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教育思潮》
［摘要］本书以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历史为背景，运用教育史学与文化史学的研究原理和方法，记叙了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作者试图从史学理论和史料学的角度来分析此书所采用的史料及所借鉴和运用的史学理论，从而透视在中国近代历次社会大变革中伴随着思想文化的启蒙而兴起的教育思潮，以及由此教育思潮所带来的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等制度的革新作用。
［关键词］西学东渐 文化势差 教育思潮
栗洪武先生的 《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教育思潮》一书以时间和逻辑为一明一暗两条线索，层层推进，将西学怎样一步步东渐的过程及其影响娓娓道来，脉络清晰，条理分明。该书有史有论，据史而论，既有史料的广度，又有论证的深度。
全书共分十章，该书首先通过《绪论》对近代西学的内容、中西学的主要区别、西学传入中国的途径、西学东渐的历史特征，以及西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作了一个概括性的描述。在介绍近代中西学主要区别的内容中，不难看出作者受到“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史学理论影响。首先，他将中学产生的条件归于自然环境，即中学产生于欧亚大陆的东部平原地区，即黄河中下游平原，距海较远，属于典型的内陆封闭地区。由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本身就具有浓厚的封闭性与内向性，因此“在这种自然条件及其发育的农业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中国传统经史之学，也就走上了反省内求的道路。所以，中国经史之学一开始就注重向人的内心世界寻求。”而西学产生于欧洲，由于欧洲的天然良港很多，所以导致海洋贸易和运输发达，“在这种开放的海洋型地理环境里发育的商品经济本身具有开放性与外向性的特征，所以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西学也就具有开放性和外向性，它一开始走的就是向外部世界寻求的道路。这种寻求的结果产生了自然科学，所以西学一开始就以自然科学为重心”。作者将中西文化的差异主要归结为地理环境决定论。其次，在论述近代中西学的质差变化中，作者运用了“比较史学”的方法，并将中西学所扎根的生产关系背景进行了比较。中学植根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而西学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而得出近代中学“虚妄无为”、近代西学“重在实用”的结论，进而引出正文对近代中国怎样向西方学习的过程的论述。
第一章以实践为线索，从鸦片战争前夕，清末封建教育的衰落开始，首先描述了中国封建学校教育制度延续到清代，官学和私学都很完备，但是由于清末官场腐败、科场舞弊、学风萧条，使得学校有名无实。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迫使“堂堂大清国”开始“睁眼看世界”，关注西学。最先作出的动作是刊行介绍外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和社会风俗等方面的图书。但由于鸦片战争时期学习西方，改革旧教育思潮没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这一时期的西学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影响十分有限，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中国还是老样子。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人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向西方学习。接着，太平天国运动也向西学迈了有限的一步。它比起以前中国的农民革命教育思潮来说也是一种进步，表现在其反封建性质。而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主义教育思潮，是中国教育近代化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性环节，无论是改革封建主义的旧教育，还是学习资本主义的新教育，都是从这个环节开始的。作者运用归类法将洋务运动时期所采取的教育改革措施分门别类地罗列出来，以充分的历史资料说明了洋务主义教育思潮的兴起与洋务教育的实践使中国由封建主义教育制度向资本主义教育制度迈进了一大步。将时间继续推进到维新运动时期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潮，作者认为改良主义教育思潮是洋务主义教育思潮的继承和发展。再到辛亥革命时期，这次革命中兴起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潮的基本点可以概括为“民主教育”和“科学教育”。在此，作者运用了“计量史学”的一些方法，如用图标的形式将“壬子葵丑之学校系统”从“初等小学校”到“大学院”的学年及内容呈现出来。
接着作者对教会学校的兴起作了重点考察，将西学东渐和教会学校的产生归结成为“文化势差”的作用。这显然是受到著名学者任继愈教授提出的文化发展的“势差理论”①的影响。任教授认为：“不同文化接触后，高层次的、先进的文化必然影响低层次的、落后的文化。这种现象如水之趋下，不可逆转，所以称之为‘文化势差’”。教会学校是近代西学东渐的引进品。中国教会大学是传教士按照西方近代高等学校的模式建立的，注重聘用优秀教师和提高其学术水平，给中国的现代教育带来深远的影响。同时，在此部分的阐述中，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和方法论为教会学校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理出三点属性：（1）它是近代西方列强殖民主义入侵的附属物；（2）它是近代西学东渐的引进品；（3）它在自身的发展中改变着自己的性质。作者沿着这三点属性，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对教会学校进行了分析。
