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清寺谜踪
写作“有”。
这样一座闻名遐迩的古刹，为什么题写出这样一个奇怪的“错别字”?
当地旅游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其实这是隋代古字，是“隋”的通假字，为了避隋的国号名讳，故意少掉“工”部。照壁采用古字。正为体现其隋代古刹的特色。
可以想象，得到隋炀帝的支持，国清寺在隋朝的日子过得非常滋润。改朝换代很快来临了，奇怪的是，国清寺与皇家的某种联系却未曾消失。这种联系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给国清寺带来过皇家寺庙恩宠荣耀的同时，也带来过令它不寒而栗的困顿际遇。
国清寺的平静日子延续了两百多年，到了唐代后期终于结束了——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李炎下诏灭佛，史称“会昌灭佛”。当时国清寺所在的唐兴县(今天台县)按规定不得有寺，有寺必须废毁。国清寺在劫难逃，遭遇了建寺以来的第一次毁灭性的灾难——所有建筑物被拆毁焚烧。僧众还俗，田产归公。寺内物品仅留存隋炀帝和智者大师一部分真迹，还是僧人清观从废墟中捡拾出来方得以保留。
寺毁六年之后，武宗之后即位的唐宣宗决定重建国清寺，在寺名前加年号“大中”。并召柳公权手书“大中国清之寺”的匾额，潇洒飘逸的柳体遗墨至今还镌刻在大雄宝殿后山腰东侧的岩石上。史称“学名高于宦名”的唐相李吉甫在《十道图》中，将“唐版”国清寺与齐州灵岩寺(在今山东省济南市)、润州栖霞寺(在今江苏南京市)、荆州玉泉寺(在今湖北当阳县)并称“域中四绝”。
宋朝有两位皇帝与国清寺发生过密切的联系。一位是宋真宗赵恒，他曾在景德二年(1005年)赏金万两大修国清寺殿宇，也在国清寺寺名前加上了年号，称“景德国清寺”。另一位是南宋高宗皇帝赵构，他在1130年下了一纸诏书，把五百多年的“国清讲寺”改作了“国清禅寺”。
宋高宗此举究竟出于什么原因，史料上没有明确的说法。佛教史研究者认为，佛教发展到宋代，开始与儒家“天下国家”和“忠君忧时”的主流思想结合，开辟了古代佛教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一途，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但由此也彻底结束了沙门与王者抗礼的时代，僧尼必须绝对地臣服于君主的权威。崇宁二年(1103年)编定的《禅苑清规》提出“皇帝万岁，臣统千秋，天下太平”，把国家行政长官放到了祖师之上。当时寺院住持在上香祝辞中，先是祝当今皇上“圣寿无穷”，其次是愿地方官僚“常居禄位”，再次方酬谢祖师的“法乳之恩”。
《宋史》记载，1130年前后高宗一直处于被金兵追杀的逃亡途中，颠沛流离在浙江沿海一带，有时甚至“御舟碇海中”，但在雷电暴雨之夜仍旧遭到金军袭击。高宗和他的母亲裕隆太后本来就笃信禅宗，在穷途末路之时祈求菩萨保佑的愿望更加强烈，因此，高宗把国清寺改作禅寺，希望它成为皇室避凶求福的服务机构，也就不足为奇了。
元朝时。国清寺一度获准恢复天台宗旧制。然而，朱元璋当上皇帝的第二年，又把国清寺改作了禅寺，这一改就是560年。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国清寺才重新恢复为讲寺，天台宗的佛学脉络得以进一步承继和光大。
康乾盛世三位帝王接力完成“清版”国清寺重建
今天我们看到的国清寺，已经是清朝“雍正版”了。它的重建经历了康乾盛世的三位帝王之手。
康熙初年，由于年久失修，国清寺殿宇破损严重，甚至大雄宝殿都发生了墙体坍塌的情况。国清寺的修葺已经提上了朝廷办事日程，康熙皇帝甚至确定了国清寺重建的规划。然而这笔重建费用实在太大了，直到1733年雍正皇帝才搞定这笔钱，国清寺奉敕重建，雍正皇帝还在重建过程中特赐“龙藏”一部，成为国清寺的珍藏。
