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工商业的繁荣与商业城市的崛起

提 要：唐代工商业的繁荣是全方位的，其不仅表现在官营手工业、商业的规模效应上，更重要的还体现在私营手工业、商业的蓬勃发展上。它们共同构成唐代物质文明的发达局面，影响所及，沾溉海外。与此相应，它们亦推动数十上百座商业城市的崛起，使之成为区域经济与全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中心。

关健词：技能工巧，世界前列，扬一益二，长安布局

李唐王朝是当时世界上的头号超级大国。不用说，这首先指的是其雄厚宠大的经济实力。而这之中，主要归功于高度发达的手工业、商业——它们一直处于世界的前列，积极影响着世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进步。

一、工商业：沾溉海外

唐朝在中央和地方设有专门机构来管理庞大的官营手工业。中央主管的最高机构为尚书省所属工部，其下直辖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等。官营手工业组织宠大，分工精细。仅天宝十载（757年）这年，在中央将作监服役的工匠即达一万二千七百四十人。《唐六典》载少府监役使的工匠皆“技能工巧”，计有一万九千八百五十人，还不包括大批作简单劳动的官奴婢、官户等。官府手工业由于规模大，集中了天下先进技术、优秀工匠和丰富的优质原材料，因而能创造出许多精美绝伦的高级工艺品和气势宏伟的大型建筑群。

私营手工业的蓬勃发展则是推动唐代手工业全面进步的主要动力。私营手工业以迅速扩大的城镇特别是大中城市专业手工业者队伍为主力，他们主要制造、经营织锦、纸、铜铁器、瓷器、糖、酒、金银饰物等。有的私营手工作坊也颇具规模，如定州（治今河北定州）何明远家的织坊即有五百张绫机。一般农村家庭手工业者（以妇女为主）则主要从事纺绢等纺织业，在她们中间产生出不少能工巧匠，生产出许多工艺精巧的纺织品。

唐代纺织业中心在河南、河北两道特别是河南道。《唐六典》记载当时上等绢多产自河南，而优质布则多出自江淮一带。当时宋州（治今河南商丘）和亳州（治今安徽亳州）的绢最为有名。此外益州（治今四川成都）的锦也颇负盛名，扬州则以锦袍享誉全国。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墓出土有唐前期的许多丝绸成品，制作都十分精致秀巧。其中年代久者尚有汉锦传统，年代晚者则带有波斯风味。

唐代的瓷器是手工业门类进步较快的产品，当时全国东西南北中各地都有瓷窑。其中青瓷以越窑为代表，产地主要在浙江。青瓷似玉如冰，清亮沁脾；青釉若群峰拥翠，秀色可人。白瓷以邢窑为代表，以邢州（治今河北内邱）为中心。白瓷细薄洁白，莹莹映人。当时西川邛州（治今邛崃）大邑也有白瓷。杜甫寓居成都草堂时，曾慕名向友人索要白瓷碗，并赋《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一首，曰：

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

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

当时饶州浮梁昌南镇（今江西景德镇）所烧青瓷与白瓷也有盛名，相传有假玉器之称。

唐代陶瓷工艺中名声最响者莫过于唐三彩。这是一种铅釉陶器，汉时就有萌芽，而兴起于唐高宗前期，至开、天之际（713年—756年）达到鼎盛。其多姿多彩、花团拥簇的面貌，可视为盛唐气象的一大写照。唐代丝绸之路（包括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最大宗商品就是唐三彩与瓷器以及上述织锦。在从当时广州、泉州、明州（今宁波）等地出发的海路（地涉太平洋、印度洋、南海、阿拉伯海、红海和地中海）上以及沿岸各国，考古工作者都发现有唐三彩及各种瓷器工艺品。

