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安全ＳＯＳ

　　楔子

2000年8月6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戴河会见来华访问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时，谈到了科技伦理及生态安全问题。他指出，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控制自然和人自身的能力。但是，科学技术在运用于社会时所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工业的发展带来水体和空气的污染，大规模的开垦和过度放牧造成森林与草原的生态破坏。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涉及人自身尊严、健康、遗传以及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伦理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

在我国2000年底颁布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中，明确提出了“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的目标，将“国家生态环境安全”提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而生活中，许多人对“国家生态环境安全”并不了解。那么，何为“国家生态安全”？我国的生态安全形势如何？生态对国家安全到底有何影响？如何筑牢“生态长城”？面对新世纪的环境挑战，这些话题应该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

新世纪的第一天，北京出现浮尘天气，此后几个月内，我国北方多次遭受沙尘暴的袭击。今年的三月，“两会”刚刚结束，几十年罕见的沙尘暴来得更有点让人措手不及。大自然再次以这种独特方式警示人们：必须把维护生态安全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然而，时至今日，谈起维护生态安全的话题，依旧有人不以为然——难道生态也会影响国家的安全吗？

然而，事实的确如此。

因为生态问题而危及国家安全的例子古已有之。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的楼兰古国，在我国汉代时是一个水草丰美、经济繁荣的文明之邦，也是丝绸之路上商贾云集的一颗璀璨明珠。但是，随着塔里木河上、中游人口的增多，区域开发活动的加强，楼兰人赖以生存的塔里木河水量急剧减少，甚至经常出现断流，结果导致楼兰地区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最终被沙漠吞噬而亡国。如今，人们只能在漫漫黄沙中探寻古楼兰的文明残迹。

水体、土壤、生物、空气等组成的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是维系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人类每一次进步和发展，都离不开生态环境各要素的“综合支持”。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活动严重影响着生态环境，全球气候变暖、资源匮乏、物种灭绝、环境污染、土地沙化、水土流失、沙尘暴……全球生态问题的日益突出，正是在此背景下，“国家生态安全”的概念渐渐浮出水面。

据调查，全球每年因各种生态灾难所造成的“生态难民”达1000万以上，因生态环境问题引起的各种冲突也与日俱增。

我国生态安全的现状如何？国家有关权威部门公布的一些资料表明，我国的自然生态环境正潜伏着不容忽视的危机——

我国水资源严重匮乏，水体污染突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是世界人均量的1/4，是13个贫水国家之一。而且，我国水资源分布贫富不均，华北、西北的一些地区缺水严重。同时，我国主要河流普遍污染，其中辽河、海河污染严重，淮河水质较差，黄河水质不容乐观。主要淡水湖泊富营养化严重，多数城市地下水受到一定程度污染，且有逐年加重的趋势。

大气环境恶化。有关部门统计，全国338个城市中，只有33.1％的城市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剩余的66.9％都超过二级标准，其中有137个超过三级标准，占统计城市的40.5％。

土壤酸化、盐渍化严重，耕地面积减少，土壤肥力下降。我国的酸雨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25％，土壤酸化程度有增无减；盐渍化土地总面积约占国土总面积的8.5％；1995年我国人均耕地仅为0.08公顷左右，在全世界26个人口5000万以上的国家中排倒数第三位。

大部分草地已经或正在退化。由于对草地的掠夺式开发，乱开滥垦、过度樵采和长期超载放牧，全国草地面积逐年缩小，草地质量逐渐下降，其中中度退化程度以上的草地达1.3亿公顷，并且每年还以2万平方公里的速度蔓延。

尽管我国的森林覆盖率有所增加，但森林资源总体质量仍呈下降趋势，人均积蓄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7，森林的生态功能严重退化。

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67万平方公里，并以每年1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加；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已达262万平方公里，并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目前，我国沙化土地的面积为168.9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7.6％。

海洋环境也不容乐观，1999年我国近海海域污染严重，四类和劣四类海水已达46％以上，其中污染最严重的东海海区，劣四类海水比例高达53％。

由此可见，我国的生态安全正面临严峻挑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的生态环境整体还呈恶化趋势，国家生态安全所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

生态环境恶化所产生的危害有多大？先看经济损失。根据国家环保总局的研究结果显示，1986年全国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值为831.4亿元；“八五”期间，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生态环境破坏加剧，1994年因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4201.6亿元，接近同年GDP的10％。

因此，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现实：我国生态环境整体恶化趋势的局面还未得到根本扭转，其造成的损失及负面影响还在扩大！

在这种大的背景下，2001年5月底到9月初，在长达105天的时间里，由全国人大环资委等14个部委组织的中华环保世纪行记者团行程2万多公里，从东海之滨的长江入海口溯江而上，最终到达位于青藏高原的长江源头。笔者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对长江流域的生态现状进行了一次大扫描。

上篇：行走在长江流域的日子里

调查之一：不法之徒图财损堤长江非法采砂依然猖獗

2001年6月4日上午10时许，中华环保世纪行记者团随江苏省水政监察大队向上游与安徽交界处巡查，发现几十艘满载黄砂的运砂船驶过江面。随后，在长江江苏、安徽段的交界处新济洲水域，监察大队发现正在偷采江砂的吸砂作业船和20多艘等待装砂的水泥船。旁边的江岸因为采砂早已坍塌，成为船主们停泊的码头。经水政监察人员盘查，这些都是载重60吨以上，无名无号、无证无照的“四无”采砂船，船主大部分是来自安徽省无为县的农民。

一位船主交代说，他每天采满一船砂，卖到南京能赚400元。当问一位船主知不知道这是违法行为时，他说：“我又没有杀人放火，违什么法？”

6月6日，采访团从安徽乘水政监察船向下游巡查，在与江苏交界处又发现几艘采砂船。船主发现监察大队后，立刻调转船头向江苏方向驶去。

据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政水资源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长江干流出现采砂活动。这些年各地建筑业繁荣，用砂量逐渐增多，大规模非法采砂逐渐兴起，并在不断加剧。非法采砂不仅有个人、企事业单位，甚至还有各级政府出动的船只。用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政局一位局长的话说就是“工农商学兵”全有。因为水流急的地方砂子的质量最好，所以非法采砂船多是在这些地区活动，而这些地方的堤坝因为常年受到急流的冲击，堤防设施比较脆弱。1996年1月8日，江苏省镇江市一江段因乱采砂发生坍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镇江江堤塌岸事件发生后，当年10月江苏省政府就作出了全省境内长江全线禁止采砂的决定。至2001年2月，江苏、安徽、湖北、江西已全面禁止非法采砂。