国清寺的布局与国内大多数寺院很不一样，清代重修仍旧延续其已有的格局。首先，它的选址四面环山、双涧环绕，不同于国内大部分古刹选址于三面环山的谷地。
其次，寺院山门一反常规，朝东开而不朝南开。据说这样做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符合传统“紫气东来”的吉祥说法，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对寺院的创建者——智者大师的怀念，因为智者讲经的智者塔院在寺东北面。更重要的是，从美学上看，寺门东开增加了空间的景深，使寺院更具幽深的特色。
国清寺建筑布局的第三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多了雨花殿。一般寺庙都是天王殿内弥勒居中，四大金刚分立左右。而国清寺则是弥勒殿仅供奉弥勒佛，四大金刚独供在雨花殿内。传说此殿是因国清寺开山祖师章安灌顶大师登台讲述《妙法莲花经》，感动上天神灵降下花雨而得名。
关于这次国清寺的重建，《乾隆御题国清寺碑》记载：“经始于雍正十一年癸丑八月，越乙卯月八月乃告成功。”就是说，国清寺在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修建，在1735年农历八月全部完成。而启动这次工程的雍正皇帝，就在这个月的二十三日子时去世，他的突然死亡也成为清代的一个谜。九月初三，乾隆即位，所以记录这次重建情况的御碑已经是乾隆皇帝的手笔了。
耗费了清代三朝帝王心力重建的国清寺。甫一亮相就让人们惊呆了。首先是它的大雄宝殿采取重檐歇山顶的建筑样式，这在古代的建筑规格中是非常高的，仅次于重檐庑殿顶。要知道，在清代庑殿顶只能用于皇家和孔子的宫殿，故宫太和殿就是重檐庑殿顶。更令人们难以置信的是，国清寺悬挂起一块独一无二的匾额——“大雄宝殿”四个字是竖排样式，而且四周竟然饰以龙纹!这让人们想起了故宫三大殿的匾额样式，国清寺再度显示出作为皇
家寺庙非同一般的分量。
释迦摩尼佛像的造型为何与别处不同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国清寺再次被毁。1973年，在周总理的直接关心下，国家拨款30万元，国清寺重建工作正式启动。
带着周总理的批文，国清寺重建小组的工作人员奔赴北京，在北京文物管理处、故宫博物院、雍和宫、外贸部、中国佛协、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寻找收集重建国清寺需要的文物。在北京文物部门尘封的库房里，工作人员见到了这尊6 8米高的释迦牟尼青铜铸像。
现在，我们在国清寺大雄宝殿里看见它，宝相庄严，跌迦而坐。但是，它的造型却与我们在别处寺庙所见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是它的面部造型，与我们常见的释迦牟尼塑像相比，这尊佛像面部更加圆润柔和。其次，这尊佛像的姿势是结禅定印，而不是通常我们所见的结说法印。更为奇特的是，铸造者对佛像眼睛的角度把握得非常精准——人们站着或者跪在垫子上，看见佛像是垂目而坐，但是如果跪在地面上，则可以看见佛像的眼睛正看着你。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这尊铸造于明代的佛像有如此多的与众不同?
史料没有查到确凿的记载。只有当时参与赴京收集文物的同志回忆。他们曾经询问管理库房的工作人员，这样一尊精美的佛像为何闲置库房?对方告诉说，他们也是依稀听说，这尊佛像是来自西藏的贡品，因此，佛像面部造型带有西部佛像的风格，塑造得更加丰满圆润。佛像结禅定印，是意喻天下安定，和谐融洽。因为这尊佛像造型体量太大。找不到合适的庙宇安放，就一直放置在库房里。赴京的工作人员把烂熟于心的国清寺大雄宝殿的尺寸又念叨了一遍：面阔30.67米，进深19.71米，高22.65米，忍不住喜形于色：非常合适，非常完美!
