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汉字图形装饰

内容提要 汉字图形既是汉字长期发展演变的样式之一，是文字学研究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民间文化和造型艺术研究的内容，特别是装饰艺术和平面视觉艺术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简要叙述了汉字图形化的源与流及其典型特征，着重对汉字图形蕴涵的文化主题、寓意内涵进行了分析说明，就汉字图形的题材类别、典型种类和样式，以及装饰、组合、构成等艺术手法加以归纳、概括和总结，从而对汉字图形的主题内涵、装饰造型规律、形态特征等有一定的认识。

关键词 汉字图形 图形装饰 装饰题材 装饰手法

汉字在形成渊源上有很强的象形因素，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以形表意、以意传情的字体构成，几乎可以说，汉字是物象符号化、语言图像化的典范。在几千年的演进历程中，汉字字形随着人们的文化观念、视觉心理、应用及审美的需求的改变而不断变化，在象形的基础上，发展成为高度符号化、图像化的方块文字。

汉字图形经过长期的发展，已不仅仅是记事的符号，就创造形式来讲，其中蕴含了中国人的心理情感和审美意趣，从汉字图形构成的表意性、象形性、表情性、和谐性、审美性等特征侧面体现了传统造型艺术的发展源流。汉字从最初记录事物的记号或图案，逐步简化、规范而形成象形符号，后发展为现代的汉字。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中国造型艺术之始，并伴随着中国艺术以形写意、以意表情观念的成熟而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艺术体系。

人类在文字发明之前，曾用不同的记事形式表达思想、沟通感情、记录事象、传达信息。原始的记事方式既是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也是人类语言及审美能力的发端。华夏先民经历了结绳时代、刻锲时代、画卦时代、作图时代，过渡到甲骨、金文时期，奠定了汉字的基本形态。经过早期的器物刻划的记事方式之后，总结了符号的记忆性和规律性，使汉字构成和造型自成体系，这反过来又促使人类深入认识自然界。画图记事是汉字图形的初始，远古时代的岩画、陶刻等符号图画固不能称为“文字”，然而文字也未曾与图画分开。汉字造字的象形是对事物形态特征的摹写，如鱼、鹿、人面纹、蛙、花草、山、水、田，它们还未及“有音文字”，但与象形文字的形成与发展关系至为密切。图画记事的图案化、符号化、形象化特点，使得后来有可能从中脱胎出表形、表意文字，故曰“形象指事字之先祖”。无疑，它是汉字形成的重要因素。有人认为，最能表达人类心灵的莫过于汉字的造型，它是一种心理写实而又抽象化的表现符号，比其他任何民族的文字都要深刻、完美，它凝聚了华夏民族特有的形象思维观念和审美心态，是一种“语言的图画”。

汉字的构成与书写是一种独特的艺术门类，由它而产生的书法艺术、图形装饰艺术以及其中的各种艺术样式，涉及广泛的艺术内容和表现形式。以汉字为装饰对象的图形艺术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和魅力，它似书法但又区别于书法单纯的形式美感和欣赏价值，似绘画却又遵循汉字的基本构成样式，它是中国装饰艺术和书法艺术演变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特有的艺术样式，是传统造型艺术的一个分支。简单地说，汉字图形是利用汉字的基本笔画通过添加、组合、变形、取舍等多种装饰手法进行组合构成的图形艺术，它强调汉字的装饰美感和象征寓意，既合乎汉字的间架结构组合和基本形态，又不仅仅注重汉字的可识性和可读性，其内涵丰富、形式多样、手法多变，是中国汉字除了书法之外具有独特艺术价值的文字艺术。从汉字的造型特征来看，有龙书、穗书、鸟迹篆、蝌蚪文、龟书、花鸟字等，这些都是以物象造型的文字，还有适合瓦当形制构成的汉字装饰，以及应用于古钱币、铜镜、印玺、碑文、砚台、牌匾、印章等等的文字，至于民间剪纸、年画、春联、器具、刺绣、家具、招幌、版刻、民居的砖木石雕，乃至地面砖石镶嵌、溶糖浇画、撒米等多种形式的民间艺术品和日常用的文字则更是姿态万千、难以归类。

