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脂民膏
在河南内乡县有一座衙门博物馆，衙的大堂前甬道上，矗立着一座石牌坊，南面刻“公生明”三个大字，北面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个大字。这就是官箴建筑“戒石铭”。据说旧时地方官在上任时，有个惯例，就是要在戒石铭下举行盛大祭拜仪式，并带领僚属齐声宣读戒石铭内容。
“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在中国，对“天”的敬畏由来已久。违背了天道就是违背了大自然的规律，就要遭天谴，这是古代许多为官者所信奉的。戒石铭的设立，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历史上的包拯、海瑞、况钟、于成龙等，就是由于为民请命，伸张正义，勤政廉政，为民造福而名垂青史。
在公堂前立戒石，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为宋太宗赵光义所首倡。“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四句话，是赵光义从五代后蜀主孟昶所撰的《颁令箴》中精选出来的。
到了明太祖朱元璋称帝时，明令各府州县都要在衙署堂前立戒石，为了保护戒石专门修建了亭子，故有“戒石亭”之称。朱元璋命令将刻写了戒石铭的石碑，立在各级衙门大堂院落的中央，让坐堂审案的人抬头就会看见这块戒石。渐渐这块石碑就成了各级衙门大堂的主要点缀。
到了清代，因戒石亭居甬道正中，行人出入多有不便，遂改为牌坊，架在甬道之上。牌坊无定制，大多是四柱三门的木牌坊或石牌坊，故又称为“戒石坊”，其目的是起警示作用，以进出熟规，铭记不忘，故通称“戒石铭”。
然而，正如古人所言，面对戒石铭，“对面警省者能有几人，殊不知上天固难欺，而下民亦难虐矣，民虽至愚，虐甚则变，欲安其上，复可得乎，戒之，戒之”。就像戏曲舞台上看到的那样，不管是清官、贪官，还是庸官、糊涂官，公堂上总有清似海水、明如日月的海水朝日图，悬挂着“明镜高悬”“公正廉明”一类的匾额。事实上，古代很多官吏是不受那些约束的，清康熙年间的高士奇就是其中的一位。
说起高士奇，是清朝康熙年间的显赫人物，可在人们的记忆中较之和珅来，显得比较陌生。其实，高士奇的诗文书画很有名气，在官场上揣摩圣意与和珅是不相上下的，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和珅。就像他的名字一样，高士奇确实是个十分神奇的人物。一个穷秀才，仅仅因为写得一手好字，很快就成为康熙的心腹，一奇；康熙每次外出，都带上高士奇，两人形影不离，几乎无话不谈，名为君臣，实同师友。即使他违了法，犯了罪，康熙也是着意成全和保护。遭弹劾解职回归后，康熙对他仍然恩礼有加，二奇；他生活上的事康熙始终不闻不问，任其所为；退职几年后，康熙还提升他实职。这些都是史所罕见，三奇。更为令人不解的是，历史上对高士奇的评价褒贬不一，褒则上天，贬则入地。这每一个奇“字”背后，都有一段神奇的故事。
高士奇从考入太学到踏上仕途，凭的是自身的才学。他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精考证，勤著述。他的著作收录在《四库全书》的有八部，收录在《四库存目》的有五部。其他还有《读书笔记》《苑西集》《经进文稿》等十数种著作，可谓品种丰富，琳琅满目。高士奇的学问确实比较广博；虽然不能称之为大家，但够得上杂家的称号。
高士奇的一生是幸运的。其平生所受的皇恩钦赐、荣耀实在令人羡慕。他又深得康熙的知遇，常言道，“忠孝不能两全”，但高士奇受到了康熙御赐的“忠孝之家”印玺。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可高士奇即使在籍赋闲，还不失康熙的思念，称其为“故人”，揣摩其“气相”。
