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时期中小学教科书中的“辛亥革命”
[摘要]北洋军阀时期是近代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重要时期，也是辛亥革命发生后的最初阶段。但在此短短十余年间，以1913年二次革命为分界点，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对于辛亥革命这一事件的记载却存在极大的差异。二次革命发生前，教科书中的辛亥革命是以“革命”的积极面目出现的；二次革命后，辛亥革命“革命”的意义被有意地缩小，甚至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中都处于缺席的地位。这一时期教科书对辛亥革命的记述之所以前后呈现如此大的变化，除了政治的因素外，也与教育宗旨、史观和教科书的审定制度休戚相关。
[关键词]北洋军阀时期，历史教科书，辛亥革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2-0024-06
教育是型塑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的重要手段，教科书则是实现这一型塑功能的主要载体，担负着向受教育者“规范”各种知识、构建“集体记忆”的重要作用。而辛亥革命作为近代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在其发生后不久即被引入教科书中，成为实施现代教育型塑的重要元素。但受政局变动、时事需要及学术研究的影响，各时段教科书对于辛亥革命的书写常有不同，甚而差别极大，而这又对各时段民众(特别是受教育者群体)辛亥革命集体记忆的构建起到了直接的影响。鉴于篇幅所限，本文即以北洋军阀时期中小学教科书对辛亥革命的记载为分析对象，对此阶段教科书中的辛亥革命观稍加探讨。
一
辛亥革命发生后不久，此事即被教科书所收入，成为构建受教育者“合法”知识或观念的一部分。对辛亥革命的记叙，多个学科中都有存在，如历史、国文、地理、修身等科目。不过总体而言，记载辛亥革命最为集中的当属历史教科书。如1912年的历史课程标准中就明确有讲述“民国之建设”的要求。而后其他历次历史课程标准也都将辛亥革命作为一个重要的知识点加以规定，因而自北洋政府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各个时段的本国历史教科书中都有辛亥革命的记载，这些记载不仅仅是篇幅长短有别，而且不同时期的辛亥革命呈现出来的面相具有某种不确定性与可选择性。即便是在位仅仅五年的袁世凯，其执政时期，教科书对于辛亥革命的记叙也显示出一定的变动。
据考证，辛亥革命发生后，较早记载这一事件的教科书是开智编译社编辑的《小学历史教科书》。该书初版于1912年10月，其在“第二十课民军起义及民国成立”中记载如下：
满清入关以来，待遇汉族不平等，人民积怨已深，迄乎近世，吴樾、徐锡麟、熊成基、汪兆铭、胡瑛等，皆牺牲一己，与满族为仇，以时机未至，事皆不成。铁路国有之政策定，人心愈愤激，武昌义旗一举，全国响应。清廷知战争久延，必启瓜分，遣使与民军议和。时孙文自海外归，被举为临时大总统，组织临时政府于南京。磋议两月，议定优待皇室条件，于是清帝逊位。孙文亦辞职，参议院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南北统一，遂为亚洲第一共和国。
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该课文虽然仅寥寥200余字，但不仅简略概述了辛亥革命的大致过程，而且对于革命发生原因也有一定分析，指出“待遇汉族不平等”与“铁路国有之政策”是导致辛亥革命爆发的两个主要因素，并对辛亥革命相关的一些关键人物，如孙文、袁世凯、黎元洪都有提及。另外对于辛亥革命产生的影响也有一正面的判断，认为是这一事件造就了“亚洲第一共和国”。仅在革命发生后数月，历史教科书就有这样基本可信的叙述，应该说十分可贵，符合了南京临时政府所要求的“使知历史上重要事迹，明于民族之进化、社会之变迁、邦国之盛衰，尤宜注意于政体之沿革，与民国建立之本”的历史教育目标。
除开智编译社的《小学历史教科书》外，另一较早涉及辛亥革命的还有庄俞、沈颐编辑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小用)》。该教科书初版于191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据其编者自称：该教科书“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为目的”，包含“理科及天文、地理历史等科之常识”，“注重立身居家处世以及重人道爱生物等以扩国民之德量”。因而编写的课文中包括“民主国”“共和国”“平等”“自由”“司法”等篇目，并有“辛亥革命”“国庆日及纪念日”二课专门叙述辛亥革命。其中“辛亥革命”一文首先解释了“国家政治，拂逆人民之公意，人民不得已以武力颠覆政府，谓之革命”，辛亥革命正是由于“前清季年，政治纷乱”而导致“革命之说日盛”，最终“辛亥之秋，革命军起于武昌，各省响应，清帝退位，遂建中华民国”。同前述《小学历史教科书》中对辛亥革命的记叙相比，两者虽都是对辛亥革命的肯定评价，但《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更强调辛亥革命的“革命”意义。应该说这些教科书中较早对于辛亥革命的论述大体比较公允。
