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音乐奇葩　今日绽放异彩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员。以藏族为主体的西藏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音乐文化。

西藏位于祖国西南边陲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这里高寒缺氧、人烟稀少、交通不便，许多外地人对之“谈虎色变”，望而却步。我的几位长辈、领导、好友赵讽、李元庆、许常惠、权五圣都希望和我一起去考察、体验那里的传统音乐风情，但在行前体检时，都被大夫劝阻了。这里农耕、放牧土地比例较少，生产相对滞后，严酷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民族的独特性格养成了西藏人民爱唱爱跳、能歌善舞的优良传统。

我先后八次赴藏，在那里从事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累计达四年之久，深感那里的人民，哭也是歌，笑也是歌，生也是歌，死也是歌，真可谓“西藏无处不是歌”。

由于西藏特殊的地理环境、社会风情、生活习俗，西藏传统音乐中现在还传承着一些风格独特、历史悠久、令人回味的乐种。其中，有一些音乐品种和艺术现象令我难以释怀。

一、人类稀有的艺术瑰宝“一音歌曲”

我曾经在隆子县雪布乡采访过扎西多吉、汪堆顿珠、察巴、泽仁团顿、俄珠多吉五位民间艺人，在贡嘎县甲日乡采访过丹增、扎西罗布、阿旺顿珠、达娃四位民间艺人。他们都是“伯谐”的表演者。藏语“伯”是打仗的意思，“谐”意为歌舞，“伯谐”即打仗时表演的歌舞，简称战歌。

藏族学者和艺人们一致认为，“伯谐”诞生于松赞干布时期(6177—650)之前，至于早到什么时候，我还没有收集到明确的论点和确切的数据。只有长期生活、工作在西藏的文艺理论家刘志群经过调查研究后提出，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苯教盛行的军事部落战争频仍的时期”。

“伯谐”音乐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旋律系由一个音构成。如《刀从鞘中抽出一寸时》：

演唱中，尽管歌者有时为了加强音乐的表现气势或适应语言音调的趋向，偶有上四度或其他音位的装饰音出现，但仍未能改变“一音歌曲”的特质。正如几十年前，德国民族音乐学家W.沃尔特(Walter Wiora)在进行了大量田野工作、查阅了众多文献资料后，撰写的长篇论文《比五声音阶还要古老——古代欧洲的和一些原始居民的二声至四声音阶》中所说：“某些不确定声音的渗入，如叫唤和滑音之类，也包括一些附加的临时音，这些音既不属于原有音阶之列，也不改变原有音阶的性质。”在古代的西藏，“伯谐”是在士兵们出征前和凯旋后表演的歌舞：出征前表演，意在鼓舞士气，预祝战斗胜利；凯旋后表演，是为了庆贺胜利，以利再战。表演者既是演员，又是士兵。他们是靠世袭的方式传承的，祖传父、父传子、子传孙，在家庭内代代相传，但传子不传女。和平时期，“伯谐”传到民间，是庆典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艺人们表演“伯谐”是种艺差，所以能一直传承下来。就我所知，“一音歌曲”在我国传统音乐中堪称绝无仅有。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到过亚洲、美洲的十多个国家、地区，对他们的传统音乐进行过程度不一的考察和采录，也未收录到这种只有一个音的歌曲。W.沃尔特研究原始音阶已那么长时间，他考察、采录的国家、地区的传统音乐比我多，而且掌握了世界各国的大量传统音乐资料，他所知道的人类最古老、最稀有、最珍贵的原始音乐，也才是二声音阶。比起“一音歌曲”来，它已晚了一个辈分。就音乐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来判断，“一音歌曲”应当是人类最早期、最原始的音阶形式。

