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新史学”影响下的中国教育史研究

摘 要：我国的教育史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在介绍、引进以及借鉴国外的教育经验，这不仅促进了我国教育的发展，而且在教育改革方面也起关键重要作用。近代以来接连不断的内忧外患，使得国民开始觉醒，学习他国先进的科学知识已成为这一时代的主流，史学就在那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完成了转型，“新史学”便横空出世。时代的召唤使得“新史学”和中国教育史研究茁壮成长。本文试以“新史学”的兴起和中国教育史研究为背景，进而分析二者的相互关联和影响。

关键词：中国教育史；“新史学”；史学

一、“新史学”的演变与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

（一）新史学的诞生与发展

1902年2月，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一文，这是“新史学”第一次出现在中国人面前，梁启超就此成为了“新史学”的开创者。与旧有史学不同，“新史学”与旧有史学研究便有了鲜明的界限，梁启超的“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不救”的呼声，轰动史学界一时。

因与旧有史学不同，“新史学”反对封建旧史学，并运用自由、民主思想和进化论等先进理论，重新对史学研究的对象、内容、性质、价值进行了界定。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杜威来华讲学，将美国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和进步主义教育思想传播到中国，“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理念传播迅速其影响深远，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传入中国，并被国内有识之士积极相应，“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史方法就是胡适根据杜威的这一思想提出的。这一思想对中国学术界和史学界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的学术界、史学界开始走向活跃，新文化运动后，“民主”、“科学”等时下流行的新思想走遍大江南北，在教育领域里表现为教育的关注点下移，更多地关注社会下层民众的生活与教育；教育彻底唤醒了愚钝的国民，史学家们借此机会继续宣传其方法论，不仅对史料的收集与整理等方面有了一定的建树还丰富了学科的理论建设。

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大地遍地开花。新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获得了国内有识之士纷纷积极反应，其反对和批判旧有的教育体制的思想赢得了教育界和史学界的广泛认可；与此同时，中国的学术界开始转型，他们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理论科学方法中汲取有益营养，植根于中国社会与历史的研究，并发展壮大，逐渐放弃了学习和模仿日本的教育制度的学习模式。

（二）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初创

“新史学”的诞生正是中国教育史研究创立之时。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家政府陆续颁布了一些新学制，开办了一些新式学堂，受“新史学”思潮的影响，同时也为了适应和解决新式学堂的办学需要和师资上短缺等问题，中国教育史学科便孕育而出。自从有了这一新学科，它对新式学堂特别是师范学堂的影响越发深远，培养出的新式人才体现了学科自身的价值。

20世纪20年代以来，国家内忧外患不断，一些先进的思潮持续影响着中国新一代的青年，特别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更加加速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振兴中华”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最强音，教育新一代中国人便成为解放思想、救亡图存的重要法宝。不过在实际运作中，新式学堂的管理和新式教育跟不上社会的需求，许多“开眼看世界”的探索者，开始接受“新史学”的影响，与此同时，他们也对中国传统教育和本民族文化进行反思，进而在理论上完成了对中国教育发展出路的思考和探索。因而，教育史这一学科的学术研究價值开始走进人们的视线，并逐步受到重视。

在“新史学”的影响下，中国教育史研究也开始发展。中国教育史研究运用“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配合了新式学堂和新学制的需要，研究和编、译了大批中国教育史著作。20世纪前几十年，“新史学”经历了初创、发展、兴盛的发展阶段，并逐步发展和演变，同时中国教育史研究也历经了类似的发展阶段。

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我国第一个现代学制——《壬子癸丑学制》，伴随着新学制的诞生，新式教育也得到发展，我国的教育史研究开始大量翻译日本的著作，如李步青的《新制教育史》等，这些先驱开始独立研究和编写中国人自己的教育史著作，用以满足新式师范学堂之需要。

20世纪20年代，中国教育史研究逐渐改变了相应的发展模式模式，在这之前，中国的教育改革是由日本的教育模式直接或间接学习和模仿，而日本的教育模式是学习西方的近代教育，受“新史学”等思潮影响，中国教育研究“拿来主义”般的直接对西方先进的新理论和新研究方法进行引进，并且逐渐废弃了学习和模仿日本的学习模式。中国教育研究呈现出多样的研究方法、宽阔的研究视野。从学理上走向成熟并为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全面繁荣的一个关键点是中国教育研究扎实的理论基础，并提高了学术性。国民政府于1922年颁布了新学制——《制壬戌学制》，该学制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影响最深的一次变革，为此教育史研究为了适应新学制，也对新式学校的教学和教材进行了同步改进。比如王炽昌的《新师范教育史》、范寿康的《现代师范教科书教育史》和郭秉文的《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其中以郭秉文的《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影响最为深远，郭秉文本人是受“新史学”思潮的影响才编写了这部著作，该书是中国第一部教育制度通史，这本书不仅涵盖古今中外的教育，还审时度势的结合民国时期的国情，为史学研究展示了我国古代教育的兴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教育史研究从初创到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学术界思想的活跃、理论的多元和强烈的批判精神。