高士奇的一生又是最为不幸的。因为古人所说的人生三大悲哀“少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他都经历了。高士奇虽为一代名人，但他的早期生活却鲜为人知，反映他这方面的著述也不多见，即使是《清史列传》《清史稿》《清代七百名人传》也都叙述得不翔实。在史籍中，没有详细记载高士奇的形象，后人也就无法得知他的确切体貌特征，倒是康熙年间的钱塘举人汪景祺在《读书堂西征随笔》中说他相貌不凡，有大富大贵相，其他就不得而知了。康熙皇帝是一代英主，名垂史册，他与高士奇的君臣交往，野史却不少。
俗话说“千金难买少年贫”，意思是多少金钱都买不来贫苦给人带来的激励。顺治二年（1645年），高士奇生于浙江余姚樟树乡高家村。相传，高士奇家境贫寒，在他最为潦倒的时候，孤儿寡母寄居在高家祠堂，因为没柴烧，就把先祖灵位的木牌拿来当柴烧了。这是犯大忌的事，族长发现后，不禁大怒，烧先祖灵位的木牌，像这样的不肖子孙，还配姓高吗？一顿暴打后，将其母子赶出祠堂并开除了族籍。
十九岁那年，高士奇来到京城参加科考，一连考了四回，都是榜上无名。盘缠用尽，居无定所，家里也是没钱的，只好流落京城，成天在白云观前摆摊算命，靠卖字为生。对高士奇的这段经历，汪景祺在《读书堂西征随笔》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书中说道，奉天有个叫祖泽深的人，考取贡生后，以吏部汉军主事，“其为人狡恶横暴，官迹所历竭泽而渔”。祖泽深虽为人狡恶横暴，却很会看相，是一个资深的算命先生。汉朝的东方朔根据对方给的字，给人家算命，不同的人给同样的一个“一”字，东方朔可以分别给他们算出不同的境况，而祖泽深这个人通过烟斗这个东西，能分别指出对方的各自前途。一个小小的烟斗，不同人拿它算命，情况就不一样。这一天，祖泽深路过报国寺，看到有个人在寺门前摆摊卖字，便驻足观看起来。这个卖字的人就是高士奇。
他先是看高士奇的字，然后专注地盯着高士奇。他发现，眼前这个人的相貌很不一般。端详良久后，祖泽深惊讶地对高士奇说：“看你的相貌，应该大富大贵啊，怎么会坐在这里卖字呢？”
高士奇听了，不禁悲从心生，黯然伤心道：“唉！一身潦倒，惧以饥寒死，安敢望大贵耶？”意思是我穷困潦倒如此，每天都担心会不会饿死，哪还敢做大富大贵的梦呢？
祖泽深熟视良久，然后说：“你可不能小看了自己。从相法上看，你可以做到宰相。即使没有宰相之位，也有宰相之权。”说完，就把高士奇领回了家里。
到了祖泽深家，祖泽深对高士奇好吃好喝好招待，高士奇也不再因生活所迫出去摆摊了，便在祖家将养起来。不久，祖泽深任常镇粮道，要离开京城，大学士索额图有个家奴想找个能写会算的人料理文字，祖澤深就把高士奇推荐给了他。
讀书人一般比较清高，怎会愿意为奴仆做事呢？无奈寄人篱下的高士奇想清高也清高不起来。他心想，宰相门前七品官，况且索额图是椒房贵戚，声势显赫，能到他的亲信家奴那里混口饭吃，有朝一日时来运转攀上高枝，也未可知。想到这儿，便欣然允诺。
常言说，时运到了，命运自然而然就会把你推向风口浪尖。此时也合该高士奇走运，不久那家奴受贿事发，紧张得要命，没头没脑地到处找人商量对策。一帮人都劝他一定要挺住，打死也不要承认受贿的事。高士奇虽出身寒微，可是好读书，这是他日后发达的根基，读过书的人思维方式与想法同那帮家奴自然就不一样了，他劝那家奴说：“主人一直把你当成心腹，做人应该凭良心、讲忠诚，你怎么好意思欺骗你家的主人呢？当主人问你时，态度好点儿，你只要痛哭流涕，说自己一时鬼迷心窍，辜负了主子的栽培，这样就能得到主子的宽恕。你如果听那帮人的话，死不承认，恐怕真要死于严刑拷打之下了；如果熬不过严刑，不得已招供了，最后的结果是要被活埋的。”那个家奴一听这话，觉着很有道理，就照高士奇说的办了，果然，得到了索额图的宽恕。
