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风雅自此萌：论江苏地区高等（高等级）教育的诞生
摘要：先秦与秦朝时期，江苏地区开始出现高等（高等级）教育的形式，但还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两汉时期，江苏高等（高等级）教育在制度与教学内容上有所提升，实现了由初等教育向高等（高等级）教育的转变。从对先秦及秦汉时期江苏地区高等教育事业的实际考察中发现，其历史内涵应具有超越一般蒙学及基础文化教育的层次，具有较高程度的经学教育与研究，在某种范围内为政权输送高级官僚的职能。同时，江苏地区高等教育具有官私立并萌性、区域不平衡性、家学奠基性等三个时代特点。
关键词：先秦；秦汉；江苏；高等教育先秦、秦汉时期是确立中国古代教育雏形的关键时期。江苏地区的高等级教育①也从无到有，经历了先秦与秦朝时期的酝酿，终在两汉时期而初萌。
一、先秦与秦朝时期江苏地区高等级教育的酝酿 早在中更新世旧石器时代，江淮大地即有了人类活动的历史。40万年前，江苏地区的人类生活进入原始社会阶段，以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北阴阳营文化、湖熟文化等类型为代表的先人文化证明了江苏地区人类文明的延续性。夏、商时期，江苏地区不但与中原华夏文明同步前进，并且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风格。西周时期，江苏主要为徐夷、淮夷的活动区域。春秋战国时期，江苏主要为宋、齐、吴、越、楚等国的疆土。先秦时期的江苏先民们创造了灿烂的人类文明，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先秦时期，教育作为人类生活所衍生的附带活动，其内涵和形式与现代概念有很大差异。从现代高等教育的定义来看，先秦时期的江苏地区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活动或理论的出现，但有一些教育活动可以视为江苏地区高等级教育出现的前奏。
三皇五帝时，生产劳动知识、道德伦理规范、社会生活习惯以及军事战斗技能、艺术等成为先民教育的主要内容。至夏代，道德伦理规范、生产劳动知识、社会生活习惯已演变为人类生活的基本内容，其教育性质逐渐被剥离，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教育即将产生。有人称尧舜时期即有“成均”之教，是为古代高等教育始祖。汉代人董仲舒曾考论五帝名大学曰“成均”。客观分析，“成均”只能视为一种原始的全民性社会教育萌芽，并非后代所理解的高等教育。“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1]自从商代学校出现后，天命秩序、祖先崇拜、艺术修养则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西周立国学，分大学、小学。《礼记·王制》载有：“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2]“辟庸”与“泮宫”是中央与地方诸侯所设立的最高学府，其教育对象主要为贵族子弟，亦有部分从平民的上层群体子弟中选拔的“俊选”，但为数极少。在民间设有承担地方教育之责的乡学。《周礼·地官·司徒》载有乡师“各掌其所治乡之教而听其治”[3]；有乡大夫“各掌其乡之政教禁令”[4]；有州长“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5]；有族师“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则属民而读邦法，书其孝弟睦姻有学者”[6]。乡学的教学内容，多为“六德”、“六行”、“六艺”之类。至春秋战国时期，私学萌发，官学亦不断提高。
东周以前，江苏地区的教育活动已难确考。东周时期，江苏地区立有若干诸侯国的国都，这些国都中应有泮宫之类的教育场所。虽是一诸侯国内的最高学府，但限于其时人类文化发展水平的整体性，“泮宫”一类的教育机构的教学内容与宗旨仍然属于初级教育层次，难以归于高等教育的范畴。通过这些教育机构，这些诸侯国对其贵族子弟的教育有一定成绩，如春秋时期占据江苏最主要区域的吴、越等国的历代国君，其文化修养相对较高。吴王阖闾当政之初，“口不贪嘉味，耳不乐逸声，目不淫于色，身不怀于安，朝夕勤志，恤民之羸，闻一善若惊，得一士若赏，有过必悛，有不善必惧，是故得民以济其志”[7]。没有接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是难以有如此作为的。显然，这其中有“泮宫”这类教育机构的功劳。
