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促成中国流行音乐诞生的音乐元素

[摘要]中国流行音乐诞生于1927年，以歌曲《毛毛雨》的问世为标志。从音乐本体的角度来讲，中国流行音乐的诞生由学堂乐歌、中國传统音乐、爵士乐、西方古典音乐四个方面的音乐元素促成。另外，中国流行音乐的诞生壮大了音乐文化的受众人群，改造了国民性。同时，其成为最受欢迎的新型音乐商品，爱情主题的重要代言物。

[关键词]流行音乐；学堂乐歌；黎锦晖；周璇

[中图分类号]J6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233（2017）23-0018-04

[收稿日期]2017-08-25

[基金项目]2017年度中国传媒大学科研培育项目；2016年度中国传媒大学科研培育项目（CUC17B39；CUC16A47）。

[作者简介]王韡（1981—），男，河北邢台人，博士，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中国音协流行音乐学会理事兼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音协音乐传播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北京100024）“流行音乐诞生于19世纪中后期的欧美地区，较之西方的古典音乐、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相对较晚，迄今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是其发展迅猛，可谓后来居上，已经成为全世界受众人数较多的音乐文化形式。”[1]中国流行音乐诞生于1927年，以黎锦晖先生词曲创作、黎明晖女士演唱的歌曲《毛毛雨》问世为标志，自此开启了中国音乐文化的新纪元。中国流行音乐在此时诞生，当然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本文基于音乐本体出发，探析促成中国流行音乐诞生的音乐元素。同时，对中国流行音乐诞生后产生的社会影响与社会呈现进行阐释。

一、促成中国流行音乐诞生的音乐元素

如果我们仔细去听辨、分析中国诞生的第一批流行歌曲后，就可发觉这些歌曲基本上都属于中西方融合式的音乐形态。歌曲的音乐元素或者说音乐来源主要由四个方面构成。

（一）学堂乐歌

20世纪初期，在“维新派”新思想的影响下，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在课程设置上，开设了以教唱歌曲为主的“乐歌课”。此时一种新的歌曲形式——学堂乐歌诞生了。所谓学堂乐歌，就是在1898年至1919年间，在中国新式学校音乐课中所教唱的歌曲，后来由于其发展迅速和兴盛，也进入整个社会中传播。它大多采用外国的曲调，填上反映新思想、新文化的中国歌词，形成了一种区别于传统音乐，具有通俗、典雅特点的新型歌曲。学堂乐歌是中国近代音乐发展的重要标志，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堂乐歌作为中国新音乐形式之一，其旋律平稳，多为二度和三度进行，以四分音符和八分音符为主，节奏简单且结构方整，多为大调式，体现昂扬、坚定、积极向上的特点。曲式一般是一段体或带再现的二段体。演唱形式有齐唱、对唱，简单的二、三声部合唱。学堂乐歌的形成与发展，宣扬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使人们接触到了外国的流行音乐，学习了简谱与五线谱的记谱法，钢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的演奏法，集体歌咏演唱形式等外来音乐文化。学堂乐歌的大众性、普及性、流行性特点与流行音乐较为相似，促进了中国流行音乐的诞生。中国早期的一些流行歌曲就以学堂乐歌的方式出现，例如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的唱片上就标注有学堂乐歌的字样（见图1）。有记载指出，“第一版《毛毛雨》唱片录制于中华歌舞团南洋巡演前夕……令人注意的是：这张唱片的片心标有‘学堂乐歌’字样，似乎反映了作者当初曾有运用旧音乐形式探索爱情‘新乐歌’的创作初衷”。[2]

（二）中国传统音乐

地方民歌、戏曲音乐、说唱音乐、舞蹈音乐、民族器乐曲、宗教音乐、祭祀音乐等都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音乐元素都在早期的流行音乐中有重要的体现。这其中民歌是一个最为重要的来源，它是劳动人民在生活和劳动中创作并演唱的歌曲，以人们之间口头传播的方式流传于民间，并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经受着筛选、改造、加工和提炼，进而日臻完美，成为人民大众思想感情表达的结晶。民歌的音乐体裁有劳动号子、山歌、小调，这其中对于中国流行音乐影响最大的是小调。小调的形式规整，旋律性强，流行性也较强。题材较广泛，有对社会政治事件的描写，但大多是对日常生活、民族风俗、爱情、娱乐等方面的表达。很多早期流行歌曲都吸取了传统小调的旋律作为创作的基础，甚至曲调原样未动，就是在音乐编配上加入流行音乐的元素。例如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采用了民间小调的音乐元素，有记载称，“歌曲《毛毛雨》采用了中国民歌中小调的创作方式，包括结构规模比较短小，这都是小调的音乐形态特点。这也更加说明了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的创作元素来自于中国的民间小调。”[3]还有像贺绿汀创作的《天涯歌女》《四季歌》，都来自于苏州地区的民歌。

