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轩:坚贞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

计划方案。在这期间，史可轩曾向党提出，在同冯合作过程中要保持我党的独立性；在进军陕西解西安之围以后，应把陕北土著军阀井岳秀赶走，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牢固军事基地。

10月，史可轩与于右任等乘汽车由五原西进，经临河、瞪口、石嘴山到达银川。在银川停留期间，他打听到原旧部由许权中带领到达陕北，遂只身由银川赶往榆林。11月中旬，史可轩由榆林同其旧部一起到达三原，受到先期到达三原的于右任等军政要人和当地农协会员的热烈欢迎。

为了肃清渭北一带的匪患，使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史可轩担任了渭北清乡司令，清乡司令部设在三原察院巷。在史可轩部队的配合下，农民自卫军迅速捉到横行径阳县云阳镇一带的3名匪首，经群众大会公审后，予以枪决。从此，云阳农民协会声威大震，治安大定。

为了培养农运干部，史可轩在渭北中学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自任所长。讲习所有学员50多人，是从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中选拔出来的，按军队编制，发军衣、军帽，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开设的政治课程有马列主义浅说、政治经济学、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土地问题、农民问题等。史可轩常到讲习所讲课。他指出：目前政治腐败，军阀横行，官吏肆虐，贫苦农民无以为生，我们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清除贪官污吏，广大的劳动人民才有出头之日。他要求学员结业后回到农村，组织和领导农民群众成立农民协会，破除迷信，废除苛捐杂税，对土豪劣绅进行斗争，改变乡村的一切陈规陋习，树立新风貌。

11月底，在西安军民的配合下，国民军联军赶走了军阀刘镇华的队伍，解了被困达8月之久的西安城围，国民军联军遂进驻西安。

1927年1月，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在西安正式成立，于右任任总司令，邓宝珊任副总司令，史可轩任政治保卫部部长，惠友光任政治部部长，魏野畴任政治部副部长，杨明轩任教育厅厅长，杨晓初任财政厅厅长。这时期的联军驻陕总部实际上是我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军政府组织，共产党员是它的核心力量。它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陕西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

联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部，下设总务科、侦探科、军法科、收发科和政治保卫队；政治保卫队下辖手枪队、保卫队和政治宣传队。宣传队是史可轩回陕途经榆林、绥德时，吸收革命知识青年新建立起来的。在史可轩的直接领导下，政治保卫部各部门深入市区和附近农村，广泛讲解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意义和胜利进展的情况；发动和支持工农商学各界建立和发展各自的组织；帮助三原、兴平、长安等县建立和发展农民协会以及农民自卫队，并给予经费和枪支的实际援助；妥善处理了劳资和其他民间纠纷，严惩了贪污受贿和其他违法事件，使社会秩序迅速好转，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称赞。省市工商协会和农民协会给史可轩赠匾额，表彰他支持工农革命运动的功绩。

1月20日，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史可轩、黄平万、雷晋笙作为西安市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宣布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史可轩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

30日，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在西安召开会议，研究统一陕西境内武装、国民军联军统一建制和各部队成立政治工作机构等问题。刘伯坚等参与了会议的领导工作。史可轩出席了会议，并以《军队要施行政治训练》为题作了发言。他提出要用列宁建立红军的原则来建设我们的军队；军队要实行官兵平等；长官要爱护士兵；在基层要实行官兵同宿。他还提出官兵要懂得为什么打仗，只有明确了打仗的目的，才能战无不胜；军队要实行严格的群众纪律，只有使民众看到国民军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军队，自动的起来拥护和支持，才能无敌于天下。为此，他强调军队应该大力支持工农运动。在这次会议上，史可轩部被编为国民军联军卫队第一师，共有6500人枪，他被任命为师长，率部驻防西安。

1927年初，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为了培养军政人才，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委派史可轩负责筹办中山军事学校。不久，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成立，由史可轩担任校长，李林任副校长，邓希贤任政治部主任，高文敏（克林）任政治部组织科长兼党的总支书记，许权中任总队长，聘请乌斯曼诺夫、赛夫林等5位苏联顾问任教官。从国民军联军中调出下级军官和招收的进步青年700多人入校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授课内容除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训练外，还设有社会科学概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列宁主义概论、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军队的政治工作等课程。对共产党员和积极争取加入共产党的学员，加授“什么是共产党”和“共产主义ABC”等党课。当时，史可轩虽住在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部，但每天早晨常常和学员一起在操场上操练。为了锻炼学员过硬的作战本领，他亲自安排风雨夜的紧急集合，淋着雨对学员讲话。他关心群众生活，经常深入到师生中征求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对学员提出的问题善于启发诱导，最后给予明确的回答。这所学校在为党培养人才上成绩卓著，颇具声誉，一时有“西北黄埔”之称。在此期间，学校还兼办了保卫队军事干部教导队，学员120名，3个月一期，共办了两期。对初级军政干部和进步知识青年，除施以军事和政治训练外，还令学员到街头、农村进行宣传工作，参加群众大会，帮助农民建立农民协会，从事革命实践的锻炼。中山军事学校和军事干部教导队，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为革命培养了千余名军事、政治骨干。