再到留学教育思潮的兴起。在此章的描写中，作者大量运用了“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的方法。如将“留美、欧教育”与“留日教育”比较，得出结论：留日教育的影响和规模超过了留学欧美的教育；并且由于留日教育一开始就与国家救亡图存运动紧密联系，留日学生身上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敏感性。同时，作者运用大量数据直白地描述了留学各国的人数及费用，如在对“民国时期的留美教育”描述中，作者从1911年留美人数为650人，一一列举留美人数到1925年，从而强调了由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而引发的留美教育思潮并未因辛亥革命中断。
在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宣传的平民教育”的阐述中，作者引用了美国著名教育学者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②（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家杜威提出“学校即社会”理论，杜威提出生长是向前发展的和向上提高的，因而学校中的生活并非戏耍取乐。杜威把人视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认为有机体是经常谋求对环境的适应的，个人也是通过参加社会活动而得到发展的。同样，身和心以及知和行也不是敌对的，是相赖相依的。杜威说：“思维起源于疑难”，就是说人在生活中遭逢难题而从事解决，才进行思维，不是为思维而思维和为真理而真理的。真理和生活需要分不开，探求真理不能脱离实践经验。这种实用主义认识论应用在教育上，便是“教育即生活、即生长、即经验改造”；应用在教学上，便是“从做中学”），尊重其对中国二十年代初平民教育思潮的影响。作者将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平民教育”进行比较，论述了中国资产阶级在当时从事的是改良主义的平民教育，中国共产党则在充实平民教育的基础上，开展了革命的工农教育运动。比较史学的方法是作者在此章主要的一种史学理论方法，例如在对中国教育家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③的论述中，作者将其与杜威的“学校即社会”理论进行比较，认为陶的观点既来源于杜的理论，又有本质的区别。“陶行知批评杜威的‘学校即社会’的教育仍是一种鸟笼式的教育。因此，陶行知主张把教育的范围扩大，凡是生活场所，都是教育的场所。”通过此种比较我们不难看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更贴近中国实际的教育情况，同时也比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理论”更加完善。
从史料学的角度来考察全书，不难看出作者治学严谨的态度。作者采用了大量详实的史料及文献资料。全书所采用的主要参考资料共133种，其中包括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和年代较早的历史资料。如对早期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论述中，作者就引用了1903年第2期《政通艺报》中“邓实《论社会主义》的文字”来阐述当时的“社会主义是以西学东渐中的一个流派出现的，但是，中国人对它的认识却情有独钟，对其前景和价值充满希望这一观点”。同时作者大量采用了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海内外一些史料价值较高、剖析历史事件观点更为客观的书籍文献作为参考资料，如《革命文献》（台北）第54辑，用来阐述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左右进行的一些学制改革。同时作者也注意采用史料价值高的报刊杂志，如引用《燕京新闻》（1938年12月，第17卷）来强调教会学生在中国教育界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大量参考引用一手资料的同时，作者也注意对史料进行更深一层考证研究，以挖掘其对中国教育思潮方面影响的史料价值，如在书中讲述“孙中山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读书，潜心革命学理的探讨，开始重视欧美国家中早已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学说，尤其是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所谓‘单税社会主义’学说”。作者将亨利·乔治的单一税理论加以阐述引用，以强调说明孙中山对于社会主义的追随。通观全书可以发现作者是本着严格分析考证的态度对史料加以采纳和应用的，并注意筛选分类。
作者依据对中国近代教育史课题多年的研究心得，并采纳前辈学者的一些成果，加上翔实充分的史料依据，清晰地为我们勾画了“西学东渐”的教育思潮及其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内在关系。但可能由于受到西方某些著名学者论断的影响，作者将中国封建主义的儒家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源归为“地理环境决定论”，此观点难免有些绝对。众所周知，一种因素一般很难完全决定一定文化的形成。此乃本书在史学理论方面的不足之处。但是作者在介绍“西学东渐”对近代中国教育思潮影响的过程中，并不是按常规协作方式单纯以时间为线索描述，同时还以事件的逻辑规律展开西学东渐的影响。这使读者理解西学东渐对中国带来的影响、作用及深远意义都有清晰的规律脉络可循，使本书在介绍中国近代教育史方面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作用。
注释：①任继愈曾指出过文化势差问题，见任继愈："中国哲学的过去和未来"，光明日报[N].1993.8.23。
②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第11-25页
③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M].华东师大出版社，2000年第二版，第288页
参考文献
[1]史革新：《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5期
[2]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转引自胡思庸：《西方传教士与晚清的格致学》，《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6期
[4]转引自龚书铎：《晚上清西学约议》，《近代中国与文化抉择》
[5]赵德志：《“五四”后西方哲学东渐及其影响的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