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捐赠的数量与科南特的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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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哈佛捐赠的数量”和“科南特的名言”为案例，初步分析了高等教育研究存在的三个问题：科学精神缺失、研究规范忽视和研究态度粗疏。作者认为，科学精神和学术规范是学科发展的根基。如果高等教育学学术共同体不注重科学精神的追求和学术规范建设，那么就不可能推动这一学科进一步走向成熟并赢得学术界应有的尊重，当然也不可能真正承担起为高等教育改革实践服务的使命。
关键词：哈佛捐赠的数量；科南特的名言；学术规范
中图分类号：G649.7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1)02-0078-05
我国高等教育学创立于1979年前后，经过短短30余年的建设，她逐渐从教育学科中的“边缘”发展成为“显学”。作为高等教育学的教学研究人员，笔者在欣喜之余，难免有一丝担忧。这一丝担忧主要来自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学术规范问题。
本文将以笔者在查阅高等教育研究文献过程中遇到的两个案例：“哈佛捐赠的数量”和“科南特的名言”为对象，对高等教育研究存在的问题一初步分析。
一、案例与分析
(一) 哈佛捐赠的数量
根据哈佛大学校史记载，1636年10月28日，马萨诸塞殖民地议会通过法案，“同意拨款建立一所学校或学院。明年先拨款200英镑，待工作就绪后再拨200英镑。下次议会开会时决定学校或学院的地点和建筑样式。”1637年11月15日，议会决定学院设在波士顿附近的新镇(Newetowne)。5天之后，议会任命了学院的第一个董事会。董事会由6位行政官员和6位牧师共12人组成，其中包括了8位剑桥大学毕业生和1位牛津大学毕业生。1636年年底，董事会聘任伊顿(NathanielEaton)担任学院院长。1638年7月或8月，在伊顿主持下，学院正式招生开学。在学院开张之际，新镇被更名为剑桥，学院因之被称为剑桥学院。这年的9月14日，1637年夏天与伊顿同船抵达马萨诸塞，在剑桥镇附近的查尔斯镇担任教堂圣经解释师的约翰·哈佛因病去世。临终前，哈佛留下遗嘱，将他的一半财产和全部藏书捐赠给剑桥学院，这是学院建立之后收到的最大的一笔捐赠。为了表彰哈佛的义举，1639年3月13日，议会决定剑桥学院更名为哈佛学院。这就是哈佛大学的起源和哈佛校名的来源。
研究美国高等教育史或探讨哈佛大学校史的著作，一般都会提及哈佛捐赠的事迹。哈佛留下遗嘱，捐赠他的“一半财产和全部藏书”，这没有什么问题。现在的问题是，“约翰·哈佛捐赠的数量”到底是多少?换言之，哈佛的一半财产有多少，藏书是几本?在中文文献中，这似乎是一个让人迷惑不解的问题。笔者手头正好有13种论及“约翰·哈佛的捐赠的数量”的文献，时间跨度是从1988年到2005年，现按照出版时间顺序，简单地罗列如下：
★姜文闵编著的《哈佛大学》：“临终前，他(约翰·哈佛)留下遗嘱：将他的一半遗产约780英镑和320卷图书，捐赠给在襁褓中的学院。”
★陈学飞著的《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这位牧师曾于1635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来到查城后不久便因病去世。他临终时把一半家产，即779英镑17先令2便士和400册藏书赠给坎布里奇学院。”
★赵曙明著的《美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同年，一位青年牧师约翰·哈佛(John Harvard)去世，将其遗产的一半，捐给了‘新镇学校’。‘新镇学校’遂更名为‘哈佛学院’。”
★王廷芳主编的《美国高等教育史》：“学院于1638年开学。1643年学院以约翰·哈佛(John Harvard)的姓为校名，以此纪念他捐出一半土地和自己的图书馆为学院所用的功绩。”
★贺国庆著的《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同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的清教牧师约翰·哈佛(John Harvard)逝世，临终前遗赠学院780英镑和260本藏书。”
