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谜：创意的古建筑再利用

古建筑再利用本身便是在一个“非正常”设计下造“谜语”——如何在已死去的过去中，拉住它、再现它，以及如何在难以继续前进的时光中，拉出另一个时间的向度，驱使这建筑继续迈进。

根据报道，梁思成、林徽因于1930年代居住的故居，在今年被拆除夷为平地。该栋故居正被北京文物局提报为不可移动文物，然而在文物局毫不知情状况下被拆除。在台湾，2002年当时任台北市文化局长的龙应台，也遭遇过相同的困难：台北市大稻埕长老教会教堂（1915年建）在进行历史建筑审查期间，被该建筑物的拥有者在半夜中偷偷摧毁。

所有的原因，不外乎和开发利益的认知有关。尽管老建筑活化或再利用的成功案例常在各媒体中被高调报道，但实际上中外的问题皆然，一些应该受到保护的文化资产在遭遇私有利益及需要时，好像自然就会变得很不好，甚至被想方设法铲除掉，以便换上一个更具开发价值的新物。

随着文化及社会的发展，我们对于老建筑的保护及再使用的态度，也的确需要面临务实性的改变。所谓的“务实”并非牺牲资产保护的原则，而是寻求让资产拥有者具有积极保存的意愿。或是，确立将资产转移给具备保存能力的个人或单位，同时不损及原拥有人利益的法令机制。当然这背后，还有一个有关“务实”的积极面手段，就是必须在法令及保护过程中，让文化资产具有“再利用”的机会及可能。

积极性“再利用”

古建筑再利用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其关键之一是理念基础的问题，其二是创意地应对“再利用”的设计、使用、经营以及冲突于现行法规的问题。对于受严格保护的一级资产，保存手段及使用受到严格控制，它们的问题多属于保存技术、科技、持续维护及管理等被动性层面。但其他的古建筑文化资产（地方及私人拥有）就有一个相当大的“弹性”可供选择及处理。尤其是，主动性的协调、提议及开创“机会”，可提供资产保护的诱因及要素。

积极性“再利用”的想法并非来自于“解决问题”，而是来自于“预测问题”及“面对问题”，并且提供积极改变的机会。也正因为如此，政府（管制者）如何视资产所有者（使用者）为合伙者，并努力给予古建筑再利用的机会至为关键。在一些都市，政府常以“金钱奖励”或是给予“开发权转移”，来诱导资产所有者进行老建筑保存。但这还不够，更加积极的做法是建构一个“平台”，在这一机制中找出及发明出一个给予老建筑走下去的机会及想象。

简而言之，最好的老建筑保护，便是为它量身订做在原地继续“活”下去的机会。然而当迟钝的政府神经无法发挥积极的效应时，民间的团体及个人便要想办法布建一个积极的机会及平台。以日本滋贺县长滨市发生的老建筑再利用为例，1980年代旧街道上的老建筑群凋敝，逐渐沦为废墟。1988年，由一民间的自然人发起，结合地方政府及银行共同出资成立了一家公司——株式会社黑壁公司；不久它标得一老银行建筑进行维护及改造。他们的目的并非单纯保存及拯救这一栋老建筑，而是让这建筑成为活化的平台。其成功的创意经营计划，逐步复兴了这一老街区。株式会社黑壁公司在自己的努力和政府的协助下，成为当地其他老建筑保存及经营计划的推动者和经营者。如今，整个街区里300多家的商家中，有80间是由黑壁公司资助的。黑壁公司营运管理的共有30间店铺，包含直营店10间、共同经营两间、租用3间，以及15间加盟店。现今，株式会社黑壁公司更协助面临没落的许多日本老建筑及老街区，进行类似的再生计划。

准确的研究、判断加上务实的“官、学、产”合作，才能创造积极的老建筑“再利用”机会。世界遗产级的开平碉楼群中的20栋在2012年初开放私人认养；这一制度其实并不是太创新，但对中国的世遗资产来说是一项创举。管理单位宣称将成立一个专责平台，对于认养者及其责任、义务给予严格的考核及监督。

在作出“创意”计划前进行确实的基础研究及务实对话是有必要的。由于每一座老建筑都有其特殊的“真实性”，而它们所面对的现状都不尽相同。因此，面对老建筑的活化再利用是一种特殊的专业，既要蹑着脚尖小心进行，也要具备远大的视野迈开大步向前行。政府管理单位更需要务实地面对现行法律上的窒碍，并在兼顾公共利益上给予扶持及协助。

