精神具有政治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和教育价值，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延续中华民族文化血脉、建设人民共有精神家园中担负着重要使命。要使包括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在内的革命精神的研究宣传不断深入，必须明确重点、推动创新、加强建设。在进一步挖掘、研究、提炼和升华中国革命精神的基础上，要加大以革命精神为核心的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力度，保护好革命旧址等体现革命精神的物化形态；要整理研究体现不同时期革命精神的“人、物、事”；要积极拓宽创新革命精神的传播途径，使主流意识形态形象化，掌握文化话语权；要开展多种形式的革命精神现场教学，打造为受众喜闻乐见的传播革命精神的载体。

（四）理论与实践

弘扬中国革命精神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正如毛泽东所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中国革命精神是我们党克敌制胜、长期执政的武器而不是“钝器”。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真理。中国革命精神能够形成发展、超越时空，关键在于它深深植根于广大共产党员心里，体现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执政理念和基层组织的执法行为中，表现在全体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率先垂范、身体力行的先锋模范作用中，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全部的理论与实践的过程。惟其如此，它才具有超越时空的稳定性和持久力。弘扬中国革命精神，是时代的需要、人民的呼唤，也是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必然要求。

弘扬中国革命精神既需要一脉相承，更需要丰富发展。中国革命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和不竭力量源泉，本身就是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结晶；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也赋予中国革命精神新的内涵，使其与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相融合，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因此，中国革命精神不仅属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时期，而且还属于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个历史时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弘扬中国革命精神，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伟大实践，也必将丰富与升华中国革命精神的内涵。

中国革命精神是观念形态的财富，弘扬中国革命精神需要付诸于脚踏实地的行动，但要求通过弘扬革命精神解决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所有问题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中国革命精神更多地是解决思想方法、根本立场、政治方向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着眼于激发党员干部内在动力，增强党性修养，从而外化于、体现于推动科学发展。惟其如此，才能使中国革命精神与时代同行、与未来对话，垂范百世，光照千秋。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向领导经济建设受奖的同志学习[N].解放日报，1943-02-03.

[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71.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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