但自1913年后，对于辛亥革命的叙述开始有所偏差侧重。如1914年《单级国文教科书》第八册记载辛亥革命如下：
我国革命之役，起于辛亥之秋，不久而临时政府成立。清廷遣使议和，历时未决，内阁总理袁世凯调停期间，隆裕太后及宣统帝遂逊位让国。临时政府迁于北京。国民以袁世凯有大功，更举为临时大总统。翌年十月国会选举正式总统，袁世凯当选。政府改组，列邦承认，我国基础由是始定。
该课文还附有袁世凯相片一张。若将此书的辛亥革命记叙与前面所说两书相对照，可以明显发觉，后书的记叙在做不公正的取舍，即对革命党人的一方，包括孙中山都避而不谈；有意扩大袁世凯在其中的作用，认为袁世凯有调停、迫使清帝退位的“大功”，故而被选举为临时大总统与正式总统。但若证诸事实，则可以肯定袁世凯的赞成共和，是存在很大的政治投机行为。
另外，1914年的《中华女子国文教科书》与1915年的《新制单级国文教科书》，也有类似之处。
如《中华女子国文教科书》记载：
民国成立之前年十月十日，民军起于武昌，以改革政体号召，全国旬月之间响应者十余行省。清兵南下与民军累战于武汉之间。斯时也，南北相持，各省军队林立，人心纷扰，列强环伺，藩属生心。袁世凯深虑战祸延长，举国糜烂，力持停战，遣使南行，与民军议定优待皇室条件，清廷遂宣告逊位。民国元年二月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建设共和政治。于是全国乃渐趋于统一。二年十月袁世凯复被举为正式大总统。各国一致承认，此中华民国成立之始末也。
《新制单级国文教科书》中也说道：
清季政治不良，民军起义于武昌，以图改革。数月之间，各省响应。袁世凯为清廷内阁总理，虑全国扰乱，力持停战，遣使南行议和，定优待皇室条件。清帝逊位，让权于中华民国。是时各省军队纷扰，藩属离心，几成分崩之势。幸民国成立迅速，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从事整理，秩序渐复。已而正式大总统仍举袁世凯续任，友邦同时承认，民国基础乃固。
之所以会出现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记叙中缺席，当然是因为二次革命。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分裂，致使袁世凯通过教育部直接下令：“查各商店旧日编纂之教科书，叙述民国成立，于孙黄颇有奖饰之词。今彼等叛乱行为，已为全国所共见。自应将其肖像及称扬之语，悉行删除，以祛国民之瞀惑。”网故而自1913年至1916年间教科书中基本没有了对于革命党人的记载，甚至当时历史教科书在叙述辛亥革命时也是如此，如1915年出版的《实用历史教科书》也绝口不提孙中山、黄兴和革命派。出于同样的因由，此时对革命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及1914年白朗起义的记载全为负面之辞，认为：“民国二年之赣乱，及民国三年之豫匪。凡惨遭蹂躏地方，学务既多受影响，即其余各地，亦以经济之困难，未能大事扩张，此则识者之所不能无虑也。”从其叙述可以发现，编辑者从社会秩序稳定的角度，对二次革命与白朗起义加以批评，实质是否定了革命党人维护民主共和而发动的革命运动。当然这一出于政治原因而刻意忽略、甚而否定作为辛亥革命主角之一的革命党人，夸大当权者袁世凯的书写策略，直接损害了这一时期教科书作为传授知识载体的权威性与客观性。
尽管此时教科书在记叙辛亥革命时存在明显的偏差，但作为辛亥革命在教科书中最初的书写仍有其可取性。
如对清王朝覆灭原因的探讨，这一时期的教科书认为：一是清朝建立以来，长期推行的种族不平等政策，致使人心尽失，这成为革命爆发的诱因。二是国事败坏，任人唯亲。清室先是“妄信义和团，以致丧国权，重民困，已大失民之心”，又“国事败坏如故，事权悉归亲贵，且政出多门，贿赂公行，国民益失望”。三是出卖国权。清廷“旋颁铁路国有之命，将商股减成收购，民怨益甚”，“人心益离散”。四是社会危机四伏而清廷处置不当。“先是清室以政治不良，诸不正当之秘密结社棋布域内，其军人亦未受相当之教育，不知保国卫民为何物，识者已早怀瓦解之忧，加以立宪无期，专制弥甚，民人之从事革命者日益增多，清廷但知恃武力为长城，从未能为根本上之救济用，是推倒专制之必要，渐次印人军人之脑海，而险象环呈。”
由此看出，这一时期教科书对于清廷覆灭原因的认识，不仅看到了清政府自身的不足，即出台政策的连连失误，本身的腐败致使误国误民，而且注意到革命党人能够成功发动辛亥革命，除了宣传发动、动员组织已久，顺势而为外，更重要的在于革命党人提出了顺乎民心的“三民主义”纲领。