★吴咏慧著的《哈佛琐记》：“1638年秋，传教士才31岁，却突然罹患重病，临终遗言，把他全部的藏书400册及一半的财产(估计大约值375-779英镑之间)，捐赠给这所草创不久的学校。这位传教士就是约翰·哈佛(John Harvard 1607-1638)。”
★舸听编著的《从哈佛到斯坦福——美国著名大学今昔纵横谈》：“1638-9月24日，约翰·哈佛逝世。在遗嘱中，约翰·哈佛将他的财产(约1600英镑)的一半和他的所有藏书(300多册)赠给了这所学院。”
★郭健著的《哈佛大学发展史》：“根据哈佛的遗嘱，他的一半财产共计七百一十九镑十七先令二便士和约四百册图书全部捐赠给了‘剑桥学院’。”㈣
★沈致隆著的《亲历哈佛——美国艺术教育考察纪行》：“临死前，他立下遗嘱，将自己财产的一半和所有图书，捐献给河对面培养牧师的纽敦学院。他一半财产的价值是780镑，图书共计400余册。”
★朱国宏著的《哈佛帝国》：“临终前，他将自己的一半家产(约720英镑)和260册藏书捐给了学校。”旧
★黄福涛主编的《外国高等教育史》：“1636年，该校(剑桥学院)更名为哈佛学院，以纪念临终前将一半家产及400册藏书捐给该校的牧师约翰·哈佛。
★贺国庆、王保星、朱文富等著的《外国高等教育史》：“哈佛临终前立下遗嘱，将其财产的半数即719英镑17先令2便士和400册图书尽数捐献给剑桥学院。”
★谷峰著的《哈佛的故事》：“临死前，他立下遗嘱，将自己财产(约1600英镑)的一半和所有图书，捐献给河对面培养牧师的新城学院。他那一半财产的价值为780镑，图书共计400余册。”
仔细阅读，我们可以发现，谷峰著的《哈佛的故事》中的记载，从文字到结构，明显抄自沈致隆著的《亲历哈佛——美国艺术教育考察纪行》；贺国庆等与郭健是河北大学的同事，所以贺国庆等基本上参照了郭健的说法。这样，加上其他9种，上述13种文献，有关“约翰·哈佛的捐赠的数量”，一共有11种不同的说法。
那么，谁的说法符合事实?下面笔者引用一下莫里逊(Samuel Eliot Morison，1887-1976)在《哈佛三百年——1636-1936》一书中有关“哈佛的捐赠的数量”记载，与上述的各种说法作一比照。莫里逊系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1926年被任命为哈佛大学官方历史学家(the official historian)，并开始研究和编撰哈佛大学校史。1936年，哈佛大学三百周年校庆之际，他完成了三卷本的《哈佛学院和大学300年发展史》(TheTercentennial History of Harvard CoHege and University)。在此基础上，他又撰写了《哈佛三百年——1636—1936》一书。当时的《新英格兰季刊》(New EnglandQuakerly)对本书评论道：“一个人，要是没有完全掌握大学积累下来的堆积如山的档案，不可能写出如此权
威的个人著作。”旧因此，莫里逊的记载应该是最准确的。为了便于分析，笔者将《哈佛三百年——16361936》一书中的相关段落直接翻译如下：
我们设想一下，1638年的初夏，约翰·哈佛也许曾骑马从查尔斯镇到过剑桥，那里正在进行的事情(即剑桥学院的建立。引者注)给他留下了相当深刻印象，因而他打算为这项善事提供帮助。虽然死神迅速降临，但临终前约翰没有忘记这所学院。他最后病情的细节已无从知晓，我们只知道，1638年9月14日，约翰，哈佛因肺结核(tuberculosis)在查尔斯镇去世。在生命的最后几小时里，他口授了遗嘱，要求将他的一半财产和全部藏书捐赠给这所学院，这一点毫无疑问。托玛斯·西伯特(Thomas Shepard，1604-1649，清教传道士、作家、教育家，毕业于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1636年抵达马萨诸塞湾区并在剑桥镇创立了他的教堂，1649年去世。引者注)写道：“他是一位学者和虔诚的教徒，无论活着还是死去，他都在推进国家的成长和善行的传播。”
约翰·哈佛的藏书共400册，一张当年的藏书简要书目单被幸运地保留了下来，可是他的“财产”到底有多少，至今仍然真相不明。按照学院的记载，哈佛财产的“一半”共计779英镑17先令2便士，但证据表明，学院实际收到的捐款不会超过375英镑3先令。这笔捐款被用于校舍建设。西伯特认为，多余的捐款“被伊顿先生挥霍殆尽”。哈佛财产到底是怎样构成的，现在已没有人能够弄清楚。哈佛夫妇没有孩子，哈佛的遗孀继承了哈佛在查尔斯镇的土地，但哈佛在伦敦还有一处不动产——女王之首酒馆(Queen’s Head Tavem，这一不动产现属哈佛大学所有。引者注)——坐落于伦敦南边的南沃克(Southwark)，离他的老宅不远。据猜测，学院拿到的捐款大部分很可能来自这一不动产。不管怎样，哈佛的捐赠是学院早期收到的最大的一笔捐赠。为此，1639年3月13目，殖民地议会“决定，一致同意将已在剑桥建立的学院命名为哈佛学院。”