据了解，暴利驱动是长江非法采砂屡禁不止的一个直接原因。2001年4月，江苏地区黄砂的售价从原来的40元／吨上涨到70元至80元／吨，而在上海其价格高达110元／吨。江西九江段也由每吨10元左右涨到40元以上，而采砂的成本仅为4元/吨。一条小型吸砂船在长江挖一天砂，就可卖四五百元钱，每小时可采砂500吨至600吨、被称为“采砂王”的大型吸砂船，每天收入以数十万元计。

据沿江城市有关负责人介绍，经过治理，目前长江非法采砂活动是这些年来最少的，但手段也更隐蔽。各地吸砂船以“游击战”、“麻雀战”等方式偷采，化整为零，你查我停，你退我进，而采砂装备更趋向大型化、现代化，甚至出现多起暴力抗法事件。

被称为“砂霸”的黑恶势力涉足非法采砂，或者为采砂船提供保护，是长江非法采砂屡打不绝的一个主要原因。记者从江苏省水利局了解到，2001年5月查获的几起非法采砂案件，均有地方黑势力介入。同年5月5日，在扬州长江水域抓获一艘来自安徽的大型采砂船。船主称，他之所以在江苏长江水域采砂，是因为有人提供保护，费用为收入的35%。

在江苏省水政监察大队查获的三份由“南京庆邦实业有限公司”与安徽省无为县两条吸砂船签订的保护协议书上，记者看到如下内容：乙方进入采区进行采砂，一切安全由甲方负责（包括官方、民间及扣留人质、损坏船上机械设备）；乙方开船前，需带现金4万元，由甲方在黑沙州接船；乙方两台吸砂船如果被当地政府扣留及损坏船上的一切设备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概由甲方负责。

2001年4月，南京警方对带有黑社会性质的10名犯罪嫌疑人批捕，以陈维龙为首的不法分子，就是为长江南京段非法采砂提供保护的团伙。据陈维龙供认，自1999年年底至案发被捕，他们仅从三个船主手里收取的保护费就达330万元。为了对付执法人员，陈维龙还招募了一支能冲能杀的打手队。江苏扬州、泰州等地近年也发现黑社会组织涉足采砂，收取“保护费”现象。

安徽省安庆市政府先后三次对安庆江段进行巡查和清江，巡查中，公安民警依法没收了在采砂船上发现的长矛、土枪等凶器。安庆市把涉足非法采砂的社会黑恶势力也当做重点打击对象，先后拘捕了在沿江颇有名气的陈长奇和绰号为“小地主”的两个砂霸。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政水资源局刘振胜局长向记者介绍说，黑社会性质的采砂人员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划定地盘，自己采砂；另一类是向在某一区域内采砂的船只收取保护费，提供保护。保护费的数目很大，有的一条船高达几万甚至十几万元。

目前采砂活动的监管涉及水利、航道、国土资源、港监、公安等多个部门。多年来，部门之间各自为政，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管理的力度，也为非法采砂活动提供可乘之机。刘振胜局长指出，现在对于长江采砂的管理只有一些部门出台的文件、意见，还没有专门立法，这造成在打击非法采砂时，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有时甚至引起诉讼。此外，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在探明储量的基础上，尽快拿出相应的规划，实行采砂行业准入制度，规范采砂活动。

调查之二：“开关”造纸厂玩“捉迷藏”抗拒环保执法应重罚

采访中我们发现，一些“一控双达标”未能到期完成而被下达了停产治理的污染企业，因受利益驱动，未经达标治理便偷偷擅自开工。记者团在湖北省荆州市亲历了一次与一家被两次下达停产治理通知书的造纸厂的“捉迷藏”游戏。

2001年6月27日，记者团一到湖北境内，便接到群众举报，反映荆州市沙市造纸厂的生产废水未经治理便排入长江，直接危害到位于造纸厂下游的一个自来水厂取水口的水质安全。当天下午，记者团来到紧挨着长江的沙市造纸厂。见到记者来访，郭厂长热情地介绍了厂里的情况。这个厂是1958年投产建设的，年产1.2万吨纸浆，每天要向长江排放1.8吨的污水，其中生产纸浆的黑液就有1.2吨。因为工艺设备落后，在“一控双达标”限期治理中废水一直未能达标排放，2000年以来先后被市环保局两次下达了停产治理通知书。而后，一直没有开工，工人们也都放假在家。当记者来到静悄悄的厂区实地察看时，便发现了种种与郭厂长所说不同的现象。现象表明，该厂并没有真正停产。

2001年7月6日，记者团结束在武汉市的采访，前往宜昌途中，再次来到了荆州市沙市区，远远地就看见造纸厂的大烟囱在冒着白烟。记者首先来到了造纸厂院墙后面的排污口。只见几十米宽的排污口正向外涌着废水，一股臭味扑面而来。一名工人站在旁边用工具捞着其中的粗纤维及周围的白沫沫。而这些未经任何处理的污水，经过一条管子，全部注入了长江。污水立即将长江水染成一片片令人作呕的黑黄色，泛起一堆堆发黄的泡沫，与垃圾混在一起飘浮在江面上。旁边还停泊着几艘向厂里供应造纸原料芦苇的运输船。记者杀了个回马枪，排污口的污水突然停止了排放。记者走进了工厂，车间里几乎空无一人，但仍燃烧着的锅炉、散发着热气的机器、成捆的浆板、还带着体温的工作服都在明示这里刚才还在生产。该厂负责生产的副厂长王启年告诉记者，这几天开工是为了把一些留下的原料用完，避免浪费。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他不得不承认，虽然被下达了停产治理通知书，但厂里600多个职工、200多个退休职工在等米下锅，为了保证工人的收入，工厂时开时关一直在断断续续地生产。当记者问王副厂长，知不知道直接向长江排放污染成分极高的造纸污水会对长江，尤其是荆州市民的饮用水造成危害时，王副厂长无奈地说：“我也喝这个水。”

2000年国务院曾多次就“一控双达标”的问题严令督察，明确要求对未达标者必须停产治理或限期治理，甚至依法取缔。然而，总有一些企业负责人对法律法规置若罔闻，污染企业明关暗开，偷排偷放。他们以工人下岗、吃不上饭为由，找出种种借口，百般推诿、抵赖，完全置国家的法律法规于不顾。

7月12日，记者团向湖北省荆州市环保局负责同志了解造纸厂置国家法律于不顾、顶风作案、擅自开工污染长江违法行为的处理意见。令记者团难以置信的是，荆州市有关方面竟没有一字的文字处理意见，只是口头通知厂方停止生产后就不了了之。

几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名副委员长就此事作出重要批示，国家环保总局督察组随即深入湖北省对该省查处环境违法行为的进展情况进行检查，责令湖北省环保部门对荆州的造纸厂污染事件尽快查处，尤其要联合检查部门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要一查到底决不手软。