另外，这一时期多数教科书都从正面肯定了辛亥革命，认为一方面“民国成立，清帝退位，从此吾国历史上得一大结束扫专制之旧习，增民族之光荣”；另一方面“中华民国成立，乃合汉满蒙回藏五民族为民主立宪国”。这其实是讲明了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就在于推翻了封建专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实现了政体的转变。《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对此表述的更为明白：“我中华立国亚洲数千年来，政尚专制，相沿不革。自民国成立，革新政体，扩张民权，创历史未有之观，开亚洲共和之幕。”将中华民国的成立提到了“创历史未有之观，开亚洲共和之幕”的高度。
这一时期教科书还对民主共和思想进行了初步的普及。如将“共和国”简明解释为“共和国者，以人民为国家主体。一切政务，人民自行处理之，故亦谓之民主国”。所谓“平等”则是指“共和国无阶级之分，人人平等，受治于同一法律。不论何人，权利义务，无不从同”。所谓“自由”即指“共和国之法律，凡属个人之自由，不特他人不得侵犯，即国家亦不得侵犯”。并且解释维持“共和”的要素就在于平等、自由、博爱。这些民主共和概念，在现在看来可能相当粗浅，但对于刚刚从几千年君主专制的统治中脱离出来的民初国民而言，却起到了必可不少的思想启蒙作用，直接推动了民主共和真正深入人心。
总体来说，袁世凯时期教科书对辛亥革命的书写，既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也有不少偏差。
袁世凯死后，中央政权仍落到了北洋军阀其他派系手中，自此中国陷入军阀长期混战的局面，而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依旧长期处于中央政府的对立面。因为这一缘故，教科书中对于辛亥革命的记叙有所避忌。如历史教科书虽然记载有辛亥革命，却已不再是学习的重点。将1923年《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与前述纲要相比，可以发现在教育胃的上删除了前期重点讲述“民国之建设”，重在培养学生的“博爱、互助的精神”，使学生“养成学生读史的兴趣和习惯”等要求。在讲述内容要点上，也没有将辛亥革命单列出来，只是笼统的标了一个“民国史迹”的篇目。这也正反映了辛亥革命在教科书中地位的下降。
尽管如此，历史教科书因为叙述史实的需要，或多或少地对于辛亥革命的经过及其社会影响留下了相对详细的记载，并在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如对于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此阶段的教科书把责任完全归咎于清政府。认为正是因为“清廷为着政治不良”，使得“当时全国的人心，厌恶帝制已达到极点”，“屡起变乱”，革命党人于是“义师蜂起”。具体来说，乃是“清廷握专制之权数百年，实不愿改用宪政，将大权公诸人民，是以阳说预备立宪，(光绪三十二年下诏)暗中实厉行专制。此外一切政治也无革新的诚意，人民见清廷态度如此，知道舍去‘革命’别无救亡之策，这是‘革命’的主要原因”。由此观之，革命党人的起义乃是顺应时势的产物，是清政府自掘坟墓的结果。
关于辛亥革命的经过，尽管教科书对于课本篇幅都有限制，但同此前相比，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对于革命的经过的论述更为详细，特别加强了对革命党人辛亥前的革命活动的记载。如卢秉征编辑的《实验历史教科书》，该教科书对于辛亥革命的记叙并不限于武昌起义发生后之事，而对此前诸如建立“兴中会”“同盟会”等革命活动加强了记叙。但一方面由于此前革命党人的活动具有秘密性，而且此时的革命党人仍处于与中央政府对峙的地位，不少教科书的编者对于清末革命党人的活动了解并不太确切，另一方面也许因为编者政治上的调和立场使然，所以在叙述时存在较多不准确之处，如组织同盟会只提黄兴，称康有为、梁启超以言论鼓吹革命，黎元洪起义于武昌等。
最后是辛亥后续影响有所延伸。袁世凯因为复辟帝制早已身败名裂，所以此期教科书对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行为也有明显的贬斥。如《新学制历史教科书》就写道：
(辛亥后)袁氏想永远维持自己势力，停止国会职权，解散省议会和地方自治会，国内都听从袁氏号令。……国人正在愤激的时候，北京忽然有筹安会发生，主张君主立宪，通电各省，举袁世凯做皇帝，改元洪宪。云南……等省起兵护国，外交也不顺利、袁氏只好取消帝制，不久就病死了。
此外，由于辛亥革命并未给中国带来真正的民主共和，反而造成军阀割据，因此推动此时一些教科书对改造中国的方式进行反思。如吴研因在《新法历史自习书》中就直接设问：“革命是激烈举动，渐图变法，是在比较和平些；民党舍变法而倡革命，他们的方针对吗?”正是在对激烈革命的反思基础之上，国人提出了“革命”与“改良”到底哪一条道路才真正适合中国这一问题。
同袁世凯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还有两点值得留意的：一方面是对时任总统的黎元洪有所放大，如前文就直接记载是“黎元洪等遂倡义于武昌”；另一方面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有了更多的记载，这也使得这一时期教科书的辛亥书写相对客观。
