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修与直隶教育近代化

[摘要] 严修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其教育主张及教育实践极大促进了直隶教育的近代化。他提出了改革进而废除科举制的主张，这为直隶教育向近代化方向迈进清除了最大的障碍；在学部主政期间他创立新的教育体制，为直隶教育近代化奠定了制度基础；此外，他兴办了各级各类的新式学堂，形成了直隶近代教育体系的雏形。

[关键词] 严修；直隶教育；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 G5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2）01—0045—05

严修（1860—1929），字范孙，直隶天津人，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观其一生，在近代中国教育改革中，有多次首创之举。例如，1897年他首先奏请开设经济特科，是最早呼吁废止科举的有识之士之一。1898年始，他在籍五年，共“办民立小学堂，助办官立小学堂多处，并设补习所（培养师资）、研究所（研究教育），开全国之先河”[1]。1905年，严修又“于家设女子小学堂、保姆（幼儿师资）讲习所、养蒙园（幼儿园）。此为我国北方私人办女子小学、养蒙园最早者，培养幼儿师资为全国之先导”[2]。1906年，严修转学部左侍郎，“在职事多创举，如颁布教育宗旨，此乃我国首次明文规定教育宗旨”[3]。1908年，严修筹设大学分科，奏定各级学堂毕业生执照，此为我国新制学校毕业生颁发文凭之始。1909年，严修担任考试留学生阅卷大臣，拟定了八年教育计划，这是我国教育有国家计划的开端。同年，严修奏定变通中学堂课程，分文科、实科，各分主课、通习两种课程，这是我国学校文理分科之始。严修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贡献并不仅限于此，他的种种教育改革之创举从整体上加快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程，尤其对直隶近代教育事业的兴起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观其教育改革及实践对直隶教育近代化影响最大者有三：其一，改废科举；其二，创立新制；其三，兴办新学。

一、改废科举的主张及实践

科举是封建旧中国的知识分子飞黄腾达的必经之路，严修亦如此，他在科举的路途之上可谓是一帆风顺。1882年也就是他23岁的时候乡试中举，次年会试中进士。然而此时的科举制其种种弊端均已暴露无遗。严修虽是凭借科举步入仕途的，但对科举考试的流弊却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并给予了有力的抨击：“科举法之弊，人才之衰，至今斯极！若一无变通，似于作育之道，亦有未尽。”[4]说明严修意识到此时的科举已到了必须改革之时，否则将极大地阻碍人才的培养。当然，此时的严修对于科举制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对之进行改良的层面。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的开通，科举制已经完全不能适应经世致用的要求之后，严修则明确主张要废除科举。可以说，严修在对待科举这个问题上，也是经历了一个从深谙其弊端到主张改良最后到提倡废止这样一个渐进的过程。

维新变法时期，严修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选拔能够应时势所需之士，他看到“救时才俊，必不出于八股试帖之中”[5]。即此时的科举已经丧失了选拔人才的功能，必须对之进行改进。为此，严修“本育才兴学之意，为穷变通久之谋”，仿照康熙、乾隆两朝举行博学鸿词科的先例，奏请开设经济特科。1897年10月15日，严修将写好的《奏请设经济专科折》给太宁陈劭吾阅览，“劭吾以为可用矣”。10月19日，严修将此折寄往京城，奏请于科举之外开设经济特科。这里所说的“经济”是指“经国济民”，也就是通晓时务、安邦治国之意。他在《奏请设经济专科折》中指出：“为今之计，非有旷世非常之特举，不能奔走乎群才，非有家喻户晓之新章，不能作兴乎士气。”[6]打破旧例，设经济专科取贤能之士，“以表会归，而收实用”，以适应时代发展之需。严修的《奏请设经济专科折》上奏后，虽然因顽固派阻挠留中未发，并因政变而未及实施，但在五年后，1902年8月朝廷开经济特科，试题包括了政治、外交、理财、经武、格致、考工六项。至此，严修的这一建议终于得到实施，严修也因奏请设经济专科而闻名全国。在直隶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中，严修奏开经济特科一事至为关键，具有非同一般的进步意义，它成为废除科举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奏开经济特科，不仅切中了科举制迂腐空疏的积弊，打破了唯一的通过八股取士的渠道，也为学习西方文明，使新兴的有维新思想与技能的人才跻身政治舞台，打开了一条通道”[7]。