在记者团的直接监督下，荆州市政府对沙市造纸厂进行了查处，要求该厂立即无条件停产治理，治理工程必须于2001年9月30日前完成，经该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否则将采取断电、断水以及吊销营业执照等强制措施予以处理；同时责成荆州市经贸委、环保局、工商局和公安局等有关职能部门迅速组成工作队，现场督办企业停产，环保监测部门派出专人进驻该厂，实施二十四小时监控，坚决杜绝企业擅自开工和偷排现象。

7月24日，国家环保总局督察组查访沙市造纸厂时看到该厂已经停止生产。督察组要求，不仅要严肃查处企业的违法行为，还要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并限期向国家环保总局上报查处结果，决不姑息迁就，做到查处一个、带动一片。

调查之三：来自三峡库区的污染治理报告

2001年7月中旬，记者团走访了三峡库区沿线，所到之处，长江两岸大量的污水和垃圾，始终纠缠着长江的生态环境、沿岸各地的经济发展和利益关系、各级政府的观念与意志。随着2003年6月三峡工程一期截流的迫近，这方方面面纠缠不清的问题，正在将未来660公里长的三峡水库水质情况变成一个巨大的悬念。

离开重庆市的前一天，记者团接到有关群众的举报，反映万州区沿长江边的一家制药厂直接往长江里排污，影响极为恶劣。记者团当即决定，派出小分队进行暗访。

2001年7月14日下午5点，由中央电视台、《法制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几家媒体记者组成的小分队对万州城区内长江南岸段近4公里的区域进行了现场调查。调查结果令人触目惊心：在这段区域内，记者从船上共观察到近十个排污口、两家建筑垃圾场和一家生活垃圾场。所有的排污口除群众反映的制药厂采用暗排的方式外，其余的都直接从几十米高的长江岩壁排入江中，这些排污口从船上远远望去，就像一条条黑色的“小瀑布”。对于生活垃圾的处理问题，万州区的一主要领导在向记者团介绍情况时曾一再表示，万州城区沿岸地带绝对不存在垃圾堆放的问题，因为在前几年万州申报“全国卫生城市”时已彻底消灭了这一顽症，然而事实证明这位领导的说法并不真实：记者在船上亲眼目睹了一辆辆卡车运送一车车土石倒放在长江边，这些土石若不经过处理，待三峡二期工程完成后，水位上升，就会变成长江中的一堆淤泥。据有关专家介绍，岸边工程的水资源保护制度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岸边工程在施工期间将大量的施工废水和生活污水排入水体，施工期间的废渣挤占河道，对附近水体的水质造成严重污染，极易引发暴发性传染病。

随后，小分队驱车突然“袭击”了群众举报的制药厂。记者在现场看到，该厂的污水处理设施处于关闭状态，旁边的小井里的污水呈酱油色。按照有关规定，工厂的污水处理设施每天应二十四小时工作，对污水进行处理。尽管该厂的有关人员面对记者们的提问作出了百般解释，记者还是疑窦丛生：该厂是否将污水处理设施当成一种摆设，用于应付有关部门的检查？距离该厂排污口近一百米的下游处，便是万州区第三自来水厂的取水口。而附近的举报群众反映说，经常能从饮用水中喝出浓烈的药味。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像万州区这种情况在整个长江流域并不鲜见。记者团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采访，发现长江中下游沿江各省虽然基本完成了2000年工业企业“一控双达标”任务，但沿江城市生活污水的治理工作一直停滞不前，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能力极小，大量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排万里长江，严重加剧了长江的污染程度。

这些未经处理的污水近岸排入长江，致使长江的水环境日益恶化，长江沿岸城市近岸的水体已劣于三类水质，城市生活饮用水源已遭到严重威胁，并呈现加重趋势。

在重庆主城区，排污形成的污染带更加触目惊心。记者看到，在主城区的望龙门江段的左右岸，拖着一条巨大的污染带。据有关方面介绍，重钢、重柴、桃花溪排污口等是造成这条污染带的主要原因。在寸滩江段，几座大型工厂也使该江段拖了一条长长的污染带。环绕主城区的嘉陵江段水质污染更甚于长江。

在重庆主城区，仅有唐家桥和渝北城南两座污水处理厂。两厂日处理污水不到10万吨，主城区污水处理率仅为6.5%，每天有75万吨的污水未经处理直排两江。

重庆市环保局去年4月在对全市主城区饮用水源取水口污染调查中发现，在取水口的一级保护区内，竟有八个排污口，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直接冲进取水口。目前，重庆市有八个供水厂，其中三个是近年建成的技术设备先进的新厂，而其余五个都是设备老化，条件很差的老厂，这些老厂在水源严重污染的情况下很难承担起污水净化的重任。

“其实，可以说靠江的城市已找不到一个合格的水源地。”长江水利委员会的翁立达局长在与记者座谈时说道，“比如武汉、南通等地已多次出现水厂因水污染而被迫停止供水的事。”

据重庆当地媒体报道，在重庆较下游段的奉节县，最近市民拒喝长江水，原因是他们认为长江水在上游经千万人折腾和排泄，不再洁净。奉节人另找到一条离县城二十余公里处的河流，决定自筹资金在此修筑一个新水库，满足奉节全县人的供水需求。

有关环保专家就此提出严重警告，长江流域正在形成近岸污染带！若不加治理的话，水资源污染的范围将日益扩大，覆盖整个长江流域，到时长江将成为第二条“淮河”！

没有到过三峡的人，很少听说过“清库”这么一个词。所谓“清库”，是指将三峡水库淹没线以下的库底进行清理（包括卫生防疫清理、建筑物清理和林地清理），以保证未来水库的水质安全。

在记者所到的沿库区各区县，似乎每一级官员都在谈论清库的问题，但在一期蓄水（2003年6月）已进入倒计时的今天，各地都还在耐心地等待新的清库标准和天文数字般的资金到位。

几乎所有的相关人士都知道，清库工作的一个重点和难点是垃圾处理。仅在重庆库区，就有286万吨位于库区淹没线以下的垃圾需要清理。286万吨是个什么概念？据记者粗略估算，如果用载重60吨的火车厢装运，需要5万多节车厢，这辆火车将长达8000公里。如果用载重4吨的卡车搬运，则需出动卡车约80万车次。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到2003年3月清库结束，每天都必须出动上千车次一刻不停地进行搬运，才可能彻底清运即将被淹没的垃圾。即使到2003年一季度结束前只清理135米一期水位线以下的171万吨垃圾，也绝非易事。

据有关官员介绍，整个三峡库区包括宜昌段的三个县，共有332万吨垃圾堆放在库区岸边淹没线以下，都在等待处理。重庆市环保局的有关人士介绍，对于沿江垃圾的处理，他们打算采取三种方案处置。堆放时间较短，在5年之内的，清理转运到新的填埋场所进行卫生填埋；堆放时间在5年到20年的，采取制肥的方法进行综合处理，对生活垃圾中的有机成分进行资源再利用。堆放时间在20年以上的，由于有害物质已相对较低，采取就地封藏填埋的方式处理。