二
由上可见，无论是袁世凯执政，还是其后北洋军阀其他派系掌权，教科书对辛亥革命的记述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现象的出现，实与此时的审定制度、教育宗旨、史观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清朝末期，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国人对教科书的需求急剧增长，清政府为加强对编订者和受教育者的控制，规定教科书非经审定不能通行于各学堂，即各出版社或个人编辑的教科书要提交学部的审定科核定后，才能出版使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也继承了这一教科书审定制。1912年5月临时政府教育部就公布了《审定教科用图书规程》，其中规定：“初等小学校、高等小学校、中学校、师范学校教科用图书，任人自行编辑，惟须呈请教育部审定。这其实就是清末教科书审定制度的翻版。到1913年1月为止，教育部就在政府公报上公布了已审定的教科图书三十余种。尽管后来“民国四年，袁世凯任大总统，十六年段祺瑞为执政时，亦曾两度试行官编，前者无甚成就，后者仅一纸命令而已，故而北洋政府时期教科书采用的是审定制。正是这种严格的出版制度，—定程度上影响着教科书对于辛亥革命的记述。当然，教科书的编纂与出版，最重要的还在于对教育宗旨的依偎程度。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民主共和取代了君主专制。清末旧有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显然已不适合。时任教育部部长的蔡元培根据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要求，率先提出了公民道德教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1912年9月临时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新的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尽管在具体表述上与蔡元培的“五育并举”有些许差别，但两者实质基本一致。与此相应，各科教学目的也进行了调整。如历史，清季高等小学历史科教育的目的是：“陈述黄帝尧舜以来历朝治乱兴衰大略，俾知古今世界之变迁，邻国日多，新器日广；尤宜多讲本朝仁政，俾知历圣德泽之深厚，以养成国民自强之志气，忠爱之性情”。中学堂历史科教育的目的是：“当专举历代帝王之事，陈述本朝列圣之善政德泽……注意发明实事之关系，辨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而在1912年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校教则中规定：小学历史教育“在使儿童知国体之大要，兼养成国民之志操”，中学历史教育“历史要旨在使知历史上重要事迹，明于民族之进化、社会之变迁、邦国之盛衰，尤宜注意于政体之沿革，与民国建立之本”。历史教育的目的由培育“忠君”的臣民转向共和国的国民。
在新的教育宗旨的指导下，清末教科书也被禁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其中就规定：
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凡民间通行之教科书，其中有尊崇满清朝廷，及旧时官制、军制等课，并避讳、抬头字样，应由各书局自行修改，呈送样本于本部，及本省民政司、教育总会存查。如学校教员遇有教科书中不合共和宗旨者，可随时删改，亦可指出，呈请民政司或教育会，通知该书局改正。
清末风行全国的商务印书馆的“最新教科书”也因此种原因而被其后来编写的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为目的”的“共和国教科书”所取代。
但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宗旨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因政权被袁世凯所窃取而发生改变。袁世凯为实现其称帝复辟的个人政治目的，大造尊孔读经的舆论。1915年1月袁世凯在《特定教育纲要》中明确提出：“近日学子，厌弃旧学，丧失独立之精神，足为人心世道之忧；亟应极力提倡古学，发展固有文化，始足维持独立之精神，奠国基于不敝”，并要求“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法师；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不久，袁又颁布了“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的教育宗旨。同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教育宗旨相比明显倒退。受此影响，此期的教科书为奉行这一宗旨，又纷纷删除了有关“共和”“民主”的内容，对于袁世凯个人的记载有了加强。