二、“新史学”影响下的对于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思考

20世纪前几十年，各种文化和思想交织碰撞，它们都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基础上进行发展，“新史学”也不例外。“新史学”的影响范围不仅仅是在史学界，还覆盖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领域。教育科学和历史科学的相互交流和融合形成了专门的教育史研究。正是因为中国的近代化，催生了新式的教育，中国教育史研究就是在这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下进行演进的。而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兴盛和学科的成熟则得益于历史研究从初创到现代史学的转型。“新史学”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近代的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各个层面，诸如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历史观等。

（一）教育史观的多元化

教育史观是教育史领域中的世界观，反映的是教育历史理解的眼光与视野。20世纪上半叶，史学界百家争鸣，众多的史观促进了人们通过不同的视角去看待研究历史，教育史观也不例外，衍生出实证主义教育史观、批判分析主义教育史观、唯物主义教育史观等。其中以实证主义教育史观最具有代表性，陈东原所著《中国教育史》是他的观点的集中体现。该书对中国教育史的描述句句真切，每一件史实都具体举例，一定要道出个历史“究竟怎样”。杨贤江被誉为唯物主义教育史观的代表，他所著的《教育史ABC》是我国第一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教育历史的著作，书中对教育的起源、教育性质发展阶段的划分十分详尽。“新史学”的各个流派虽借用西方不同的理论来批判封建旧史学，重建新史学，但他们的目的都是大同小异的——把愚钝的国民唤醒，让民众觉得社会变革与自己有关，促进社会的進步。总之，这些多元化的史观为我们更好的发展教育提供了全新的理念。

（二）关注教育现实

在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新史学”继承了传统史学“经世致用”的思想，关注教育现实，承担起关照社会现实的职责。中国教育史研究同样也不例外，紧密的将自己同社会联系到一起，心怀“国民之明镜”、“爱国心源泉”，爱国主义情怀油然而生。教育史研究者们充分发挥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激发国民的自豪感和存在感，唤起民众的自信。许多教育史研究者纷纷著书来发掘历史上优秀的教育观和教育传统，以求为新式教育的发展保驾护航，如盛朗西所著的教育史专著——《中国书院制度》。书中介绍了我国古代书院制度的发展，以及书院在我国古代历史上的教育活力和存在价值。中国近代的变革尤其在教育领域的变革使得书院日趋衰落，特别是新式学校的创立和新学制的颁布，就更进一步的显示出书院的不适应之处。所以就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转而注意中国的传统，书院研究由此孕育而生。中国教育研究对教育制度史、女子教育史、学制史、幼儿教育史、教育行政史等专门史的开创回应了当时教育革新运动，促进了教育史研究多元化格局的形成。

（三）“中西融合”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

“新史学”中西融合的方法论，既继承了传统又吸收了科学性，在教育史研究中影响巨大。许多探索者在受到西方新思潮的影响下，又充分汲取中国传统史学的营养，因此，透过他们的研究风格，可以看出他们既有中国史学注重考据的风格，又倡导“新史学”的注重实证的科学特征。王国提出了“二重证据法”，提倡将“目验”与“以概念比较直观”相结合。体现了无证不信的优良传统和西方实证史学的科学方法。如《中国教育史》一书中将史料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还将历史事实间的逻辑关系进行科学的把握，并且注意把握历史事实之间的先后逻辑关系，体现了“中西融合”的独特研究方法。1920年至1930年期间，实证研究方法得到普遍运用。

总之，研究者们在进行研究时形成了符合中国社会的一套自主研究法，他们既充分吸收了近代科学研究方法的营养，又对中国教育史的传统方法进行一定的继承，完成了教育史学科的科学化和本地化进程，促使了教育史学科成熟。史学研究者们在“新史学”的熏陶下，继续探索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新的研究方法，在完成一大批优秀著作的基础上，为教育史学科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教育史学科不仅是史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成员。因此，对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初创、发展进行的探索，对探讨实现教育现代化和教育史之间的关系有着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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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强，东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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