但据记者了解，由于环保设施落后，目前库区所有区县都没有能进行垃圾无害化处理的垃圾处理场，由于当地经济水平的限制，这些地方几乎都无法承受将岸边垃圾清理转运的高额费用。

据重庆市新近拟定的《紧急治理库区垃圾改变库区生态环境的意见》决定，该市将在2003年以前，将海拔135米以下的垃圾进行清理，2009年以前，将海拔171米以下的垃圾全部清除。为此，重庆市将在2003年前筹建10座日处理垃圾4680吨的垃圾处理场，并将在往后的6年间将垃圾处理场扩建到45座。

2001年7月16日至18日，国务院三峡工程移民暨对口支援工作会议在湖北省宜昌市召开，朱基总理在会上再次强调，必须加强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其中生态环保建设所需资金在国债资金中安排。有关地方一定要用好这笔资金，绝不能挪作他用，否则要依法严厉查处。会议还决定成立生态环保建设领导小组。对于地方经济相对落后、环保欠账十分严重的三峡库区沿线各地来说，每一步措施和每一笔资金对三峡水质可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调查之四：草海发出SOS

记者最初了解草海是从草海里的鱼开始的。中华环保世纪行记者团抵达贵阳市采访的第二天中午，一位记者同行吃饭时拿出一个小纸包，打开，赫然入目的是三条只有一般拉链柄大小的小干鱼。当记者得知，这种小鱼是从草海中捕捞出并公开出售时，不由得感到十分震惊。

当记者来到贵州威宁，真正走进草海，更为震惊的是，船沿河道往草海中央行进的途中，一路散发出一股恶臭的味道；途中遇上几条正在割草和捕鱼的小船，在船舱里记者看到了被捕捞上来的那种小鱼；而在二十多平方公里的湖面上，密密麻麻布满了捕鱼捞虾的渔网，当地人俗称“迷魂阵”；草海北侧裸露出黄土的坡耕地，由于周围农民在坡地上开荒耕作，导致水土流失非常严重，使草海淤积，湖床抬高，目前草海平均深度不到两米，记者发现当地农民徒步能走进草海的深处。

在贵州省境内一路陪同记者团采访的贵州省人大环资委办公室徐主任介绍说，2000年“西部生态行”记者团来草海时曝光的一些问题，至今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南侧那两家规模不小的土法炼锌厂依然没有被取缔；草海附近的大小餐馆，不少店家依然打着吃草海鱼的招牌在招徕食客；草海周围的农民为水底下被淹没了近20年的耕地仍然在缴纳农业税。参加2000年“西部生态行”并来过草海的记者也不无担忧地说，草海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已越来越严重，由于各种人为的破坏，目前草海的生态安全已陷入重重危机之中；草海生态系统十分脆弱，加之自净能力有限，如不及时采取措施控制恶化态势，威宁草海很快就会成为第二个滇池。

与风景如画的滇池一样，草海也曾是令人向往的“人间仙境”，被誉为天然的“物种基因库”和“自然博物馆”。据了解，贵州草海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淡水湖泊之一，也是我国西南最大的湿地和候鸟越冬地，具有世界独特的高原湿地系统功能，目前水面面积25平方公里。1985年建为省级综合自然保护区，1992年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这里，栖息着黑颈鹤、黑鹳、金雕、白鹳、白头鹤、白尾海雕等7种国家一类保护鸟类、20种国家二类保护鸟类，还有其他100多种鸟类。有关环保专家认为，有着15万年以上历史的草海，不仅动植物资源丰富，而且有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和维持生态平衡等多方面功能，是大自然对人类宝贵的馈赠。

频繁而忽视环保的人类活动使草海历经了痛苦的蜕变历程。据威宁县有关领导介绍，1958年以前，草海的水面面积为45平方公里；但在1958年后，由于实施大规模排水工程和开垦运动，草海的水面面积锐减，特别在1970年学大寨热潮中，威宁县用两年时间，花费巨额资金，在草海里开垦耕地近6000亩，并移来一些农户建设农场，使草海水面面积锐减到5平方公里左右，引起气候急剧趋向恶劣，严重制约着人类的生存和生产环境。

然而，惨痛的历史并没有给威宁人民带来长久的教训，好不容易恢复了的草海生态环境又不得不发出紧急的SOS求救信号。

首先，草海水体严重污染，富营养化日趋严重。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草海湖面上大量繁殖一种叫满江红的生物，1/3水面有难闻的异味，湖内鱼类数量锐减，水质急剧下降。记者在县城草海镇居民区看到，一条条纵横交错恶臭难闻的污水沟通向草海，当地居民反映这种情况从没有人认真管过。

其次，草海保护区内水土流失加剧。草海现在平均水深仅2米，而现年淤积量已达13厘米，如果按照这个速度测算，10年左右草海将被淤为平地，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据了解，草海周围的森林覆盖率已从20世纪50年代的35.8%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的6.9%，毁林开荒和砍伐薪柴是破坏森林和植被的主要原因。记者在采访中看到了大片光秃秃的山岗和坡耕地，部分山地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石漠化现象，虽然当地政府和保护区尝试过一些造林绿化和退耕还林还草项目，但力度明显不够，无法遏制水土流失的势头。

再次，草海保护区内居民贫困面大，造成对草海资源的超量索取，加快了草海生态环境的恶化。草海附近生活着近3万居民，由于人口多，土地少，又缺少发展多样性经济的条件和办法，导致他们强烈地依赖草海的自然资源，大多数村民仍在为基本的生存而奔波，他们不得不想办法开垦湿地和山地，以期获得多一点点的粮食。

令记者难以置信的是，治理草海未见成效的威宁县有关部门，为争夺草海的管理权却费尽心思，各出奇招。威宁县颁布实施的《草海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将草海的管理权划分给了威宁县林业、环保、公安、城管等部门，从而将贵州省派出的管理机构——草海管理处架空。当然，这种多头管理、多头执法的管理体制造成的后果不言而喻，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不断耳闻威宁县一些对草海享有部分管理职能的部门相互指责，互相推卸责任，还将矛头集中对准草海管理处。有关人士指出，这一《细则》不但未能为治理和保护好草海“护航”，还导致草海管理体制的严重失范，并为治理草海的环境污染问题留下了“多头管从而无人管”的“真空”。

据悉，在1992年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代表中国政府将《草海复苏》的巨幅国画赠送给了大会，草海由此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关注。谁能想到，时隔不到10年，草海的生态安全又面临重重危机。草海面积并不太大，它的毁灭和消失的速度比人民预想的要快得多。目前，世界的不少自然科学和环保组织机构都在关注草海，并提供了一些经济援助。可以看出，保护好草海不仅关系到子孙后代，而且还有世界性的影响。因此，必须加大加快对草海的保护力度，依法理顺草海的管理体制，尽快调配资金实施污染处理、绿化和脱贫致富项目。否则，拖延时间，只会加大治理的难度，付出更大的代价；否则，10年甚至不到10年的时间，人类将失去草海！