从汉字图形的装饰来看，由于受造型艺术特别是装饰艺术的影响，以及传统民间文化观念、审美观念、吉祥观念等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传统汉字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文字学本身，而是大量结合了相关的文化形式，尤其是造型艺术的内容和手法。汉字所装饰的器物、建筑构件、民俗用品等，自然也是汉字研究所涉及的对象。

历史上的汉字演变在不同时期具有突出的特征，作为汉字的图形化，也有相应的典型性，许多专家学者早有深入研究，在此取几个典型的种类略作提及。甲骨文文字结构符号性较强，而象形性较弱，具备了古人所说的“六书”之含义。如“人”字作“乂”，取人形的侧面姿态，既保留有人体的影子，同时又具有规范化的符号特征，是符号化的语言记录和物象缩写的结合。“乂”字不仅是纯自然形态的记录，而且是感觉的抽象，是描述性的写意符号，仍具有一定的形象性。和后来的文字相比，甲骨文具有早期的文字符号特征，也具有一定的模仿性。甲骨文的字体结构还具有较强的工艺特点，也许是受工具和材料的制约，图画的因素相对削弱，强化了线的造型，显示了一定程度的图案美和装饰美。其字体骨架坚实有力，结构匀称，线条流畅。其字体构成已有对称、偏正之雏形，正在形成着所谓顶盖、覆盖、向背、朝揖等造型法则。甲骨文是汉字方块化的最初构成形态。这种以中心为支点的构造方式，在甲骨文的许多字体结构中已有发现。甲骨文还强调线的规律性、符号性和象形性的统一，以实现创作者和接受者审美心态的满足。这种造字观念与中国人的哲理观念、生存观念，以及建筑构成观念等有相似之处，都强调主体的中心位置和由此产生的稳定感。

金文的出现比甲骨文稍晚，作为青铜器铭识装饰，金文字体趋于象形，如“牛”、“羊”等字。这两种家畜是奴隶社会祭祀用的“三牲”，先民选取牛羊头部的曲线特征从直观的外部形象入手，线面结合，寥寥几笔，牛羊形象的符号便完整地表现出来。对一些动物文字的创造也采取典型的形象特征来塑造，如“象”字模仿大象站立的动态；“鱼”字刻其鳞片的组合；“马”字夸张其尾鬣。以文字象形化结构组合的铭文，发展到西周时期趋于繁荣。它继承了商代铭文装饰的可识性，纹饰繁密，铭文字数也相应增多，文字的造型象形多用线构成，笔画有显著的“波磔”，浑厚的字体风格与厚实稳定的器具相协调。金文发展到春秋时期出现了以鸟形作装饰的图案形式，使字体的美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不求笔画的“规范”，而求构成形象的统一，为以后汉字图形的审美化开了先河。李商隐《韩碑》诗云：“金石刻画臣能为，古者世称大手笔。”这是对金文的纪念性记载。金文的形成对中国书法艺术、篆刻艺术、绘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金文的字体构成勾画了物象的形象特征，促进了以线造型的中国美术体系的发展。

瓦当装饰是中国建筑装饰的独特形式，以汉字为重要装饰的瓦当最典型的当数秦汉瓦当。文字瓦当盛于汉代，它给中国建筑史、汉字学、图案学等留下了丰富的形象资料。瓦当文字在初期结构匀称，排列平整，布局严谨。在西安西郊阿房宫遗址和北部秦横桥遗址附近，曾多次采集到“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的十二字瓦当，其瓦质、色泽、规格、工艺皆与秦瓦当相似，一些学者断代为秦，这些作品可能是早期的汉字瓦当的遗存。汉代初期，文字瓦当的内容多与国家政治事件有关，常见的有“汉并天下”、“唯汉三年大平天下”等。自汉武帝始，汉字瓦当才广泛用于宫殿、官署、关隘、陵墓、祠堂、房舍等建筑物上。瓦当文词以吉祥语、祷颂词为多见，如“延年益寿”、“长乐未央”等，其内容和装饰形式与当时玺印、铜镜、丝织物、砖文装饰及汉赋词句相吻合。注明建筑物名称的汉字瓦当，与现代牌匾装饰相似，字体简洁大方、朴实明快，造型圆中带方，布局完整，常见的文字图案有“年宫”、“上林”、“宗正官当”、“京师庾当”等；另一种是歌功颂德、忠孝节义、吉祥庆典的纪念性汉字图案，如“万岁”、“千秋”、“天地相方”、“与民世世、中正永安”等。汉字图案的构成少则一字，多则十几字，其书体以篆书和隶书为主，间有鸟虫篆、章草等多种书体形式。瓦当汉字图案作为建筑装饰艺术，具有实用性和装饰性，汉字图案象征着国泰民安、世盛人和。文字的内容以至风格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状况。文字多用阴文线刻，点书装饰得体，实体与虚体空间比例协调，体现了以线造型的特点。瓦当汉字图案与同时期瓦当纹饰图案相比，其装饰性毫不逊色。相反，前者产生广州陈家祠堂门扇木刻“福”字了多重的艺术功能，除具有装饰价值外，还以可识性、宣教性、纪念性等语义信息记录了民众的精神追求和民俗情调，汉字瓦当以汉字的装饰构成了汉字图案的新格局。

