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编精当，评析透彻

【提 要】《现代大学国文教育》钩沉了1904年癸卯学制以来至1948年间，大学国文教育的大量史料，从中精选出33篇论述，并加以阐释，勾勒出现代中国大学国文教育的概貌，填补了这一领域长期以来缺失的重要内容。它选编精当，评析透彻，是近年来大学语文研究领域不可多得的理论创获。

【关键词】何二元 《现代大学国文教育》 国文 大学语文

十分欣喜地拜读完何二元先生的《现代大学国文教育》，真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原来当下大学语文遇到的诸多问题，前人早有精辟的阐述。目前大学语文研究，表面看来呈鼓噪喧腾之势，但细加打量，就会发现泛泛之论多，游谈无根之论多，究其原因主要是未能去追溯大学语文研究的源头，前人早有论述的很多问题，甚至早已解决的问题，我们却还在那里自说自话地反复论证着。这如果不是对前人成果的有意遮蔽，至少也是“盲人摸象”“坐井观天”，自我封闭。正如二元先生在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大学语文学科现状呈现出一种缺乏学科理论基础、摇摇欲坠的倒金字塔结构。”（“绪论”第1页）

《现代大学国文教育》选录了1904年至1948年有关大学国文的研究论文33篇，并配有二元先生的“导读与研究”以及相关的参考资料目录。拜读二元先生的著作，真是如入宝山，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现代大学国文教育》是一部选编精当、评析透彻、独具匠心的佳作，是近年来大学语文研究领域不可多得的理论创获。如果以1904年语文教育独立设科为起点的话，现代语文教育史上曾经出现过一连串璀璨的明星，甚至巨星，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成果，对后世影响深广。那时的语文教育，在小学一般称“国语”，在中学称“国文”；在大学一般称“基本国文”“大学国文”“大一国文”“普通国文”或“高等国文”，较为通行的名称是“大一国文”。“大一国文”在1978年后更名为大学语文。“大一国文”等与“大学语文”是一脉相承，绵延不断的。

近年来随着现代教育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消失在历史深处的“大学课堂”，被越来越多的“当事人”所追忆，并受到时下人们的追捧。但是搜集现代大学国文研究论文，编成文集，提供给大学语文教师做教学与研究的参考，这一工作却没有人去做，任凭那些宝贵的财富沉睡在泛黄的纸页间，尘封在岁月的蛛网中。“唤醒”它们的第一人，便是何二元先生。

《现代大学国文教育》是一部现代学者论大学国文的论文选集；这些论文的选评，体现了二元先生的编辑理念和大学语文教育观。

首先这些论文的作者，大都是大师级人物，有着多方面的成就。有文学家、方志学家林传甲，教育家、经学家唐文治，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刘半农，教育家、老学专家刘其宣，文学研究专家、画家汪鸾翔，散文家、文学批评家、翻译家梁实秋，政治学家、史学家、哲学家王造时，史学家、国学家陈柱尊，教育家、文学家、翻译家孙俍工，散文家、文学理论家、翻译家周作人，史学家、教育家吕思勉，文学批评史专家、语言学家郭绍虞，文学家、翻译家胡山源，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叶圣陶，古文学家、文史专家、教育家钱基博，语言学家、教育家黎锦熙，语言学家、教育家魏建功，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朱光潜，散文家、诗人、语文教育家朱自清，语文教育家、我国第一位语文教学法硕士生导师阮真，楚辞学家、敦煌学家、语言学家姜亮夫，作家、教育家杨振声，作家、文史专家丁易，周易专家李镜池，教育家邱椿，作家、文艺理论家徐中玉，古代文学专家、作家余冠英。这就是这部论文选集超强的作者队伍。阅读大师们的论文，仿佛是一次精神沐浴、思想启迪，是一次与大师跨越时空的对话。现代大学国文教育，之所以能够出现一时的辉煌局面，与众多大师级人物直接参与一线教学与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当今大学语文地位低下、处境尴尬，原因之一便是没有大师级人物直接地、全身心地投入一线教学和科研，即使偶有一流学者“加盟”大学语文，也属于“客串”性质，常常心不在焉，浅尝辄止，如此不在状态，难有理想的效果；现代教育史上大师教大一国文课、研究大一国文的传统，基本被丢弃。现在站在大学语文讲台上的专任教师，多是刚毕业的年轻教师，或者是那些被认为在专业上没有多少发展余地、水平较低的教师。由此带来的后果便是，大学语文被上成高四语文，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复，大学语文被轻视，被低估，被边缘化。如此恶性循环，大学语文的地位怎能不岌岌可危？研读现代大师的大学国文研究成果，探索大学语文教育的基本规律，借以充实当下大学语文教育的底气，提振大学语文精神，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次，全书所选编的论文，颇具代表性和推本溯源的性质。如选录《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学务纲要》节录）（1904年）和《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节选）（1905年），是為了从源头上消除大学国文研究中的误解。前一篇是从官方文件上说明大学语文是中国现代语文学科创建伊始（1904年）就有的一门课；后一篇则从教材（即《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 中国文学史》）上证明，这门课至少在1905年就有了自己独立的教材。另外还有我国最早的大学语文实验报告，刘半农的《应用文之教授》；有最早研究大学国文与具体专业学习关系的，刘其宣的《论理化博物两部预科皆有国文科》；有关于20世纪20年代国文课大讨论的总结性调查报告，也是现代教育史上最详细的一份大学国文调查报告——《清华学生国学调查》；有研究大学国文与中学国文衔接的，孙俍工的《从中学底国文说到大学底国文》；有研究大学国文教材编写旨趣的，郭绍虞的《大一国文教材之编纂经过与其旨趣》；有探讨统编教材与补充教材的关系、大中小学国文教材关系的，黎锦熙的《大学国文之统筹与救济》；有现代教育史上唯一一篇在标题上出现“大学语文”字样的，叶兢耕的《文言文在大学语文教学中的训练价值》；等等。还选录了现代教育史上大学国文最后一位研究者徐中玉的《关于大学一年级国文》；徐中玉也是全书作者中唯一一位至今依然健在的学者，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又成为高校重开大学语文课的倡导者之一和大学语文的领军人物。徐中玉的存在，证明现代大学国文和当代大学语文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

