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梅州客家文化中心的形成

(华南理工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摘要：审视客家文化在粤东北的复合成型过程，显见客家文化中心的空间转移。期间，随民系人口的转移而发生的文化传播，是中心转移的直接动力，而客家大本营区域人地关系的时空演变是根本动因。闽西与赣南处于大本营区域的上游，决定了其文化中心的瞬时性及其作为客家文化的边缘性。由于西翼的广府文化与南部的福佬文化的双重阻力，加之后期文化的快速自觉，位居大本营腹部的梅州，其客家文化迅速整合成熟，成为现时的客家文化中心。

关键词：客家文化；文化传播；文化中心；人地关系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07)01－0066－05

客家民系广泛分布于中国19个省区，遍布世界五大洲，80多个国家，但主要聚居于大陆的赣南、闽西和粤东北边区。有关客家文化成型的空间尚有赣南论、闽西论和粤东北论之争。赣南论认为客家先民第二次南迁大都溯赣江首先进入赣南山区，客家作为独立民系的许多特征如聚族而居、恪守古音等在南迁赣南时已经出现。^[1]闽西论强调汀州州治长汀县对于客家民系形成的重要地位，认为它“抚育了祖祖辈辈的客家人，孕育演化着客家的民俗民风，并向四面八方传播”。^[2]刘劲峰基于唐末五代纷争与北民南迁的经过、特点的考察，认为唐末五代是客家民系开端，因而，确定赣东南、闽西是客家民系摇篮，^[3]即客家文化成型区域。马卡丹持类似观点。^[4]据此，粤东北的客家文化只是客家文化之流，而不是客家文化之源。有学者则以明末清初闽粤客家的倒迁入赣，强调赣南在整体客家文化中的地位。^[5]林嘉书在运用族谱姓氏溯源，论述了石壁曾是历史上大批南迁汉人的集散地。^[6]有人更进而认为，宁化石壁因盆地面积大、开发早、富庶等“优越、合适的地理环境、资源条件”成为唐末至北宋间客家民系摇篮和客家文化中心区域。^[7]然而，赣闽粤边区是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主要区域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8-10]徐旭增早就列出55个县(市)组成的“客家大本营”区域。^[11]胡希张认为，赣闽粤广阔地域的不同地区对客家文化历史形成贡献不同，梅州地区是客家民系的最后成型的地方，可以称为“客家腹地”；客家文化始于赣南，发展于汀洲而成熟于梅州。^[8]

然而，在承认赣闽粤边区是客家大本营及其与客家文化形成关系密切的前提下，有关客家文化中心之争从未停息。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呈日益加剧之态。主要是市场条件下，文化中心地位之争实际成为一种社会声誉和文化资源之争，各地为了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空间拓展的现实目的诉求突出，折射地方政府欲望文化经济的心理。为此，各地特别是大本营的三地，自民间至政府莫不忙于高扬客家文化中心旗帜，高唱客都声誉之歌。本文主要从人地关系演变、文化传播等方面，来论证梅州客家文化中心的成。

一、大本营区域是客家民系与客家文化复合整体定型的文化空间

(一)厘清民系摇篮、客家文化成型地和客家文化中心三个概念

就目前研究文献的分析可见，各地学者较多偏于认为自己所在区域为客家文化成型地，这显然带有较大的主观意识成分。遗憾的是，参与争论的学者，有的甚至未能分清民系摇篮、客家文化成型地和客家文化中心三个概念的区别。这三概念实际上是客家民系形成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有一个由小到大，再在更大区域呈现核心及中心地域扩大的过程。摇篮是民系发育的初始阶段，文化成型地更准确地说是文化成型区域，是指客家文化成熟稳定覆盖的地理区域，而客家文化中心正是在上述特定区域的特定地方，客家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均高度密集和富有代表性，得到客家民系主体精神意识的认同的中心地。诚然，客家大本营区域与客家文化的形成具有十分密切关系。理解客家大本营对客家文化形成的影响有益于深化对客家文化中心问题的客观认识。基于客家大本营区域人地关系演变的分析是十分重要的视角。

(二)民系中心论与客家文化空间

斯大林的民族理论认为，形成民族的条件基本有“四同”，其中之一就是基本同一的较稳定区域。借用这一理论，民系的形成也应该具有基本一致的地理空间。几乎没有学者不认为，赣闽粤大本营区域是客家民系形成的共同地域。这几乎是老生常谈，但却不时有学者撇开这点谈论客家民系演进过程，忽视共同地域对客家文化整体定型的巨大影响。持赣南中心论、闽西中心论的学者就是典型例子。这些学者坚持局域中心论的同时，却又承认大本营区域对客家文化形成的整体作用。显然，这是矛盾的。

