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体温的文学批评

就目前而言，张莉的学术研究应该分为两部分，一是现代文学研究，尤其是现代妇女写作发生学和社会性别研究，二为当代文学批评，前者是作为青年学者的张莉，表现为严谨、缜密及对历史、跨学科的掌握能力，后者则是作为青年批评家的张莉，更多地呈现为对当代文学的广泛思考与“在现场”的诉求。

浮出历史地表之前

在现代女性文学史上，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已经成为经典的论著，“浮出历史地表”一词成为现代意义下女性存在的隐喻与象征，它既是一个空间概念，也具有时间的意味，现代妇女从此诞生，女性的历史开始了新的篇章，她们与国家、民族、自我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阐释。但是，妇女如何“浮出历史地表”，如丁玲、冯沅君、冰心、凌叔华、石评梅、张爱玲等等一大批当年的女学生，在晚清到民国初年这段时间，是什么样的历史合力，哪些历史的细节汇集在一起，它们如何形成新的话语空间，使她们最终从闺阁走向社会，并成为“女作家”，这一发生学的问题却一直被忽略。张莉的博士论文《浮出历史地表之前：女学生与现代妇女写作的发生（1898—192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独特的学术价值。她把问题延伸至“浮出历史地表之前”：妇女如何从“地下”上升到“地表”，在这一过程中，她们如何建构自己的形象，它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社会风尚、教育出版等方方面面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等等。在这里，“现代女作家”不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词语和结论，而是一个历史的生成过程和话语形成过程。《浮出历史地表之前》借助于社会性别的视角，通过对1898—1925年间妇女史、妇女教育史、现代文学史和现代历史相关阶段的考察，揭示了现代妇女写作发生的历史，也是对现代文学发生史的一次探询，正如解志熙先生所言，“论文作者突破了既往妇女文学研究从文本到文本，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模式，而致力于社会学、文学、教育史及妇女史的交叉研究和深度描述。这样一种建立在反思既往、独立思考基础上的研究态度和方法，对一个年轻学子来说是非常难得的”①。

论文从现代妇女写作者身份的生成和现代妇女写作风格的初步形成两个角度考察现代妇女写作的发生。在对现代妇女写作者身份生成的探讨上，张莉的考察方式和所得结论都非常富于启发性。她从第一代女作家的教育背景，从女学堂、新式学校的出现，在广泛搜集多方面史料的基础上，再现了最早一批新文学女作家的成长史，生动地揭示了她们走出闺门、走进学堂、走向新生活、走向新文学的进程，“女学堂的合法化，意味着学校里的女学生不仅仅属于家庭、属于父母，也开始属于社会，是国家的一分子。在学校里，女学生们逐渐有了用白话文阅读与写作的自由，开始意识到主体的存在，开始主动选择自己的爱人与婚姻。而其作品的发表、出版、评论，都被纳入了当时的主流文学界的视域，得到了鼓励。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女作家们，得以浮出历史地表”②。这一见解为我们理解现代女作家的发生增加了多向维度。在对现代妇女写作风格的论述中，她从书信、日记、自白式表达等妇女写作文体角度对现代妇女写作叙述范式的初步形成及意义进行了深刻而又富于辩证的阐释，认为妇女写作在对“我”的使用上包含着挑战历史成规的重大任务，也包含着女性对重新塑造自我的企图③。

由于论文需要大量晚清、民国初年的资料，这些资料涉及教育学、妇女学、社会学、文学等等，因此，资料的查找成为写作者最大的考验，正如张莉在论文后记中所言，“从2000年至今，与近百年前的许许多多旧期刊打着交道，流连于京城的各个旧刊室。翻看，复印，琢磨。再回头翻看”。实际上，从在清华大学读硕士起，张莉就在做现代女学生的研究，奔波于京城搜集资料，这一研究整整持续了六年。这漫长而又枯燥的过程与几年如一日的功夫最终也有收获，她的这一研究方法与视角在妇女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肯定，在答辩的时候，博士论文受到答辩老师的高度评价，《文学评论》的副主编王保生认为，“过去研究妇女文学，主要是从文本分析和理论考察着手，这篇论文真正从发生学的角度，从女学生群体的出现、现代教育造就出新的女性，探寻现代妇女写作者的生成，这是中国现代语境下妇女写作者出现的一种可信的历史考察”④。导师王富仁先生认为她的论文是一篇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有开拓性，跳出了男—女两性对立的固有视角，加强了对女性文学的社会、历史学的研究”⑤。其中一些章节部分在杂志发表时也受到编辑的高度肯定，如她的《从“女学生”到“女作家”——第一代女作家教育背景考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时得到编辑的重点推荐。