另外，还有一些则吸取了豫剧、京剧、越剧、黄梅戏等戏曲音调或苏州弹词、京韵大鼓等说唱音乐中的音调来进行改编或者创作。例如：周璇演唱的《拷红》《五月的风》《难民歌》，李香兰演唱的《兰闺寂寂》等均采用这种方式。黎锦晖创作的《桃花江》的音乐风格、曲式结构与中国说唱音乐中摊簧腔的“起、平、落”结构非常相似。同时，在伴奏方面，大多采用民族管弦乐队或者中西融合的乐队编制来进行，常用的乐器有二胡、古筝、扬琴、琵琶、笛子等。周璇演唱的《天涯歌女》，李丽华、姚敏演唱的《千里送京娘》都是完全采用民族乐队进行伴奏的。

（三）爵士乐

爵士乐是20世纪初，由美国黑人将欧洲、美国与非洲的各种音乐元素融合而创作的一种音乐，诞生于美国新奥尔良。20世纪20年代，爵士乐在美国的发展达到高潮，随即这种音乐形式也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地，这其中也必然包括中国。当时世界各地的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来华游玩、侨居的时候，从自己本国随身携带了一些爵士乐唱片（见图2）。另外，一些来华演出的歌舞团体进行爵士乐的歌舞表演，美国好莱坞歌舞电影在上海上映的同时，其中的爵士乐插曲也随即传播开来。爵士乐中有大量的切分节奏，使人产生一种摇摆的感觉，具有强烈的舞蹈性，非常适合在歌舞厅中演出，而此时的上海歌舞厅又正是兴盛期。因此，爵士乐在上海的传播很广、影响很大。

同时，我国一些音乐家们通过对外来爵士乐音乐作品的分析，解读其节奏、旋律、和声、配器等方面上的特点，逐渐把爵士乐的音乐元素應用到自己的音乐创作中去，以追求一种时尚的音乐风格，得到大众的认可。初期在歌曲编曲上最为突出，不再单纯地采用民族乐队参与编配，而是采用爵士乐队或中西融合的伴奏编配形式，乐器方面也开始使用钢琴、萨克斯、小号、长号、单簧管、低音提琴等西方乐器，其中打击乐器方面采用中国民族乐器的鼓、木鱼、双响梆子来代替架子鼓或者爵士鼓，另以小提琴、扬琴、琵琶、古筝等来代替吉他。这样的作品往往会产生一种轻快、富有节奏性的音乐风格，这种音乐风格已经与中国传统音乐大相径庭，摩登味道十足。例如：由范烟桥作词、陈歌辛作曲、周璇演唱的

民国时期标志性流行歌曲《夜上海》中就吸取了爵士乐音乐元素。有记载称，“歌曲《夜上海》最重要的音乐特征是使用了摇摆乐（Swing） 摇摆乐是爵士乐中的一种音乐风格，兴起于美国的纽约，盛行于20世纪30—40年代中期。摇摆乐歌曲都采用爵士大乐队（Big Band）来进行伴奏。伴奏乐队一般由十余人组成，规模相对比较宏大，涉及的乐器有小号、长号、单簧管、萨克斯、中提琴、钢琴、爵士吉他、古典低音贝司和爵士鼓等。的编配方式。其中歌曲的引子部分，小号与长号进行呼应性的演奏，并且加入了‘布鲁斯音’（bⅢ、bⅦ级音）以及其他变化音（bⅡ、bⅤ、bⅥ级音）的演奏，使音乐产生浓浓的爵士乐味道”。[4]

（四）西方古典音乐

由于大批外籍音乐家来华演出或侨居，并对中国音乐学者传授技艺，再加上一些留学国外的音乐家回国，专业音乐学校建立，西方音乐作曲技法逐渐应用于中国作曲家的音乐创作中来，对于流行歌曲的创作也不例外。例如：在歌曲的配器上，很多流行歌曲都借用艺术歌曲的编配方式，像陶秦作词、陈歌辛作曲、白光演唱的《恋之火》。此歌曲前面的引子就是从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移植过来的。怀玉作词、陈歌辛作曲、周璇演唱的《永远的微笑》，金成作词、姚敏作曲、李香兰演唱的《恨不相逢未嫁时》等歌曲都是吸取西方古典音乐元素创作而成的流行歌曲。