比照莫里逊的描述，陈学飞著的《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和黄福涛主编的《外国高等教育史》中记载是正确的，当然黄福涛主编的书中没有提及哈佛一半财产的数量；吴咏慧著的《哈佛琐记》和沈致隆著的《亲历哈佛——美国艺术教育考察纪行》中的记载比较接近事实。其他人的描述与莫里逊或多或少有些出入。最可惜的是郭健著的《哈佛大学发展史》，估计也采用了莫里逊的记载，可能是笔误或其他什么原因，他将779英镑17先令2便士写成了719英镑17先令2便士。郭健的失误致使贺国庆等跟着错了。可以说，排除了照抄的，中文文献中，有关“约翰·哈佛的捐赠的数量”，几乎是有多少位作者，就有多少种说法。
(二) 科南特的名言
姜文闵先生编著的《哈佛大学》一书，系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世界著名学府”丛书之一种，书中讲道：“担任哈佛大学校长长达20年(1933-1953)之久的美国著名教育家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1893～1978曾经说过：‘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一代人的质量。”姜文闵先生没有注明这句话的来源，我们也无法查到这句话的原始出处。可以肯定，姜文闵先生的《哈佛大学》是柯南特这句话的中文原始版本。科南特这句话的本意是，与大学相关的人，包括教师、学生、行政管理人员，以及教辅人员等，他们的素质是大学荣誉的基础。这句话中，科南特用了“一代一代人”这个不偏不倚的词，这符合美国大学校长的表述方式。在查阅文献中笔者发现，科南特这句话不知不觉已经成为名言，尤其是2001年以后，大量作者引用了这句话。通过“CNKI知识搜索”搜查，从1991年到2008年，一共有242篇学术论文(其中包括了1篇博士学位论文，8篇硕士学位论文；统计没有计入重复发表的论文)引用了柯南特的话，各年引用情况见图1。
有意思的是，在引用过程中，研究者逐步将柯南特的话加以改编，出现了11种不同版本。版本演变情况见表1。
表1显示，正确引用柯南特名言的论文有39篇，占16.12％。观察柯南特名言版本变化，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明显特点。引用柯南特名言的论文主要是讨论大学人力资源、师资队伍建设或人才培养问题。我们相信，大部分作者并非有意要改编柯南特名言。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推测：也许，最早的改编者觉得，柯南特“一代一代人”这个中性词不能佐证作者的观点，于是想当然地把“人”理解为“教师和学生”，并在改编柯南特名言基础上，又做了适当的发挥，加上了诸如：“一个学校要站得住，教师一定要出色”、“一个学校要站得住，教师一定要出名”等等。由于没有区分柯南特的话和改编者的发挥，以致后续的借用者误以为发挥部分也是柯南特的话，以讹传讹，以致版本越来越多。“中国化”的柯南特名言，迎合了中国大学追捧“名人”或崇尚“出名”的潮流，这也是改编版柯南特名言受青睐的原因。
二、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规范问题
也许，仅仅纠缠于“哈佛的捐赠的数量”是多少，或者柯南特究竟说了什么，没有多大意义。但窥一斑而见全豹，两个案例蕴含的有关高等教育研究学术规范问题，却是值得加以关注的。从以上两个案例中，我们至少可以发现高等教育研究中存在的三个问题。
(一) 科学精神缺失
科学精神的本质是梁启超所称“为学术而学术”的治学态度。追求认识的真理性，坚持认识的客观性，是科学精神的首要特征。科学精神是西方的学术传统，亚里士多德说：“人们是由于诧异才开始研究哲学，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既然人们研究哲学是为了摆脱无知，那就很明显，人们追求智慧是为了求知，并不是为了实用。”中国学术则不然，历史上我们没有形成“为求知而求知”的求真传统。学者成功的标志是能够将学成的“文武艺”货于“帝王家”。上述案例表明，这一研究功利取向还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延续。对研究者来说，引用资料考虑的首要因素是，资料必须符合功利色彩鲜明的“政治正确”，至于它来源何处，是否“客观真实”，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也许，考证哈佛捐赠的数量是多少，或查证柯南特究竟说了什么，在有些研究者看来纯粹是浪费时间。
