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来牛津

对于很多中国同胞来说，牛津大学是个遥远而又望尘莫及的学术殿堂。像钱钟书杨绛先生能双双来牛津留学，实属罕见。据说在1604年，牛津图书馆里开始有中文书了，1687年，牛津来了第一位中国学者，名叫沈福宗，此后几百年间来到牛津的中国学人屈指可数。但跨入21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祖国地位的日渐提升，出国求学深造旅游的同胞越来越多，牛津的高街、宽街上随处可见成群结队的中国人！来牛津的中国学人也在迅速增长，以访问学者为例，2012年7月QQ群才30多人，到目前已超过200人了，其中还未包括卓尔不群的那些学者们。目前在牛津的中国学人除了来访学者，更有在读学生。据牛津大学内刊2012年底的统计，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总数已居留学国别的第二大国（其中似乎未含港澳台胞）。

“中国人来了！”最具视觉冲击力的要数接踵而至的中国游客。他们基本都是手持相机，不断“咔嚓”（津城美景处处，确实皆可入画）。我住共富新村时，因为对面就是著名的基督教会学院，每天在房里都能听到汉语之声。大超市就更不用说了，有个周六，我在乐购排队，无意发现N条结账队伍竟然是清一色的中国同胞。这些还都是流动人口，听说牛津的十几万常住人口中华人已超过了两万，不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香港同胞。

牛津其实只是英国一个与中国相距数万里的耕读小镇，对绝大多数牛津人来说，中国像一则遥远且神秘的神话，是一头半睡半醒的雄狮，是一条令西方人生畏的巨龙。牛津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是名副其实的大学之城，总能以严谨平和的学术态度对待新异。牛人学统长于人文，中国研究方面既有中文系，也有中国研究中心。中国学研究越来越火，据说每年都有不少等待录取排队候补者。要是国内，大学一旦发现了热门专业而且生源不断，绝不会坐失良机，无论如何也要与时俱进、申请扩招的。可牛人做事常常不善变通，愣是保持着一成不变的步点，每年不超过15人，还宁缺毋滥，这多少显得有些钻牛角尖，过于矜持，不够活络了。

实事求是地说，汉学尚未成为牛津大学真正的显学和热点，但中国人来了，关注中国的牛人自然渐渐多了起来。中国奇迹般的历史发展轨迹，也使越来越多的牛津学生产生了了解中国的欲望，学汉语者越来越多，研究中国的兴趣越来越浓。因材施教，尽量满足学生专业学习需求和学术探究的兴趣，这是牛津课程设置的一大特点。所以，语言中心办起了汉语培训班。语言中心的语言课并非单纯的语言课，九个语种的语言教学更像是一扇扇文化交流之窗。汉语教师温迪说上课的最大乐趣就在于课堂上总能遇到爱提莫名其妙问题的“小牛人”。我去听课的那天，温迪教了几个简单的汉字，包括中国的“中”。学生基本都是来自北欧国家的身板挺直宽肩阔背的帅小伙儿，因为都是零起点水平，教师基本用英语释义，强调汉字见形知义的特点。一位帅哥发问：“‘中’是中国的简称，中国就是中间的国家？所以中国总喜欢中立？”另一位帅哥继续：“听说中国人认为自己是中心？”第三位帅哥接着追问：“中国人都认为自己是最重要的？”神情中明显带着几分不以为然。温迪不愧是教坛高手，始终面带微笑侧耳倾听，然后不紧不慢、轻声细语而又不卑不亢地给每个学生讲了一通汉语“中”字的不同含义，带出了“中原、中立、中和、中庸、中正”等一连串汉语词语，甚至将中国的外交政策、民族性格、处世哲学等等讲了个酣畅淋漓。讲得蓝眼睛们目不转睛，鼻梁高挺——一个看上去简简单单的“中”字有这么多内涵，“小牛”们的中国文化兴趣暴增。

中国人来了，与中国人发生联系的牛津人也多了起来。中国学联组织的2012迎新聚会上，代表牛津大学致辞的那位院长很自豪地说，他的儿子正在北京读书，他用跟儿子学来的几句汉语跟新来的中国学子们打招呼，将会场气氛推到了高潮。共富新村迈大爷的太太得骨病多年，几近卧床不起，后来他遇到了一位中医学者，特邀其上门诊治，针灸加推拿，效果显著。迈大爷每次说起中医心中都充满敬意，他期待着太太康复后能与他一起到中国看看。语言中心的一位同事龙年喜得孙女，同事们一起在贺卡上留言祝福，我直接称其为“小龙女”。为了避免误会，我还专门跟那位新任奶奶解释龙是中国的吉祥物，没想到这位“龙奶奶”说她早就知道中国龙是可爱的龙，因为她媳妇就是中国人，儿子媳妇还是精心计划后，方在龙年升级做父母的。