二、人授和神授传承

《格萨尔王传》是在藏族人民中广泛流传的一部伟大英雄史诗，它以说唱的形式传承于世，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这部说唱史诗结构宏伟、内容丰富、卷帙浩繁，凝聚着历代藏族人民的聪明智慧，代表着藏族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我曾先后采集过五六位《格萨尔王传》民间说唱艺人，对它的传承形式一直感到不解。我把它们归纳为人授和神授两种形式。所谓人授，就是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徒弟跟随师傅口传心授、日积月累，逐渐掌握并开始在群众中说唱。所谓神授，就是根据艺人们所讲，他们是通过做一两次梦，或大病一场，梦醒后或病愈后，便能滔滔不绝地说唱《格萨尔王传》的相当部分。我在拉萨采录的女艺人玉梅，便说她是多年前在老家那曲专区索县的一次放牧中，遭遇到一场大雨，淋雨后得了一场大病，病愈后即能演唱数十部《格萨尔王传》。对神授现象，《藏族文学史》将其归纳为托梦、圆光、神授、伏藏等几种形式。《藏族文化艺术》也把它归纳为神授、托梦、转世、圆光、掘藏等几种传承形式。

由于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神授现象愈来愈少了。但是，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民族文化学者，对这一现象，是值得深入调查、认真研究、科学解析的。

三、劫富济贫者演唱的“昌鲁”

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长期处于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落后、野蛮的政教合一、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中。农奴主阶层占西藏人口的5％，包括三大领主(地方封建政府、贵族和寺院)及其代理人，却占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以及绝大部分的牲畜，控制着占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的人身自由。通过等级森严的《十三法典》、《十六法典》，以断手、剁足、剜目、割耳、抽筋、割舌、投水、推崖等极其野蛮的刑罚，对农奴和奴隶进行骇人听闻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精神控制。广大农奴和奴隶根本没有任何起码的人身权利，只能生活在不堪言状的贫困、苦难、饥寒的日子里。在这种暗无天日的环境中，有一些英勇的藏族人，只好铤而走险，以获取一线生存的空间。对这些可敬可佩的好汉，藏族传统民歌中是有所反映的，那就是“昌鲁”。

“昌鲁”是藏族传统民歌的一种，藏语“昌”即“昌巴”，汉意为强盗，“昌鲁”便是“昌巴”所唱的歌。我曾在安多县采录过一位叫贡噶坚赞的民间歌手，他为我演唱了近十首“昌鲁”歌曲。贡噶坚赞说：“旧时，一些藏族贫困汉子迫于生活，别无他路，只好三五成群，打劫富豪。但是，对和他们一样贫穷的藏民，却从不打扰。相反，而是向这些贫苦人献出爱心，常把他们从富豪那里抢来的财物，悄悄放在贫民家的蒙古包或门前，不留姓名，不留地址，以救这些贫苦同胞于水火之中。”我的一些藏族学者朋友认为，这些可敬可佩的英雄好汉，是在那里劫富济贫，不能说他们为“强盗”，而应称为“豪侠”。因此，“昌鲁”应当是“豪侠唱的歌”。

“昌鲁”的歌词，洋溢着豪爽的气概。如《金鞍是它的标志》一歌中唱道：

没有类似“昌鲁”的曲调，

“昌巴”唱的才是“昌鲁”。

没有类似青马的步伐，

青马上路全是竞赛走。

“昌巴”背上没有装饰，

火枪是他的标志。

青马背上没有装饰，

金鞍是它的标志。

有的“昌鲁”歌曲，还进一步揭露了旧西藏产生“昌巴”的社会根源：

哦!我们父子都是“昌巴”，

因为我们一贫如洗。

哦!我们父子都是“昌巴”，

因为交不起噶厦的差税。

“昌鲁”主要流行于藏北高原牧区，和牧歌音调相近，因而富有牧区音乐特色。“昌鲁”为男性演唱，音域较宽，节奏自由，气势雄伟，格调豪爽。

西藏和平解放后，藏族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富裕了，大家都安居乐业，不愁吃喝，萌生“昌鲁”的社会土壤已完全消失。但是，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作为旧西藏社会的写照，它是富有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的，因而还在一些地区传承着。

四、感情的自然流露生活的艺术反映

藏族传统民歌中，“觉鲁”是十分独特的一个歌种。“觉鲁”为藏语，汉意为苦歌。旧时的西藏，民众的生活充满着辛酸和眼泪，因而，他们便用自己擅长的歌唱形式来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控诉人世的不平，表达自己的凄苦。所以，不少地方都有“觉鲁”流传于世。

