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园与造人

王澍，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2012年2月27日获得被誉为“建筑学界的诺贝尔奖”的普利兹克建筑奖（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成为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个中国人。

近几年，我一边造房子一边教书，身边总有几个弟子追随。我对他们常说的有三句话：“在作为一个建筑师之前，我首先是一个文人。”“不要先想什么是重要的事情，而是先想什么是有情趣的事情，并身体力行地去做。”“造房子，就是造一个小世界。”几年下来，不知道他们听懂多少。

每年春，我都会带学生去苏州看园子。记得2006年去之前和北京一位艺术家朋友通电话，他问我：“那些园子你怕是都去过一百遍了，干吗还去？不腻？”我回答，我愚钝，所以常去。在这个浮躁喧嚣的年代，有些安静的事得有人去做，何况园林这种东西。

造园，一向是非常传统中国文人的事。关于造园，近两年我常从元代画家倪瓒的《容膝斋图》讲起。那是一张典型山水画，上段远山，一片寒林;中段池水，倪氏总是留白的;近处几棵老树，树下有亭，极简的四根柱子，很细，几乎没有什么重量，顶为茅草。这也是典型的中国园林格局，若视画的边界为围墙，近处亭榭，居中为池，池前似石似树。但我谈的不是这个，我谈态度。《容膝斋图》的意思，就是如果人可以生活在如画界内的场景中，画家宁可让房子小到只能放下自己的膝盖。如果说，造房子，就是造一个小世界，那么我以为，这张画边界内的全部东西，就是园林这种建筑学的全部内容，而不是像西人的观点那样，造了房子，再配以所谓景观。换句话说，建造一个世界，首先取决于人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在那幅画中，人居的房子占的比例是不大的，在中国传统文人的建筑学里，有比造房子更重要的事情。

有意思的是，讲座对象不同，反应差异巨大。对于国内学子讲，《容膝斋图》主要引起价值论的讨论。这当然重要，房子不先作价值判断，工作方向就易迷失。我也曾在美国大学里讲，讲座结束后那些美国建筑教师就很激动，说他们今天见到了一种和他们习常理解的建筑学完全不同的一种建筑学。

面对世界的态度比掌握知识的多少更重要。这让我又想起童寯先生。作为庚子赔款那一代的留学生，童先生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游历欧洲，西式建筑素养深厚。但留学归来，却有一大转折，全心投入中国传统建筑史，特别是园林的研究与调查中。治学方向的转变说明了思想与价值判断的大转变。刘敦祯先生在童先生《江南园林志》一书序中写道：“对日抗战前，童寯先生以工作余暇，遍访江南园林，目睹旧迹凋零，与乎富商巨贾恣意兴作，虑传统艺术行有澌灭之虞，发愤而为此书。”今日读来，似乎是在写今日中国之现状。不继承自然是一种摧毁，以继承之名无学养地恣意兴造破坏尤甚。

与后来众多研究园林者有别的是，童寯先生是真有文人气质和意趣的。博览多闻、涉猎今古、治学严谨、孜孜不倦固然让人敬仰，但我最记得住的是先生的一段话：今天的建筑师不堪胜任园林这一诗意的建造，因为与情趣相比，建造技术要次要得多。

“情趣”，如此轻飘的一个词，却能造就真正的文化差别。对中国文人而言，“情趣”因师法自然而起，“自然”显现着比人间社会更高的价值。人要以各种方式努力修习才可能接近“自然”的要求，并因程度差别而分出“人格”。园林作为文人直接参与的生活世界的建造，以某种哲学标准体现着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而文人在这里起的作用，不仅是参与，更在于批判。文征明为拙政园作的那一组图，至今仍镌刻在园内长廊墙上，与拙政园的壮大宽阔、屋宇错杂精致相比，文征明笔下的拙政园只是些朴野的竹篱、茅舍，在我看来，就是对拙政园文雅的批判。事实上，在中国园林的兴造史上，这种文士的批判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正是这种批判，延续着这个传统的健康生命。而童寯先生最让我敬重的，除了一生做学问的努力与识悟，更在于其晚年面对一个浮躁喧嚣的年代，毅然不再做建筑设计，这使他几乎代表了近代中国建筑史的一個精神高度。我见过其晚年的一张照片，在他南京小院中，先生身穿一件洗得破出洞来的白色老头衫，双目圆睁，逼视着在看这张照片的我。而我则见他站在一棵松下，如古代高士图中的高士。中国近代建筑史上四个奠基的大师，梁思成、杨廷宝、刘敦祯、童寯，童先生是唯一无任何官职，在公共场合露面最少的一位，但他却可能是对我这样的后学影响最深刻的一位，不仅因为学问，更在于其身上那种中国传统文士的风骨和情趣。