再次，全书所选编的论文，能够突出对重点问题的探讨。1942年现代大学国文教育史上，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大学国文选目”颁布。《高等教育季刊》1942年第2卷第3期推出“大学国文教学问题特辑”，由选目拟定者和持有异议者各自发表意见，就此展开讨论，共发表论文15篇。二元先生选录其中6篇。这样的选文量，占全书选文总数的近五分之一，显然蕴含着凸显这一事件的考量。其中直接形成交锋的，有3篇：一篇是朱光潜应《高等教育季刊》邀请撰写的《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对这个选目提出异议；可见朱文是“始作俑者”，在这期“特辑”里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另两篇是“选目”拟定者之一朱自清的《论大一国文选目》和“选目”拟定者之一魏建功的《答朱孟实先生论大一国文教材兼及国文教学问题》，均是回应批评的文章。这样的选文搭配，展示了这次争论的来龙去脉，突出了重点篇目。

《现代大学国文教育》还是二元先生的研究著作，这主要体现在每篇选文之后的“导读与研究”中。“导读与研究”包括作者介绍和选文评析，其中不乏言简意赅的点睛之笔。

关于作者介绍，在史料的考证与取舍、叙述的繁简适度等方面，二元先生没有满足于对论文作者的一般性的介绍，而是尽量挖掘其与“大一国文”的关系。比如汪鸾翔，清华大学中文系编纂的《却顾所来径：1925-1952年清华大学中文系教师学术文选》只说他于1926年至1927年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这样的叙述给人的感觉是，汪鸾翔只是这两年间在清华大学任教。其实不然。二元先生补充说：“汪鸾翔于1918年即入清华学校为高等科国文教员，1925年清华开办大学后被聘为国文系教授。”（第54页）不仅钩沉了汪鸾翔与大一国文教学的关系，而且交代了汪鸾翔入职清华的具体时间。有些作者介绍还带有考证性质，比如关于周作人的介绍。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中记录他曾经婉拒赴北京大学担任国文教职的邀请，认为“国文非我能力所及”，可见他不擅此道。为了生计，周作人也去大学兼课，但不是讲大学国文，而是新文学。他的名作《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就是根据1932年在辅仁大学讲课记录稿整理而成的。所以，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周作人与“大一国文”是没有关系的。但是，经过二元先生细读史料，发现周作人《关于近代散文》一文中，有关于他早在1922年就在燕京大学讲授国文课的记述；冰心的《当教师的快乐》一文也可以为此提供佐证；再结合《杨柳》一文中周作人的自述，对周作人便有了特别的介绍：他至少在燕京大学教过三年国文课。（第129-130页）这些地方，均可以看出二元先生的细致与严谨。全书的学术价值，还在于对选文的评析上。虽然二元先生要“突出全书的资料性，控制‘导读与研究’的内容，尽量述而不论”，（“绪论”第17页）但是，简约的评析文字，没有遮蔽精彩的妙语；随意的点染，便充溢睿智的光芒；看似溢出崖涘的语句，又往往涉笔成趣。二元先生认为，语文不应该是一个偏义词，不应该仅指中小学语文，也应该包括大学语文，它们是三位一体，不可或缺的。当下的语文教育史、语文课程论之类的著作，都只讲中小学语文，而不讲大学语文，这种情况反映了“学术界的集体误读”。（第3页）二元先生指出，一些专家将大学国文课误解为“补课”性质的“临时”课，将它的开设原因误解为是由于当时的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这实在是大谬，因为在1904年的《学务纲要》《高等学堂章程》中就已经明确规定国文是大学必须设置的课程。今天大学语文被边缘化，陷入尴尬的困境，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误读和误解。（第2-3页）