过了几天，索额图又想起了这件事，越想越觉得此事蹊跷，他想，人性最大的弱点就是死不认错，可这奴才怎么就如此爽快地承认了呢？这其中必有缘由。
等把那奴才叫来一问，果然有高人给他出主意，家奴说给他出主意的人是高士奇。索额图把高士奇叫来，聊了片刻，发现高士奇既善解人意，又写得一手好字，于是就把他留下来做幕僚。
康熙对汉学很感兴趣，想找一个类似导师的人辅导他，索额图想推荐高士奇，可又犹豫不定。这天，下人来报，说祖泽深求见。索额图请祖泽深来到客房，寒暄片刻，索额图问起高士奇的事。祖泽深对索额图说看过高士奇的面相，估计日后会位极人臣呢。那个家奴也在一旁帮腔附和，说高士奇人诚实，是个好人，将来必定不会辜负主子的大恩大德。就这样，索额图把高士奇推荐到了康熙身边。
有索额图这位皇亲国戚的提携，又得到了当朝纳兰太傅明珠的赏识，高士奇从此踏上仕途，不到一年，就成为康熙面前的大红人。
《读书堂西征随笔》是当时人记当时事，是一种口耳相传的记录，这要比后人靠间接资料写出的文字更真实一些。上面这段故事也许是高士奇早年生活比较翔实的记载了。
高士奇字写得漂亮，进宫后康熙亲自点名要他进入南书房，讲解经史，诗赋唱和，抄写文书典籍，并秉承皇帝旨意起草诏令，撰述谕旨。高士奇在南书房长达十五年之久，这段时光是高士奇最充实、最荣耀的，他常常早出晚归，有时深更半夜才回家。
康熙外巡时，总把高士奇带在身边。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南巡，赴曲阜孔庙祭孔，高士奇升任翰林院侍讲学士，随驾南巡。康熙二十五年，高士奇被授为统制总裁，政治典训副总裁。
康熙对高士奇总是那么情意绵绵，充满着真挚的关爱呵护，是史所罕见的，这并不是说他的工作有多么重要，别人无法替代。高士奇为人机灵，善于察言观色，皇上平时看什么书，他知道后，便找来阅读，背得滚瓜烂熟，一旦皇上问起，就对答如流。
有一年，康熙南巡来到杭州灵隐寺，寺院住持见皇帝兴致不错，便率领僧众跪在康熙面前，恳请康熙给灵隐寺题写一块匾额。
康熙喜欢舞文弄墨，便爽快地答应了僧众的请求。谁知一下笔将“灵”字上部的“雨”字写得过大，下部无从下笔了。高士奇见状，马上明白了，于是赶忙在手掌上写好“云林”二字，又假装上去磨墨悄然摊开手掌给康熙看。康熙将错就错，写下了“云林”二字。“云林寺”这一别名就是这么来的。
康熙游览金山寺、登泰山，遇到同样的窘境，高士奇都能一一化解。康熙是一个兴趣极为广泛，求知欲特别旺盛的人，学习过程中如果没有谈得来的对象，恐怕会很寂寞甚至索然寡味。正是高士奇对康熙的喜怒好恶无不了解，对康熙的一言一行无不知晓，才使得他备受恩宠，“深合朕意”了。
身为皇帝身边的红人，很多人的眼睛都在盯着他。康熙二十八年冬天，左都御史郭琇上书弹劾高士奇。
郭琇是康熙朝著名的清官和直臣，他弹劾明珠下台之后，更以秉直之名声震天下，并获得了“铁面御史”的美誉。他精心准备了一篇弹劾文书，从四个方面详细论证了高士奇的杀头之罪，不仅每条都有真凭实据，而且诸如高士奇的欺君灭法、背公行私、谄附大臣、揽事招权，样样都是古代皇帝对大臣最为猜忌的，其中一条“高士奇原系以觅馆糊口之穷儒，忽为数百万之富翁。试问金从何来？无非取给于各官。官从何来？非侵国帑，即剥民膏”，一个只为“身家富贵”着想的穷秀才，若不是强取豪夺、搜刮民脂民膏，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家财？这话不明摆着高士奇是贪腐吗？
这道疏文一上，康熙即使再喜欢高士奇，无奈之下，也只能令高士奇“休致回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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