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文学作品中的风水文化与丧葬习俗研究

内容摘要：本文对《白鹿原》、《美穴地》等陕西经典文学作品中与“风水”文化与丧葬习俗相关的背景及前因后果予以分析，对其中所反映的陕西民俗中的祖先崇拜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予以探讨，以期发掘作品背后蕴藏的陕西丧葬习俗中的民间宗教文化，进而探索陕西民众的文化心理和社会心态。

关键词：迁坟 吉穴 祖先崇拜 天人合一

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了诸多的关于坟墓的祭祀养护习俗，包括祭祀、培土、植树以及看护等一系列的日常活动，其中具有代表性之一的就是“迁坟”。迁坟的理论依据是来自“风水术”以及“天人合一”理论，中国传统的“风水术”包含着迷信与科学并举的双重性，其实际是一套有价值的中国古代建筑规划设计理论，其中包含了地质地理学、生态学、景观学、建筑学、伦理学、美学等方面的丰富内容[1]。风水术的理论基础是阴阳五行理论，认为人所居住和埋葬的地方对人的命运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风水文化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族伦理、宗法关系、儒家的孝道思想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关系与民间秩序。

一.《白鹿原》中的“风水”争夺

长篇小说《白鹿原》中，“风水”是一条重要的暗线，围绕着埋有“白鹿”的风水宝地的归属转移，展开了关于白、鹿两家兴衰的描写。小说始于一个悬念：在陕西关中的白鹿原上，族长之子白嘉轩年纪轻轻就死了六房女人，他便偷偷用计获取了鹿家埋有“白鹿”的慢坡地，再将父亲移葬至此，后娶第七房女人仙草，才保住了夫人的性命，夫人为其生育了健康的三男一女。这段情节是一个伏笔，预示着故事的走向，随着风水宝地所有权的转移，这场关于风水争夺战的最终结局是白家兴旺鹿家衰败。作品中这些描写使人感到亦真亦幻，充满了神秘色彩。

陈忠实在《白鹿原》中设置了一条风水争夺的“因果链”。受到传统风水观念的影响，白嘉轩坚信迁坟可以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只要能在白鹿显灵的地方建立阴宅，就可以改变克妻无子的宿命，甚至可以使家族兴旺。于是他深思熟虑、千方百计的巧取宝地。他虚称梦到父亲坟墓进水，故而要求迁坟至慢坡地，祈求先祖的庇护。为求稳妥，他专门找了阴阳先生来为自己的父亲白秉德重新选择墓址。在勘测墓址的过程中，白嘉轩没有作任何暗示，却惊奇的发现先生的罗盘就定在那块慢坡宝地上，而坟墓的具体位置恰好和他发现白鹿精灵的地点相吻合。阴阳先生说：“头枕南山，足登北岭，四面环坡，皆缓坡慢道，呈优柔舒展之气；坡势走向所指，津脉尽会于此地矣”。紧接着，白嘉轩举行了隆重的迁坟仪式，“吹鼓手从老坟吹唱到新坟，三官庙的和尚被请来做了道场”……至此，白嘉轩通过换地和迁坟的举措保住了艰苦创业的成果，成功改命，家道复兴。在小说的结尾，白嘉轩看到疯了的鹿子霖，想起自己曾以卖地的形式巧取了鹿子霖的慢坡地作坟园的事情，也许正是受到这块“白鹿显灵”的风水宝地的荫育，才成就了白鹿两家截然不同的命运。面对发疯的鹿子霖，白嘉轩流下忏悔的泪水，以为风水易主是导致这一切发生的根源。“白胜鹿败”的结局成为当初白嘉轩风水巧计的神奇应验，风水争夺成为了《白鹿原》丰厚文化蕴藏的重要组成部分。

风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名堪舆、相地术、阴阳术、青乌术和青囊术。风水作为中国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其主要内容是如何确立民居、村落和坟墓的位置、布局、朝向，以求为自己和后代获得吉利的理论和方法。它是中国古人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中总结而成的关于“环境选择”的学问。传统风水理论认为人死灵魂仍在，仍能干预人事，福祸活人，体现了“天人感应”的神秘文化理念。《白鹿原》中许多场景都体现了与风水相关习俗的产生、演变，以及风水观念的影响。如“白孝文在祠堂祭祖之后的又一项重要活动是上坟……，仍然由孝武陪引。孝义提着装满阴纸和阴币的竹条笼也陪着大哥去祖坟祭奠。”（《白鹿原》第二十七章）。家中长者去世之后，子孙不仅有义务寻求一块“风水宝地”作为其安葬之地，还要尽可能将墓地修缮得美观、体面，定期到墓地祭扫。这样做既是体现“孝道”的表现，也是依靠祖坟的“好风水”为子孙后代提供优厚福泽的保障[2]。风水观念和“入土为安”的思想对相关事务的解决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二.《美穴地》中的丧葬文化