可以说，《浮出历史地表之前》摆脱了“借鉴最新理论话语”以解读文本的风气，从“历史叙述”的角度，从现代妇女写作的形成与女作家的成长过程角度为女性研究拓展新的研究空间，显示了作为青年学者的张莉对史料的掌握程度和自我的历史观，学风严谨扎实。女性主义理论常常被误解为女性为改善男权社会中女性命运和处境而进行的一种理论诉求，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对性别制度的反抗和拆解，而开始对人类文明的整个知识体系和已有理论进行全面质疑和挑战，如从性别角度对阶级、种族范畴进行新的思考，对哲学甚至所谓科学史（进化论）的合法性、对知识生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见和歧视进行质疑，这无疑会带来一场新的知识革命。对于文学研究而言，从女性文学创作、女性作家命运的生成等角度，可以透视社会、文化内部的生成，权利的运作，历史内景的嬗变，这是一个丰富但却被一直忽略的世界，正如“浮出历史地表之前”的女学生们。

在当代文学现场

正是这一贯穿现当代文学的学术视野，使得张莉在研读当代小说时有独到的发现。近几年来，张莉的研究重点逐渐转向当代文学，但这并不是与博士期间的现代文学和社会性别研究完全断裂，相反，现代文学史的视野使她的当代文学研究具有穿越历史的可能性。如她对毕飞宇《家事》的探讨，很敏锐地与1934年至1949年间中华民国推出的公民教育“新生活运动”相联系，这一下子使《家事》获得了历史的空间，使得这样一个短篇小说具有了对中国生活史的阐释与隐喻意味，在这样的差异中，当代都市新生活的特征被发掘出来，但是，论者并不止于此，她还要再回到现实之中寻找小说的“当代性”，因为一部真正的好小说并不是为了寻找过去或与历史做某种呼应，而是能够具有当代意义，“《家事》实际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认识校园、认识孩子的角度。在热热闹闹的新生活运动里，读者看到了一个有关冷清和寂寞的故事，在这些酷酷的新人类身上，读者触摸到了在日常生活中所未能捕捉到的孩子世界的隐秘、脆弱以及渴望”⑥。

在对《玉秧》的评价中，她对小说发生的空间“师范学校”在中国教育史上的独特象征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她着意提到小说中那所作为生活空间的师范学校。“在对中国现代女性形象的塑造上，中国小说家的做法大都是将这些女性位移进现代学校空间，进而完成自己对现代中国的想象。事实上，不只是女性，整个现代中国对‘新青年’的想象都是在学堂／学校空间中完成的。启蒙知识分子们看重的是现代教育对一个人的塑造——无论如何，学校都被认为是一个启蒙的神圣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看《玉秧》，让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⑦ 这样的分析打开了理解《玉秧》的另一个通道，也使得《玉秧》找到了文学史的位置。这一进入的视角与张莉对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的深入了解密切相关。除了前面提到的对《玉秧》、《家事》的独到解读之外，她对毕飞宇小说的地理世界和精神世界也进行过整体分析。她抓住“王家庄”在毕的小说中所具有的象征性，认为“藉由王家庄，小说家完成的是个人与国家、传统与革命、民间与正史的叙事——毕飞宇以王家庄巴掌大的世界，书写了现实生活中具体感受到的历史，书写了潜藏在生活表层之下、历史隐密之处的沉默的‘民族志’、‘民间史’”⑧。在对毕飞宇的研究中，张莉基本上已经具备了整体的审美观与批评观。

社会性别的理论背景为她分析作品带来独特的个人通道。从“不在场的女性身体”出发，张莉在《哺乳期的女人》中看到了小说家对“全球化”生活的凝视与反省，看到了乡村变革中内在的荒凉及对自然人性的伤害⑨。她最近发表的《三个文艺女性，一场时代爱情》通过分析不同时代的三部小说中的三个“文艺女性”形象，指出这三个文艺女性的当代爱情史，也是新时期三十年颇有症候的文化史。尤其是在分析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时，对女主人公的爱情心理与时代政治、风尚及道德之间的关系有很具说服力的见解，“在这里，个人的爱的表达已然转喻为公共的社会话语的表白，她对他的爱，既是一个女人对男人的爱，也意味着一个女人对以‘他’为代表的革命信仰的忠贞与坚守，钟雨的爱情说到底是以社会、党和国家的标准为标准的——爱情书写因为有主流文化的庇护成为神圣的叙事，这样的模式也一度成为当时的女性作家与精英知识分子分享的公共话语”⑩。对当代作家陈希我的评论中，指出陈希我的“非常态书写”在当下文学写作意义的同时，她认为，对于女性身体，陈希我“小说中频繁地过度使用‘脏死了’，‘臭’，‘脏东西’来指代。这种观看你可以理解为某种反色情和反欲望化书写，但另一方面，它在客观上却呈现出对女性身体价值的极大贬抑——我认为这是以语言暴力的方式对女性身体进行的虐待，它甚至让人怀疑叙述人内心深处的某种厌女/憎女情结”(11)。这一发现与批评非常尖锐，这也是张莉女性主义视野给予她独特的观察角度与理解力，反观陈希我的小说，的确存在着这一潜结构，也是他小说非常致命的缺陷。

