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师的创作和思考
《当代中国建筑师》(曾昭奋、张在元主编)的第一辑出版了。这本书介绍了五十位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中青年建筑师的主要设计作品，差不多每一位都写了一篇自己的“建筑哲学”，还附了他们的小传。
这种书在国外有千千万，是建筑书籍的主要类型之一。但是在我们这里，它却是开天辟地第一本。这“第一”并不意味着金牌，而是饱含着辛酸。
将近四十年来，我们搞了那么大规模的城乡建设，造了那么多房子，但是，除了少数有幸当了“代表人物”的老前辈之外，我们的建筑师都是无名氏。没有几个人知道那些高楼大厦都是什么人设计的。
我们有许许多多歌星、影星和球星，但是在万里无云的天空，哪里闪烁着一颗建筑创作者的星？这本书的编者写道：“解放以来，我们的高等学校培养的一万多名建筑师哪里去了？他们以自己的万千作品满足人民的生活、生产活动所需，以自己的智慧和血汗为祖国大地增辉添彩的历程和功绩，难道不值得记录和宣扬么？”
拿起这本书，你就知道值不值得宣扬了。原来这些年来我们的建筑师创作了如此多出色的作品，不但在国内，而且大量造在国外。人心不是需要鼓舞么，这些成就可以鼓舞人心，至少不下于踢赢了一场球。
我们的建筑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可不容易。要知道，建筑师的创作权经常得不到尊重，创造性受到压抑。更何况建筑还经历过许多外人不大知道的曲折。
五十年代初，在一边倒学习苏联的时候，我们把现代派建筑彻底批倒批臭，把它说成是帝国主义腐朽、没落、垂死的一种表现，提倡“民族形式”。后来，苏联批判了复古主义，我们也就跟着批判了名为“民族形式”的复古主义。接着大张旗鼓压缩建筑造价，搞不切实际的节约。但是，风头还没有过，忽然又造起十周年国庆的纪念建筑来，不但雄伟，而且华丽，节约之说自然不必提了，甚至有好几幢的形式的复古，决不下于三年前受批判的那一些。而国庆工程建筑又是绝对正确，不能议论的。于是，许多建筑师从此觉得“提笔踌躇，左右为难”，因此赶快开会说些模棱两可的话来抚慰人心，重申百花齐放的方针。不料，茶还没有凉，转眼之间，却又大批起“杨贵妃”来(洋、
怪、飞)，上纲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云云。十年横扫期间的惨状不去提了。云开日霁之后，一方面建筑象爆发一样取得空前的成就，一方面不幸又遇到了新的困惑：一时间提倡传统之风大盛，复古主义的来势比五十年代还火爆。不但有国内的根子，跟上次一样，还有国外的影响，不过这次不是来自苏联，而是来自发达的美国。东方文明复兴再加上文化寻根热和后工业化社会的人性论等等，这次复古主义的理论的完备和“深刻”很有点儿模样。
经历了这许多困惑和磨难，我们的建筑师们的业绩的价值是要加倍地衡量的。但是，我们的建筑要更广泛地，更健康地取得进一步的成就，还有许多事要做，其中很重要的一件就是冲破束缚着建筑师们创造精神的封建传统的枷锁，包括拨开复古主义思想的迷雾。
冲破传统的束缚，这当然不只是建筑界的迫切任务，而是全民族一场需要很高自觉性和坚定性的迫切任务。就建筑领域来说，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们至少要能够科学地回答这样一些基本问题：
——建筑的社会功能是什么？
——建筑的物质技术条件跟它的形式风格的关系怎么样？
——建筑应该怎样适应和推动社会生活合乎规律的发展？
——建筑在城乡总体综合环境中起什么作用，怎样起作用？
——建筑在整个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任务怎么样？
如此等等。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历史的，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又是阶级的。比方说，对建筑的社会功能，乾隆皇帝和路易十四的看法跟小老百姓的看法是不大会一样的，跟我们现代的普通百姓的看法当然更加不一样了。刘邦坐在豪华的宝殿里，玩味萧何说的“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跟领了结婚证却没有地方安放一张床铺的青年，有什么相干？跟三代同堂六七口人挤在十平米房间里又做饭又睡觉的人们，有什么相干？当然，在这些问题上，发达国家的人跟落后国家的人，也是不大说得上话的，饿汉怎么能照饱汉的理论去搞伙食。他要色香味俱全，你却口袋里只装着几毛钱，买不到两升米。
既然这些基本问题的答案都是历史的，那么，理所当然，我们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免不了跟陈旧的传统观念发生激烈的冲突。在封建社会里，不论中外，建筑主要是为帝王将相服务的，占主导地位的建筑类型是宫殿、陵寝、庙宇、府邸和教堂之类。正是从这些建筑物上，产生了封建时代的关于建筑的一系列观念，它们起统治作用，这就形成了传统。比方说，建筑被认为是造型艺术，而且高踞于艺术宝塔的顶尖儿上；建筑风格的正宗是雄伟、庄严的纪念性，不管什么建筑物，都得突出堂堂皇皇的中轴线，两边捉对儿对称排开；建筑物的布局要讲究尊卑贵贱，上等人走大门，下等人走侧门，上等人坐在正当中，下等人在一边儿歪着；再加上建筑样式要“恪遵祖制”“不爽毫厘”的极端保守思想，等等。但是，现在天下大变了，在乎民百姓当家做主的社会里，直接为普通人的生活、学习、劳动和娱乐服务的大量性建筑物，例如住宅、学校、商店之类，理应占主导地位。