《美穴地》是一部优美的中篇小说，作者贾平凹从现实生活中选材，通过对陕南商州民俗风貌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当地的社会生活状况。主人公柳子言就是一位“阴阳先生”，这一职业在当时可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一般人家红白喜丧事的具体日子都由他来选定，并在人盖房、拱墓时负责提供风水信息的参考、甚至是敲定方位等重大事项。贾平凹抓住了“堪舆踏穴”这一习俗铺排开來写，围绕着踏美穴、得美穴、占美穴来统驭全篇，以求反映出真实的民间社会生活，良莠混杂的民间众生相。

《美穴地》非常细致的描绘了商州地区的丧葬习俗，墓地风水、墓址选择、墓穴朝向、墓葬祥瑞、下葬方式、阴阳世界与禁忌事项等。“柳子言肩上常年挂个褡裢，内中装着罗盘，费尽千辛万苦，终于为姚家选到了佳穴，远远望去，颇为壮观：遥指山峁远处河之对岸有一平梁为案，案左一峰如帽，案右一山若笔，案前相对两个石质圆峁一可作鼓一可作钗，此是喜庆出官之象。……”这一段描写的相当精彩，全为墓地风水学专用词汇。“淫浸在地理学问中的柳子言此一刻得意忘形，口若悬河，脚尖划出四角，钉下木楔。北角第一楔打不下去，刨开土看，土下竟有一楔，又下南角木楔，南角下又是木楔，四角如是。原来姚掌柜已请高手看过，让柳子言选穴，只是想测试是否“投合”，可见大户人家对墓地是何等重视。”这段文字涉及到墓址选择的风水学知识，详细的描写了墓址选择的步骤，刻画出姚掌柜对姚家永享繁荣富贵的祈求和渴望。风水先生柳子言爱岗敬业，测得佳穴位置时神采飞扬，喜不自胜。以风水学为基础，作者在作品中构建了“堪舆踏穴”这一重要线索。柳子言因“堪舆踏穴”被卷入矛盾漩涡，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苟百都为了不使儿子将来为匪为奴，也要寻一口美穴。得美穴后，为了不让柳子言再为他人踏出好地来压他，苟百都便要结果柳子言的性命。得美穴而洋洋得意，欲念无边；由妒生恨，挖人祖坟……这种尖锐的矛盾冲突贯穿了作品全篇。

贾平凹在描写丧葬活动时重点突出了风水在社会生活方面的渗透力，透过这些表面现象，我们可以发现蕴含在商州民众精神层面上的企盼与追求。商州民众自古以来对祖先神灵具有一种虔诚的信仰和崇拜，希望通过对祖先的顺利安葬，表达后人对祖先的敬重与追念，实现人与祖灵的交流，进而祈求祖先的在天之灵庇护子孙后代，为他们赐福消灾。墓葬的选择在这里不仅是对于有形物质民俗生活的描写，更是对于无形心意民俗生活相的揭示。贾平凹在《美穴地》中以坟墓风水的纠葛巧妙的构建出故事情节上的冲突，最终安排柳子言为自己踏错墓址的结局亦反映出作者对于风水文化的深刻思考。