在中原文化的南传中，教育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作为江苏高等（高等级）教育的前奏，我们可以发现几个有着重要作用的人物身影。春秋吴国公子季札可为其中之首。季札（前576年—前484年），姬姓，名札，又称公子札、延陵季子、延州来季子、季子，是吴王寿梦的第四子。史传其为春秋时期南方第一位儒学大师，与孔子齐名，时人称“南季北孔”。季札曾出访鲁国，期间欣赏了鲁国所保存的周乐与舞蹈，并对之进行了评析，其中涉及政治、文化领域的精辟分析，鞭辟入里，语惊四座。这段历史在《史记》、《国语》、《左传》中都有记载。元代张铉纂修的《至正金陵新志》卷九《学校志》称：“有季子，圣门子游始北学焉。” [8]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季札的文化修养与学术水平，同时也可以将季札使鲁视为中国第一次南北方高层次的学术交流与考察活动。另一个人则是言偃（前506-前443），字子游，又称叔氏，今江苏常熟人②。传说是孔子唯一的南方弟子，曾任鲁国武城宰。言偃年轻时即拜入孔子门下，精通其学说，并恭身实践，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在以言偃为代表的江苏学子北上求学的同时，一些北方学者也南下江苏，为江苏地区的文化传播与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如澹台灭明是孔子贤弟子之一，学成南下后，长期在江苏沿江苏南、苏中区域活动讲学，弟子甚众。还有子贡、司马耕等人皆是其中杰出者。除了儒家学说，其时道家、墨家等学说也通过江苏人庚桑楚及从北方至江苏的道家杨朱、墨子弟子公孙过等人的引介而传入江苏。
有学者以为：“今天的江苏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我国古代教育最先萌发的地区之一。”[9]崇文重教的风气自先秦时期就扎根江苏大地，为江苏地区高等教育的未来打下了坚实的人文基础。
秦朝建立后，在加强中央集权制度的政治目标下，采取了系列文化教育措施，对高等（高等级）教育的出现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大一统国家体制下，先秦时期所存在的各地“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等现象被逐渐消除。“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10]秦朝将诸国流行的古、籀、篆三种字体改为小纂、隶书。虽然还存在着多种字体的并存现象，但文字由繁趋简，由难趋易，由杂乱而趋统一的趋势已是主流。“小篆和隶书的出现和使用，于文化学术的推广，教育的开展，是有重大意义的。”[11]文字改革为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契机，更为中原地区与江淮地区的教育交流、共进提供了条件。
·教育史研究·江淮风雅自此萌：论江苏地区高等（高等级）教育的诞生为了掌握教育的主导权，秦朝“设三老以掌教化”，在中央设有博士、太傅、少傅，在地方设有“三老”，建立了“三公在朝，三老在学”的教育管理制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12]。“郡下有县，县下有里、亭、乡。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设三老，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听讼，收赋税；游徼循禁盗贼。”[13]“三老”在地方基层充当着教师及教师管理者的双重角色。同时，秦朝政府基于政权稳定的考量，“禁游宦”，限制人们的流动、迁徙、集会、结社、讲学等活动。鉴于“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而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14]，秦朝奉行“以法为效”，反对儒学及其他诸子百家思想的流传。 “闻今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15]作为传播思想的教育活动受到了统治者的高度关注。这种限制学术及教育自由的政策压制了秦朝私学教育的生存空间。战国时期所设立的各国学宫，如齐国的稷下学宫等，都被取缔。先秦时兴旺的私学活动在秦朝转入了低谷。同时，秦朝所颁布的“吏师制度”规定“以吏为师”，只允许向法吏学法，教育内容被单调的限定为法家思想与“书简之文”。政府的法令条文成为学习内容，教育成为政府意志的绝对附庸。
在大环境的影响下，较之先秦，秦朝江苏地区的教育之风虽存，但缺少了值得记录的亮点。秦朝时期，江苏地区原有诸侯国都的城邑皆受摧坏，失去了教育的地方自主权。而政府对私学的严厉限制，特别是“禁游宦”的实行，压制了先秦以来江苏民间私人教育的良好势头。无论官办还是私立，江苏地区的高等（高等级）教育失去了产生与存在的土壤。虽然医药、种树之类的私学讲授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甚至兵法之类的学说也流行不缀，如项羽、张良、韩信等人都曾接受过此类教育，并且有所继承发扬。但就高等传统学术范畴的教育而言，缺少新的进步。