调查之五：小炼锌和一座小镇的命运

“在妈姑‘小炼锌’最鼎盛的时候，一到夜晚，326国道周围和妈姑附近的山上到处是幽蓝的火焰，真的像传说中的遍地鬼火。”在前往贵州省赫章县妈姑镇的途中，每一个过去到过妈姑的人都向我这么描述，“那地方空气刺鼻，天空是铅灰色的，浓烟滚滚。”

因为妈姑有“土法炼锌第一镇”的“美名”，记者很自然地对其火热的破坏场景有充分的想像和足够的思想准备。在贵州的版图上，妈姑是毕节地区赫章县一个偏僻的小镇。在彝族语言中，“妈姑”的意思是吉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妈姑的确是个吉祥的地方。自古以来，这里山清水秀，还有丰富的煤炭、铅锌等矿产资源。

妈姑最有名的是它的“土法炼锌”。这一祖传技艺，妈姑人已经承传了300多年。在旷野里支起简易的马槽炉或爬坡炉，妈姑人就能倒腾出一堆堆值钱的锌块。这门手艺加上当地的锌矿及煤炭资源，使得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国家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在妈姑及周边地区办起了不同级别的炼锌企业，其中更有几家职工人数上千的大企业。

据说，“哪里有土法炼锌，哪里就有赫章人”。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发展乡镇企业的口号下，“土法炼锌”一度得以大力倡导。赫章县粗锌产量一度居全国前五位，占全国的1/6左右。

作为赫章县土法炼锌最集中的地方之一，2000年以前，妈姑镇1000多个土法炼锌作坊沿着326国道连绵扎寨，蔚为壮观。当时有一个传说，由于土法炼锌炉烟尘滚滚，引起了西方某国的侦察卫星关注，以为这里发生了大面积的森林火灾。

赫章县的干部们告诉记者：小炼锌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非常强，土法炼锌的炉子一烧，就可以带动煤炭、餐饮、运输等多种产业。一只土法炼锌炉可以解决10个人的就业问题。在妈姑这个不到4万人的小镇里，几乎人人都直接或间接靠“小炼锌”生活。

土法炼锌给贫困的妈姑镇带来了一时的辉煌。妈姑镇财政收入直线上升，“亿元乡镇”成为妈姑人的追求。妈姑镇很快成为赫章县的第一镇，也成为毕节地区、贵州省发展乡镇企业的一面“旗帜”。

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土法炼锌”集中的赫章县还来不及走出“全国贫困县”的行列，妈姑镇的大多数人温饱问题还未解决，环保问题却开始显得无比尖锐起来。在赫章县卫生防疫站，环境科丁永华科长告诉记者，赫章县尤其是妈姑镇，与炼锌相关的职业病问题非常突出。据他介绍，由于锌矿中含铅，土法炼锌过程中排出的气体、废渣等都有大量铅积存，而铅中毒则直接危害人的神经、血液、肝、肾等。1994年贵州省职业病医院到赫章县进行铅中毒现象普查，发现妈姑、何家冲等小炼锌集中的地方，铅中毒人群占该地人口的30%以上，中毒者血中铅含量比正常人高十几倍甚至上百倍。调查还发现，越是炼锌时间长的地域，铅中毒的比例和程度越高。与此相伴随的，是癌症与硅肺病发病非常普遍。

坐落于妈姑镇的赫章铅锌矿是个有着50年厂史的老国有企业。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曾在70年代极其辉煌的企业，在1988年后就几乎停产了。3000多名员工每年靠政府补贴的七八百万元过日子。坐在萧条的厂楼里，党委书记魏敬录坦言：“我们厂的职工患癌症的比较普遍，不少癌症患者都是刚退休，才50多岁就去世了。”前些年，厂子弟中学的老师带着几位学生专门作了一次污染调查，结果发现，学生中大约有75%都患有不同程度的铅中毒。

比起人身危害而言，小炼锌对环境的破坏来得更加直截了当。出妈姑镇往北不远，有一处夹在两座山坡间的冉家湾，记者在这里终于见到了一座还活着的小铅锌窑，几名工人正忙着往密如蜂巢的坩埚中加矿石，准备焙烧。这是一座倚山而建的靠坡炉，窑后迎风的整面山坡上远望一片漆黑，走近才能看出黑色烟尘下覆盖着早已枯死的野草。一旁的焙烧炉飘着二氧化硫刺鼻的气味。

对面的山坡，也是光秃秃的，几乎寸草不生。

据当地有关部门介绍，由于在山上乱开小矿，乱砍滥伐，致使山体松散，加上河道大面积堵塞，妈姑镇近年来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山洪灾害。1997年7月该地发生了一场特大山洪，卷走了12条人命。1999年，也是由于河道淤塞，在一场暴雨过后，妈姑人引以为豪的“毕节地区第一条水泥公路”，变成了临时河道，洪水冲进居民房屋，最高时积水一米多深。

记者从当地有关部门了解到：土法炼锌产生了大量的有毒废气，含有大量铅、锌、镍、镉、硫和一氧化碳成分，对人体和农作物都有非常大的危害，更严重的是炼锌产生大量废渣，在雨水的冲刷下有毒物质流入河流，污染了地下水和土壤。去年，妈姑小河悬浮物、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生化需氧量、铅、镉均超标，其中，悬浮物、铅、高锰酸盐指数超标均达到100%。水质状况较差，重金属污染严重，河水呈五类水质。由于环境遭到污染，镇上不少因办小炼锌先一步富起来的人，大多到贵州的水城、六盘水等地买了房，彻底离开了这个地方。

据贵州省环保部门初步测算，要彻底治理妈姑的环境污染，需要3至7亿元巨资。而此前50年中，妈姑镇炼锌上交的税收，总共不到5000万元。

在赫章铅锌矿厂区的一端，记者见到了又一番“末世图景”：高大的厂房无一例外地扭曲坍塌，如同经历过一次强烈的地震。在这些厂房废墟的内部或周围，密布着大大小小的坑洞，洞边堆着黑糊糊的石头。

“这些洞就是让厂房倒塌的原因，”厂公安科科长陈森林告诉记者，“都是些就地直挖的小煤窑，有一阵子我们一个车间里被挖了十多个井。我们矿区和厂区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30多个小煤窑。厂区及周边范围内共有190口井。因为小煤窑破坏了地质结构，整个厂区出现严重的地层塌陷现象，厂房成为危房。挖煤让我厂1000多万元的固定资产全部报废。地质队来我们矿区勘测过，说我们的地下已全部被挖空了，在其中2000多平方米的范围内，地面上的房子全都开裂垮塌。”