钱币是商品流通的价值依据。在西方一些国家，货币装饰多以纪念性的情节图案为主，而中国古币一直是以文字图案作为主要装饰。这种装饰手段更直接地反映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货币文字图案不仅仅是面值的标志，而且也反映了书法和装饰艺术发展的历史。历代古币的文字装饰、书体形式不同，有着重书法艺术的装饰。如铸于唐高祖武德四年的“开元通宝”，币文采用唐代书法家欧阳询书体，字体端庄娴雅，四字排列内形适配方而外形适配圆，在方空圆形之中，施加文字图形，构成一件完美的适合形汉字图案。宋代太宗皇帝还亲书隶、行、草三体文字为币文，存世币文有“淳化之宝”等，开创了“御书钱”之先河。历代书法家也都亲书币文，如宋朝苏东坡所书“元祐通宝”，南唐徐铉所书楷、篆“开元通宝”、“唐国通宝”，金朝书家常怀英所书玉箸篆“泰和重宝”，直至明清以来的钱币文字流传于世的更是不胜枚举。

民间织绣的汉字图形应用比较广泛，如喜寿帐、寿衣、儿童鞋帽、鞋垫、枕顶、香囊、门帘中颇为多见，其内容与子嗣繁衍、升官发财、男女爱情、读书识礼、渔樵耕读等紧密相连。其图形样式则更为繁杂，既有传统的朝野上下交互影响、代代相传的程式化样式，也有文人代笔妇女加以模仿的文字，更多的是妇女自我创造的汉字图形样式。汉字在织绣中的运用历史十分久远，留存于世的东汉“万事如意锦”，色调厚重，锦面织有卷云纹和“万事如意”四字图案，同时期的作品还有“阳”字锦、“孙”字锦等。唐宋织物装饰也多用一些吉祥文字图案。发展到明清，服饰织物、中堂画、对联常用汉字图案构成，无论是在题材上还是技艺上都有了新的拓展。这类汉字图案多流行于宫廷士大夫阶层，在民间刺绣中多用于帐幔装饰，节日、庆典、婚俗等服饰用品的装饰中更十分常见。运用吉语图案、花卉、故事、祥物组成的汉字绣品比较典型。其造型规律、构成样式、色彩搭配都与吉语图案保持着协调关系，同时更加突出织绣的工艺手段，色彩更加艳丽明快。如镇江博物馆所藏的“三星八仙喜字堂幅”、“百花对联”便是以物组字，其针法变化多样，技巧性颇高，常用齐针、套针、擞和针、施毛针等数十种技法组字，字体的外轮廓清晰明确，字体的每一笔画都是由不同的故事情节、人物鸟兽、吉祥宝物构成。如用百花组成的对联，采用大红缎料为底色，桃红、橘红、杏黄、淡紫的莲花、牡丹、芙蓉、菊花与草绿的叶脉、叶片相配，显得华而不俗，稳中有俏，使“把管描蛾传汉殿、吹箫引凤上秦台”的楹联越发显得清新瑰丽，颇有庆贺新婚的喜庆气氛。汉字楹联图案以其语义信息增加了喜庆的氛围和令人欢快愉悦的感受，字体更耐人寻味。

