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曾国藩“掰手腕”的咸丰毕竟不是崇祯

一

明朝的后继者清朝，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传到咸丰一代，已是内忧外患风雨飘摇。曾国藩是咸丰朝平定太平天国的第一功臣，在事关军政大局的问题上，对咸丰的瞎指挥从不盲目听从；无论在朝还是在外带兵，与咸丰之间的争执所在多有，比较突出的与咸丰“掰手腕”就有三次。

1850年3月，道光殁，咸丰登基。为体现新朝新气象，3月20日，咸丰登基的第11天，便由内阁明发上谕求言：

凡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务，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俾庶务不致失理，而民隐得以上闻。

7天后的3月27日，咸丰接着由内阁明诏求贤，令各省督抚保举“才德兼优、诚信任事”之人。曾国藩饱读圣贤之书，以天下为己任，为新皇帝的求言求贤令所鼓舞，连上数道奏章，却久等不见回音。既无皇上召见，亦无下旨施行。曾国藩于是在咸丰二年四月，向咸丰上了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奏疏核心的寓意，是希望皇帝不要“自矜”，把臣下的意见不当回事，“诚恐一念自矜，则直言日觉其可憎，佞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虽措辞委婉，但明白无误地指责了咸丰的行为。这还了得！故“咸丰帝览奏大怒，捽诸地，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祁寯藻叩头称‘主圣臣直’者再，季芝昌亦请恕其愚直，帝意乃解，且深嘉国藩之敢言，命署刑部侍郎”。

这可以算是曾国藩与咸丰的第一次“掰手腕”。曾国藩能够在惹怒咸丰之后不仅全身而退，而且加官，祁寯藻的“主圣臣直”起了关键作用。祁寯藻的四字看起来是“顺毛捋”，实则绵里藏针。“臣直”二字，表明祁寯藻是认同曾国藩见解的，只不过直言说出的是曾国藩而已。而“主圣臣直”四字，可以解释为“有圣主，才有直臣”，也可以解释为“容得下直臣，才是圣主”；咸丰“深嘉国藩之敢言”未必为真，但祁寯藻确实抓住了咸丰想做圣君、明君的心理，如果连臣下的直言都容不下，咸丰不就有昏君之嫌了吗？

二

此后不久，曾国藩就因母亲去世而回湖南湘乡老家丁忧守孝了。而咸丰的麻烦，却才开头。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杨秀清等在广西金田村宣布起义，组成一支两万之众的太平军。1853年3月28日，太平天王洪秀全在万军簇拥下进入南京，定南京为太平天国首都，改名天京，与清朝成南北对峙之势。

按照传统礼制，曾国藩为父守孝须期满三年。但咸丰深知前线军事离不开曾国藩，只给曾国藩赏假三月。三月期满，咸丰命曾国藩赶快赴任。此时的曾国藩，为了荡平太平军的大志得以伸展，为了取得地方官的财政权力以便于湘军筹饷，打定主意要向咸丰争一个名位了。

于是，曾国藩于1857年6月16日上奏，以尽孝道之名请求在家守孝期满，奏折中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江西军务“添臣一人，未必有益，少臣一人，不见其损”。这话当然不是实情，真正含义是要咸丰掂量掂量他曾国藩的分量。而愚钝的咸丰竟然真的以为曾国藩一心为了尽孝，将曾国藩的兵部侍郎由实缺改为署理，以顺应其孝子之心，然后一再催促他尽快出山。

咸丰一再催促，曾国藩以为火候已到，7月26日上奏亮出底牌，“以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贻误大局。”

这话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咸丰你要我出山，就得给我巡抚实缺，否则拒不从命。我已经受气受够了，不再奉陪了。

这下咸丰明白了，曾国藩闹来闹去，原来是争巡抚之位。专制统治者对威胁自己的人和事是最为敏感的，绝不手下留情。你曾国藩不是要做孝子吗？那好，就按照守制的规矩，连曾国藩的兵部侍郎也开去。曾国藩虽身在原籍，心思无一日不牵挂前线军情，咸丰假戏真做，让曾国藩有苦难言。但到咸丰八年（ 1858），江西、浙江、福建的局势大变，太平军经天京内讧所造成的低迷之后，由于起用陈玉成、李秀成等一批年轻将领，再次攻城略地声威大振。咸丰只得再请曾国藩出山，但在职权上毫不让步，让曾以“前任兵部侍郎”的空衔领兵征战，1860年，清军用于镇压太平军的唯一主力部队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歼灭，咸丰手中再无可用的國家军队，权衡轻重，灭太平军重过防湘军，于是给曾国藩加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不久即改实授，并任命其为钦差大臣，节制大江南北水陆各军。

这是曾国藩与咸丰的第二次“掰手腕”，历时三年有余，曾国藩先输后赢。总的来说，咸丰还算识时务，最终选择了信任曾国藩。作为一代帝王，咸丰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曾国藩虽非为私，但伸手要权是明白无误的，咸丰的让步，是需要一定心胸的。

三

正当曾国藩率领湘军在皖南万山丛中与太平军苦战之时，咸丰因为在与英法列强的交涉上举措失当，导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居心叵测的胜保于咸丰十年（1860）八月十一日上奏进言，“若能假奴才川、楚勇数千，奴才督之，刀砍矛刺，直进横冲，即不能杀尽逆夷，亦必大加惩创”。咸丰是病急乱投医，当即谕令曾国藩“各选川、楚勇二三千名，即令鲍超、张德胜管带，兼程前进，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凡是老道的统兵将帅，都深知其理。曾国藩以自己或胡林翼带兵勤王为名，婉拒了将鲍超交胜保统带的钦命。

这是曾国藩与咸丰的第三次“掰手腕”。作为以忠君保国为己任的封建士大夫，曾国藩深知，在国难关头，作为大臣有扶危定倾之责，必要时只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在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所向无敌一路扫荡直至定鼎南京，并派出劲旅由林凤翔、李开芳统带北伐直抵京津一带时，咸丰备极忧惶，颇有末日将临之感，曾对朝中近臣感叹说：“天启当亡国而弗亡，崇祯不当亡而亡。今豫南北皆残破，贼已渡河，明代事行见矣。设有不幸，朕亦如崇祯不当亡而亡耳。”

但从曾国藩与咸丰三次“掰手腕”的过程和结果来看，咸丰不是崇祯：与崇祯的刚愎自用相比，咸丰还算能听进人言；与崇祯无论是在与清朝议和、给李自成封王，还是迁都南京上都不敢担当相比，咸丰虽愚至与英法列强构衅，但还不至于委过于人，并在兵临城下之前果断避走热河；与崇祯用人多疑以致戕害良将自毁长城相比，咸丰最后还是信任了屡屡与他较劲的曾国藩……历史是公平的，咸丰强过崇祯，清朝就没有亡于咸丰。

（摘自《博览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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