据陈森林介绍，由于土法炼锌需要大量的煤炭作为原料，而妈姑地区地下蕴藏着丰富的优质无烟煤，仅需万把元的投资即可开挖，小煤窑开采蔚然成风且屡禁不止。大量无证小煤窑在妈姑地区出现，在厂区、农田、山地上全面开花。

因为最近取缔小炼锌的风声正紧，再加上国际国内市场锌价不景气，记者所见的小煤窑现在基本空无一人，有的还用秸秆掩盖着，极像“地道战”。

陈森林还介绍说，因为挖煤让厂房和民房塌陷，惹出了不少官司，但有人总推说这是下岗工人搞的“下岗煤窑”惹的祸。“我承认，我们确实有部分下岗工人参与开窑，我们也一直在动用厂纪、厂规加以劝阻。”陈森林说，“但遇到有镇里县里干部参股开矿，又不在我们的辖区范围，事情就很难办。”

据当地官员证实，毕节地区确实在前两年发过一个9号文件，允许干部参股办小企业，只要不是占干股，干部出资办矿在这个地方是“正大光明”的行为。距离这些坍塌的厂房不到30米处，就有两个几乎连在一起的较大的煤井，一个是出过恶性事故的肖家冲煤井，另一个据说是镇政府办的镇示范煤井，两个煤井年产都在2万吨左右，达不到有关部门规定的年产3万吨以上的开矿条件，同时镇示范煤井还是一口国家严厉禁止的独眼井。

这两口井都紧挨着矿区公路和河道，采出的大量煤矸石就直接倒在河道里，将河床的大半都堵了。记者观察到，绝大部分小煤窑设施极其简陋，一般连通风设备都没有，在这样的煤窑里采煤，几乎谈不上安全保障。虽然当地人都会说小煤窑出事故的不多，似乎挖煤者都拥有基本的安全防范措施，但记者也了解到，仅妈姑的小煤窑就有三个井发生过大的瓦斯爆炸，一个是1997年肖家冲煤矿爆炸，在场的37个人无一幸免，另一次爆炸死了11人。2001年4月，妈姑食品站所在地的煤窑爆炸，共死17人。妈姑当地人也承认：“死两三个人的事故经常听到。”

2001年8月1日，在妈姑镇周围寻访的记者确实很难找到尚在开工的小炼锌窑了，这似乎证明当地政府于1999年开始进行的关闭取缔“土法炼锌”的工作已卓有成效。然而，对一个存在了300多年的传统产业，有关部门是否该有一个中长远的规划，今天倡导、明天放任、后天取缔的政策多变，是否更加不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环保的推行、社会的稳定？

仅有“关闭”而无“出路”，妈姑的土法炼锌就永远不可能完全取缔，政府能不能引导大家探索一些其他脱贫致富的门路？妈姑的老百姓给记者道出了这沉重的心声。

下篇：长江生态现状带来的沉重反思

反思之一：三大顽症危及生态安全

站在三峡工地的现场，记者才真正体会到中华民族对长江的期待是多么的巨大。缩小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南水北调”、新经济增长带等等，可以说，中国未来的生存和发展，长江都占有不可替代的全局性地位。

中国经济的腾飞给整个长江流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在《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简要报告》中，记者看到，关于长江流域经济发展趋势和布局设想，是要在本世纪内，有重点地开发长江沿江的水能矿产资源、充分利用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优势和国内外资源，布局一大批大耗水、大耗能、大运量工业，形成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城市为中心的沿江经济走廊。有关专家指出，这些规划的实施，必将把长江流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带入一个崭新的局面，同时，也必将对长江流域的资源开发造成重大影响。

然而，几十天的采访下来，记者发现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和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令人堪忧。种种迹象表明，长江流域存在着巨大的隐患，若放任自流，不加管理，长江不仅会闹“水荒”，而且会变成第二条淮河。

缺水，生命河开始“贫血”

在当今，水荒已成为全球性问题。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水荒，如今已蔓延到全国，目前我国的实际用水量已达5300亿立方米。有关专家研究指出，由于自然条件和开发条件的限制，年取水量10000～12000亿立方米，将是我国水资源可利用量的可能限度，再增加供水将十分困难。据有关资料显示，长江流域水资源利用率仅为21%左右，可供水量比1980年仅提高128亿立方米，当流域遇到枯水偏旱年，约缺水226亿立方米。目前，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已受到给水不足的制约。

据长江水利委员会有关水利专家介绍，长江流域水质性缺水问题严重。国家环境保护局1991年曾作过统计，长江流域内680余个县级以上有污染的工业企业（不包括事业单位）污水年排放量已达142.38亿吨,占全国废污水总量的42.35%,其中工业废水量106.54亿吨,占全国工业废水总量的45.17%,生活污水量35.84亿吨,占全国生活污水总量的35.72%;长江沿岸从攀枝花至上海21个城市的工矿企业年排放废污水总量63.22亿吨(不含电厂冷却水量),这些废污水混合着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没有经过其他天然水体稀释,污水浓度高。长江沿岸各省市的工业废水处理率平均为56.8%,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岸污染带的形成与发展加剧了供水矛盾，严重影响沿岸用水安全，危害人体健康。随着沿江经济带的开发，水污染问题还可能呈加重趋势，质量性缺水问题会更加突出。

水污染，生命河患上致命的“皮肤癌”

有关部门曾对长江沿岸21个城市江段作过调查，在被调查的21个城市江段中，江段总长922公里，调查河长657公里，参与评价河长797.2公里。平水期污染带总长458.2公里，占评价河长的57.5%，其中南京、武汉、上海、岳阳、重庆、镇江六城市污染带占总长的72%；枯水期污染带总长503.1公里，占评价河长的63.1%，以上六城市污染带占总长的70%；若以两个水期中污染带较长统计，则全江污染带长560多公里。

据有关环保专家介绍，水污染带来了一系列危及生态安全的问题：第一，水污染威胁着人体健康，一些已经得到控制的传染病又有抬头趋势。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上升，上海、重庆、武汉是发病率较高的城市。第二，水污染威胁饮用水源水质，由于城市江段存在近岸污染带，目前要找一个符合饮用水卫生标准的水源日益困难。记者在武汉调查时得知，武汉市沌口水厂担负着向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供水的任务，开发区内有神龙公司富康汽车总装厂等一大批合资企业及居住人口数万，沌口水厂在选址时很难避开汉阳造纸厂排污的影响，最后不得不将取水口选在其下游1000米处。为避开影响，放弃了岸边取水，而采取从江心300米处取水，仅这一项工程投资就增加430万元，是从岸边取水投资的一倍多。据初步统计，长江干流共有取水口近500个，目前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近岸污染带的影响。如若都改从江心取水，直接经济损失将达到数十亿。第三，水污染导致长江天然鱼产量减产。如南京以下江段盛产的鲥鱼、刀鱼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减产80%以上，长江干流四大家鱼产卵场和渔场，规模缩小甚至消失。鱼质量下降，鱼体残留毒物量高，有的已有明显酚臭味，失去食用价值。据长江水利委员会有关人士介绍，1997年5月，武汉墨水湖渔场因水污染死鱼50万公斤，直接经济损失317万元。第四，水污染影响水的景观、娱乐功能。记者在武汉著名风景区东湖采访时了解到，东湖60年代以前清澈见底，是良好的天然游泳场，而现在已受到严重污染。第五，水污染影响水利工程建设。1993年汛期，湖北省鄂州市花马湖区因毒性物质腐蚀锈死排灌设备，使防洪排水建筑物不起作用而导致大片农田被淹。

