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眼里的任长霞

任长霞是2002年的“中国十大女杰”，也是媒体关注的新闻人物，许多人对她都不陌生。2003年8月至2004年3月，我作为郑州晚报的记者，被报社派驻登封长期驻地采访，办公场所就设在登封市公安局，我住室的窗口就和任长霞局长办公室的窗口错对面。在登封采访期间，我多次看见她匆匆上车赶往案发现场，多次和她在办公室中倾心长谈，多次地在她毫不在意时用一个记者的眼光去观察她。也就是从这些不经意的小事中我认识了一位真实而伟大的女公安局长。

2003年的3月，我和报社的另外3名同事在一次暗访中遭歹徒袭击，报社的司机被砍断胳膊，案发后，凶手逃往登封。在跟随郑州市金水公安局刑侦队抓捕的过程中，我结识了任长霞，第一次见面，给我的印象是，她个儿不高，乍看显得有些文弱；但在全体参与抓捕的刑警集合后，她的动员讲话让人感到了她的干练和才华。她点着队员的名说，你去守住这儿、你去守住那儿，你去敲门，你带人等候，分配得井井有条，全然不像个女人；而且，我注意到她严厉起来的时候，公安局里那些队长、所长们在她面前都会出现言语表达方面的障碍。

我住的地方是登封市公安局招待所，吃饭都在公安局食堂里吃，一周中总会有几次与她碰在一起吃饭。当时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她很忙很疲惫，没有休息好的眼睛好像整天都是肿着的。外界的各种评说和她外表的反差使我去近距离地观察她，尤其是在她不注意有记者在场毫无觉察时，那种无意识的表现比有意识的表现更为真实。

2003年12月10日晚，我们在食堂吃饭。碗刚端上，忽然有人向她报告登封市君召乡石破爻村一村民突然死亡，亲属对死因产生疑惑和分歧。任长霞放下碗筷就走，因为要采访，我也跟着她坐上了车。

石破爻是个山村，路很不好走，当时还下着雨。晚7点多钟，在离该村子近2公里的时候，车子已无法前行。任长霞下了车，在一个微弱的手电光下和其他民警一样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村子里面走。

死者是一个40多岁的妇女，她的婆婆早上的时候突然发现她死在厨房中。当时家人都以为是脑溢血死亡，但她娘家人在她入棺时，发现了她脖子上留有一道不太明显的勒痕。家属们为死因发生了争执，报了“110”，等公安局来最后裁决。

我和任长霞等人赶往现场时，院子里已站着数十名警察，当地派出所和刑侦队已经赶到现场，法医开始对尸体进行解剖。任长霞在院中听取了刑侦队长和主管副局长的简单汇报，听完汇报后，她没有说话，径直走进了屋内。解剖后死者的尸体就放在屋中，里面只有一只灯泡在亮，屋中散发着一种说不清楚的气味。任长霞走过去，连手套也没带，蹲在地上就去用手掰开死者的眼睛看瞳孔，并脱下死者的衣服，详细检查死者身上每一个部位。说句实话，作为记者这样的场合我虽见过，但还是觉得有些发，不知道她一个女人哪里来这样的勇气。在尸体旁她足足蹲了有十几分钟，结果被最终认定为他杀。

晚上十点钟左右的时候，民警还都没有吃饭，家属们将准备在葬礼上招待客人的馒头、大锅菜端出来让大家吃，任长霞也抓了个馒头，端了一碗菜，边吃边向家属了解情况。我不想吃就出去采访了些群众，回来时在院子里我却没有看到任长霞。当时天冷，堂屋的门关着，屋内却透着灯光。我走过去推门一看，看见任长霞一个人坐在屋里的火炉旁边眉头紧锁着在本上画着什么。旁边两米远就是死者的尸体，除了尸体以外，屋子里再没有他人。我紧张得头发根都竖了起来，问她，任姐，你一个人坐在这里干啥？她说，我想静一静排一下线索，这儿暖和些。我问她，你不害怕吗？她笑着说，刚开始也怕，见多了，也就没啥了。