显而易见，在封建社会里形成的老一套的建筑观念不行了，不适合新社会新建设的要求了，非变一变不可了。但是要改变它们，不但需要时间，而且需要挑战性的鲜明态度。在陈旧的传统观念改变之前，我们对那些建筑的本质性问题的答案是不大会很正确的。这就是为什么复古主义思潮还有市场的原因之一，也是我们的建筑常常带有刺眼的封建烙印，跟我们的新时代格格不入的原因之一；也是我们建筑界一部分人创新的精神还不够强烈，探索未来的积极性还不够高的原因之一；也是有些建筑师们还不十分自觉地用城乡建设促进生活的改造和发展的原因之一。于是，建设的实践使我们懂得“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必要性。这结论不是书本子上的教条，也不是狂热的偏激。而坐在书斋里翻古书和清谈，是不会得到这样的结论的。
要完满地回答那些建筑的根本性问题，光靠对建筑本身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必须把它放到社会、历史、文化的大背景里去探讨。于是，这就需要许多学科的合作，需要美学家、社会学爱、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生态学家等等的支持和参预。
我国的思想理论工作者，一向也有一个传统，就是不大关心建筑。这大概跟我们两千年来就比较喜欢在圣经贤传上下功夫的习惯有关系。欧洲的学者可不这样，他们一向很重视建筑，把对建筑的知识当作文化修养的重要部分。歌德、黑格尔、雨果、丹纳、赫尔岑还有许多别的思想家，都曾经很深刻地议论过建筑。歌德论斯特拉斯堡主教堂，雨果论巴黎圣母院，都已经成了建筑美学的基础性著作。建筑界至今常常挂在嘴边的两句话：“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建筑是石头的史书”，既富有诗意，又富有哲理，也都是哲学家和文学家们最早提出来的。
由几种学科来综合地研究建筑的基本理论问题，就有可能比较顺利地建立起几门非建立不可的边缘学科来，例如建筑美学、建筑社会学、建筑心理学、建筑未来学和建筑经济学等等。只有这些新学科的理论体系建立起来了，我们才能够说建筑的理论有了比较完整的结构了。
这些基础学科在西方有的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有的也还在初级阶段，可惜，在我们这里，到是有的刚刚有人摸，有的还是空白一片。糟糕的是还没有几个人为这种落后状况着急失眠。
不重视基础理论的学科是不大会有多少出息的，不重视理论的建筑师也很难成为有重大开创性成就的一代大师。据编者说，选入《当代中国建筑师》第一辑的五十位中青年建筑师，“他们的作品，当可代表今天一代建筑师的水平”。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在他们写的“我的建筑哲学”里，大多数都表现出对建筑基本理论问题的浓厚兴趣和深刻的见解，我们欣然同意编者的话：“他们当中，将会有人无愧于大师这个称号。”
将近五十篇的“建筑哲学”，虽然篇幅都很短小，见解不可能充分展开，但是，每个人都说出自己多年探索的心得，坦率真诚，因而显得十分活泼多彩。就象这些建筑师的作品代表了今天的成就一样，他们的“哲学”也代表了今天这一代建筑师的思考。这本书真可说是一箭双雕。
在这些短短的心声中，一个相当普遍的呼声是希望让建筑师在创作中能够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希望长官们不要对创作本身作强加于人的行政干涉。这是一个称得上老大难的问题了，它的原因是体制上和思想上的封建残迹。除了寄希望于改革，寄希望于建立保护建筑师的创作权的法规并且严格遵守之外，我们说不出什么别的话来，虽然我们知道这些呼声背后有多少叫人伤心的故事。
我们打开这本《当代中国建筑师》，细看他们的作品，大概可以看出这么一种现象：造在国外的，比造在国内的更多些创造性，没有造起来的设计方案，比造起来的更多些创造性。这或许不能都归咎于行政干涉，因为国内实际条件的限制比较多，不过，行政干涉未必对这种现象完全没有关系，否则，建筑师们何必要求尊重他们的创作个性呢。
一个传统的束缚，一个长官的行政干涉，都会扼杀建筑师的创造精神，而没有创造性的建筑设计是算不得创作的。我们的建筑成就要想赶上世界水平，就必须清除这些障碍，让建筑师在蓝天中自由地飞翔。这本书的编者感情激动地写道：“在我们面前，摆着一部三英寸厚的书，这部书介绍了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六百多位建筑师的生平、言论和代表作品。但是，在这么多建筑师之中，竟然没有一位劳动在神州大地上(包括台湾省)的中国建筑师。”于是，他们下决心打破惯例，编了这本书，这第一本介绍中国中青年建筑师的书。但是，光靠编书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解掉建筑师头脑中和手腕上的绳索。
一九八八年三月十八日夜
(《当代中国建筑师》第一卷，曾昭奋、张在元主编，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月第一版，〔平〕11.40元，〔精〕14.40元)
陈志华/张耀曾/陈世民/王天锡/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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