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由其主张的尊孔读经的教育宗旨也相继被废止。但在袁之后，中国的政权仍掌握在北洋军阀手中。北洋各系军阀之间连年混战导致他们对于教育并不太重视，北洋政府对于改革教育宗旨也无大的热情，反而是在五四新文化浪潮的影响下，民间人士积极推动着教育改革的前行。1919年民间团体——教育调查会就提出了“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这一新的教育宗旨。在此带动下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了新学制，即“壬戌学制”，对于各科教育目的也做了重新调整。如历史，1923年颁布的常乃德起草的《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规定：
(1)研究人类生活状况之变迁，以培养学生适应环境，制御天然的能力。
(2)启发人类的同情心，以养成学生博爱、互助的精神。
(3)追溯事务的原委，使学生了解现代各项问题的真相。
(4)随时以研究历史的方法指导学生，以养成学生读史的兴趣和习惯。
这一历史课程纲要反映了“博爱、互助”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教育内容重新抬头，并且从教育本身出发，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
正是教育宗旨的变更，中小学历史的课程纲要也随之改变，培养人才的标准也与之相应调整。当然，历史教科书的编订，除了受到政府主导的因素影响外，与编者也不无关系，特别是编者史观的影响。
正如克罗齐所言：“历史就是历史学家在某种世界观和历史观指导下与史料之间的对话。”换言之，历史学家对“历史”的书写、解读直接受到其世界观、历史观的影响与制约。相应，教科书编撰者的史观对于教科书，特别是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而言，也至关重要。甚而教科书编者也不否认此点，因为“无论教科书的编撰者如何郑重公允，总不免有他的观点或偏见，这称为史观”，而编撰者的史观“有时也可以给初学者以研究历史的途径，但有时他的偏见也能给以不良影响”。
辛亥革命以后，进化史观成为历史教科书编辑的主导思想。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此时公布的历史课程标准。1912年公布的《中学校令施行规则》规定“历史要旨在使知历史上重要事迹，明于民族之进化、社会之变迁、邦国之盛衰，尤宜注意于政体之沿革，与民国建立之本”，“本国历史授以历代政治文化递演之现象与其重要事迹”。1923年颁布的《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则将“能知人类文化之演进状况”与“能知本国及重要各国政体变迁之概况”作为初级中学毕业的最低限度标准。这两个历史课程标准都明确体现了进化史观的印记。
证诸此期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也可体现这一特点。如钟毓龙的《新制本国史教本》在“编辑大意”中就写道：“吾国历史，多偏于君主及战争之事。共和肇始，皇家一姓之事，苟非与大事有关者，皆在所宜删；而战争之事，则别有专史，非本书范围所及也。本书要旨，在发挥我国国民之特色，而更推究其贫弱之原因，故于专制之成因及流毒，言之较详；而社会变迁、风俗隆替，尤所注意，庶学者读之，得知现势造成之由来，藉资反省与空谈往事而徒记姓名者不同。”从这一“编辑大意”可以明显看出进化史观取代传统变易史观后，历史教科书编写的变化：一是由君史变为民史，“皇家一姓之事，苟非与大事有关者，皆在所宜删”；二是要探究历史现象背后的原因，如“推究其贫弱之原因”“专制之成因”等；三是不再仅局限于政治史，也将“社会变迁、风俗隆替”纳入历史书写中。应该说这一转变是这一时段历史教科书编撰者的共识。另一教科书编者顾颉刚也认为：“历史教科书的主要事项，就是把进化的迹象指示出来。所谓进化的迹象，在大题目上，固是：民族是如何发展的；文化是如何迁流的；各时代中，政治和家庭的组织是如何的，经济力的分配是如何的，道德观念的方式是如何的；文明的主要器械是何时制作的。”故而由顾颉刚编写的《现代初中本教科书本国史》就指出：“举凡民族之分合，政治之设施，社会之风尚，学术之嬗递……足以表示时代特征者，皆为简略系统的叙述。”进化史观对于我国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影响十分深远，甚而在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党化教育”下仍留有其痕迹。
正是上述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使得北洋军阀时期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辛亥革命记载呈现出不同的面向，也形塑了国人对于辛亥革命的集体认识与记忆。