另外，张莉以“在现场”的敏感对当代文学热点问题和现象进行独到的点评。在对“顾彬现象”和顾彬《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进行分析时，她认为顾彬“强烈的德国身份意识也出现在这部著作中，顾把这样的立场理所当然地看作是世界文学的立场——这实在有大日耳曼民族和泛欧洲主义的嫌疑”(12)。这段话道出了顾彬观察中国文学时所存在的核心问题。而面对贾平凹《高兴》，张莉犀利地指出，“刘高兴像贾平凹希望的那样，成了出淤泥而不染的一株白莲，只是，当这个人物面对读者时，他因为太‘神’而不‘亲’以至于没有了‘人’味儿”(13)。她看到了作为学术期刊的《南方文坛》在当代文学批评中的重要位置，认为它“参与、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14)，她对《钟山》杂志“河汉观星”栏目进行了细致、中肯的分析，并写出长文《河汉灿烂，如何观星》(15)。2008年4月起，张莉在广州《信息时报》开设了“当代文学观察”的专版专栏，以每周三千字的篇幅对当代文学现象、作家作品与文学期刊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与追踪，八个月的专栏开设下来，所涉及的当代作家有二十余位，从著名作家莫言、余华、贾平凹、迟子建、严歌苓到青年作家徐则臣、鲁敏、乔叶、葛水平等，它们展示了作为批评家的张莉的锐气、敏感与对文学的把握能力，当然，在这背后，是对作家作品的大量阅读和对当代文学全景及历史位置的基本把握。我相信，这是一次有意义的学术准备。

“文学青年”的身份

对于张莉而言，一切都是从做文学青年开始。谈起早年对文学的梦想与追求，张莉仍然有快乐的、向往的神情，热爱文学，热爱排列整齐、充满温度的方块字塑造了张莉批评的独特风格。说起来也许有点司空见惯，现在搞批评的人很少是文学青年，有相当一部分人曾经是文学青年，但却因为某种批评的定论而压抑自己在阅读文学文本时的兴奋与感性，久而久之，失去了体验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说哪一个批评家曾经是文学青年甚至是一种轻视，因为那意味着你没有理论的建构，没有整体观和逻辑性。在这里面，其实是对中国古代感悟式文学批评的一种拒斥，和对西方理论思维模式的模仿与认同。因此，写论文似乎在比谁写的让人看不懂，谁的理论用得多、用得熟、用得晦涩，尤其是如我们这般经历过严格学院式训练的批评者，更是无理论不成文章。在这一模仿和复制过程中，丧失的是对文学丰富世界的感受力和对文学本身的审美能力。文学不再是批评的本体，而只是材料和某些理论或概念的验证者，文学批评与美感、情感，与创作两不相干，而成了冷冰冰的、故作高深的求证、说理与逻辑。

实际上，自80年代以来，在西方哲学思想、文学理论的强力轰炸与学院派的“薪火相传”下，中国古典文学的批评传统一直处于一种被遗忘与被否定状态。文学修养不再是批评家必备的素质，对文学的爱，对语言的爱似乎不再是必要条件，只要掌握一套理论，就可以头头是道。如今看来，那种“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式的文学批评所拥有的穿透力和文学美感反而是纯理论批评所无法比拟的。且不说古代文论，单看现代文学时期的文学批评，从鲁迅、周作人到李健吾、沈从文等人，批评无一不是建立在文本的阅读感受之上，在精准、深入的体验中道出文本内在的矛盾或倾向，如鲁迅评冯沅君的小说“虽嫌过于说理，却还未伤其自然”，认为废名早期小说有“冲淡”之美，但后期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评价凌叔华的小说展示了“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16)。“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简单的几个字，把凌叔华小说世界的精神倾向、修辞风格和作家本人的思想状态传神而又准确地表达出来。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文学的敏感力和审美力可能成为张莉将来的最大优长，对文学的热爱、广泛的阅读和敏锐的感受能力，再加上贯穿整个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视野会给她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独特的通道。她自己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在博士论文后记中，张莉这样写道，“我是文学青年。我有过和论文中女主角们类似的身份：文学女青年。我一直沉迷于写作与阅读。只是，我一度不喜欢文学青年的称呼，还试图远离它。但正是这个身份，使我的论文研究，与其说是对‘现代妇女写作发生’的考察，不如说是对‘自我’经历的一次卓有意义的探询。”可以说，“文学青年”的身份，不仅是她个人精神的起点，也是她进入学术的价值起点。面对彼时还没有进入文学史，处于“浮出历史地表之前”的女作家们，张莉没有把她们的“前史”当做材料去论证，分析，而是从她们的创作入手，进入其作品内部情感，一点一滴地去发现她们的情感、生存与思想，这虽然可能使论文失之于琐碎，但也因为融入论者本人的文学体验，使得她的博士论文成为富于生命血肉和文学光彩的女性存在前史，从而再现了女性在启蒙之初的形象、发生与成长史。