水土流失畸形的“减肥”运动

长江流域水土流失情况严重。据统计，由于长江上游森林砍伐严重，水源涵养林丧失，近年来造成的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国水土流失面积的1/3，流失总面积高达56.2万平方公里。

记者在湖北省境内采访时了解到，素有“千湖之省”美称的湖北已名不符实。据介绍，武汉市50年代初有湖泊100多个，近年已锐减到27个，面积不足9万亩，“百湖之都”已风光不再。

洞庭湖曾号称我国最大的淡水湖，其面积在18世纪初为6000平方公里，1949年为4350平方公里，由于淤积与围垦，到1980年面积仅剩下2820平方公里。据了解，从长江及其支流进入洞庭湖的泥沙，每年有9600万立方米沉积在湖内。记者在洞庭湖区采访时看到，西洞庭湖已基本淤成陆地。如今洞庭湖的景象已是“洪水一大片、枯水一条线”，难见昔日“八百里洞庭”的优美景色。

重庆市万州区区长张元铸向记者介绍情况时指出，万州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生态环境最为脆弱的地区之一。20世纪80年代末的统计数字表明，万州区的水土流失面积高达2400平方公里左右，占到了全区幅员面积3457平方公里的70%左右。尤为可怕的是，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不同，黄土高原土层厚实，而长江上游多为岩石山区，表层土很薄，一旦表层土被冲走之后，岩石裸露，形成“石化”，极难恢复，将使当地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基础，并使生态系统发生难以逆转的变化。据介绍，目前在贵州、云南等地已出现了这种现象。

水荒、水污染、水土流失，成为生命河身上的三大顽症,给整个长江流域的生态安全构成了严重的隐患和威胁。毋庸置疑，随着三峡工程的即将完成，已到了给生命河动“大手术”的生死关头！

反思之二：体制制约流域持续发展

1984年，湖南省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成立，1994年升格为国家级保护区。该保护区是我国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7个湿地之一。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东洞庭湖水域涉及9个县市区场，1990年岳阳市虽然给保护区核发了“山林权属证书”，但权属涉及行政县区多，划地定权无法统一，保护区只有管理权，没有土地所有权，权属没有真正落实。保护区管理局无法对渔业捕捞、采蒿、割柳、挖采矿石等生产和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管理，致使核心区域无法实行封闭式管理，生态环境和生物资源受到破坏。

东洞庭湖有着丰富的渔业资源，许多部门受经济利益驱使，都想从中得到好处，渔政、工商、税务、公安以及当地行政管理部门都插手管理。据反映，岳阳县渔业行政管理局共有60人，每年的经费只有5万元，开支却达到120万左右，每年要上交县财政100多万元，开支的缺口及上交的钱都取自从渔民那里收取的管理费。名目繁多的收费迫使渔民进行掠夺性经营。据介绍，渔民用一种叫“迷魂阵”的网具，像纱窗一样密实，一网下去鱼子鱼孙一网打尽，这种方式直接导致鱼类资源枯竭，渔业年产量已由50年代的3万吨，锐减到现在的1万吨左右，并使得依赖鱼类为生的鸟类、水生动物受到影响。

由于管理不到位，每年的9月到12月，候鸟大量迁徙至此，有的渔民用一种俗称封喉药的巨毒农药呋喃丹毒死大量的鸟，致使保护区的鸟类大量减少，科研价值受到极大损失。类似东洞庭湖的现象在整个长江流域并不鲜见。这意味着，虽然我国对长江流域水环境的保护采取了行动，建立了管理机构，但效果并不明显，各种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反而出现了恶化的趋势。究其原因，有关环境资源法专家指出，我们目前设置的公共权力不符合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特性及要求。

依据有关法律的规定，除水行政主管部门外，交通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地质矿产部门、市政管理部门、重要江河的水源保护机构，都是水环境保护的协管部门。据此，我国目前的水资源管理和保护的体制已基本形成，在水资源管理与保护方面，既有主管部门又有协管部门，既有分工又有协作。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管理体制存在着关系不顺、沟通与协调不够的问题，尤其是关于流域水资源保护管理机构的不明确规定，已对各流域的水资源保护造成了程度不同的影响。

《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条例（草案）》的参与制定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吕忠梅是我国著名的环境资源法专家，近年来她与长江水利委员会密切合作共同进行了许多有关长江生态的调查项目。作为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1999年下半年吕忠梅教授陪同农工党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从重庆到宜昌对长江生态进行了调研。吕忠梅教授认为，在水资源管理体制中，一般都存在着权力分散的特点，形成了权限重叠、权力分散的多元化体制。这种体制的弊端导致了整个流域水资源保护的失范，最终导致流域水资源的污染和破坏。

我国水资源保护注重规范市场主体而忽视政府职能机关，管理体制的设置重视区域机构而忽视流域机构，由此导致的弊端已暴露无遗。

作为一种公共资源，长江流域水资源不具有消费上的排他性，不是你用了我就不能再用，而是只要它存在，我也可以消费。吕忠梅教授说，长江水资源的这种特性，迎合了人们好“搭便车”、“占便宜”的行为特征，引发了需求与供给无法自动通过市场机制相互适应的问题。因为有人支付了水资源保护的费用我就可以“顺便”享受清洁的水资源，我就会想办法不去花钱保护水资源，甚至当别人要求与我分担保护费用时，我也会撒谎说我不需要清洁的水资源，一心想着只要你支付费用保护了水资源我就可以免费加以使用。这样一来的结果，便可能是谁也不去支付保护水资源的费用，水的质量将越来越差。水资源质量的恶劣，不能满足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要求，也就导致了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吕忠梅教授指出，保护长江水资源的费用是一定的，问题在于谁来“付费”，谁来组织保护行动。这时在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中便需要有“集体行动”。目前，最经济也最通行的办法，还是由政府来组织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行动，而“付费者”则应是使用长江流域水资源的企业和个人。