总体观察先秦、秦朝的江苏地区，尽管存在高等（高等级）教育的形式，但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这些前奏为江苏地区真正高等教育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二、两汉时期江苏高等教育的初萌
江苏高等教育的出现是在两汉时期，在制度与教学内容上有所提升，实现了由初等教育向高等教育的转变。
西汉建立后，执政体系多承袭秦制，但亦有变通，尤其是执政思想开始出现重大转折。秦朝苛政引发了人民的反抗，使西汉统治者认识到“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16]。“教化立而奸邪皆止。”[17]在这种重教思想的指导下，汉初的教育指导宗旨实现了由法治教育向德治教育的转型，其文化教育政策经历了“杂霸”与“独尊”两个阶段。从初期讲究黄老之学的“无为”到汉武帝开始的宽松程度下的独尊儒术，两汉时期的教育思想经历了一次全新的变革，也直接影响着这一时期江苏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西汉时期，官学与私学的发展都较前代有了超越，学校遍立，儒师辈出。“汉氏承秦燔书，大弘儒训，太学生徒，动以万数，郡国黉舍，悉皆充满。学于山泽者，至或就为列肆，其盛也如是。”[18]“汉武帝立《五经》博士，置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其传业者甚众焉。”[19]
汉初，以道家思想为主干，法家思想为枝干，混合儒、墨、名、阴阳等学说的黄老之学成为官学教育的主要内容。但其学说十分混杂，教育主旨并不十分明确。这个时期经学开始昌盛，并逐渐形成了今、古文经的争论。与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的争鸣不同，此时的今文经、古文经的争论是于儒学一家之说的内部争鸣，而不再是百家之说，是一种在汉朝统治者控制下的受限制的学说争辩。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了三大文教政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太学，置明师”，“重选举，广取士”。这些对教育进行儒学化改造的策略在西汉的实行，对西汉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官学方面，西汉改变了秦朝废学弃教的政策，大力兴学设教。在都城立太学，在地方设各级郡国学校。西汉太学设立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是汉朝官立的中央高等教育学府，标志着我国封建官立大学制度的初步确立。地方官学则为郡国学校。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汉朝正式颁布地方官学制度，明确规定：“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20]普遍设立了郡国学校，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东汉末年。学术界一般以为，汉代的郡国学校是与行政区划相匹配的，分级为学、校、庠、序。其中学、校等级较庠、序高。平帝时期，郡国学校中又设置了教育皇族子弟的“宗师”（宗卿师）。学、校内设有经师，以经师讲学为主，学生自学为辅，有考试。此外，还有进行文学艺术研究的鸿都门学等教学机构的设立。
在私学方面，因为汉初社会初显稳定局面，经济平稳，民间求学欲望强烈，兼之官立教育体制还未健全，私学较为兴盛。各私学家所秉持的学说也不囿于儒家一门，黄、老、道、法、卜莁、算学、历数等各有流传。很多没有立为博士的名师大儒躬身于私学讲学，一些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官员也从事私人讲学活动。东汉时期，私学更形发达，其原因有二：一方面由于官场政治斗争激烈，倾轧严重，很多儒学大师在政治上受到挫折，寄情于教育，进入民间，讲学授徒；另一方面是因为今文经学在官学中的强势地位，使得古文经学不得不转移阵地，以私学为主要载体进行传播，客观上起到了促进私学发展的作用。私学粗略可分为以蒙学为主的书馆，以经学为主的乡塾及以专经为主的“精舍”教育。在私学中，还有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即家学，多见于贵族大儒之家，也为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认字启蒙到熟悉一般经书，再到专研经传的教育递进层次已然成型。基于这种教育层次的考察，可以将各个郡国的“宗师”、学、校，以及私学中的专经教育机构作为江苏地区高等教育的首现③。
