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共农民道德教育的历史经验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不断创新农民道德教育理论，为农民道德教育的成功开展提供科学指导。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思想的实际情况，中共将农民道德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相结合，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农民道德教育活动，调动了广大农民参加生产与革命的积极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最深厚的力量源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农民；道德教育；经验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6）07-0013-03

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指出：“谁赢得农民，谁就能赢得中国”。[1]（P.137）1945年他在中共七大发表《论联合政府》时谈到，农民是中国军队的来源，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2]（P.1077-1088）毛泽东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角度详细分析了农民阶级对中国的巨大影响，说明了只有广大农民的参与和支持，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取得成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了阵容庞大、具有特色的农民道德教育工作，力求让广大农民提高思想认识，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投身抗日大潮，促进革命的成功，不仅为抗战胜利和边区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还为农民道德教育的发展留下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一、延安时期农民道德教育的目标

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农民问题是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革命，中国革命就不会成功。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3]（P.13）毛泽东指出，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4]（P.480）1938年6 月14 日，他在与来延安参观的诸述初交谈时指出“动员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那何愁没有人上前线，何愁没有钱抗战”， 再次强调了农民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5]（P.77）中共非常重视民众对我党领导的战争及其政治的广泛参与，特别重视强调下层民众的力量。动员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广大的农民群体投身到救亡图存的革命战争中去，是我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因此必须对农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激发农民的革命意识与革命热情，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从而组织起农民革命队伍，积极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课题，也是农民道德教育的最主要目标。

二、延安时期农民道德教育的经验

能否在实践中赢得农民群众的普遍支持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6]（P.93）在科学的农民道德教育理论的指导下，中共将延安时期农民道德发展的实际状况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将农民道德教育融合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之中，开展了卓有成效的道德教育实践活动，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参与政治的热情和积极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最深厚的力量源泉。

（一）道德教育与经济工作相结合

陕甘宁边区落后的社会状况与偏僻的地理环境，给最初想动员农民投身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由于这里乡村孤立分散，农民负担沉重，生活及其困苦，农民出于保守的心理对革命很冷漠，他们对自己的前途没有任何期待，这严重束缚着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抗战热情。这意味着，如果无法给予农民以实际的物质利益，无法给予他们以生活下去的希望，他们是不会接受任何新思想的。1942年12月，毛泽东在总结财政经济工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4]（P.467）。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从全民族的利益和所面临的复杂形势出发，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农民的土地政策，更改为实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地主减租减息，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提高了农民的抗日积极性。同时，农民交租交息，保证了地主的财产，从而团结地主阶级的力量抗日。出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减租减息、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没有触动当时的土地所有权关系，只是调整了土地的分配关系。实行这样既有利于地主又有利于农民的政策，兼顾和整合了各方利益，调动了各阶级、阶层支援抗战的积极性，缓解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和矛盾，巩固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物质生活的改善显著提高了农民的思想觉悟，使他们将自己的利益同民族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使他们认识到要自己解放自己，拿起武器用自己的力量捍卫减租减息的可喜成果。凡是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的地方，广大民众的抗日积极性都大大增加，“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场景随处可见。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又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一文，将减租减息变更为“耕者有其田”。中国共产党深入农村，掌握群众所思所想，通过召开群众会议及时纠正土改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左”的和“右”的错误，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思想觉悟，坚定了他们参与斗争的决心。

由于陕甘宁边区自然经济条件的长期落后、持续抗战导致的物资匮乏以及人口剧增带来的压力等原因，边区的物质条件日益困难，这就决定了教育不仅要为抗战服务，还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取得抗战的胜利，必须生产和教育一把抓，为此中国共产党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领导边区民众积极进行经济建设，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组织全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也提出“自力更生，生产自给”“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工作方针，指导、推动大生产运动。军队通过屯田，积极贯彻大生产运动的工作方针，树立榜样典型，在实现自给的基础上，向国家交粮，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正是我党通过大生产运动减轻了边区人民的负担，维护了农民利益，使党在根据地群众中的威望进一步提高，而且发展了生产，积蓄起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力量。大生产运动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既克服了困难，又教育了群众，既解决了边区物质匮乏的问题，又加深了政府与人民的密切联系，使农民在大生产运动中懂得革命道理，激发革命的激情，坚定了抗战胜利的信心。

（二）道德教育与政治动员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以教统政”的原则，决定了其教育内容的政治性。对广大农民群众进行政治动员，就要让他们认识到民族革命与其利益的一致性，使农民把对自我利益的追求融入到抗日战争的事业中去。要动员群众，就必须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毛泽东指出，要“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4]（P.43）在宣传形式上，中共采用了包括报刊、书籍、黑板报、标语、访谈等当时所有的宣传形式，并发掘了戏曲、歌舞、散文、诗歌、小说等各类民间文艺形式。通过宣传艰苦奋斗的典型事件和模范人物，歌颂艰苦奋斗及劳动奉献之美。

1939年，毛泽东要求在八路军新四军各政治机关的军政杂志中，设立抗战英雄栏目。[7]（P.43）1942年4月25日，《解放日报》把劳模吴满有的事例作为模范典型刊登在报纸的头版头条，颂扬了赵占魁、张玉清、张振才、刘玉厚、李位、申长林等劳动英雄的先进事迹，包括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在内的领导人艰苦朴素生活的实例介绍，也出现在报纸的显要位置。