史可轩成功地抓了几件民事和政治案件的处理，对安定社会秩序，树立社会新风尚起了很好的作用。第一，处理劳资纠纷案。西安某鞋店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罢工，保卫部接受了工人的控告，在史可轩的指示下，派人调解，说服资方给工人增加了工资后胜利复工，生产发展了，劳资双方各得利益。第二，《西安日报》社社长陈昆山经常利用该报发表反对苏联、反对联军驻陕总部一些革命措施的文章，甚至攻击总部财经委员会关于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烟的政策。政治保卫部对陈多次警告无效，遂将该报封闭。第三，这个时期，连续接到数十封武功县绅士们送来的状子，告县长宁益轩“私摊滥派，徇私舞弊，鱼肉百姓”。史可轩随即派人将宁益轩押解到西安。第二天在政治保卫部开庭公审，他亲自担任审判长，并邀请联军总部参谋长李兴中，政治部部长惠友光等和民众代表数10人陪审。当被告与原告对证时，宁益轩将各种款项回答得有条有理，而原告们却张口结舌、支支吾吾。后经查对，摊派的数目和解交的数目相符，宁益轩没有营私舞弊情况。史可轩严厉斥责了诬告者，宣布宁益轩仍回武功县当县长。旁听者和民众都称赞史可轩秉公执法，是非分明，不愧名叫“宗法”。第四，对跟随他多年的副官严寿山和手枪队队长王建业犯罪行为，绳以法纪。严、王受派到西安城南的引镇处理一件民事纠纷案，受贿军用流通券5万元，便敷衍了这场官司。事后一方不服，把状子亲自送到史可轩手里，并经军法科调查属实。为严肃军纪，将严、王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4月16日，为了鼓励国民军联军出师潼关策应北伐，动员群众肃清后方，在我党的组织领导下，西安工农兵学商各界80多个团体6万多人，在莲花池（今莲湖公园）举行了西安民众拥护国民军出师潼关会师中原大会。会上各界代表都讲了话，还发表宣言，向全国人民、向冯玉祥和武汉国民政府发出通电，要求全国人民一致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要求冯玉祥保护农民协会，扶助农民武装，肃清后方，会师中原；要求武汉国民政府积极接济国民军粮饷武器。会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当请愿队伍到达驻陕总部时，史可轩、刘伯坚代表联军驻陕总部和冯玉祥讲话，对民众的要求表示极力支持。这次大会，对于动员和鼓舞各界广大群众进一步深入开展革命运动，促进国民革命向纵深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当时，武汉的国民革命军主力正沿京汉线向河南进军，急需国民军联军迅速出师潼关，策应北伐。为此，史可轩偕于右任去三原恳请杨虎城率军与各路军一起出潼关，完成革命大业。可是，联军第二军总司令岳维峻为保存实力，观望不前；李虎臣亦不接受军长职务，给部队出师带来不利影响。史可轩为大局着想，亲自对岳、李进行说服，岳、李才答应按计划出兵。

5月初，国民军联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在西安红城（今新城）广场宣誓就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随即率部东出潼关。驻陕总部决定组织慰劳团，前往河南前线慰劳将士。但是由于经费困难，筹集慰劳品不易，史可轩遂倡议并组织西安秦腔名艺人在易俗社举行义演，戏票以高价摊派给大绅士和商店老板，从而解决了慰劳经费和慰劳品问题，使慰问团这次慰问得以成行。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中共陕西省委通过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发出通电，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西安各界民众团体随即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讨蒋群众运动。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和马克思诞辰，5月5日在红城广场召开了西安各界民众10万多人的大会。史可轩任大会总指挥，刘伯坚、刘含初以及各界群众团体代表讲话，揭露了蒋介石的各种反革命活动，指出蒋介石已经与吴佩孚、张作霖无任何区别。大会通电国内外，公布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罪状12条；还通过了反对苛捐杂税、改善工农生活、建立工农武装等多项决议案。