唐代由于经济发达，内河及海上交通线漫长，与之相关的造船业也规模宏大，造船技术居于世界前列。

唐太宗时想第二次征伐高丽，曾发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数百艘。肃宗、代宗、德宗三朝的理财家刘晏仅在扬子（治今江苏邗江县南扬子桥附近）一县就设有十个船场，造漕运船。唐代内河中，经常看见一种叫“苍舶”的大船，长二十余丈，可载六七百人。有的船竟在其上开圃栽花种菜，水手达数百名之多。当时在大运河及江、河、淮各河系的主要河道与沿海一带，呈现出“弘舸巨舰，千轴万艘”的盛大景观。唐人的海船，近可航抵日本、朝鲜，远则可达东南亚各国与阿拉伯海、红海沿岸。阿拉伯人的《苏莱曼游记》说，当时只有中国海船才能在险恶的波斯湾航行无阻。阿拉伯商人运货东来，往往便租借这类海船。当时中国海船是世界上最大的船舶。唐末造的大型战舰，竟能载乘千人外加大量粮食。[1]

唐船所用工艺技术在当时世界上无有可匹敌者。唐船船体已采用铁钉，以先进的钉接榫合的工艺连接。这一时期的欧洲航海大国，则仍使用古老的皮条绳索绑扎技术。考古研究还表明，唐船在建造上已拥有水密隔舱技术，用以加强船只的抗沉性。德宗时期（779年—804年）发明的一种机动轮船，装有可用于人力踩踏的双轮，航行时有如乘风鼓帆，速度极快。

我国是造纸术与印刷术的故乡。就造纸而论，唐代纸张产地很多，其中首推益州大小黄白麻纸，杭州、婺州（治今浙江金华）、衢州（治今浙江衢县）、越州（治今浙江绍兴）、信州（治今江西上饶）的上细黄白状纸以及蒲州（治今山西永济）的细薄白纸名气最大。

当时供造纸的各种新型原材料不断发现，接连推向市场，促使纸张产量、质量比前朝大幅度提高，价格大幅度下降；包括书籍在内的各种纸质品在社会生活中得到普及。

雕版印刷术大致出现于初唐。据说贞观时期玄装从印度取经回来后，用回锋纸印木雕普贤菩萨像，一年数量达五驮之多。[2]从典籍记载并结合考古发现来看，进入唐后期，雕版印刷已广泛应用于字书、日历、佛经、诗文集和占卜书的出版。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咸通九年（868年）王玠造《金刚经》长卷，是世界上迄今保存下来的最早的有图画的雕版印刷品（现藏于英国）。成都是当时印刷业发达的地方。1944年在成都唐墓中出土的晚唐《陀罗尼经咒》，是现存国内早期的雕版印刷品。唐代雕版印刷术经朝鲜与日本来唐留学生带回朝鲜、日本。日本至今还保存着日本宝龟元年（唐大历五年，公元770年）的雕印本《陀罗尼经》。日本学者认为这种经书的印刷方法，是从中国传过去的。[3]欧洲直到14世纪末，才出现雕版印刷品，其“印刷的方法、程序和我国相同，说明欧洲的印刷术很可能是在我国的影响下产生的”[4]。

造纸业和印刷业的发达，为精神文明的传播和提升创造了前提。唐王朝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发达程度之所以全方位地超越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这之中，造纸业和印刷业、特别是印刷业的勃兴功不可没。唐长庆四年（824年），诗人元稹为白居易《长庆集》作序，说当时扬州与越州地方，到处有人将他和白居易的诗“缮写模勒”，在街上叫卖或换茶酒。这里“模勒”就是木板雕刻，然后涂墨铺纸，印刷成书（篇）。这说明唐代诗歌的传播，在后期已广泛运用雕版印刷这个快捷渠道了。难怪白居易在写与元稹的信（即《与元九书》）里会这样叹道：