然而，客家文化终究是汉族客家民系的文化，民系是文化的载体，因此，客家文化的出现至少不应早于客家民系。考虑到民系本也是文化语汇，或者说就是文化受众的代名词、区域物质文化景观之一客家民系应该与客家文化同步演进，也就是说客家文化的复合定型基本与客家民系稳定出现同生共在。这样，我们回眸审视客家文化的复合定型，就很容易看到，大本营区域在作为一个自然封闭空间的同时，也成为客家民系与客家文化空间。

(三)地理环境机制与客家民系中心

地理环境决定论者往往将文化形成与地理环境进行一一对应，这固然是错误的。但是地理环境对文化形成的影响也是值得重视的。大本营区域对客家民系与客家文化复合定型的内在机制在于：

首先，是自然环境隔绝机制的基本作用。这方面的论述多见，在此不再累述。必须强调的是本区地理位置偏于中国大陆东南内地，具有僻远、封闭并远离中原政治中心的特点。这种边缘中的封闭的地理区位使其易于保留古中原文化特质；但也由于明显的边陲社会效应，易于受到土著文化的影响。因此，在获得相对独立自由环境中，利于移民休养生息并按照民系自己的特点与规律形成地方文化特色。^[12]7然而，长期的封闭又可能导致文化传统的凝滞乃至文化变迁缓慢。但是毕竟由于边缘地带往往是历史与地理特殊结合点，存在明显的、活跃的社会变异的潜力，更易吸纳外来文化成分，在兼收并蓄基础上保持一定的创新变革动力。

第二，山地环境与客家文化特质的关联。本区地貌上以山地、丘陵为主，其中山地、丘陵面积约占80－90％；河谷盆地仅10－20％。盆地以赣南最多、最大，而闽西、粤东北以小盆地为多。因而，前者被称为“小盆地文化”，后两者被称为“梯田文化”。山地与小盆地农耕经济成为区域文化基础。从而在客家民系生成中，阻碍了商品经济发展，使宗族制度长期存在而不致瓦解，同商品经济迅速发达的江南宗族制度的崩落形成鲜明对比。这显然有

利于祖辈文化的传承，客家方言以及许多客家习俗的中原印记即是明证。同时，这种显然不同于中原广袤平川的南方山地条件，经过客家先民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逼迫客家先民自主适应环境，从而产生了区域客家文化的地方特色。如妇女的“天足”(不缠脚)被认为是山区劳作、物竞天择的必然要求；^[13]170传统居式依山而建，利于防守与防洪；围龙屋的建造反映了客家先民对山峦叠嶂、沟谷纵横、河溪发育生态环境的深刻认识；缓坡丘、小盆地、狭河谷区域，不仅适于开垦梯田，扩大耕地面积，而且梯田利用能有效制止直接垦坡导致的水土流失；由于环境封闭易使人感到孤独，精神上需要仰赖众人，加之自然条件恶劣，更需倚赖集体力量，^[14]129故狭逼的河谷和散珠式的小盆地常造成宗族独处这种血缘与地缘扣合现象。事实上，这成为客家集族而居、宗法社会强盛的基本原因。然而，山地环境进一步加剧了边缘区域的封闭性，强化了自然隔离机制，在小盆地农耕经济背景下，也易于滋生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目光短浅等不良文化质素。的确，“山性使人塞”“山势使人离”(黑格尔)，封闭山地的农耕生活，使人易于满足，孤僻狭隘，缺乏开放意识、竞争意识和超前意识。近现代客家文化相对落伍与此有一定关系。