在《严修年谱》中，辑注者提及促成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一事，初出于先生力陈，这里的先生就是严修。卢弼撰《严公墓碑》中也提到：“伯兄（卢靖）常谓：曩与先生（严修）同谒项城，力陈科举之弊，非罢废不足以言兴学。项城毅然约江、楚二督入奏。数百年痼蔽民智之举，一旦廓清，最为愉快。”[8]经严修等人痛陈科举之弊，袁世凯遂电商张之洞，经张同意，便有了1905年袁、张等联名奏请废止科举的行动。改废科举制打破了陈旧迂腐的取士体制的束缚，为直隶教育向近代化方向迈进清除了最大的障碍，铺平了发展道路。在这一过程中，严修可谓功不可没。

二、创立新的教育体制，为直隶教育近代化奠定了制度基础

科举制废除后，旧的教育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也已被打破，故在此基础上建立新式教育体制乃时局亟需。在这方面，严修又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早在科举制废止之前，严修就于1902年自费赴日本游历考察新式教育，此间严修参观了日本的各级各类学校，并做了十分详细的记录。归国后，严修在天津锐意兴革，致力于新式教育的拓展且成绩斐然，颇为直隶总督袁世凯所器重，故力邀严修出任直隶学校司督办，而持重的严修要求“缓期一年”再就任，为的是先行赴日考察学政。在袁世凯的坚持之下，严修终于让步，答应先就职、后出洋，于是便有了1904年夏季的二度东游。此次赴日，其考察的细致程度较上次为甚，目的性也更加明确。回国后，严修在天津对直隶的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包括变通省校士馆的章程、选各州县士子游学、检定教科书之概要、订立小学学年制及定制各学堂服色等，使得新式教育体制在直隶得以推广。

1905年冬，清政府设置学部（教育部），严修为右侍郎，该部尚书和左侍郎均不懂教育，所以主要是严修在负责学部的事宜。在这个统摄全国教育事业的中枢主事，使严修得以施展其兴新学的抱负。他根据两次赴日考察的心得和在直隶推行各类教育的经验，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开创性方案和措施。

首先，规定全国新式教育办学之宗旨，概括其发展之要义。在1906年上奏的《奏请颁布教育宗旨折》中，严修开篇即点出了颁布此教育宗旨之目的，即在全国普及教育。“故其国中（指东西各国），无论贫富贵贱、男女长幼，皆能知书通大义，究其所以，亦曰明定宗旨，极力推行而已。今中国振兴学务，固宜注重普通之学，令全国之人，无人不学，尤以明定宗旨，宣示天下为扼要之图”[9]。只有明晓“普通之学”的重要性，才能“造就全国之民”。紧接着严修又提出了该教育宗旨的核心，即“中国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发明以拒异说者有二：曰忠君、曰尊孔。中国民质之所最缺者而亟宜箴砭以图振起者有三：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10]。其中心即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忠君、尊孔”是根本前提，也是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气候决定的。满清王朝实行专制统治，教育宗旨亦要服膺于其统治要求。提倡“尚公”，使“人人皆能视人犹己，爱国如家”，这也是道德教育要实现的目标，可以治愈中国人“私”的顽疾。“尚武”则要求“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这样“人人有振武精神，而自强可恃”，哪个国家还敢妄言中国人“弱”？“尚实”务求“凡中小学堂所用之教科书，宜取浅近之理、与切实可行之事”，与之对应，全国“讲求农、工、商各科实业，物无弃材，地无遗力，期有益于国计民生”[11]。以此种实用教育来祛除中国人“虚”的弊病。应该说，这个教育宗旨对于当时的中国教育是切中时弊的。它的颁布，“对于扭转过去中国封建教育长期存在的抹杀体育锻炼、抹杀实际自然科学知识、工艺技能来讲也是极为重要的”[12]。虽然这个教育宗旨贯彻了“中体西用”的思想，但就当时旧的教育体系来讲，其产生的启蒙作用不可忽视，也为全国及直隶教育近代化指明了方向。