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

白居易的诗之所以不胫而走，广为人知，除了其平民性、通俗性以外，还借助了雕版印刷术。这是前朝文人想都不敢想的。而唐代特别是唐后期普通老百姓之所以多能吟诗、做诗（孟郊《教坊歌儿》有云：“十岁小小儿，能歌得朝天。六十孤老人，能诗独临川。”），也是整个大唐王朝的诗国氛围滋润浸染的结果。而这个氛围的营造，自然离不开价廉物美的纸张与先进的雕版印刷术的出现——越到唐后期越是如此。

二、扬一益二：天下之盛

唐代工商业的急速发展，使数十上百个地方性的政治、军事中心和水陆交通要冲，成为商业城市。其中特大型及大中型的有影响城市就有长安、洛阳、扬州、益州、广州以及江陵、鄂州、江州、洪州、苏州、杭州、相州、幽州、汴州、宋州、太原、凉州等。扬州和益州是长江流域商业带一尾一头的两个重要中心，唐宋间人称“扬一益二”[5]。洪迈在《容斋随笔》卷九里则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州一而蜀次之也。”

扬州地处运河与长江的交会要冲，漕粮、海盐等南来北往的物资经此中转，不仅是国内粮、盐及南北货物的聚散地，而且也是当时中国与海外交流的重要通商口岸。由日本来华的商船，可直入扬州；也可由扬州开往日本。经南海来的外国商船除驶往福建、广州外，也可径泊扬州。江淮、湖湘、岭南、巴蜀等地的许多物产，如茶、米、丝、蜀锦等特产，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的海盐，大多在扬州聚散。唐朝盐铁转运使的治所也设在扬州，来自全国各地的盐商多在此集聚。诸道节度观察使等官僚和豪贾富商，则大多于此开办邸店；大食（阿拉伯帝国）、波斯等国商人亦纷至沓来。时邸店林立，商业繁盛，而且还出现了夜市。中唐诗人姚合在《扬州春词三首》其三里就提到“市廛持烛人”，可为证。比他稍前一点的王建则有《夜看扬州市》云：

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

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

同时期诗人李绅的《宿扬州》也叹道：

……

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

今日市朝风俗变，不须开口问迷楼。

为什么说“今日市朝风俗变”呢？原来初唐朝廷沿袭西汉以来的传统，规定：“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6]。扬州夜市的出现，无疑没有遵循法令。这一方面显示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力量，同时也反映出官府的宽容或者应时而变的智慧。

唐天宝六载（747年），扬州人口已近50万，仅旅居扬州的阿拉伯商人就达约5000人之众。开、天年间（713年—756年）唐朝在全国各地开设有99座铸钱炉，其中10座就设于扬州。唐代的扬州商旅云集，熙来攘往，舟楫如蚁，溢于河次，尽显东方大都市的风采。曹聚仁先生在《万里行记》中说：“扬州成为世界城市，有1500年光辉的历史，比之巴黎、伦敦更早。”[7]

其实不仅是扬州，包括广州、长安，特别是长安，更可谓当时世界性的大都会。关于长安，接下来我们会有叙述。关于广州，这里仅提供两条资料为证。一条是《唐国史补》的记载：

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

另一条则为《唐大和尚东征传》所记：

江中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舶深六七丈，师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

此外，张星烺先生考证说，唐代广州海船辐凑，外商云集。唐末黄巢起义攻入广州时，仅死于战乱的外商即“达十二万以至二十万人”[8]之多。成千上万的外商经陆路、水路不远万里，风尘仆仆地来到中国，不仅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大交流，而且带来了逐利崇商、经商致富、举商兴国的新观念，使绝大多数没有机会走出国门的国人眼界大开，从而在更大范围内更深层次上促进了唐朝商品经济的大发展。

现在再回过头来谈“扬一益二”中的益州。益州在唐代的治地范围约当于今成都地区，但有时又用以指代蜀地。当时成都是长江上游最大的中心城市。据贞观十三年（639年）的统计，成都时有户11.7万余，天宝元年（742年）16万余；唐中期的元和年间（806年—820年）则为4.6万余。若按“唐型家庭”每户平均7人计算，即贞观十三年、天宝元年及元和年间成都人口分别达到82万、112万余及32万余之多。