第三，环境感应与主体文化要素的成熟。客家建筑文化突出代表的居式土楼大量出现于明末清初。这在同时期的史籍上多有记载。笔者认为，作为物质文化景观的居式是人们长期适应环境过程中的产物。它的大量出现乃至长期稳定存在足以说明其居住者具有的独特文化的稳定性。不论其防御避害的功能多大，不可否定的是，客家先民经过长期的生活实践，对山峦叠嶂、沟谷纵横、河网密布的自然地理环境有了深刻主动的适应才建造了土楼，因为这种地理环境一方面使客家村落的建设和耕地开发呈零星分布，另一方面在水利灌溉和防洪等农田和定居基本建设十分落后的条件下，由山泉灌溉的梯田开发以及土楼依山兴建于溪河山涧边就是客家人对自然环境的最好适应。相反大河两岸及盆地的开发却反而不利于防洪防旱。从这点上说，根本不存在所谓客家南迁后大河河岸及盆地被土著所占，客家被迫居于山区的事实。^[15]258自主的环境适应正是文化成熟的标志，这是文化生态理论的重要观点。不然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客家先民在中原、在沿途的江淮并没有营造土楼。其次，明清之际梯田文化也遍布客家大本营区域，作为客家文化一个特质成为客家山区最常见的土地利用方式被记入地方文献中。^[16]93梯田也是客家人适应环境延续生衍的优良生产方式。因为他们的耕作地处于崎岖不平、地壳风化侵蚀严重而易患水土流失的南方山区。再次，在客家文化渐次转移至梅州之时，客家方言亦逐渐定型。周振鹤、游汝杰认为客家话最终形成两宋之际并由赣南扩散到闽西南和粤东北。^[17]52由此，许多学者认为，客家方言成型于两宋。但是，周振鹤、游汝杰所言的客家话当指赣南地域的客家话，远非现今所指的客家民系的整体区域即赣闽粤边界地区的客家话。这只是客家话的前身，因为它缺乏整个民系区域文化交流的基础，所以准确地说只能称为“准客家话”。这种方言的未能统一，是长期影响大本营区域人们互动的重要障碍。而且文化整合需要时间，第三次大迁移的客家先民作为客家文化的主体人口，其与更早的客家人以及土著都需要时间进行从物质生活到精神世界的协调平衡，才能形成稳健的区域文化。王东运用王力《汉语史稿》的材料颇具信服地论证了客家方言成型于明朝中期，并指出这与客家方言首见于史籍(指明嘉靖的《惠州府志》)十分吻合。^[18]111必须强调的是，正是历史上人口迁移路径的相近，加之赣闽粤边界地域的自然环境条件相似才孕育了客家与客家文化。客家民系及其文化的成型至少应以赣闽粤边界地区中原移民全部客言化为标志。从赣客话到严格意义上的客家话显然需要时间过渡。因而，我们认为客家话最终被认可当在明末清初。

第四，客家山歌从江南吴歌中彻底分离始于清。顾颉刚注意到，吴歌到了清代四句头规则被打破了，“借字寓意”的方式也停用了。^①黄火兴的近期研究也指出“客家山歌清代之前与江南吴音山歌较接近，而清代以来则与广西、贵州、四川等省情歌更相近。^[19]这表明，一方面自清以来吴歌在结构以及表现形式上都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这可能是发达的苏杭商业文化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客家山歌因处偏隅一方的封闭山区，一直保留旧吴歌风格旧貌继续前行，从而使它与吴歌分道扬镳。

上述情况表明，客家民系在抵达梅州后，在一个较长时间的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复合而造就了客家大本营区域。客家文化大本营的形成，一方面固化了客家文化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加深了客家文化的山地属性，使客家文化的山地文化和垦殖文化特征进一步显现，为客家文化中心的形成创造了前提。区域因其特征而塑造，任何区域必然有其中心地，不然区域也不能存在，这是地理学的基础空间理论。藉此，可以说由于客家大本营的客观存在，客家文化的中心地问题就不可回避。

二、客家移民倒迁赣南与梅州客家文化中心的显现

(一)大本营内部人地关系失控与闽粤客家移民赣南

经过明代的山地开发，大本营区域的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粤东闽西等地的客家“系裔日繁，资力日冲，而所据地域则类属山多田少，不足供用，于是，乃思为向外扩张”。^[20]25为生计而寻求新的发展空间成为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生死存亡大事。重祖源地的客家民系选择赣南实施人口的倒迁就顺理成章了。诚然，由于此时恰好东南沿海海盗与倭寇盛行，客家民系的财产和生命面临极大威胁，加剧了粤东闽西客家移民赣南。甚至，清初平定南明政权后对南方复明势力的战争以及“迁海令”的实行都是粤东客家移民的重要原因。^[5]问题的一方面是，赣南也充当了合适的迎接客家民系的地区。因为赣南同粤东文化渊源一致，两宋期间，赣南曾是客家民系的云集地，成为粤东民系客家民系的源头，地缘和情缘的胶合都使得赣南成为粤东客家移民的首选。其次，从人地关系的演化视角看，其时赣南的人口密度较低，呈现人稀地广的生态局面。固然这与惨烈的抗元斗争密切有关。赣南的人口由宋祟宁年间(公元1102－1106年)的310159户、827709人，下降至元朝时(公元1279－1368)的121898户、588814人。故兴国县“山地全无耕垦，故置佛议。期间地可田而未垦，乃先年为田而近日荒废，里里有之。……访之南、赣两府，大概类兴国。”^①基于相对休缓的人地关系，清政府顺应民意，在赣南旧客急需恢复生产的情况下，大