三.陕西地区风水文化与天人合一的內在联系

从陕西经典文学作品中不难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丧葬习俗体现着民间以鬼魂观念和祖先崇拜为代表的信仰观、“入土为安”的社会心理以及“福荫子孙”的祈求期盼。祖先崇拜包括对远古祖先崇拜、民族祖先崇拜、氏族祖先崇拜、家族祖先崇拜和已故家长的崇拜[3]。祖先崇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已经渗入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深处。中国的传统节日，大多与祭祖密切相关。如清明节的扫墓、中元节的超度亡灵、十月一日的送寒衣、大年三十的上坟等等，可见祖先在中国人心目中占有崇高的地位。较完整的祖先崇拜仪式包括坟墓崇拜和牌位崇拜两部分。作为死者的葬身之处，坟墓是一处悼念逝者、与其进行交流必不可少的场所[2]。祖先崇拜仪式在陕西地区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主要表达的是生者对死者的悼念，带有深厚的历史民俗文化印迹。这一点由《美穴地》中主人公柳子言的一生即可看出，他以堪舆风水为业，因墓穴吉凶牵扯进了苟百都与掌柜的纠葛，又因选择好了美穴地而平静的等待死亡，最后的结局也是他的后代出人意料地毁于风水勘定的失误。这说明风水丧葬文化作为一种民俗心理，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和指导着当地民众的生产劳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活动，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多方面的、难以抗拒的。古语有云，“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诗书不可不读”正是人们祖先崇拜的心理反映。正如张岱年在《中国文化概论》里说：“宗庙祭祀制度就是为达到维护宗族团结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重要手段[4]。这种手段使人们注重亲情和乡谊，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曾经起到过积极的作用。

中国人一直以来对上天无比敬畏，形成了“天人合一”的辩证协调的观念。“天人合一”的观念体现的是“人为万物之灵”。西汉著名儒者董仲舒是“天人合一”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将先秦阴阳五行家的理论与儒家学说结合，通过考察天人关系，以天人相类、天人合一的模式，阐发了关于天道与人道相互关联的神秘主义的“天人感应”理论[5]。《美穴地》中大量的情节描写都体现了这种观念，如苟百都坏了掌柜的墓穴风水，导致其家业一落千丈，柳子言为报答掌柜，又提出要为其迁坟恢复气数等等。正如董仲舒所述——人类的命运和人间的一切都是由天的意志决定的，同时，人的行为和社会的现实反作用于天，使天产生某种异常反应。

在阅读《白鹿原》与《美穴地》等作品时，有关堪舆、迁坟等事物的描写，使人感到亦真亦幻，充满了神秘色彩，体现了当时中国的风水礼俗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坟是祖先的葬地，受儒家孝道观念的影响，以坟为表现形式的丧葬及祭祀等活动具有特殊的意义，成为传统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丧葬是信仰的产物，坟墓是丧葬活动中的核心组成部分，最突出和最普遍流行的莫过于“灵魂不灭”、“因果报应”、“转世再生”的观念，人虽死，但魂魄犹在，仍能干预人事，福祸活人。许多与坟墓相关习俗的产生、演变都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体现了“天人感应”的神秘文化理念。

风水文化是中国宗族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曾有十三个朝代在陕西建都，陕西地区长期以来都被视为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也是我国最早进入农业文明的地区之一，这种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生活便造成了当地民众讲究现实利益的文化心态，其宗教信仰谋求着对生存现状和生产水平的直接救助。长期以来，小农经济和宗族聚居互为一体，保证了宗族的不断繁衍发展。农耕民族高度重视血缘传递和子嗣繁衍，祖先崇拜从上古一直延续到今天。自西周以来确立的宗法制度[6]，更是从理论和制度上保证了宗族的有序传承。陕西地区作为传统宗法文化的发源地，保存下了这种上古流传下来的原生态的风水文化。陕西民众崇尚对神秘力量的信仰，物物是神，处处有神，对于祖先祭祀、丧葬风水等活动异常重视。《白鹿原》与《美穴地》通过一系列反映风水的场景描摹，展示了陕西农村传承数千年的古老的风水民俗文化。其中关于迁坟、堪舆等活动的描绘贯穿于作品的始终，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支撑，体现出了中华民族式的神秘。这些神秘意象的描写紧紧围绕并服务于人物性格的塑造，蕴藏着丰富的文化思想精髓，为我们展现了三秦故地数千年文化积淀的习俗惯制和风水文化，真实的再现了上个世纪前五十年陕西民俗的历史面貌，其深厚的内涵构成了陕西地区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环。风水虽带有一些迷信色彩，但作为一种习俗的传承，仍然闪烁着古老传统文化的光辉。

参考文献

1.王会方，"天人合一"——从风水理论到环境美学.美与时代，2010（11）：82-83.

2.李翠玲，祖先进城：武汉市郊一个村庄迁坟的文化逻辑.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2（5）：61-68.

3.梅新林，祖先崇拜起源论.民俗研究，1994（4）：70-75.

4.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修订本）.2004：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5.汤一介，论"天人合一".中国哲学史，2005（2）：5-10.

6.吴浩坤，西周和春秋时代宗法制度的几个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1）：87-92.

（作者介绍：马琳，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6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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