成都是唐代经济兴盛繁荣的重要地区。其人口稠密，市场四布（有东、西、南、北四市），不仅有固定而繁忙的交易活动，而且还按季进行药市、花市、酒市、灯市、蚕市、盐麻市等专业贸易。至晚唐，也出现了夜市，《方舆胜览》卷五十一所记“锦江夜市连三鼓，石室书斋彻五更”，可为证。当时的蜀锦、蜀纸、蜀麻在外销经济中非常活跃，而陶瓷、漆器、制扇、酿造、冶铁、雕版印刷等行业的发展，则不仅对本地区的繁荣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对全国经济文化的进步，也具有重大影响。前举麻纸与雕版印刷术已能说明问题。隋唐时期，益州（成都）地区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征伐，社会局面相对比较安定，从而使封建经济进入一个极盛时期。此时益州经济和扬州经济同为唐王朝财赋的两大支柱。诚如武元衡《奉酬淮南中书相公见寄序》中写道：“时号扬、益，俱为重藩，左右皇都。”从安史之乱唐玄宗奔蜀起，唐朝君主在关中不能立足时，多南避入蜀，利用蜀地财力、物力再作恢复，如唐德宗避朱泚之乱、唐僖宗避黄巢起义。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唐王朝多以重臣、贵戚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剑南节度使等以镇蜀，如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象先，礼部尚书苏颋，宰相杨国忠、杜鸿渐、武元衡等。与此相应，在唐后期，朝廷的宰相也主要从剑南三川[9]节度使及淮南节度使中遴选。据统计，自宪宗元和元年（806年）至僖宗乾符六年（879年），在担任三川节度使的93人中，先后有40人入朝为相。剑南三川因此被认作是“宰相回翔之地”。

三、京师长安：万国来朝

唐代中国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不用说仍是长安（其地位自西汉以来一直未变）。长安位处西域商道的东端，它不仅是大一统的唐王朝的中枢，而且也是这个当时世界头号大帝国的象征。

据考古发掘和史籍记载，长安工商业的发展超过隋代。这首先表现于长安人口的激增：“今京之人，不啻百万”，“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10]若按杜正胜“唐型家庭”的算法，当时长安人口总数应为196万人。

唐代长安城的城墙周长为36.7公里，城市呈棋盘状布局，由ll条南北大街和14条东西大街分割而成；拥有108个“坊”（即小区），坊间有巷道可通，而且各坊均有专司管理。坊以外有东、西两市，对称地坐落在皇城外的东南和西南。市是手工业和商业的场所，两市仅占4坊大小的面积。市中心为宽达百步的朱雀门大街，从皇城的朱雀门一直通到外郭城的明德门。美国学者费正清先生在他的名著《中国：传统与变迁》里指出：

长安的这种布局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唐朝初期的统治是多么井井有序。宽阔壮观的市容代表了王朝的繁荣富强。中国在7世纪时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的。汉朝时中国与地中海地区并驾齐驱，而从唐朝开始的1000年中，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富裕和先进的国家。[11]

此时的长安城，万国来朝，朝廷每天接待来自世界各国的使者，大街上涌动着各种肤色的商旅……王维诗“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12]形象地传递出处于兴盛时期的大唐气概与帝京风采。

当时长安拥有近二百万人口，需要大量物资供应。全国和外国的商人，从四面八方汇聚京都，兴贩贸易，推动长安东、西两市的商业走向兴旺繁盛。在东、西两市出售同类货物的店肆，被集中排列在同一区域，这叫行；堆放商人货物的货栈，称为邸。邸招徕外地的商客，并替他们代办大宗批发的交易。关于两市的行业，仅见于历史记载的就有：铁行、肉行、笔行、大衣行、鞦辔行、药行、秤行、绢行、麸行、鱼店、酒肆、帛肆、衣肆、寄附铺、波斯邸等等。史籍记载说，长安东市有“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面珍奇，皆所积集”[13]。会昌三年（843年）“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已西十二行四千余家，官私钱物金银绢药总烧尽”[14]。西市唐肆则“如东市”。高宗龙朔（661年—663年）以后，“商贾所凑，多归西市”[15]，即是说，西市的繁荣超过了东市。