力招募劳动力进行垦殖。^②郑成功旧部被安插在赣县、兴国屯田就是明证。^③

闽粤客家民系入赣不仅调整了大本营区域的客家人口分布，更重要的是在人口流动过程，加剧了区域文化交流，极大促使了客家文化的整合，提高了民系文化的自觉意识，强化了客家的地域概念，这种概念不只是理论上民系整体成型的概念，更主要的是对于大本营的文化中心的反证。明末清初以后，梅州因所处地理位置比较适中，可以兼控闽、粤、赣三省边区，地形为盆地，对战守、交通和城建都非常有利，故能比邻近地区更快和更稳定地发展起来。加之历史上不少贬谪岭南的官员取道梅州而下粤东，带来中原文化，加速了当地文化肇兴。明代梅州人口大增，大量土地被开发，以梯田为主的农业文化和以刻苦耐劳著称的客家人精神文化发展到一个新高度。到清中叶梅州已出现了地少人稠现象。在科学水平不高的生产的条件下，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迫使部分人口外迁，客家文化随其向其他地区扩散到包括赣南的其他地域。这种发生于大本营的客地的人地关系的演化，在顽强的客家精神文化生演不息的推动下，通过地域置换，使得客家文化不仅没有蜕化，而且逐步增强，同时反过来又强化了梅州作为这种趋势的中心地位。^[21]

可见，客家文化中心演递是在人口迁移的制约下发生发展的。有学者明智指出，^[22]客家移民历史递演线索，展示了不断扩大的活动领域，逐步使客家文化形成整体联系的图景，客家移民在空间上开拓与当地土族接触范围乃至形成客家文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客家文化在时间上由古而今，渐次发展的过程。两者是对等伸延的，这是移民与客家文化发展关系密切的表现。

(二)自然环境的双刃剑效应——对闽西客家中心的否定

众所周知，大本营内部可能存在过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汉民族大迁移。据记载，南宋后期，赣南所辖县由唐朝初年的4个增至13个，人口由天宝年间(公元742－756年)的275410人增至宋崇宁年间(公元1102－1106年)的827709人——人口翻了三倍(《赣州地方志1990》)。闽西地区，至南宋时期，所辖县由唐代中期的3个增至6个，人口由开元年间(713－741公元年)的5330人增至宝佑年间(公元1253－1258年)的15095人，人口增加差不多是三倍(《长汀县志》)。江西的石城，在南宋宝庆年间(公元1225－1227年)户数为16214，到明洪武年(公元1391年)降至2807户，仅为宝庆年间的五分之一；至明天顺年年间(公元1457－1464年)降至1259户(《石城县志》)。人口的大起大落，反映了这一地区不可能是个绝对安定的地方，事实上唐末农民起义军在经安徽宣州、浙江杭州、过仙霞岭、福建福州到广东广州时，所过的路径恰恰是今天的江西与福建交界的石城、宁化和赣南的信丰一带。^[23]403但总的看来，宁化、石城、长汀一带还是安宁的，“山高皇帝远”，远离各个独立政权、“三不管”，“世外桃园”，连这一带的风水祖师爷杨筠松先生都来此宁都避风。有不少学者因此认为，它是客家文化中心。也有认为它是客家文明的摇篮的。^[24]

三、特殊的文化周边与梅州客都地位的强化

承上所言，就相对的界定而言，赣南为客家民系的摇篮，闽西作为中转站的定位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正如现今理解文化并不缺乏时间维度，而是缺乏空间维度。必须看到，随着人口的增加，旧居环境的人地关系的演变是十分明显的。在这个过程中，自然环境对区域文化的发展具有双刃剑的效应。由于闽西与赣南均处于大本营区域的上游，民系的迁移有着顺江的便利，这就决定了闽西与赣南作为客家文化中心的瞬时间性，决定了两者作为客家文化的边缘性。相反，阻于西翼的广府文化，南部的福佬文化，加之文化比较带来的文化自觉，梅州的客家民系进入了大本营的腹部，客家文化迅速整合成熟，成为现时的客家文化，被广泛地誉为“客都”。或问，粤东客家民系倒迁赣州不是正好佐证了赣南的中心地位吗?其实不然，因为，就更长期的迁移粤东的民系而言，倒迁赣南的移民数量要小得多，只是历史的一个小插曲。近半个世纪来，在和平的经济社会环境下，特别是近20多年，伴随中国的改革开放，赣闽客家复位移民粤东却又是客都中心的自然向心作用所为。这是新时期粤东人地关系上升到另一个和谐高度的必然产物。