二、中国流行音乐诞生后的社会呈现与影响

中国流行音乐的诞生，为整个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一度成为当时社会议论的焦点对象，产生了诸多影响。

（一）成为最受欢迎的新型音乐商品

流行歌曲的风靡，带动了整个音乐界的繁荣。流行音乐的商品性也凸显出来。此时，表现形态有三种：一是流动型音乐商品。包括营业性的现场表演、录音棚的音乐唱奏活动等。营业性的现场表演是指在剧院、歌舞厅、酒吧、夜总会、饭店，甚至街头等场所进行的，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演出。当年黎锦晖先生就带领着明月歌舞团的歌手在众多场所进行商业演出，以此来换取报酬。录音棚的音乐唱奏也具有商品性，因为在录音棚录制唱片过程中，聘请创作者、编曲者、演奏者、歌手等一系列唱片制作环节也都是消费活动。早期一些电影公司为了录制其中的配乐，经常聘请黎锦晖、陈歌辛等进行创作、编曲，并请乐手伴奏、歌手演唱（一般请乐手、歌手由创作者一手操办，这也是一个合作习惯）进行现场录音，灌制唱片。其中受雇用的各个环节参与者都会得到一定的音乐制作报酬。“20世纪30年代初，百代公司当红电影明星灌音，每片报酬从100至500元不等。”[5]（见图3）另外，词曲作者还有版税收入（见图4）。

二是冻结型的音乐商品。主要是指唱片，当时主要是黑胶木78转圆型唱片。“20世纪初，圆片唱片和唱机传入中国，上海等大城市的洋行开始销售唱机、唱片”。[6]人们开始欣赏聆听流行音乐，唱片的销售成为重要的音乐商品。

三是隐伏型的音乐商品。包括手稿音乐商品（见图5）与印刷音乐商品（见图6）。手稿的音乐商品不是对外公开，像出售唱片那样的标价出售，往往是约稿者给予创作者稿费。1928年黎锦晖率“中华歌舞团”赴南洋演出时，因经营不善亏本，滞留南洋，无钱返回国内。这时应国内出版商的邀请，在八个月内创作了一百多首流行歌曲（当时称“家庭爱情歌曲”）。利用这些稿酬他和团队才辗转返回了国内，著名的流行歌曲《桃花江》就是在此时创作的。同时，印刷音乐商品，一般是指以买卖为目的出版或者个人印刷的流行歌曲集。当时很多书店有销售流行歌曲乐谱的歌曲集，很多百姓买来，拿着乐谱与唱片中的录音一起哼唱。1933年至1934年的两年间，仅大众与同声两家书局就有黎锦晖近千首歌曲出版。另外，歌星的粉丝效应也会拉动一系列的消费。例如歌星使用的化妆品、服饰等。可以说，“歌星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紧紧牵动着社会娱乐话题乃至社会文化的走向，歌手在社会中的商业价值、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7]

（二）成为爱情主题的重要代言物

中国早期流行歌曲中表现爱情的主题居多，因此，一时间流行歌曲成为爱情主题的代言物。其对男女之间爱情的表达比民歌、西方艺术歌曲来得更为直接，例如歌曲《桃花江》：“我听得人家说，说什么？桃花江是美人窝……我也不爱瘦，我也不爱肥，我要爱一位，像你这样美，不瘦也不肥，百年成匹配。”歌曲《妹妹我爱你》：“妹妹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的头发儿青青，又亮、又光。”另外，还有描写男女恋爱场面的。例如歌曲《爱情大减价》：“公园内，百花香，红红紫紫，好花齐放，齐齐整整，绿树成行，千千万万，电灯明亮，赛过朝阳……亲亲热热，好比鸳鸯！欢欢喜喜，神仙一样，快快活活，度过时光！爱情大减价，本店早开张，机会不可失，公园逛一场。”这些作品的内容对于现在来讲很是普通，并无不妥之处、过激之处。但是在当时封建思想尚未根除、封建礼教尚未完全松绑的年代，这样的流行音乐作品不得不说是一种突破。诚然，也正是于此，流行音乐才背负上了“靡靡之音”和“黄色歌曲”的骂名，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和谴责。