“再利用”的设计美学

老建筑的再利用无不牵涉改变空间的设计手段及技术。再利用时的必要设计必须准确地响应法定的保存技术、手段并尊重保存的原则。此外，“再利用”的设计面临一个美学层次的思考。这个层次的思考，其目的是在旧本体以及新客体之间建立一个特殊且具启发性的关系。在成熟且成功的案例中无不展现这一股以“美学层次”为思考的创意，并凸显出原古建筑的价值。而这相当关键的手段包含：一方面要延续古建筑的历史感动——彰显它自身的历史地位以及其和周遭环境的原有关系；另一方面，它要能激发我们这个时代下的全新时代对话。前者简单，几乎只要遵守“准则”，便可完成；但后者的执行非常困难，甚至常有争议。

激发全新时代对话的古建筑再利用设计方案，包含了几个现代建筑史上著名的案例。由已过世的意大利建筑师卡罗·史卡帕（Carlo Scarpa，1906-1978）所设计的维罗纳旧城堡博物馆（Castevecchio Verona）以及威尼斯城内的史丹帕立基金会（Querini Stamppalia）整体修建则是其中的翘楚者。这两个著名的作品所具有的魅力并非单纯的修复及原样重现，而更是“美的增加”（甚至包含美的“拆除”）。

以维罗纳旧城堡博物馆的一个区域为例。在城堡内的中庭区，在位于14世纪的巨墙以及拿破仑时期的军事设施中间，原来立有一座大型的19世纪初期建造的楼梯。史卡帕在1964年的改造及保存方案进行过程中，坚持将它拆除。这一个动作是为了加强考古挖掘中无意中出现的旧罗马时期的古城墙地基。同时，史卡帕也拆除了拿破仑时期所建、原本连接围墙的一部分建筑，并在其上方放置了一个由铜片、铸铁件、混凝土构造所组构的屋顶及廊道。然而最为关键的一个动作，则是史卡帕在这个镂空的区域中建造了一座L型清水混凝土的构造物，并在其上放上一座“骑马像”。这雕像是在13—14世纪统治维罗纳近一世纪的史卡拉（Scala）家族的大家长“大狗一世”（Cangrande I della Scala）的雕像。这座原来置于他坟墓上的雕像，在史卡帕的刻意安排下，落脚在这一个奇异的地点。

史卡帕似乎有意彰显这个地点的视觉张力，并以其超现实的面貌拉出一个激发时间对话的机会。传统面对老建筑的态度，常常只限于对其进行“保颜美容”的工作，然而史卡帕的设计却是试图“交集”出一股时代步履的脉动，更企图引发对现代材料及构造意义的沉思。他增加或是拆除建筑物犹如一个开启的动作，扭开了时代命运的连动，也完成了新客体及旧主体之间的对话。古建筑在史卡帕的眼中，不是具尸体，而是一个微温的生命体；而作为再利用的建筑手段，正是试图给它一个新的生命力。虽然“保存”及“再利用”走的是两个不同专业视野的道路，但维罗纳旧城堡的真正重生走的是美学层次上的增减，“古”的历史意义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强化。

近代建筑史上类似史卡帕的古建筑再利用及改建设计的案例不计其数。比如由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改修的柏林旧国会大厦玻璃大屋顶，以及由贝聿铭在历经争议之后完成的惊艳世人的卢浮宫“大金字塔”等，都具类似的魅力。在“美学层次”思考的基础上，设计者的手段是让古建筑的意义更加被强化，而非纯粹展现过去的原样。日本京都的世界遗产东本愿寺参拜接待所的新建筑，有着类似的努力。它的地下建筑物创造了观者的新路径及腹地，使得观者能更加理解这座古建筑历史的脉络。它的建筑师高松伸还在地面上设计了一个采光的圆形混凝土构造体，试图以混凝土构造上的纯净，呼应一旁木构造纯净之美的相似，同时也给予时代上进化的诠释。

造“谜”的古建筑“再利用”

古建筑的再利用实属一个积极的古建筑保护手段，但前提是能在任何新的设计进入之前准确地判断其设计意义及价值。德国哲学家卡尔·斯特劳斯（Karl Straus）曾这么说过，“设计不是在寻找出一个解决方法，而是在解决之中给予一个谜语。”

古建筑再利用本身便是在一个“非正常”设计下造“谜语”——如何在已死去的过去中，拉住它、再现它，以及如何在难以继续前进的时光中，拉出另一个时间的向度，驱使这建筑继续迈进。“谜”并非是可解或不可解的问题，“谜”本身便是一个迷人的文化象征；人类之所以喜欢谜，犹如人们喜欢魔术表演。古建筑再利用的价值，乃在创造一个如丝缕般的关系扣住主体，但却又神奇般地意欲脱离。如果古建筑再利用的设计，引发不起任何的“解谜”之心，也没有怀疑、好奇、惊讶探究之心的产生，不论如何技术高超的古建筑维护，都只能算是死尸的再次防腐成功，它终将也只能算是一个距离遥远的招呼。

（编辑：孙源）

推荐访问:创意 再利用 古建筑 造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