二元先生一贯认为，现代语文学科是形式训练学科；它没有自己的内容，而是以其它学科的内容为内容，凭借这些内容进行听说读写训练；所以二元先生不完全赞同汪鸾翔《我对于国文改良的意见》一文中的说法，即阅读教学应根据学生的专业意向划分系统；哲学专业的，归哲学系统；史学专业的，归史学系统；文学专业的，归文学系统。二元先生指出这一说法的不彻底性与局限性：现代学制分科明确，这样含糊的说法，不利于学科定位，从而造成大学国文学科“身份”不明。“因为国文分属哲学、史学、文学系统后，就不再有所谓‘国文’，假如能再往前走一步，由此认识到所谓国文不是一种内容的学科，而是一种形式训练的学科，”“阅读训练则必须有国文的特点，那就能真正实现国文的‘改良’了。”（第57页）这样，既指出了先贤的不足，又客观地说明了其中的可取之处，以及给予我们的有益启发。

评析中的借题发挥，常常与当下的大学语文教育实际相联系，体现了二元先生的现实情怀。二元先生十分赞同朱光潜提出的“大学国文不是中国学术思想，也还不能算是中国文学，他主要地是一种语文训练”的观点，指出：无论在现代的“大一国文”课中，还是最近30多年的大学语文课中，“我们不断看到这门课被上成了中国学术思想课，被上成了中國文学课，区别只在于今天的大学语文中的‘中国学术思想’变成了中国文化、人文素养之类更加宽泛的内容。”我们忽略了前辈的论断，“大学语文课一如既往地被上成政治课、文学课、专业应用写作课，终于导致这门重要学科的边缘化。”（第271页）

在评析选文时，二元先生还对一些问题做了考释辨误。例如在讨论林传甲《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 中国文学史》时，二元先生指出，由于该书版式设计和书名的误导，100多年来研究者多将其视为“中国文学史”教材，“而没有意识到它其实只是一种大学国文教材。”（第9页）二元先生从教学对象上考证说，林著是当时大学预科学生公共课的一本国文教材，根本不是通常所说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同时引用两处旁证，进一步证明将林著看作中国文学史教材是完全错位的。（第9-10页）与此问题相关联，二元先生还指出《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将唐文治《高等国文读本》当作大学语文教材肇始的疏谬。（第15页）又例如，叶圣陶1940年发表的《关于大学一年级国文》开头说：“大学一年级普遍添设国文课程，是二十七年度开始的，到现在满足两年了。”这句话的引用率很高，但说得很含糊，有疏漏。为什么会这样呢？二元先生分析说，“普遍添设”的说法并不准确，因为1904年的癸卯学制就规定“高等学堂”要开设“中国文学”课，1913年和1929年颁布的《大学规程》，更是将“国文”定为必修科目。（第182页）但是对于这个时段的教育发展，叶圣陶是亲身经历者，他的话不会是“空穴来风”。按照“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思路，二元先生推测说，1938年，对于“大一国文”确实是比较重要的年份，因为这一年国文课再次被定为大学各类学院一年级的必修课，也许这就是叶圣陶所说的“普遍开设”。1938年叶圣陶也和“大一国文”有过“特别的接触”，给他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即这一年他应聘去武汉大学教“大一国文”。所以，两年后他撰文说到普遍开设大一国文的时间，会定格在1938年，也就不值得奇怪了。（第182-183页）将论文还原到当时的具体语境中来梳理文意，论从史出，史论结合，透彻，完整。

二元先生是基于当下大学语文的实际处境，以及大学语文的起点、课程性质、学科定位、教材编写等诸多疑虑和困惑，才从事现代大学国文教育研究的，目的是要寻根讨源，清理研究历史遗产，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要挖掘整理现代大师论大学国文的成果，反思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今天为什么没有大师？他认为大师的有无，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自然现象，大师的生命是与其著述、精神和杰出成就融为一体的。只要我们不忘记他们的著述和精神，大师就永存于我们时代。这也正是他不辞艰辛编撰此书的最根本动因。二元先生已经退休，编著《现代大学国文教育》，没有个人的功利企望，却也不是为学术而学术。他是希望这本书有益于我们的大学语文教师，有助于我们的大学语文教学与研究，有利于当代大学生母语水平的提高。可以说二元先生是“别有幽怀”的。

（通信地址：130012 吉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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