诚然，促成现时客都就位于梅州的因素还很多，如清雍正年间，程乡升为嘉应州确立“嘉应五属”，而其使行政等级上升，梅州文化精神与经济地位的近代崛起，华侨的兴起和华侨文化的贡献等。^[25]43特别是，赣州、龙岩、梅州三地的港、澳、台胞和海外侨胞数量分别是7万、120万和230万，梅州具有绝对的多数。这就意味着近代以来梅州客家民系扩布的世界地域最为广泛，梅州十分自然地成为世界客家人向往的神圣精神家园。这种世界瞩目的文化地位，也是梅州成为世界客都的外因之一。然而，从世界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挑战与应战文化论，即应对困难环境与文化中心生成具有密切关系看，区域人地关系的演变驱动下的文化传播，致使客家文化中心转移是值得关注的。这既是客家大本营区域客都中心历史转移的根本动因，也是梅州自近代以来渐次成为世界客都的关键内在的动因。因此，笔者曾将梅州客家文化称之为“客都文化”。^[26]

收稿日期：2005－12－29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课题(批准号04GG01)、华南理工大学科研基金课题(批准号G07N7040620)

作者简介：江金波(1966－)，男，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文化地理、文化景观与旅游发展研究。

①顾颉刚：《吴歌小史》，载《民谣》，北京大学编印，1923年第2期，第23页。

①清同治《赣州府志》，卷六八，“艺文志”。

②《清朝经世文统编》，“地御部十·屯垦”。

③清同治《赣州府志》，卷三三，“经政志·武志”。

参考文献：

[1]王东林．对客家民系形成几点异议[J]．客家学研究，1993(3)：30－35．

[2]李文生，张鸿祥．论汀洲都市在客家民系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J]．客家纵横．1993(2)．128－141．

[3]刘劲峰．唐末五代纷争与客家摇篮区域的形成[J]．客家研究辑刊，1995(2)：40－51．

[4]马卡丹．宁化石壁谚语：客家民系形成的见证[M]／／张恩庭．宁化石壁与客家世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193－198．

[5]罗勇．略论明末清初闽粤客家的倒迁入赣[J]．客家研究辑刊，1995(1)：16－27．

[6]林嘉书．客家摇篮——石壁村[M]／／张恩庭．石壁之光．厦

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48－49．

[7]黄金马．客家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M]／／张恩庭．宁化石壁于客家世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337－344．

[8]胡希张．客家民系形成地域之我见[J]．嘉应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2)：106－110．

[9]丘菊贤．客家研究综述[J]．嘉应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5)：95－101．

[10]谢万陆．试释客宗族性蕴涵的内在层次[J]．嘉应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5)：117－122．

[11](清)徐旭曾．丰湖杂记[M]／／刘佐泉．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98．

[12]司徒尚纪．岭南历史人文地理——广府、客家、福佬民系比较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

[13]肖平．客家人[M]．成都：成都地图出版社，2002．

[14]曹诗图，廖荣华．社会发展地理学概论[M]．武汉：地质大学出版社，1992．

[15]林嘉书，林浩．客家土楼与客家文化[M]．台北：博远出版有限公司，1993．

[16]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17]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18]王东．客家学导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19]黄火兴．客家山歌初探[J]．梅州文史，1990(3)：71－83．

[20]罗香林．客家源流考[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

[21]梁锦梅．客家文化形成、传播与地理环境关系刍议[J]．嘉应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110－113．

[22]李惠娟．客家移民与文化的变迁[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102－107．

[23] 范文澜，蔡美彪．中国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4]李春泰．宁化石壁为客家人发祥地的地理分析[J]．闽西职

业大学学报，2003(3)：32－35．

[25]江金波．客地风物——粤东北客家文化生态系统研究[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

[26]江金波．客家大本营区域人地关系演变与梅州客家腹地的呈现[M]／／谭元亨．梅州：世界客都论．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12－19．

推荐访问:梅州 客家 文化中心 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