其次，制定教育行政制度与厘定各级各类学校办学章程。虽然中央教育领导机构学部已确立，但其岗位设定及职权分工还没有得到明确。此外，全国各省、道、府、县的地方教育行政机构的人员任用制度也没有更新。在选拔各级教育行政机构人员的标准上，也存在诸多问题。以前的学政必须翰林出身，以致很多具有真才实学之士不能得到重用。经过严修的建议，先裁撤学政，各省改设提学使为统辖各省教育事业的最高官员。此外，提学使不一定非要翰林出身，这样就打破了旧的选士制度，以收才尽其用之效。同时严修对于学部的职位设定和人员职事分工进行了精心安排，以提高学部的工作效率。在各县改设劝学所，并相应提出了具体的运行措施，以代替封建的教育体制。在厘定章程上，1906年5月13日，严修主持学部首先奏定了《各厅州县劝学章程》，以确保劝学所在各厅州县得以推行；7月28日，又奏定了教育会章程，使地方官绅兴办教育能够做到“权限既明，义务自尽”，这对地方各级教育的振兴大有裨益；10月2日，奏定了留学生考试章程，该章程的制定确保了对留学生真实能力的核定，并赋予留学生以相应的科举功名，以取得当时社会的认可。除奉旨颁布的教育规章外，学部还为其他各级各类教育制定了章程，其中有各省急办师范学堂办法、拟定国内毕业生奖励出身折、学部及各司办事章程、外国留学章程、仕学馆招生章程、各省学务纲要、督学局设学办法、女子小学及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等。

再次，建立教育视导制度，确保对全国教育状况进行有效之考察，这是教育行政领导机构中极为重要的工作部分。学部成立后，在奏定官制时规定“拟设视学官，约十二人以内……专任巡视京外学务”。此后，“颁布视学官章程，规定视察官有视察报告当地教育情况及督促指导当地教育工作的职权。对省县级视导人员，也作了相应规定。一直到民国后，基本上沿用这一制度”[13]。1907年，学部通过各省提学使调查所负责之各州、府、县的教育状况，调查范围包括民族、知识、道德、风俗、教门、生计、文化以及钱粮税务情况、已有学校学生数目及校舍地址等，这就使学部对全国教育的有关情况较之以前了解得更为详尽，为划分学区、筹措经费、安排施教顺序等提供了依据。这种有目的的普遍调查及视导制度确保了新式教育在直隶及全国的普及。

三、兴办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形成近代直隶教育体系的雏形

严修深知，在直隶地区兴办新式学堂，必须要学习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并到这些国家去考察他们的办学经验，以此来丰富自己的兴学理念。他首先选择的是日本，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和日本的国情比较相似，从日本学习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经验及运营管理方式等，必然会对当时中国的办学有颇多启发之处。为此，严修两次赴日本考察其教育制度，归国之后在直隶陆续创办了大量各级各类的近代新式学堂。大致归纳起来，其在直隶的兴学成果如下。

首先，大力创办师范教育，为其他各类教育培养所亟需之师资。通过考察日本教育，他认为师范教育是其他各类教育的基础，在直隶及中国发展新式教育，当务之急就是确保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师资。因此，在创办新教育过程中，严修把办学重点之一放在师资培训上。1903年，在严修倡导下成立了教员补习所与教员研究所。教员补习所设文、理、法、商学等专业，聘请金邦平、张伯苓等10余人担任教师。1904年，严修创立天津师范讲习所，“是为北直造就师资之发端”。次年，严修又创办了天津师范学堂。此后，严修在创办的私立敬业中学堂中附设高级师范班，在严氏女中也附设师范班。另外创办严氏保姆讲习所，专门培养幼儿教育师资。严修所创办的各级师范教育为直隶及全国其他各类新式教育的兴办奠定了所必须的师资基础。