在北京有关单位和部门的支持下，重建国清寺需要的文物很快收集齐了，其140余件，仅包装的木材就用去了70多方，装满了整整两节火车皮。
13.5吨重的佛像如何安放进大雄宝殿
凯旋的人们很快就面临难题：首先国清寺前有东西两涧，涧上石桥丰干桥建于北宋，经不起重达13.5吨的佛像通过；其次，佛像如何安放进大雄宝殿?
国清寺的僧众们无计可施，当时寺庙里剩下的五十多位僧人平均年龄65岁。他们只得向县里求助。
天台县培训中心主任李建国当时参与了这项艰巨的工作。他所在的浙江省水电二处起重队受命而来，他们先是在涧水上另行搭桥，将佛像运过去。然后运用滑轮、钢管、滚木，在不破坏现有建筑的前提下，将佛像和底座分别移至大雄宝殿，再安放妥当。“光是滑轮我们就用了二十多个，然后在地上铺钢管，钢管上再铺滚木，不断调整钢管和滚木的方向，确保佛像按照我们设计好的路线前移。我们整整工作了一个星期，终于把佛像安放好了。然后在国清寺和尚们和周边群众的热烈掌声中，坐着大塔吊回去了。”时隔三十多年，李建国说起当时的场景，仍旧历历在目。
他是太子，也是道士，他还是国清寺的护法神
许多游客参观伽蓝殿时都感到迷惑不解：这里供奉的是天台宗佛法护法神王子晋，然而他却是一身道士装束。伽蓝殿一般供奉守护佛寺土地的神像，古时又称土地堂。也就是说，国清寺的护法神是一位道士，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位王子晋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是周灵王的太子，又叫王乔，因为治水的政见和他老爹相左，灵王用堵，他坚持用疏，结果他老爹一怒之下废去了他的太子名号。王子晋治国无门，只好修身，终于学道成仙，骑鹤升天。楚国诗人屈原在《远游》诗中表达了对他的景慕：“轩辕不可攀援兮，吾将从王乔而娱戏”；东晋孙绰在《游天台山赋》中也提到“王乔控鹤以冲天，应真飞锡以蹑虚”。据《天台县志》记载，他成仙后被封为右弼真人，治天台山桐柏，故又称“桐柏真人”。离国清寺10多公里的鸣鹤观就是他的道场。
佛教天台宗从南朝末年开始就将他供奉为护法神。天台山寺观都设他的土地堂。唐代时，王乔信仰传至日本，因而他又是日本天台宗总本山比睿山的山神，也是日本“天台神道”的护法神。王子晋虽然没能成为一代明君，但显然是一位成功的文化传播者，他不仅是国清寺的守护神。也庇护着海内外天台宗的信众，更是天台山佛道睦居的形象代言人。他让人们看到，不同流派和信仰的鸿沟是可以超越的，他也因此获得人们普遍的认可与尊敬。
黄昏时刻的国清寺，石径和回廊永远安静朴素，一尘不染。远处偶尔有僧人的身影，缁衣布鞋。神态安详。这样慢慢地走着，时空的感觉会渐渐模糊起来，不知在哪一处转角，你会迎面遭逢历史随手设置的各种谜面，看似不动声色，却在时光的惊涛拍岸中卷起无数传奇；看似遗留了起承转合的某些线索。却隐藏了你穷尽典籍也无法还原的细节，或许它们已经永久消失在云烟里。于是，你静静地听着自己的心跳，和着国清寺平和淡定的暮鼓梵音，将14个世纪的云谲波诡一下一下地敲散了。
在放生池前的满树樱花下。你可以看见清心亭上镌刻着这样一副集句联语：
石上清泉松间明月 山光鸟性潭影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