至于民间剪纸、家具装饰、建筑砖木石雕刻、器具装饰、招幌牌匾、木刻版画、年画、皮影等等的汉字图形装饰则更是品种多样，若从装饰的器物种类上划分难以计数，虽然因为材质、工艺、技术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但若细细划分却不是件容易的事。从汉字图形装饰的内容看，与其他民间艺术主题有共同之处，都是民间艺术的吉祥主题与汉字字体结构结合，或径直以具有吉利祥瑞的美好含义的文字为内容加以变化组合，构成汉字装饰图形。这些与汉字结合的祥瑞内容有祥禽瑞兽、花卉果木、人物神祇以及传说故事等。较纯粹的文字符号的变化更多的是注重形式结构的装饰性，也就是文字符号的形式美感。一些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约定俗成的符号既具有特殊的意义，有的也是文字的变体，虽不是文字，却被当成文字的别体。这些主题内容与其他民间艺术一样反映了传统的吉祥如意观念。具体说来，与汉字结合的祥禽瑞兽包括了龙、凤凰、鸾鸟、狮子、麒麟、仙鹤、鹿、象、十二生肖、绶带鸟、鸳鸯、蝙蝠、鱼、蝴蝶、龟、蟾蜍等。花卉果木如牡丹、莲花、梅花、兰花、菊花、松树、竹、桃花、芙蓉、玉兰、海棠、灵芝、桂圆、石榴、桃子、佛手、柿子、葡萄、葫芦、灵芝以及宝相花等。人物神祇和传说故事如神人、仙女、童子、寿叟等，其中既有各种神祇，又包括历史故事、戏剧故事人物，如福禄寿三星、八仙、刘海、财神、童子以及和合二仙、麻姑献寿、八仙庆寿、刘海戏金蟾、牛郎织女、郭子仪上寿、拾玉镯、打金枝、劈山救母、铁弓缘、卖水、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等。以汉字出现或汉字与特定的符号结合的有暗八仙、八吉祥、吉祥如意、龙凤呈祥、盘长结、八宝、双钱、文房四宝、八卦，以及福字、禄字、寿字、禧字、春字、财字、忍为高、精气神、回纹、万字、盔甲纹、钱纹、龟背纹、曲水纹、山石、海水、江崖、祥云、花瓶、宝灯、如意；文字组合的如招财进宝、黄金万两、唯吾知足、日日有见财、福禄寿喜、喜气满堂等；以文字排列成线条组成图形的如老来难、老来福、魁星踢斗、南无阿弥陀佛、葫芦消寒图、不吃牛、孝行图等。至于像鸟虫篆、竹叶诗、蝌蚪文、花鸟字、板书等则既有传世书体，亦有民间艺人的巧妙创造。在这些汉字图形中，各种题材从早期的不同文化内涵逐渐演化为共同的吉利祥瑞寓意，有些甚至演化为近乎纯粹的以审美价值为主的装饰。下面就几种有代表性的、常见的文字题材作简要叙述。