首先，“宗师”教育是培养诸侯国贵族子弟的高等教育形式，在江苏地区的各诸侯国中也应普遍存在。楚、吴、江都、广陵、泗水、沛、彭城、下邳等诸侯国的王族弟子都应接受了“宗师”教育，这种教育采取了由中央派遣师、傅、相，对诸侯及其储君进行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方式。汉代江苏较为有名的诸侯王之师、傅、相，有任楚国之傅的经学大师韦贤的五世祖韦孟和江都相的董仲舒等人。汉朝江苏地区诸侯国的宗师教育不乏优良之例，培养出对朝廷忠诚、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诸侯国接班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董仲舒对江都易王刘非的教导。相传刘非“好气力，治宫馆，招四方豪杰，骄奢甚”[21]，董仲舒相江都后，采用儒家“正谊明道”的思想来教导刘非，得到了刘非的尊重与敬服。“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22]董仲舒成为当时诸侯国中宗师教师的楷模。《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称光武帝子沛王刘辅“好经术，善说《京氏易》、《孝经》、《论语》传及图谶，作《五经论》”[23]。这也是其师、傅教导有方的结果。但亦有反面例证，如高祖少子淮南王刘长素不驯服，谋反后，袁盎上书汉文帝，称“上素骄淮南王，不为置严相傅，以故至此”[24]，将淮南王叛逆的责任推到了其师、傅的身上。西汉时期，代表中央政府权威、维护中央政府利益的师、傅、相与诸侯王之间常有意见冲突。如吴王刘濞素来骄横，袁盎被任命为吴王相时，其侄就曾劝诫其不要过于与吴王冲突，以保全自己。有些师、傅、相因教导诸侯王而引来杀身之祸，楚王刘戊就曾对劝诫其放弃叛乱念头的相、傅大加屠戮。“其相张尚、太傅赵夷吾谏，不听，遂杀尚、夷吾，起兵会吴西攻梁。”[25]就总体而言，两汉时期的诸侯王及储君教育还是成功的，大部分的诸侯王都有良好的文化素养与学识，对所封地区的稳定发展起到了正面作用。
其次是郡国学校、私学专经教育。两汉是江苏地区高等教育的首现，所以郡国学校虽多有设立，但并未有太大亮点，史书也少有记载。相对而言，比较兴盛的是私学专经教育。
西汉时期，东海下邳人严彭祖曾向鲁人睦孟学习《春秋》，后自己讲学授徒。“孟死，彭祖、安乐各专门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颜、严之学。”[26]时人称为“楚两龚”的龚胜、龚舍两兄弟，“少时好学明经”[27]，结束仕途后，返回故里楚国，龚胜传授《尚书》，龚舍“通五经，以《鲁诗》教授”[28]。其时还有沛人施雠、翟牧、邓彭祖、高相等人教授《易经》；沛人褚少孙、楚太傅唐生等人教授《诗经》；沛人庆善等人教授《礼经》；沛人蔡千秋等人教授《谷梁春秋》等。东汉时期，私学专经之学在江苏更加发达。彭城广戚人姜肱“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29]。足见其时江苏私学专经之学的影响。
两汉时期，也有大量的江苏人北上求学，接受都城高等教育的熏陶。清代赵翼于《陔余丛考》卷十六《两汉时受学者皆赴京师》条中称：“盖其时郡国虽已立学……然经义之专门名家，惟太学为盛，故士无有不游于太学者。”[30]以东汉广陵一国，即有张纮，“入太学，事博士韩综，治京氏《易》、欧阳《尚书》”[31]。臧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学”[32]。徐淑“随父慎在京师，钻《孟氏易》、《春秋》、《公羊》、《礼记》、《周官》”[33]。可见，江苏籍学者一方面就学于太学，另一方面，其中一些学者以其学识任教于太学，为中央高等教育作出了贡献。也有江苏籍学者游学各地，如沛人褚少孙、庆善、广陵人张纮等，推动了各地文化、教育的高层次交流。
三、江苏地区高等（高等级）教育诞生时的职能与特点现代高等教育事业具有三项基本职能，分别是培养专门人才、科学研究与服务社会，其中服务社会是现代高校的专属职能。从对先秦及秦汉时期江苏地区高等教育事业的实际考察中发现，其历史内涵应具有超越一般蒙学及基础文化教育的层次，具有较高程度的经学教育与研究，在某种范围内为政权输送高级官僚的职能。从这三点考量，江苏地区确实于先秦、秦汉时期诞生了高等（高等级）教育。
从办学层次分析，先秦与秦朝时期的江苏地区教育主要是人类生活及文化学习的初始阶段。尽管中原及西北、山东等地区已经大量存在着诸子的私学讲授活动，江苏地区也有类似的学者痕迹，但从制度上来看，江苏地区还未形成制度化的高等级教育体制与实体。两汉时期，启蒙教育及基础教育则由蒙学承担。超越其上的以宗师及地方官学中的学、校为官立高等教育机构，以专研经学的私学为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高等教育体制隐然成形。