当然，中国人来了，研究中国的牛津人也越来越多了。专职中文教师、汉学专业学生之外，其他专业的学生也有不少以中国为论文选题的。我的英语“语伴”安娜，硕士论文选题：中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对提高中国能源安全的影响。这个看似十分文弱的女孩选了一个如此大气的题目令我有点儿担心。我对自己国家的投资与能源安全之间是否有关系尚且不甚了了，这个德国女孩却如数家珍般地列举了大量数据和资料，说世界上几乎每个产油国都有中国公司的股份，真令我半信半疑，也对她生出几份佩服。为了做好这篇论文，安娜利用假期到中国实习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她曾在北京学过半年多汉语，此前还在中国的咨询公司工作过两年，主攻石油业务。这些是她自信能出色完成这个选题研究的实践基础。选题经过两位教授把关后确定，安娜还获得了学校的论文调研资助，又将利用圣诞假期专程赴中国对有关石油公司的高管和研究专家进行访谈，她对中国的热情有增无已。

卡罗，我的另一位“语伴”，来自意大利，经济地理专业博士生，论文选题：海外私人投资与中国政府机构的合作关系对地理环境的影响。可谓是一个直击中国现实问题的选题。此选题经过三位教授审定方才通过，不仅得到了牛津大学的经费资助，还得到了一个法国公司的大力支持。他特别庆幸自己在法国留学时选了汉语作为二外，说汉语是给他带来幸运的语言。卡罗对中国的认知也是基于他学了汉语并有在中国工作的经历——世博会期间他在上海工作了一年多。

基督徒菲利普对中国的研究兴趣就更浓了。这个不苟言笑的英国小伙子娶了一位在牛津上学的香港姑娘为妻。他们都是基督徒，都是牛津教会华人活动积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菲利普的博士论文选题是——“龙和羔羊：中国基督教与社会观点”。这个项目还得到牛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四万多英镑的大额资助，使菲利普能够频繁往来于中英之间，深入调研中国基督教的现状，轻松搜集大量的一手资料。

建立在学术研究基础上的中国与牛津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中国既是牛津的学术研究对象，也是一部分牛津学术研究的赞助者。牛津的中文教授席位为邵逸夫先生所捐设。邵逸夫先生在1994年捐赠300万英镑建立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2012年由逸夫老捐建的牛津大学中国中心大楼也已竣工。中国中心将凝聚牛津所有相关中国研究学科的学术力量，对中国进行更加深入全面的研究。2014年1月7日，逸夫老离世的日子，好友方晶通过微信发来了中文系207教室的照片。仔细看教室，其实除了墙上有两张老人生前的照片，实在看不出与别的教室有何区别。牛人仅以此默默的方式纪念逸夫老。邵逸夫先生大概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慷慨的一位教育投资和捐赠者了。牛津没有逸夫楼，但牛津人心中会牢记这个中国老人。回国前，听说又有更多来自中国的捐赠，牛津大学将增加中国留学生的名额，奖学金数额也会有所提高。毫无疑问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子前来牛津。

当然，“中国人来了”产生的未必都是正效应。颇让人觉得脸红的要数在比斯特购物中心的场面了。同胞在比斯特购物有俩字儿可形容：疯狂。什么大品牌，一线品牌，工厂店，国人到此大肆搜罗。服装鞋帽、箱包首饰，应购尽购，满载而归。中国人来了，牛津的中国元素渐渐多起来了。有的银行大堂里加设中文引导，汇丰甚至开设了华人专柜。中国超市多起来了，中国餐馆的生意红火起来了。在基督教会学院对门，还有一家名叫“上海30年代”的餐馆。不过相比于国内，牛津的中餐馆可谓价格不菲。刚到牛津时，温迪请我去火车站附近的一家中餐馆小聚。菜点齐了，问我：“喝啥汤？”“随便吧，青菜豆腐汤？”我随口一说。等到菜单上来，我惊呆了：青菜豆腐汤标价15镑！这价格竟远胜于大鱼大肉了。我到底未能屏住向服务员发问：“小姐，你们青菜豆腐汤的价格是不是弄错了？半颗小青菜几条香菇丝外加两三片豆腐就要15镑？青菜豆腐汤，吃到党中央。这是中国最亲民的菜，国内很多店会免费赠送。”小姐笑了：“这是特制菜肴的统一价格，我们的菜单上没有您点的这菜，是专门为您做的。”我后悔至极，深责自己快嘴冒失害朋友破费。不过，服务员还算够意思，她专门去请示了经理，最后收了7.5镑。虽然我心里依然不爽，但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

中国人来了，越来越多。但牛津的中国，其实还只是或轻或重的几抹中国色彩的点染印象而已。要真正让牛津人了解中国，还需双方付出更多的努力。牛津访问学者的“华文讲坛”开得不错，但还远远不够。在牛津，无论你是暂住的中国人还是常住的牛津华人居民，都承担着一份文化交流的义务。外国同胞了解中国，不论是自发的还是自觉的，都很有意义。因为只有走近了，相互才能看得更清、更真、更实一些，这对人类文化的交流和沟通来说实在是一件大好事儿！

推荐访问:牛津 人来 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