福禄寿喜文字图形装饰在民间运用十分广泛，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传统题材。在一些民俗活动和艺术创作中，常运用谐音、喻意、象征等手法表达民众的审美理想。福字图形在民间盖房上梁、节日庆典以及红白喜事时都要张贴或描画，“福”字图案样式繁多，仅字型变化不下二百余种，由龙凤、松鹤、仙人、宝器、花鸟组合的福字更是别出心裁，有年画、剪纸、对联、中堂、条幅等不同的形式。最常见的莫过于南北方春节倒贴“福”字的习俗，取“福到”之意。福字常与谐音的“蝙蝠”纹饰、天官、禄和寿、龙等等结合在一起，组成福字，具有不同的寓意。在字形构成上，有用百福字组成寿字图案，字中有字，寓意“百福捧寿”。在传统题材中以福字图案为创作主题的内容还有“五福临门”、“五福捧寿”、“万福流云”、“天官赐福”、“十福来朝”等。“禄”在民间喻意发财，常与福、寿、喜等字并用。五指山寺庙对联因“禄”与“鹿”谐音，所以禄字的装饰常用鹿的形象。“禄”字的书写具有较强的装饰性，在禄字图案中常把“礻”部写成站立的鹿，“录”则用“摇钱树”、元宝或其他纹样装饰，喻意长寿发财。这类文字图案在春联、年画、剪纸、瓷器、刺绣中常有表现，其吉祥含义在文字装饰上常见的内容和题材有“鹿鹤同春”、“鹤鹿同福”、“全禄百寿”、“福禄祯祥”等。“寿”一直是人类求生存愿望的象征。寿字有几百种之多，其字体变化之大，图案性之强，应用范围之广，在汉字中少见，而且每个寿字都是一幅完整的图案，大小寿字既能独立使用，又可组合为一体，由此可见汉字的可变性和图案性。寿字还是敬老祝福、表达孝悌的象征符号。寿字图案早在汉代已应用于织绣，唐宋器皿上也有寿字出现。明清刺绣“群仙寿字中堂条幅”颇为著名，桃花坞木版画的“寿字八仙”、山东单县石雕牌坊的“百寿坊”，工艺之精，技法之巧，令人感叹。民间年画、剪纸、对联、堂幅的寿字图案，常用松柏、仙鹤、仙桃、灵芝、暗八仙等纹样装饰，寿字外轮廓为圆形的谓之“圆寿”，长方形的谓之“长寿”。这种形意相间的图案构成，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图案构思的典范之一。“喜”是愉悦、欢乐、幸福的象征，流传于民间的喜字花图案之丰富和普遍难以累计。其造型和装饰内容更是花样百出，一个“囍”字骨架，可采入不同的造型手段、装饰纹样及婚俗情趣和寓意传说故事。喜字花图案常结合使用的题材有喜鹊闹梅、凤串牡丹、鱼串荷花、鸳鸯戏水、龙凤呈祥、喜上眉（梅）梢等吉祥纹样。喜字图案的造型在民间多有变化，在喜、禧、囍的基础上再施加纹饰，形成百喜图案。“囍”字把一个字重合创造，打破了汉字单纯的可识性而强调其装饰性，在民间被广泛地接受和使用。“囍”字图案已成为汉民族婚嫁的标志性装饰。

民间的花鸟字图案也是变化多端，至今许多地方都能见到花鸟字的影子。花鸟字是鸟虫篆的变体。其特点是用鸟的形态特征构成基本笔画而成字；另一种是用鸟形饰字，或添加花卉、粉蝶、草虫等形象构成装饰主题的文字。河南省偃师县府店缑山升仙观旧址发现的唐代碑，碑额写有“升仙太子之碑”六字，运用飞白体所书，字体间有十只鸟形装饰，巧妙地表现了字体的图案化和装饰性。在民间，以鸟形装饰的汉字图案一直流传至今，如民间花鸟字对联、中堂画等，把花卉、人物、故事情节、吉祥寓意等融入字体造型中，只不过民间花鸟字的形式更加多样，而且组字形式也不仅仅局限为鸟形，而以鸟为主，兼有瑞兽、花卉、吉祥纹饰、传说故事、八宝法器等，从而使文字的图案性和绘画性加强，更有装饰情趣。民间花鸟字图案多用于节日庆典，以对联、门画中堂、条屏形式为多见。另外还有以木版套色印刷和剪纸、刺绣的花鸟字图案，只是工艺技法、材料等有所不同，字型装饰风格、主题并无大的差别。花鸟字的造型不外乎字形和字意的组合构成，如“家住青山龙虎地，门迎绿水凤凰山”，这一鸟字对联的“家”和“门”根据两字的外形组合成门楼的形状，穿插花鸟饰物，远观像一座装饰建筑，“龙虎”和“凤凰”四字则根据字义用连体笔画画成龙虎、凤凰之动态。再如“鹰”字，用一只展翅起飞的鹰的形象勾画出“广”部，其他笔画穿插其他饰物。“花”字采用盛开的四季花卉组合而成。可见花鸟字是字的图画，或是画出的汉字，它根据汉字形、意、体之特征，勾画出相应的形象，每一笔画都同字义有关，每一个字都是一幅图案构成，每幅由花鸟字而组合的装饰品都是一件图画作品。