当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杀害李大钊等革命志士的噩耗传到陕西后，史可轩等共产党员怒不可遏，即以联军国民党特别党部的名义，于5月16日召开西安各界人民追悼李大钊烈士大会。史可轩主持了大会，会后，在《陕西国民日报》上连续发表了追悼李大钊烈士宣传大纲，系统揭露了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屠杀革命志士的罪行；介绍李大钊等烈士的革命事迹和坚强不屈为国为民壮烈牺牲的伟大革命精神，特别指出了李大钊在改组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指导北方革命运动中的不朽功勋；号召国民革命军及人民群众擦干眼泪，不屈不挠，鼓起勇气，坚强意志，为中国革命大业大踏步地勇敢前进。

形势逆转坚决保卫革命武装

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东出潼关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迭克洛阳、郑州等地，与武汉北伐军胜利会师。就在这革命形势胜利向前发展的时候，冯玉祥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在6月召开的徐州会议上接受了蒋介石清党反共的主张，在豫陕两省开展清党反共的活动：“礼送”苏联专家回国；赶走在国民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封闭了各级农民协会、工会和一切革命群众团体，缉拿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时乌云满天，局势出现了一个大的逆转。

徐州会议以后，冯玉祥即电令陕西省主席石敬亭，要把史可轩和他率领的政治保卫队、中山军事学校分别调往潼关、郑州，企图分而治之。为了保存这支革命武装不受损失，中共陕西省委接到史可轩的报告后，曾经考虑将其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加强党的基层组织。也曾设想过：A、出关受冯节制，史可轩下野，军队由许权中统帅，保全实力；B、抗拒冯令，奔向北山独立发展或归邓宝珊由南路出关。省委最后经反复权衡，决定让这支部队奔向北山独立发展。为此，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史可轩暂执行冯玉祥东开命令，先率部离开西安，观察形势的发展，争取时间，相机北上；同时派杨晓初随军行动，负责部队党的工作。

史可轩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当即召开了政治保卫部和中山军事学校的干部会议，决定军校停办，发给学员武器弹药，将政治保卫队改编为4个营，由许权中担任总指挥，向北开拔。7月15日，部队离开西安，到达草滩镇宿营。当晚，史可轩在草滩镇一个古庙里召开干部会议，研究了当时的形势和部队的处境，决定由渭河乘船东行。第二天部队由草滩出发，3天走了45公里水路，到达临潼县交口镇，司令部设在交口小学里。史可轩一面派人去北山一带侦察情况，为部队暂时落脚寻找合适的地点；一面派张育生营长持信与国民军第二军驻陕的上层人物联系，以防发生不测。这时，邓宝珊来信联络，欲与史部合作组织一支“左派”力量，从南路入豫，与武汉国民革命军合作，抵制反动势力。中共陕西省委认为这一计划也是可行的，是扭转西北形势的机会。可是，汪精卫武汉叛变的消息很快传来，使这一计划未能实施。依据形势的新变化，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史可轩率部北上黄龙山区，与宜川、清涧一带由我党掌握的武装石谦部靠近。省委派宣传部部长崔孟博来交口镇传达了这一指示。

当晚，史部召开了党的秘密会议，研究了总的形势和确定了部队的行动方向和路线。第二天，史可轩又在交口小学召开了军事会议，传达了党的决定。7月30日，部队由交口镇出发，进至康桥镇宿营。再向前进，必经国民军第二军田生春师驻防的美原镇。史可轩想利用和田的旧交关系让部队顺利通过，遂以筹备粮草为名派营长张育生前去侦察田的态度。田生春对张很不友好，但张却并未在意，加上他怕伤害了史、田之间的“和气”，因而返回时没有对史如实汇报情况，反而说田生春的态度很好，没有发现意外情况。史可轩也过分信赖自己和田的旧交，遂带了数名警卫人员，身着便衣，乘马车前往美原镇会见田生春。不料，田生春在反共逆流之下，又受其上级指使，根本不念旧情。当史可轩和随员刚进入美原镇，田即令关闭城门，并派其参谋长前来“迎接”，将史带进司令部，假以设宴招待，先将史的警卫人员缴械，随即将史可轩捆绑，逼其投降。史可轩义正词严，坚贞不屈，大骂田生春忘恩负义，反共反人民绝无好下场。当夜，史可轩惨遭杀害，时年37岁。

史可轩牺牲后，国民军第二军各部立即拉开合围的阵势，政治保卫队处境非常危险。部队在党的领导和许权中的带领下，迅速脱离了险境，到达临潼县关山镇。在保证由许权中旅长统率原旅人员不调动的条件下，接受了冯子明部的节制，部队改为暂编第三旅，军校改为教导营。在此期间，部队还吸收了许多在地方上站不住脚的党团员入伍，既保护了同志，又壮大了部队的力量和改善了军队的成分。这支革命武装，后来成了1928年渭华起义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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