“觉鲁”歌唱的多是真人真事，而且最初的创作者往往就是事件的经历者甚至主人。我在拉孜县拉孜镇采录了一首由民间歌手卓拉、次旺纪拉、古桑卓拉演唱的《巴贞的苦歌》，便是十分典型的一首“觉鲁”。据称，这首民歌在整个西藏，特别是在后藏地区，堪称风靡一时。歌中所唱的，便是几十年前发生在拉孜镇的故事：有一位聪颖、勤劳、贫苦的藏族妇女巴贞，自幼便与本村一位藏族男子在一起生活，俩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成人之后，二人心心相印。巴贞的父母虽然看在眼里、明在心中，却为了贪图钱财，而不顾巴贞的心愿，硬把她嫁给了一位富商。《巴。贞的苦歌》就是巴贞被迫出嫁时，在离开父母家，走到村头山坡上即兴演唱的一首歌曲。歌中倾诉了她的不幸遭遇，既流露出她对生活的不满，也表白了她对男友的赤诚，音乐中洋溢着她炽烈的爱和恨。

“觉鲁”短小精悍，是一种分节歌的形式。以一个曲调配上多段的歌词，来将故事唱完。“觉鲁”表现的均为旧西藏的悲惨生活，音调悲伤苍凉，节奏缓慢凄切，颇具艺术感染力。仔细品味起来，令人深感声声是血，字字是泪。

五、劳动中歌曲相伴歌声中进行劳动

在西藏的城镇农村，几乎所有劳动都有歌声相伴。藏语称劳动歌曲为“勒谐”，即伴随劳动所唱的歌。

劳动歌曲在西藏种类繁多，无论农业劳动、牧业劳动、建筑劳动、水上劳动、家务劳动都有自己的歌曲。这也许是藏族劳动人民音乐禀赋的一种表现吧!就农业而言，铲土、犁地、割青稞、打青稞、修渠、扬场、榨油等，这些繁重不等的劳动，都是在歌声中进行的。

“阿谐”是西藏一种艺术性较强的劳动歌舞。“阿谐”即打阿嘎时表演的歌舞。旧时，西藏地区修建房屋，其地面均用一种特殊的阿嘎土浇水砸夯而成。用阿嘎土所砸的地面，硬度适中而坚固耐用，冬天室内易于保暖，夏天易于散热，但费时费工费钱，因而近些年大多被水泥地所取代。砸阿嘎土时，建筑工人右手执一有石柄的木棍，边夯砸土地边歌舞。他们分为两队，一队劳动、歌舞，一队在旁休息，轮流作息。“阿谐”节奏统一、铿锵有力、舞姿优美、歌声动人，是劳动生活和艺术表演水乳交融的完美再现。有一次，我在布达拉宫考察采录宗教音乐时，适逢有二三十位建筑工人在宫殿的顶层打阿嘎。他们的劳动歌声震撼人心，舞姿亮丽夺目。他们劳动在歌舞之中，又在歌舞之中进行着劳动。歌舞推动了劳动，劳动孕育了歌舞，艺术表演和劳动生活融为了一体，使许多过往游客不禁为之倾倒而驻足不前，其场景之自然、之动人，令人难以忘怀。劳动者当时表演的“阿谐”《泽仁拉索》，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

西藏的传统音乐令人神往，在西藏从事的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令我终生难忘。许多音乐，许多往事，长久映现在我的心中。虽然我已年届古稀，再去西藏的可能性已不大，不过使我欣慰的是，那些使我感动、令我铭记的西藏传统音乐，在由先辈赵讽、霍尔康·索朗边巴、许常惠等音乐家的支持、指导下，在西藏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的关怀、领导下，在西藏广大民间艺术家的协助、配合下，我采录、编辑、出版了有关西藏音乐的两套系列激光唱片。其中一套是《西藏音乐纪实》(一套六张)，由台湾风潮有声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出版后即获台湾当局颁发的“金鼎奖”；另一套是《世界屋脊的音乐》(一套四张)，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即获新闻出版署等单位颁发的“作品选题奖”。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看，这两套激光唱片，也可以说是当今西藏传统音乐仍然光彩耀人的一个有力实证。