诗词对联本来是文学性极强的艺术门类，与视觉艺术并无多大关系，若以书法的形式出现，则既具有造型艺术的特征，同时又具有文学价值。在中国艺术中诗词对联与书法艺术早已结下了不解之缘，与装饰图形艺术结合则更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诗词对联汉字装饰图形既具备了装饰艺术的形式特征，同时又不像文学或书法艺术那样直接，其中还具备了像猜字谜一样的智慧和游戏性，若能在图形艺术中获得装饰审美情趣并破解文字内容，然后又根据文字内容和图形生发联想，则能更好地获得文学艺术的审美意趣。这种不同艺术门类的结合和审美趣味的转换，是诗词对联汉字装饰的重要特征。这类汉字装饰图形如山东潍县杨家埠木版画中的王维诗句：“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再如福建涌泉寺的一幅对联“紫竹林中观自在，白莲座上现如来”，分别用不同的人物姿态、动物、云烟、植物组字，巧妙含蓄，图形装饰性强。由上述两例也可以看出，虽然此类汉字装饰手法近同，但有的文字可识性强，有的要颇费心思才能明了，这也许正是其中的乐趣所在。

这类汉字装饰图形样式较多，只是文字图形的结构方式和造型元素，或者说文字素材不同。传统的竹叶诗也是其中的一种，是以竹枝、竹叶组字成诗，整体看来是一幅完整的竹枝图，图上另外还题满了可识可读的诗句，若不仔细辨认推敲则无从识读。其组织、构图、用笔、题款等与国画形式并无多大差别，只是以碑刻形式出现。典型的如四川奉节白帝城清代曾崇德所作《丹青正气图》“不谢东篁意，丹青独自名”等句，以诗为题，以竹入画，相得益彰，巧妙自然。还有“魁星踢斗图”，以文字组成魁星踢斗图形，乍看是图，实则为字，也富有匠心。其他的汉字诗句装饰还有“神智体诗”，以某一汉字的大小、扁长、倒正、歪斜等出现，一字解作一句诗，妙趣横生。还有“回文”、“盘中诗”，文字往返相连或由内到外组成诗句，亦趣味盎然。现在还能见到的“老来难”、“老来福”，以文字为线条盘成老人形象，倾诉老人日薄西山或晚年幸福的感悟，也是这类手法的运用。

汉字具有很强的形象性、表意性和符号性，许多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程式化的符号，虽不是真正的文字，却具有文字的性质，如万字符（卍）在民间装饰图形中十分常见。卍（万）字源于梵书，本来是佛教的吉祥物，为释迦牟尼胸前的符号，象征着庄严无比、功德无量，是万德吉祥之寓意。《华严经》中《入法界品》曾有“胸标字七处平满”的记载。唐朝武则天时把“卍”定为汉字使用，读“万”字音。关于字右旋还是左旋的解释，唐《一切经音义》认为应以右旋为准，但在民间织锦、印染、剪纸中已不计较其方向的变化，左右均有使用。它淡化了佛教的本来含义，在民间被赋予一种新的生命和装饰功能。字图案在唐代就已广泛流行。从明锦到现在的民间印染，字图案一直作为连续图案的典型样式，民间称它“万字花”、“万字不断头”，表示连绵不断的意思，象征万寿、幸福和无边无尽。

上述只是对几个典型汉字图形装饰的叙述，若详细罗列则无异于晴空里数星星，我们可以由一斑而窥全豹。从汉字图形装饰的手法看，则有明显的规律可循，其装饰手法不外乎以下几种。

在汉字基本结构和笔画大体不变的情况下，对汉字进行添加装饰。其中既有在文字笔画不变的情况下添加吉祥性质的人物、鸟兽、花卉等图案，笔画或双勾成空心字，或以图形全部填满笔画，这种添加类似填空，也就是将笔画设计成空心，将各种图形添加在文字中，图形一般不超出文字的笔画以外，也有在文字整体形态或某一个笔画上加饰花卉、鸟兽、人物、几何图形，或者故意夸张某一笔画并加饰图形，将某一笔画变形成图形等。前者如许多常见的福禄寿喜字中堂、剪纸、刺绣、年画等，后者如花鸟字等。当然，这类文字并非是随意的选择，而是以吉祥或特殊含义的文字为主，如福禄寿喜、福寿双全、洪福齐天等。这种添加并非无序任意的添加，添加的内容常常与文字本身具有某种联系，并丰富强化了文字本身的装饰性，突出了文字的吉祥或象征意义。如为表现福禄寿主题，只以一个福字出现，左边“示”部结构为一只鹿的形象，右边“田”字上为一只鹤的形象，整体看是一个“福”字，但每一个笔画则以不同的形象或图形代替。