（三）壮大了音乐文化的受众人群

中国流行音乐的诞生与传播，增加了音乐的受众人群。因为流行音乐无论是演唱还是欣赏环节都是低门槛的，对受众的基础音乐知识储备要求较少。其受众人群分散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上至达官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下面即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不同阶层对于流行音乐演唱形式的接受方式和状态。

对于社会的人群结构，根据社会学的分类原则，以人们的经济收入作为主要条件进行最簡单的分类，可以把当时的社会人群分为富有人群、一般人群、贫困人群三类。所谓的富有人群往往是一些资本家、官僚、买办。他们拥有大量的财富，有娱乐欣赏流行音乐的经济条件。也就是说人们只有在物质生活得到保证以后，才会主动去追求且进行精神生活的享受。这些富有人群拥有大量的财富，他们可以购买留声机、收音机、唱片，在自己的家中欣赏流行音乐，也可以去舞厅、夜总会、酒吧、电影院等娱乐场所欣赏流行音乐。甚至有的富人在遇到过寿、办婚礼等喜事时，可以包下一些音乐社团专门为自己来演出。这类人群对流行音乐的传播有巨大的支配权和主动权。他们不但物质上富有，有的还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往往紧跟时代潮流，除了欣赏传统的京戏、昆曲、沪剧等音乐，对新生的流行音乐大都有着强烈的追求。一般人群，通常是指拥有中等收入，财产远不及富有人群，但是能够解决基本衣食住行的群体。这些人可以买一些价格适中的收音器材和音像播放器材，可以隔三岔五地去一些娱乐场所，欣赏流行音乐演唱。对于贫困人群来讲，他们收入甚微，有的都难以解决温饱，基本不能主动地去进行娱乐消费。但由于当时无线广播的发展，这些人可以在大街小巷、商铺等地方听到流行音乐，欣赏到流行歌星的演唱。所以，社会多个层面的人群都有能力欣赏到流行音乐，再加之流行音乐的演唱方式最贴近大众，情感表达也最直接，因此，受众人群非常广泛。有关资料记载，甚至在当时的红军部队当中流行歌曲也有传唱。例如歌曲《桃花江》：“在全国首届文代会上，毛泽东主席见到黎锦晖时说：锦晖兄，你的‘桃花江是美人窝’影响好大啊！连红军都唱你的歌。不过我们陈老总把歌词改正过：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改成比不上红军多了。”[8]

（四）改造了国民性

国民性是一个国家、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是大多数人普遍认知的文化心理、社会心理、行为方式的整体特征。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塑造了人们勤劳、善良、中庸、保守、封闭、迷信、坚忍等国民特性，具有以“礼”为中心的伦理道德体系。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先进文化人士，在发起“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文化界又纷纷举起了“改造国民性”的文化启蒙大旗。音乐也是其中重要的工具之一。学习西方思潮成为主流，认为音乐可以改造国民性，铸造民族团结奋进的力量。力求使中国人民以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模式，形成开拓进取、积极创新、自尊自信、勇于挑战的新国民性。黎锦晖等一批流行音乐人以“民主”“自由”的新观念进行着平民化、通俗化、生活化、情感化的音乐创作。他们以自己的实际作品表达了对现实的关怀，迎合了社会意识潮流，无形之中对大众进行着一种精神上的洗礼，改造其国民性。

总之，中国流行音乐的诞生，受到了中西方多种音乐元素的影响，成为中国音乐文化中新的一员。同时，流行音乐受到了大众的普遍喜爱，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较多影响。

[参 考 文 献]

[1] 王韡.流行音乐学学科设置论[J].高教发展与评估，2017（03）：93—94.

[2] 孙继南.黎锦晖与黎派音乐[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162.

[3] 王韡.中国首位流行歌手黎明晖演唱风格的音乐学分析[J].文化艺术研究，2017（02）：44.

[4] 王韡.民国时期电影歌曲的演唱风格分析[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6（02）：101.

[5] 葛涛.电波中的唱片之声：论民国时期上海广播唱片的社会境遇[J].史林，2005（05）：52.

[6] 曾田力.中国音乐传播论坛（第1辑）[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60.

[7] 王韡.中国流行音乐演唱的社会学宏观考察——基于社会干预、社会效应与社会生产的视角[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06）：162.

[8] 登科.纪念黎锦晖创作歌曲《桃花江是美人窝》八十周年[N].益阳晚报，2008-01-02.

（责任编辑：张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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