我常猜想，童先生一生致力于园林研究，但生前却没有机会实践，心中定有遗憾，但若有机会，先生又会如何造园，更让我想象。或许从先生所撰《随园考》中可见端倪。随园主人袁枚，杭州才子，25岁（乾隆四年）中进士，34岁辞官，于南京造随园。园居近五十年，是中国文士中少有能得享大年，优游林下者。如童先生所考，袁枚所购是一废园，园主人姓随，故名随园。袁枚购得后，并不大兴土木，而是伐恶草，剪虬枝，因树为屋，顺柏成亭，不做围墙，向民众开放。和这种造园活动平行，袁枚“绝意仕进，聚书论文，文名籍甚，著作立身，四方从风，来者踵接”。有意思的是，袁枚正是因为和当时主流社会拉开距离，树立另一种生活风范，却真正影响了社会。如袁枚自述，其园不改名，但易其义，随旧园自然状态建造，并不强求。而在童寯关于园林的著述中，单独作文考证的，唯有随园。从中可以体会到先生对于造园一事推崇什么，隐含什么含蓄而坚定的主张。童先生文中特别提到，袁枚旷达，临终对二子说：身后随园得保三十年，于愿已足。三十年后有友人去访，园已倾塌，沦为酒肆。实际上，袁枚经营随园五十年，就有如养一生命。古人说，造园难，养园更难。中国文人造园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建筑学活动，它和今天那种设计建成就掉头不管的建筑与城市建造不同，园子是一种有生命的活物。造园者、住园者是和园子一起成长演进的，如自然事物般兴衰起伏。对于今天的城市与建筑活动，不能不说是一种启示。

造园代表了和我们今天所热习的建筑学完全不同的一种建筑学，是特别本土，也是特别精神性的一种建筑活动。在这个文化方向迷失的年代，不确定的东西最难把握，造园的艰难之处就在于它是活的。童寯先生1937年写到，他去访园，“所绘平面图，并非准确测量，不过约略尺寸。盖园林排当，不拘泥于法式，而富有生机与弹性，非必衡以绳墨也”。但我怀疑童先生的话，今日还有几个人能懂。造园所代表的这种不拘泥绳墨的活的文化，是要靠人，靠学养，靠实验和识悟来传的。某种意义上，人在园在，人亡园废。园在我心里，不只是指文人园，更是指今日中国人的家园景象，主张讨论造园，就是在寻找返回家园之路，重建文化自信与本土的价值判断，以我们这代人的学养，多少有点勉力为之，但这种安静而需坚持不懈的事，一定要有人去做，人会因造园而被重新打造的。

当然，谈论造园这种“情趣”之事，本不该这么沉重。中国历来多四体不勤的书生，李渔是我欣赏的另一位会亲手造园的文人，他的文章涉猎如此广泛，饮食、起居、化妆、造房甚至讨论厕所，讨论西湖游船上窗格该用什么文雅图样。他和袁枚相似，敢开风气之先，甘冒流俗非议，反抗社会，但敞开胸怀拥抱生活。这类文士是真能造园的，我们今天的社会同样需要这样一种文士去和建筑活动结合，但培养这样一种人，一种本土文化的活载体，恐怕是今日大学教育难以胜任的。

事情也没这么悲观，实际上，中国文化中的精深东西全有赖于人的识悟，从来就不是靠一堆人，而是靠不多的几个人根脉流传的。昨日下午，感觉写不出东西，我就和妻子去西湖边喝茶，看看湖对面如画远山，就想起朋友林海钟，知道他在湖边新辟了一个画室，打电话想去看看，电话那边，他已在富阳的山中散游。海钟年龄比我还小些，但性情温润逸旷，寒林山水在今天可称独步。我又想起另一位朋友吴敢，年龄也比我小，但书画鉴定已功力深厚。他曾评海钟小楷，说他能把毛笔尖上几根毛的感觉都写出来。所谓差以毫厘，谬以千里。又想到海钟有次对我说起他在国清寺山中写生，画着，就有点画出李成（五代宋初画家）的意思来。想到这些，心中就愉快，文人风骨不绝，造园一事应尚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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