从经学教育与研究职能分析，先秦与秦朝时期的江苏地区经学教育主要为被动接受中原等文化教育发达地区的熏陶，未形成经学教育与研究的规模化效应。而在两汉时期，“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34]。经学已经成为教育的主导内容，其教学层次与内涵也显著提升。尤其在私学专经教育中，私学贯彻的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倾向的人文教育，其教学内容主干是经学教育。且因为地方学校、私学与中央太学没有从属关系，不受太学约束，课程设置较为自由，教学内容各有差异。通过这些教育，江苏诞生出了大批经学人才，根据《汉书·儒林传》、《后汉书·儒林传》的记载，西汉江苏具有较高学术水平者为治《易》的施雠、孟喜、高相、邓彭祖；治《诗》的韦贤、褚少孙、翼奉；治《书》的龚胜、唐林、唐尊；治《礼》的后苍、庆普；治《春秋》的严彭祖、蔡千秋。东汉则为治《易》的刘昆、洼丹；治《书》的丁鸿；治《礼》的董钧；治《春秋》的丁恭、周泽。名家济济，异军突起，文秀东南。
从某种范围内为政权输送高级官僚的职能分析，先秦与秦朝时期，对于官员的选拔主要还是采取世官制、荐举制、军功制、客卿制，虽有部分通法、征士而入仕者，但不为主流。高等（高等级）教育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太多的价值空间。两汉时期，除察举、孝廉外，还有茂才及察举特科（有贤良文学、明经、明法等）等途径获取人才，具备高等教育学习经历成为一种附加优势。也因此，两汉的官学高等教育含有强烈的政治意味，除了“文吏之学”，即“好仕学宦，用吏为绳表”[35]外，亦有“都试讲武，设斧钺旌旗，习射御之事”[36]。两汉时期，郡国还负有举荐博士弟子的职责。通过考问经学，根据成绩，授以官职。在这个过程中，经学造诣成为关键。如东汉毗陵人高彪举孝廉，试经第一。很多江苏籍官员勤勉任职，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成为一代名贤。彭城人刘向，《江南通志》称其“宣帝讲论五经于石渠，拜郎中，元帝时官宗正给事中……成帝时复进用，会王凤兄弟秉政，向集《洪范》、《五行》，传论奏之……尝序次《列女传》，着《说苑》、《新序》，数上封事，帝每嘉叹之”。这也是江苏地区高等教育的职能展示。
先秦、秦汉时期江苏地区高等（高等级）教育具有官私立并萌性、区域不平衡性、家学奠基性等三个时代特点。
江苏地区的高等（高等级）教育的诞生具有官私立共同起步、共同发展的时代特点。元始五年（公元5年），汉廷“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37]。如此体量，足见两汉私学规模宏大、内容广博、人才济济。江苏地区其时亦是如此。在江苏高等（高等级）教育诞生的过程中，先秦及秦朝时期，苏中及苏南地区的高等（高等级）教育首先崛起。但在两汉时期，则以徐州为中心的苏北地区成为发展重心，其原因受政权格局影响巨大。先秦时期，苏中、苏南因吴越等强国的发展而首先受益，文化教育得以先行一步；至秦朝，仍有惯性反应；而两汉时期，大一统格局下，地近中原的苏北地区更易受北方先进教育的影响，形成了以徐州为中心的教育先发区。江苏地处南北交界，因此这种教育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在江苏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中虽变现形式不一，但一直存在。私学专经之学的出现，为门第家学的演变流传创造了条件，两汉时期的私学专经教育直接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贵族家学的滥觞。一些名家大师被征辟入仕后，门风代传，形成了系统性、差异性的家学，直接影响到魏晋南北朝江苏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
江苏高等（高等级）教育的初萌，既是中央政府制度化推动的结果，更是江苏人民自我促动的结晶。江淮衣冠自此萌，江苏地区的古代高等教育事业也自此走上了一条具有区域特色、成就斐然的道路。
注释：
① 所谓高等级教育，是指高于启蒙及一般知识性教育的教育层次之上的教育形态。在中国古代教育的概念范畴中，尤其是在先秦等时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只有区别于启蒙与一般知识性教育之上的高等级教育。
② 一说是上海奉贤人。
③ 亦有学者以为只有中央的太学为高等教育，郡国中的学、校仅为中等教育，本文不认可此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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