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凌晨3点多钟。一上车，任长霞就歪在车上睡着了。车快到公安局时颠了一下，她醒了，坐起来就打电话，问刑侦队有没有新的线索。我说“你应该多注意休息”。她笑了，轻轻叹了声“哎呀！”那一声轻叹在我心中却像雷鸣一样响。说句实话，像任长霞获得许多荣誉，以前我总以为她有作秀炒作的成分，但那天晚上，我的心被深深触动了。我想，其实她完全可以在查勘尸体之后告诉其家属死者死于急病，因为娘家人怀疑是婆家所为，考虑到还有孩子，他们也并不想把事情闹大，公安局的结论完全可以让家属相信，埋人，公安局也会少了破案的麻烦。这个问题我没有敢再去问任长霞，因为我怕她会因为我的这个问题从此看不起我。虽然我知道，我若是个局长也不会那样做，但我知道毕竟那是粉饰太平最好的一个办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很多人的处世哲学。还有，作为一名局长，虽然上面要求有命案局长必须到场，但她完全可以在对工作进行指示后回去休息，根本没有必要那样去拼命；可是我知道，她是刑侦方面的行家，不亲自查看，心中不踏实，她不想让老百姓受到冤屈。

从那一晚上之后，很多次我静静观察任长霞时，脑子中都会想到两个字，那就是“良心”，我在想“良知”在这个时代中的分量。

石破爻村的案件是在案发后3天侦破的。案件破获后，任长霞告诉我，老百姓对他们很好，那天，干警们挨家挨户敲门调查，一直到凌晨一两点，老百姓没有一句怨言，还打开炉子给干警们烧水喝。任长霞很是感动，她对我说，以前都是老百姓给公安局送匾，而这一次她想在石破爻村的案件破获现场会上，给村民们送块匾，以感谢那些支持公安工作的朴实的村民。

12月18日，破案现场会召开的那一天，十里八村的老百姓都涌到了石破爻村。在登封，有关任长霞的传奇故事很多，他们都想看一看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女公安局长究竟长得是什么样子。犯罪嫌疑人也被押解回了现场，他的名字叫王晓伟，30多岁，因为家里穷，前年老婆跟人跑了，留下一个3岁的小孩。寂寞难耐的他企图占邻居的便宜，事情败露邻居不从后他动了杀机。现场会上，许多人都在骂王晓伟。一个小孩却被一名小姑娘抱着哭喊着叫：“爸爸”。一脸泪水的小姑娘就是王晓伟的妹妹，哭喊着的小孩是他的儿子。王晓伟在家中还有一个年近古稀的母亲，平时一家4口就是这样相依为命地过日子。听到孩子喊爸爸，自知罪孽深重的王晓伟眼睛紧闭，牙关紧咬，痛苦地将头埋在怀中。任长霞走过去让民警把王晓伟押下来，说：让他们父子俩见一面吧。在民警们的看护下，王晓伟被打开了手铐，儿子被抱到了他面前。此时的王晓伟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抱住儿子大声痛哭起来。

我看见任长霞走了过去，拿出了一百块钱，交给他的一个邻居说：“给孩子买些吃的吧，以后孩子上学有啥困难，就去公安局找我，我是任长霞。”说完后，她扭头走了。

因为忙着拍照片，我没有注意她太多。我们是乘坐一辆车来的，采访完，回到车前，拉开车门，我惊讶地看见任长霞一个人在车里大把地抹眼泪。看见我上车，她急忙拿餐巾纸挡住脸擦泪。我问她怎么了？她一边擦泪一边强笑道：“女人们不主贵，泪窝浅。”停顿了一会儿，她叹了口气说，“这家人挺可怜的，但是不抓他也不行。”

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从警21年，侦破案件千余起，抓获犯罪分子无数，她忠于法律，忠于自己的良心，但又时常被自己的良心所折磨。她仇恨作恶者，但想到作恶者无辜的孩子，她却忍不住流泪了。坐在车上，我半晌没有说话，十几年血与火的刑侦生涯她竟然还保留了这样善良的一颗心！在做那些事的时候她没有想那么多，但她无意识的行为却为现代法制精神和现代人文精神做了一个最富于人性的注解。外面的天很冷，但我心中很温暖，我觉得和我坐在一起的女公安局长既美丽又温柔。在长期的交往中我们成了很好的姐弟关系，我真希望有一个这样的亲姐姐，这是60万登封老百姓的福气呀！作为公安局长的她不是铁石心肠，而是和别人一样有着丰富情感的女人。她爱她的丈夫，爱她的儿子，也深爱她的父亲和母亲。她曾不止一次地在我面前夸赞她老公的才华、儿子的聪明。可是，就在她出事时，她已经有几个月没有见过瘫痪在床的父亲，没有看过日夜惦记她的父母、丈夫、儿子了。虽然，他们都在郑州，离登封也不过80公里，虽然，任长霞曾一周内因案件的需要8次返回郑州，但她都没顾上回家见家人一面。