在延安边区，戏曲、秧歌、小调、信天游等传统的文艺形式最易为群众喜爱和接受，因此戏剧、秧歌等文艺形式成为群众宣传的最主要渠道。多种多样、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实现。1943 年3月22日中央文委将戏曲运动的总方针确定为“为战争，为生产及教育服务”，一切戏剧运动的出发点就是要内容满足抗战，形式贴近群众。为了更好地实现剧团为抗战的政治动员服务的目标，边区在成立新剧团的同时，对民间旧的秧歌队进行了改造，使戏剧的内容符合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政策。

为配合政治动员，当时边区的业余剧团、秧歌队演出的剧目有：反映减租减息政策的《减租》《二五减租》等；反映大生产运动的《兄妹开荒》《夫妻开荒》《王麻子变工》等；反映抗战动员的《满天飞》《上前线》《新三娘教子》《不当亡国奴》等 。这些剧目，将我党的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及其他政策与抗战宣传相结合，浅显易懂，喜闻乐见，对于多数目不识丁的农民来说，起到了其他教育方式难以起到的教化与动员作用，其功能也由原来的娱乐功能向指导生产和战斗工具的功能转变。这些活动与其他教育活动一起，全面、深刻地改造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作为抗日战争后期农民道德教育的重要形式，使农民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大大增强了农民的民族自信心、政治归属感和民族向心力，对培育农民群众的民族意识与政治意识，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三）道德教育与文化建设相结合

毛泽东强调：“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 其次是生产， 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2]（P.912）革命前的陕甘宁边区由于长期受到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农民生活极端困苦，受教育程度极低，经济社会发展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记载了边区在革命前的文化教育状况：“除了少数官吏、地主、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几乎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8]（P.210）如此落后的文化教育，要让农民准确、科学地理解党的革命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识字扫盲，成为中共开展农民道德教育的先决条件，也成为动员农民投身革命的先决条件。

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指出，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9]（P.35）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进行扫盲运动要与抗战紧密相连，主要目的即是使群众理解、认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国内国际局势，以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按照农民的需要和自愿的原则，中共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多种形式，从识字扫盲入手，辅以抗战宣传教育，在继承农民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设立了识字组、冬学、夜校、半日校、午校、民众教育馆等，其中识字组和冬学是最主要的两种形式。

1937年，边区政府号召开展识字突击运动，成立识字组。识字组，将社会上的文盲或半文盲，以3至5人为一组，或者以家庭为单位开展扫盲活动。它实行能者为师的办法，把学校、教师、学生都统统“化整为零”，随时学习，最大限度地开发和配置教育资源。每一个乡村巷角都普遍地建立了这种组织，截至1938年年初，全边区识字组的数量已超过9 000，组员数量占边区总人口的6%，是入学儿童数量的3倍多。

冬季又开办冬学，冬学是一种较为正规的识字学校。利用冬季农闲季节进行教学，学期一冬或两冬，“天寒地冻把书念，花开水暖务农田”，就是当时群众对冬学的概括。[10]（P.58）教材一律由教学厅编印，免费提供给教员和学生，实行了最为彻底的免费义务教育。正如1938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所指出的：“冬学是给农民受教育的良好机会，同时也就是普及教育、消灭文盲的重要办法之一。”[11] （P.53）通过冬学，广大农民群众受到了最基本的文化教育，增强了服务于抗战与生产的力量。

夜校，以白天没有时间上学的农民为对象，将他们组织起来在夜晚进行教学活动。半日校，以工作或生产较忙，不能进全日制学校的学龄儿童或青年为对象，一般附设在小学里，采用单级复式教学，学期1年。午校，利用午休时间对妇女进行识字科普教育。民众教育馆，利用集市、庙会进行宣传活动，将棉花打卡、纺织、卫生、时事等向民众宣传，是县（市）级社会教育的常设机构，兼有领导机关与实施机关的双重性质。

边区农民道德教育的内容与社会实际紧密相连，将政治、生产和文化等各方面内容融入道德教育中。编写的教材通俗易懂，易于传播；教育内容贴近实际，满足民众需求；教学形式多样，注重实用性。随着边区农民教育活动的蓬勃开展，民众的政治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彭德怀曾说：“边区的劳动人民，是我看到政治上最有觉悟，最有认识的人民。”通过对边区农民开展的一系列教育活动，提高了他们的文化水平，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激情，为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为边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结语

延安时期，我党对农民道德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农民的道德实际与中国革命实际而提出来的，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这一系列的理论成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些理论的提出有利于提高广大农民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有利于广大农民认识抗战的局势与前途，也有利于广大农民认识自身的责任与使命，从而壮大了革命力量，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今天，我们研究总结延安时期我党对农民开展道德教育的经验，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道德教育方法的作用，既保证了革命事业的成功，也为我们今天加强农民道德教育，提高农民群众的道德素质提供了借鉴。

参考文献：

[1]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复始之旅[M].北京：新华出 版社，1984.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 版社，1991.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1.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1.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6]薛延飞，王东维.延安时期中共农民思想政治教育 的历史经验[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1，（4）.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毛泽东新闻工 作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

[8]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79.

[9]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集（下册）[M].北京：人民出 版社，1986.

[10]李勇，彭秀良.延安时期的社会工作（六）：社会教 育[J].中国社会工作，2012，（1）.

[11]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 （社会教育部分<上>）[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1.

[责任编辑：褚永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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