其次，兴办了各级各类普通教育，为直隶和全国培养了大量适应时势所需之人才。严修在直隶直接和间接创办的各级普通教育涵盖了从幼稚园的幼儿教育到大学的高等教育的所有教育等级。关于幼儿教育的出现，起始于严修在其家中开设的保姆讲习所，目的是要培养幼儿教育师资。保姆讲习所创办不久，又设立蒙养院，作为保姆的实习场所，后蒙养院又改名为幼稚园，实为直隶幼儿教育之肇端。在小学的创办上，严修不仅协助官方办起官立小学多处，他自身还创办了众多的私立小学，这极大地弥补了官立小学的不足，也为以后私立学校的创办树立了典范。严修在直隶创办的新式中学堂有私立敬业中学，这是南开中学的前身；将原铃铛阁普通学堂改为天津府中学堂；收回法国人在如意庵所设之学堂，建立如意庵官立中学堂等。值得注意的是，严修是南开大学的缔造者，筹办南开大学的过程不可谓不艰辛。他一方面与张伯苓赴美进行教育考察，参观纽约、芝加哥、西雅图等地的著名大学，访问教育名流，有时还和张伯苓去大学听讲教育课，吸收美国高等学校的办学经验。另一方面，为办学经费问题，不辞劳苦，奔波南北。南开学校的建成标志着严修一生兴办教育事业的最高峰，彰显出他对直隶乃至全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卓越贡献，这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再次，倡导女子教育，开直隶女学教育之先河。严修是我国女学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且有自己开办严氏女塾的经验。1907年3月8日，严修主持学部奏定女学章程，正式颁布了《女子师范学校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在奏折中，他“以中国女学，本于经训”为论据来驳斥当时社会顽固势力的非议和责难，同时又指出“倘使女教不立，妇学不修，则是有妻而不能相夫，有母而不能训子”[14]。女子不接受教育，连基本的相夫教子之责都难以承担，可以看出严修对于女子需接受教育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这两个章程的颁布对当时社会上男尊女卑、女子无权接受教育的落后社会观念予以沉重的打击。公布了合法章程，女学校的兴办也就有了法律依托，使得女学教育正式纳入了全国的教育体系之中，这为女子能够和男子平等接受教育打开了宽阔的大门。1902年创办的严氏女塾被《大公报》称为“女学振兴之起点”。1905年，改严氏女塾为严氏女学，设高小、初小两级，逐步设置国文、英文、日文、数学、理化、史地、音乐、图画等课程，是为天津女学之发轫。“严氏女学是一所正规的女子小学，是直隶女学的发端，不仅在直隶开风气之先，也是全国最早的女学之一，为直隶女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5]。之后，严修又建立了天津公立女学堂。此外，严修还在河西北窑洼建立了高等女学堂及官立女子小学堂。在直隶地区建立女学校，无疑是严修为直隶教育近代化作出的又一贡献。

最后，注重职业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兴办，完善了直隶近代教育体系。在兴办师范教育及普通教育的同时，严修还极为重视在直隶地区创办职业教育和社会教育，这也是严修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中极为有特色的部分，也是最具有现实意义的。为此，1902年严修倡办北洋女医院，由我国最早的女留学生金雅梅任院长。1908年，金雅梅创办北洋女医院附设长芦中医学堂，是直隶第一所女子护士学校，开创了中国护理教育的先河。1904年，严修改东南角草厂庵的北洋工艺学堂为直隶工艺学堂。次年，他又建立了初级工艺学堂。此外，在直隶全省派人赴日学习印刷，并计划选派学习雕版、铸字、石印、网目写真、配色电镀等技术者若干。严修也十分重视社会教育，在1913年给陈宝泉的信中说：“欲强国家，先善社会，实不易之序。”[16]为改良社会风气，严修积极从事社会教育活动。他在天津教育品陈列馆成立时，为其附设的图书室捐书，凡一千三百四十二种，并编有图书目录，该图书室为天津最早的官办公众阅览室。此外，他协助创办天津图书馆，首捐图书一千二百余部，共五万卷，为图书馆的藏书奠定了基础。严修还向南开大学图书馆捐赠了3万多册图书，有力地推动了直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从事社会公益活动的同时，严修倡导移风易俗，以极大的魄力推进社会风气的改善。他坚决反对当时社会上重男轻女、嫖娼冶游、征妓纳妾、裹脚缠足、吸烟赌博等各种陋习，为此在制定南开学校校规时，他要求学生不许吸烟、饮酒、早婚、嫖妓等，违者即行开除。严修对职业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注重，在当时的社会来说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的，对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有积极作用，也极大地完备了直隶近代教育事业。

综观严修的一生，其将大部分时间都奉献在新式教育的创办之上。他既有新异的教育思想，又从事广泛的教育实践，并取得了为世人所瞩目的教育改革成果。在清末民初全国倡导新式教育的运动中，严修的教育主张及实践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在直隶地区也是首屈一指。他在直隶及全国教育近代化上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无疑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中最为光辉的一章。

[参考文献]

[1][2][3][6][8][9][10][11][14][16]严修自订.严修年谱[M].济南：齐鲁书社，1990.p8，p9，p9，p102，p170，p180～181，p181，p185，p197，p307.

[4]张大民.天津近代教育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p52.

[5]严修.蟫香馆书牍寄·辛蔚如函[Z].1896.

[7][15]瀚青，苏弘毅.严修教育思想论略[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 （4） .

[12][13]刘民山.严修与近代中国教育[J].历史教学，1994（12）p42，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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