4月1日，我回登封采访，在公安局里看见她时，她在办公室里正忙，我不想多打扰她，说了两句话后便起身告辞了，走时，她把我送到了楼梯口。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成了我们的最后一面。

4月14日晚，我因感冒早早睡下了。凌晨2点多钟时，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登封少林派出所所长韩迎升打过来的。他第一句话就告诉我“出事了”。我问他啥事，他说是任局长，我说怎么了，他说车祸，我吃了一惊，急问他结果，他一下子哭起来，说人已经不行了。我顿时呆了，洗把脸，开车就向登封赶。一路上，不断打电话，询问事故发生的详细情况，泪水却止不住地往外流，我宁愿那是朋友给我开的一个最恶毒的玩笑。

车到登封市人民医院时，已是凌晨3点半左右。院子中停着数辆警车，很多民警都在不停地擦着眼泪。我跑向医院的太平间时，6名警察已肃立在门口，此情此景，我再也忍不住了，失声痛哭起来。

从4月15日到4月17日，数以万计的老百姓来到登封市公安局门口的老医院里吊唁任长霞，许多老百姓哭着向我打电话证实消息的真伪。从早上的5点到晚上12点，登封市城里乡里的老百姓潮水般地涌向她的灵棚，吊唁的队伍蜿蜒上千米，从医院排到了公安局，又从公安局排到了大街上，登封的百姓就想再见他们爱戴的局长的最后一面。正在工作的工人来了，农民来了，白发苍苍的老人来了，正在读书的孩子也来了，见过面的没有见过面的都在她灵前哭得泣不成声，许多人用最朴实的下跪磕头来表达他们对心中“现代包公”的敬仰。追悼会的当天，登封市万人空巷。许多人都是在很早的时候就静静等在道路的两边，大人抱着孩子，老人拄着拐杖，道路两边是难以记数的鲜花和花圈。遮天的挽幛连成了一道黑色的长城，很多人都在传发悼念的诗抄。在追悼会的现场，市委常委、河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郑州市公安局局长李民庆、登封市市委书记张学军、市长陈松林等领导也止不住失声痛哭。痛失爱将，痛失战友，痛失朋友，痛失敢为民做主的好“公仆”，悲痛使每一个人都控制不住泪水。我的一位记者同行伤心得无法拍照，就转过身去，手按着墙壁放声大哭起来。灵车开出时，灵车的两边，和她朝夕相处的科长、所长、副局长，跑步在她灵车两边。他们护卫着他们局长的灵车，一边跑、一边哭，灵车的后面是数万名城里乡里的老百姓，从市中心到火化场到处都是挽幛和泪水，黑压压的人群不顾领导含泪的劝阻，开车、骑摩托、小跑，紧跟灵车，无数人都在哭喊着“任局长，走好呀！”

那些天来，我满脑子都是黑压压的人群和震天的哭声。一直都在想，一个公安局长的死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她不顾家庭孩子父母忘我工作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在公安局中放满了老百姓给她送来的匾额，这些东西在许多人看来只是装点门面而缺少实用，而她看到那些匾额却感到一种由衷的快乐。她永远喜欢老百姓对她的赞扬和尊重，这也许不能免俗，但那些匾额背后的现实是一个平安的登封。一次外出采访回来后，谈到未来时，她告诉过我：其实她很留恋公安局长这个位置，是这个位置让她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更多的快乐。平安的登封是她人生四十年来最满意的一件作品，欣赏老百姓的笑脸时她就忘了自己的一切。为了老百姓的笑脸，她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男人的妻子，一个儿子的母亲，忘记了病床上还躺着她的父亲，旁边还坐着她的母亲。从这个角度看，她也许不是个完美的人，但她和一些人不同的是：她的心中永远有着一把不会腐蚀的标尺，这标尺就是良知，就是一个警察的职责，她做什么事都有意无意地用这把标尺去衡量。让老百姓说干得好，这是她永恒不变的追求。震天的哭声和满街的挽联总让人想起一句话“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就是老百姓”。不理解“三个代表”吗？你就看吧，看看老百姓大街小巷中贴满的悼念她的诗抄，你就明白了；看看小春雨哭红的双眼和互联网上数万张的帖子，你就明白了。坚守良知、心存善良、胸怀百姓，这就是立警为公、这就是执法为民，这才是最真实的“三个代表”。

长霞局长走了，老百姓哭着说该走的没走，不该走的走了。长霞局长走了，走的是她的躯体，活着的是她的灵魂。长霞局长倒下了，但永远耸立在嵩山之巅的是她的精神。一首悼念她的诗句写得好：

君去别有伤心在

且看寒梅未落花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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