在专栏中，讨论当代文学批评家李敬泽的批评风格时，她表达了对阅读体验式批评的推崇：“李敬泽文学批评的意义在于他天然的文学感受力和文学感悟力。这种出于个人阅读体验的文学评论在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中是如此稀缺——它远离了受机械理论控制的批评而与一种性灵的、个人经验的、敏锐的文学评论风格相接。”(17) 其实，这里面也有师承，作为王富仁先生的学生，我和师妹张莉都有共同的体会：王老师和我们的每一次谈话都涉及如何阅读文学作品的问题，他特别强调文学研究者的文学感受，并反复告诫我们不要被理论所淹没，要保持对文学作品的直感和历史的眼光。

阅读张莉的当代文学专栏，如进行一次次令人向往的文学之旅，她总能找到进入小说家或小说世界的独特入口，以自由、随意、流畅的语言对文本进行细致的解读，充满灵感的顿悟比比皆是，在平实、自然的叙述过程中，逐渐把你带入到小说精神的内部，意义突然升华并使你顿悟。如在对苏童的“美”进行阐释时，她认为苏童“使‘孱弱的男人’、‘剽悍的女人’、‘堕落的南方’成为‘美’，于是，我们当代文学中便有了颓废、堕落、强悍而阴柔的‘南方’和‘南方的人们’”(18)。她认为青年作家徐则臣的短篇小说《伞兵与卖油郎》“有独特的丰富的多解的美”，“年轻的小说家从容不迫地讲述着一个与梦想，与疼痛，与飞翔，与渴望有关的故事。整部小说弥漫着风的流动和自由，文字生动而轻盈——如在猎猎风中飞翔般，小说内容与形式相得益彰”(19)。从这些话中，我们读出了一个“文学者”，“批评者”，对文学的热爱和理解力，张莉拥有足够的文学表达能力，使得她的批评充满文学的温润和华采，进而具有了理论的穿透力和扩张力。由此，文学批评也是一种创作，它有文体、温度与活力，在这里面，必须渗透着论者对文学的热爱、理解，这样，才有足够的资格去对作品、作品中的世界及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言。这是批评的立场，也是批评的道德与原则。 ■

【注释】

① 解志熙：张莉博士论文《浮出历史地表之前：女学生与现代妇女写作的发生（1898—1925）》评审意见。

② 张莉：《从“女学生”到“女作家”——第一代女作家教育背景考述》，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2期。

③ 《书信、日记、自白式表达：现代女性写作叙事范式的初步形成（1917—1925）》，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④ 王保生：张莉博士论文《浮出历史地表之前：女学生与现代妇女写作的发生（1898—1925）》评审意见。

⑤ 王富仁：张莉博士论文《浮出历史地表之前：女学生与现代妇女写作的发生（1898—1925）》答辩申请。

⑥ 张莉：《当校园“新生活”风生水起：毕飞宇新作〈家事〉的当代联想》，见《中国教育报》2008年2月29日。

⑦ 张莉：《一场灾难有多长》，载《读书》2008年第7期。

⑧ 张莉：《毕飞宇论兼及一种新现实主义写作的实践》，载《文艺争鸣》2008年12期。

⑨ 张莉：《对“全球化”生活的凝视与反省》，载《作家》2008年第11期。

⑩ 张莉：《三个文艺女性，一场时代爱情》，载《南方文坛》2008年第6期。

(11) 张莉：《看吧，这“非常态”书写——陈希我小说论》（未刊稿）。

(12) 张莉：《读顾彬：德国身份的洞见与盲视》，见《新京报》2008年10月25日。

(13) 张莉：《因为底层，所以美好？》，载《文学自由谈》2008年第4期。

(14) 张莉：《〈南方文坛〉：参与、见证中国当代文学》，见《信息时报》2008年8月24日。

(15) 张莉：《星汉灿烂，如何观星？》，载《扬子江评论》，2008年第4期。

(16)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印刷图书公司，1935。

(17) 张莉：《一本文学杂志和它推重的小说》，见《信息时报》2008年9月14日。

(18) 张莉：《属于苏童的南方》，见《信息时报》2008年5月4日。

(19) 张莉：《使沉默者言说——读徐则臣的小说》，载《大家》2008年4期。

（梁鸿，文学博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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