六、我的几点余论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民主改革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西藏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发展和弘扬工作。西藏自治区文化厅，各县、市文化局，各乡、镇文化馆站，对西藏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艺术表演，竭尽了全力，做了许多脚踏实地的工作。他们的努力，为西藏传统艺术在今天仍然焕发出耀眼的光彩，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对传统文化艺术的继承、保护和发扬方面，这里不得不提及的是，自1979年开始，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共同发起的十大集成的编撰工作，它堪称是搜集、整理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项伟大工程。其中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西藏卷》、《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西藏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西藏卷》、《中国曲艺音乐集成·西藏卷》的完成，是西藏众多音乐工作者和有关专家经过二十多年努力的心血结晶。他们在边远地区工作时，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有的在那些凸凹不平的途中还遇到翻车之祸，即使这样，他们从地上爬起来，稍事修整又继续前进，其工作精神令人敬佩。正是在他们这样长时间的辛勤劳作下，长期流传在西藏各地的藏族、门巴族、珞巴族、夏尔巴人、僜人的民间歌曲、民族民间器乐曲、曲艺音乐、戏曲音乐等传统音乐文化，才能得到有史以来最全面、最系统、最科学的采集、整理和编辑出版。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前进。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已成为当今世界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即使是西藏最边远、最闭塞的地区也不会例外。在时代风潮的吹袭下，一些传统文化将面临濒危甚至消失的可能，这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如创建于五世达赖时期的布达拉宫宫廷歌曲(藏语称“嘎鲁”)，可以说是我国的末代宫廷音乐。它在我国还有一定的影响。清代时期，西藏地方政府曾把它奉献给了清皇朝，成了清宫廷中的一部燕乐，并列于整个燕乐之末，名曰“番子乐”。在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前，“嘎鲁”却还鲜活地存在于拉萨布达拉宫。民主改革后，表演宫廷歌舞的组织“嘎尔巴”随之解体。但是，西藏政府和人民认识到，在西藏漫长的文明历史中，藏族和西藏人民以集体的

智慧和力量，参与了文化艺术的创造和发展，形成了一系列适应本土人文环境，反映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需求，寄托民族审美理想的音乐舞蹈形态，“嘎鲁”虽然长期被封建农奴主所霸有，在内容和形式上有一些糟粕的成分，但它也应是其中之一。因此，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西藏的群众艺术馆特意组织了一批优秀的学童对“嘎鲁”进行抢救学习，并聘请旧宫廷歌舞队的乐官巴桑顿珠和几名旧宫廷歌舞队队员前来向他们授艺。1987年7月，15位藏族表演艺术家应英国广播公司第三电台和泰晤士河南岸皇家节日演出中心的邀请，前往伦敦表演藏族宫廷歌曲“嘎鲁”和宫廷舞蹈“嘎尔”，引起了观众的普遍重视并获得一致佳评。现在，西藏一些专业歌舞艺术团体和西藏大学艺术学院都能表演一些“嘎鲁”节目。由此可以看出，今天的西藏，不仅传统民间音乐、宗教音乐仍鲜活地、健康地传承、流行于民间，即使宫廷音乐，也完好地得到了抢救。

2003年，我国设立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它在以往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取得积极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新时期的新情况和新特点，开展由政府组织实施推动的，对珍贵的、濒危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工程。它的设立为我国传统音乐的保护、传承、弘扬、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2004年，我国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国的昆曲、古琴艺术、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蒙古族长调民歌，先后被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2005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指出：我们在看到成效的同时，还应清醒看到面临的问题，充分认识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还要采取有力措施，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之后，国务院公布了两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便是对这一工作的极大推动。

在国务院于2006年5月20日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西藏的传统歌舞就有四项，它们是：锅庄、热巴、弦子、扎什伦布寺羌姆。

国务院于2008年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西藏的传统歌舞等音乐艺术共有13项，它们是：藏族民歌、扎木聂弹唱、佛教音乐、宣舞、囊玛、堆谐、谐钦、阿谐、嘎尔、芒康三弦舞、定日洛谐、且嘎甲谐、廓孜。

我们高兴地看到，西藏政府和人民已经认识到，那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正在西藏稳步、健康、有序地进行。进一步加强对人类精神家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弘扬和发展，已成当今西藏人民的思想共识和行动指南。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片大好形势下，在大量铁的事实面前，达赖集团却在那里捏造“西藏文化灭绝”的谰言，这只能说明他们的反动本质和险恶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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