(二) 研究规范忽视
科学精神的缺失直接导致了研究规范的忽视。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是，任何用于论证的资料应是“尽可能可重复的，不因时空位置变化、实验主体变化而不同。”因此，资料收集过程都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定量数据必须符合统计学意义上的信度和效度；质性资料则需要进行内在批评和外在批评，以确定材料来源的可信性和可利用性。对中国某些学者而言，“发现知识不需要事实依据，知识也不需要通过事实的严格检验。中国人可以凭想象来发现知识。”所以，研究规范被视为可有可无的东西。上述案例显示了高等教育研究者忽视研究规范的两种表现：其一，资料只是佐
证或阐释自己观点的工具，所以资料的信度与效度不用深究。案例“哈佛捐赠的数量”之所以会五花八门，原因正在于研究者没有遵循基本的研究规范：“内在批评和外在批评对确定材料来源的可信性和可利用性都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材料来源不真实，是不能被运用的。”其二，崇尚观点先行，青睐指点江山式的宏论。研究者喜欢引用权威的言论，其实只是为了借权威言论加重自己的观点。有时为了使权威言论更切合自己观点，研究者甚至不惜改编权威的言论。“柯南特的名言”版本的演变，主要就是这种研究偏好的反映。此外，研究者没有严格按照引用必须用引号引出的规范，也是“柯南特的名言”能得以不断以讹传讹的原因。
(三) 研究态度粗疏
科学研究是一个艰难的求真过程，需要研究者的智慧和灵感，更需要他们的坚定和执著。韦伯认为，一个有志于献身科学研究的人，必须将科学研究视为“天职”——将科学研究视为上苍的召唤，所以我要毕其一生、用宗教般的狂热投身这件事。“没有这种被所有局外人所嘲讽的独特的迷狂，没有这份热情，坚信“你生之前悠悠千载已逝，未来还会有千年沉寂的期待”……没有这些东西，这个人便不会有科学的志向，他也不该再做下去了。”韦伯指出，“在科学领域，假如有人把他从事的学科当做一项表演事业……不是发自内心地献身于学科，献身于使他因自己所服务的主题而达到高贵与尊严的学科，则他必定会受到败坏和贬低。”当一个人仅仅将学术研究当作一项“表演事业”，或者用中国人的说法，当作一块“敲门砖”或“垫脚石”时，他绝对不可能沉静淡然，脚踏实地，“仰望星空”，忍受“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寂寞，更不会有近乎狂热的坚定执著和钻牛角尖式的对细节的追究。当学术研究和名利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学术必然会变得浮躁。“哈佛捐赠的数量”和“科南特的名言”显示，某些高等教育研究者似乎并未将高等教育研究视为“天职”，因此，他们很难有一丝不苟的研究精神和精益求精的研究态度。
科学精神和学术规范是学科发展的根基。我们认为，如果高等教育学学术共同体不注重科学精神的追求和学术规范建设，那么就不可能推动这一学科进一步走向成熟并赢得学术界应有的尊重，当然也不可能真正承担起为高等教育改革实践服务的使命。
参考文献
[1]Samuel Eliot Mofison Three Centuries of Harvard：1636～1936(Thirteenth printing)[M]，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0f HarvardUniversity Press，2001：5-9.
[2]佚名.John Harvard[EB/OL].[2009-08-20].http：N/john_harvar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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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舸听.从哈佛到斯坦福——美国著名大学今昔纵横谈[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