考古工作者在对西市遗址进行调查后报告说，唐后期曾对西市的大街小巷和排水设备，进行过大规模的重建，其布局和建设比以前更加完备周密。当时店铺一般都临街开设，比肩列立。各店铺的进深约为三米多，宽约四米至八米，即一大间至三间左右。有的店铺附有加工场和作坊。[16]

进入中唐以后，在东市东北处的崇仁坊及其他街区也出现市场。其热闹程序堪与两市媲美；而且，此处市场“尽夜喧呼，灯火不绝”[17]，显属“夜市”无疑。初唐除前述法令禁止夜市外，还特别规定长安各坊、市晨暮击鼓，以传警启闭坊、市门。[18]长安商人在中唐时期即开始藐视禁令法规，而官府也予以了默许。这真是时移世变啊！

唐代作为两京之一的洛阳兴建于隋大业元年（605年），称为东都。唐沿袭下来，仍以旧称，或名东京。它城墙周长26公里，有107坊，每坊方三百步，设南市、北市、西市三个市场。宫城、皇城居于城的西北角。三市的北市及附近地区，是洛阳繁华的地方，汇集有众多行业和胡商，开有许多旅馆、酒店。南市在隋代就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入唐以后继续繁盛，一直持续到唐后期。

唐代亦在地方设市场，规模远胜西汉。其不仅在州治，而且在大多数的县治，都设有市。官府有市令常驻管理。市的各行有行头，负责对官府纳税、交涉相关事项。

在州、县的市场以外，唐代在广大农村还兴有草市。草市是乡村间进行贸易的场所。在唐代，草市遍布全国，不仅在经济发达的黄河流域、江淮流域以密布，即在岭南、湖南的一些边远穷困地区，也有草市。草市是一种定期集市，有隔日的、隔三岔五的，也有十多日一次的；还有季节性的等等，如前举蜀地的蚕市，还有产茶地区的茶市、产橘地区的橘市等。当时粮食、布帛、柴草、竹木等农产品和渔产品与农、渔具及日用百货、手工业产品属于常年交换的货物。

注释：

[1][16]参见《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第254—255页。

[2]参见唐人撰《云仙散录》引《僧园逸录》。关于中国发明印刷术的时间，学术界尚有争论。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第一次试验木板印刷的时代大约是在6世纪。”（李约瑟：《中华科学文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3][4]参见《中国古代史常识·隋唐五代宋元部分》，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141页。

[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九；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三十七。

[6]唐·张九龄等：《唐六典》卷二十。

[7]转见华强：《“扬一益二”话扬州》，《文史杂志》2002年第6期。

[8]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三册，《古代中国与阿拉伯交通》，辅仁大学丛书第一种。

[9]唐贞观元年（627年）置剑南道，玄宗以后以益州（今成都市）为治所，辖境约当今四川大部及周边省市一部。至德二载（757年）分置剑南东川（治所梓州，今三台）、剑南西川（治所今成都）节度使。唐中叶以后以剑南东川、剑南西川及山南西道（约当今四川、陕西及重庆部分地区，治所梁州，后改兴元府，即今陕西汉中）三镇合称三川。

[10]唐·韩愈：《韩昌黎全集》卷三十七，卷二。

[11]（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中文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页。

[12]唐·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全唐诗》卷一百二十八。

[13][17]宋·宋敏求：《长安志》卷八，卷八。

[14]（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

[15]唐·韦述：《两京新记》卷三。

[18]参见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九十八《马周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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