[作者简介]彭雷霆，男，1981年生，湖南衡阳人，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谷秀青，女，1981年生，山东菏泽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近代经济社会史研究。
[责任编辑：全骜颉]
参考文献：
[1]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2]开智编译社.小学历史教科书(第2册)[M].上海：中华书局，1912.
[3]庄俞，沈颐.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小用)(第1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
[4]庄俞，沈颐.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小用)(第5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
[5]庄适，郑朝汐.单级国文教科书(第12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
[6]范源廉等.中华女子国文教科书(第5册)[M].上海：中华书局，1914.
[7]刘传厚，范源廉，沈颐.新制单级国文教科书[M].上海：中华书局，1915.
[8]大事记·学事一束[J].教育杂志，第5卷第12号，1913.
[9]赵玉森.师范学校新教科书历史(第2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
[1]傅运森.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共6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
[11]章嵌，丁锡华编.新制中华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第6册)[M].上海：中华书局，1913.
[12]樊炳清，庄俞.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高小用)(第1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
[13]庄俞，沈颐.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小用)(第7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
[14]樊炳清，庄俞.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高小用)(第4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
[15]赵玉森.新著本国史(下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
[16]卢秉征.实验历史教科书(第4册)[M].北京：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1924.
[17]傅运森.新学制历史教科书(下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18]吴妍因.新法历史自习书(第2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
[19]李桂林，戚名琇，钱曼倩.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20]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21]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22]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2.
[23]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下册)[M].上海：开明书店，1931.
[24]钟毓龙.新制本国史教本[M].上海：中华书局，1914.
[25]顾颉刚.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发的商榷[J].教育杂志，第14卷第4期，1922.
[26]黄现璠.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J].师大月刊，1933(5).
上一篇：师生之情，同事之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