在文字上添加或加饰图形虽然手法多样，但文字的笔画结构较明确，汉字的可识性较强，有的汉字装饰也采用类似的加饰或曰镶嵌的手法，但文字的结构、笔画、形态却产生了较大变化，文字的可识性、可读性不明显，图形特征较突出。这种镶嵌一般是在汉字整体结构中嵌入相关寓意或内涵的图形，突出主题，在意不在字。如山东平度市宗家庄木版年画中的“礼义兴隆”四字，每一字的外轮廓不变，中间笔画全无，内嵌二十四孝之汉文帝尝药、曾参咬指心痛、吴猛恣蚊饱血、黄香扇枕温衾，文字以外为龟背纹底纹，主体人物和寓意主题突出，但文字形态结构和笔画却不明显。

还有一种在文字笔画上巧妙变化的汉字装饰形式在民间十分常见，这种汉字装饰很少借用图形，而是以笔画的互相借用或共用，组成一组文字，文字内容为成语或一组吉语，组合起来像图又像字，仔细解读方能辨认。江苏无锡民间板书“凤”字典型的如“黄金万两”、“日进斗金”、“喜气满堂”、“唯吾知足”、“招财进宝”等，都是民间的节日吉语或生意人的美好期盼。其结构特征如“招财进宝”四字，中间为“贝”字，上为繁体“宝”字的上半结构，“贝”右侧为“招”字，“财”与“招”共用“提手”部，“贝”字左侧为“进”字的“佳”部，“走之”旁横贯“招财进宝”四字的底部，四字紧密连成一体，整体看去像字不能读，分解开来可读又具有特殊含义。

以字组画或以画组字也是汉字装饰变形的传统手法。以字组画是以一个成语、一句话、一首诗词、一段文字连接组合成一幅图形，或使笔画有所变化，或字体无变化，一段文字前后顺序不变、首尾相连成一根线条，像一笔画一气呵成，组成一幅图形。前者如江苏南通的民间镇宅符“克己复礼，正心修身”八字组成的魁星点斗图，后者如“老来难”，都是以字组画的典型手法。以画组字与汉字添饰有相似之处，它是将某些图形模仿为汉字的笔画，将这些图形笔画按汉字的结构组合起来成字。有的汉字装饰为了更明确如汉字，自然的图形要加以规整去饰；也有的汉字就是自然的图形，组合起来也像图形，如竹叶诗就是如此。

板书是汉字图形装饰中特征较突出的一类，它是用特制的工具半书半画而成，书写工具为特制的扁片竹笔、木笔、棕笔或皮革，宽约几分或寸许，既有直书而成，也有的添加花卉、鸟虫，笔画粗细有别，可写成挂屏、对联、人名、斗方等。其书写有的在色纸上，也有的写在白纸上，色纸以红对联为主。板书根据字体的大小确定笔的宽窄，书写时将多种颜色调在一枝笔上，行笔时可出现由深到浅、由冷到暖的色彩变化，类似现代色彩构成的渐变效果，色彩艳丽，更有喜庆气氛；也有的用单色，只有墨色深浅的变化，而无斑斓的色彩效果，多为中堂、条幅、对联。民间常见的花鸟字图案大部分为板书写成，只是在材料和写作技巧上与其他汉字装饰有所差别，而在汉字组合变形手法上与其他汉字无大的区别。

其实，汉字的装饰组合手法多样，我们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进行上述分类，实际在汉字装饰中并无明显的区分，而且上述不同的手法在许多情况下也是很难划分的，这也正是传统汉字装饰的丰富性所在。无论是汉字图形的艺术方法，还是它的寓意内涵，在今天看来仍有其现实的意义，现代设计能够从中受到启发。

汉字虽然是一种文字语言，其造型和构成却又是一门独特的视觉艺术，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凝聚了华夏民族无尽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华夏民族文化理念和视觉思维的结晶。它不仅是华夏民族的文化标志之一，也是其审美理想的反映。汉字图形及装饰是研究文字学、汉字结构及造型艺术不可缺少的资料之一，对如何在现代设计领域体现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作者单位：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责任编辑 陈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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