吕忠梅教授认为，如果不想让长江变成又一条淮河，就必须打破地区界限、超越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对长江流域水资源实行有效的保护。否则，盲目乐观，以为长江流域径流长、水量大、自净能力强并且目前的污染还不严重便放任自流，不改变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现状，长江流域变为污水河是完全可能的，到那时再来像现在治理淮河一样采取措施就为时晚矣，长江流域的可持续发展甚至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反思之三：立法缺陷亟需尽快完善

湖南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的有关负责人曾对记者道出这么一种困惑：我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中规定了“自然保护区一切自然资源由自然保护区统一管理”，渔业法中又规定“一切渔业资源归渔业行政管理部门管理”，而水资源保护法中也规定有“防洪大堤300米以内的区域归水利部门管理”的法律条文。由此可以看出，这些法律条文存在着相互交叉的矛盾，以致自然保护区在行使职权等方面缺乏有力的法律依据。

东洞庭湖的问题尖锐地反映出了我国水环境保护中的“条块分割”、“多龙治水”的现象。在分权的机构设置体系下，水资源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渔业法及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规定了相应的主管部门和协调部门，但由于立法缺乏综合平衡，各部门难免从部门利益出发，造成权力设置的重复或空白，其结果是只有分工，没有协作，发挥不出整体效益。相反，由此产生各部门对权力的竞争，造成了对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损害。

据法学专家介绍，从立法方面来说，国家将自然资源保护、环境保护写进了宪法，并以此为基础制定了一系列法律规章和标准等，基本上实现了水资源保护活动有法可依。在我国宪法中，第九条明确规定：“国家保护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第二十六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1988年1月2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是水的基本法，在水资源保护方面，它在总则中作了原则性规定：“国家保护水资源，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自然植被，种树种草，涵养水源，防治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第五条规定：“各单位应加强水污染防治工作，保护和改善水质。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照水污染防治法的规定，加强对水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1984年5月1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1996年修正)、1991年6月29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1989年12月26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对防治水污染、防止水土流失、保护水资源、保护环境等问题也作了规定。此外，国家有关部门相应制定了《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取水许可水质管理规定》、《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等行政法规、规章，对取水许可、工程建设等方面的水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作了规定；颁发了《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生活饮用水标准》、《渔业水质标准》、《农田灌溉水质标准》等一系列国家标准。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也从各自的角度规定了相应的保护环境和资源的内容。

吕忠梅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虽然保护资源(包括水资源)、保护环境的法制体系逐步形成，但仍不健全，不完善。尤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有许多方面还有欠缺，一是确立的管理体制不顺，导致污染管理者、资源开发者、排污者相脱节，管理者只收费不治理，资源开发者却要管治理，排污者交费后什么都不管；二是流域水资源保护方面内容欠缺，流域管理机构的地位不明确，作用不能很好发挥，流域统一管理举步维艰；三是现有法律法规中有些过于原则，可操作性差，缺乏配套法规，特别是缺乏程序性法规和规定，致使有些制度和规定在执行中困难较多；四是现行的一些法律规章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不能反映市场经济的特点，有的需要修订补充，有的需要重新制定，同时还要根据新的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制定新的法律规章。

据了解，1995年8月8日，国务院发布了《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在该条例中，设置了专门机构负责全流域的水资源保护管理，建立了以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领导小组为核心的管理体制，并根据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的特点确立了相应的水资源保护原则、制度和措施。这是我国第一部流域性水事方面的行政法规。有关专家兴奋地认为，《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在水资源保护方面对流域管理的重视，确立了加强流域性水资源保护的必要性。之后，在松辽流域，由吉林、黑龙江、辽宁、内蒙古四省(自治区)联合会签，发布了《松辽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办法》，对松辽流域的水污染防治作出了协议规定。在长江流域，1985年2月由国家环境保护局、水利部联合发布的《长江水资源保护工作若干规定》，基本确立了长江水资源保护的管理体制和制度，但该规定存在体制不顺、机构间关系不顺和原则笼统等问题。而关于长江流域内的水资源保护，太湖流域沿岸各省会针对太湖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制定了《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各省（市、区）也在各管辖区内制定了地方性水资源保护法规、规章。这些都为制定专门的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法规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然而，据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有关专家介绍，长江流域至今还没有专门的有关水事方面的立法，更谈不上水资源保护法。

淮河和松辽流域已给了我们惨痛的教训。在淮河流域出现严重的水污染时，现行制度无法发挥作用。为理顺淮河流域的水资源保护管理体制，国家不得已在《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中设立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领导小组，授予该小组以行政权，行使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的行政管理职能。抛开已有的机构，另设临时机构并委以重任，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正常现象；更何况，淮河流域是在污染已万分严重的情况下进行的事后立法。如果每一流域都要等到像淮河流域一样了再来设置临时机构，那么，环境保护法也好、水法也好、水污染防治法也好，都不过是一纸空文；预防为主也好，可持续发展也罢，只不过是空中楼阁，毫无意义。所以，必须认真吸取淮河和松辽流域水污染的教训，通过立法和修订现行法律，理顺各有关法律之间的关系，以保证各项制度能在流域水资源保护中发挥作用，保证流域水资源保护的目标得以顺利实现。因此，长江水资源保护必须切实贯彻“预防为主”的原则，制定适用全流域的统一法规。

结语：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21世纪人类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生态环境问题就是一个主要挑战。当前，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广泛和严重的危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维护国家安全，确保国民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稳定进行，是每一个国家政权最基本的职能。从历史上看，每个国家首先关注的是国防安全、军事安全，就是在今天这依然是每个国家所关注的首要问题。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国社会经济体系越来越复杂，名国相互关系越来越密切，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也越来越多了，政治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等等也纳入了人们的视野，安全的重心也在发生转移。

国际社会对生态环境与安全问题的关注表明，生态环境问题正由一种局部问题提升为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问题了。

大量事实反复证明，人为因素的作用，特别是不合理的开发建设活动是造成生态破坏的重要原因。急功近利、盲目追求“高速度”等错误思想观念，把环境保护长期排斥于社会经济开发战略、政策和计划之外，致使决策失误一再发生，导致一场场生态灾难。大炼钢铁、“以粮为纲”、“有水快流”、“先上车后买票”等等，都对环境造成了触目惊心的损害。令人担忧的是，时至今日，新的生态破坏行为还时有发生。生态环境的恶化，已威胁到我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国家生态安全。

决策失误导致的生态破坏是最大的破坏。当前首先要对各地方、各部门的领导同志加强环保教育，使他们正视存在的环境问题，切实做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不能再“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其次，要增强全民的环境意识，让广大民众认识到生态环境恶化的严重性和后果，从自身做起，保护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重大举措，加大了生态环境建设力度，使我国一些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同时，我国确立的新世纪生态建设目标为我们展示了一幅美好蓝图：到2010年基本遏制生态破坏趋势，到2030年全国50％的县、市、区实现自然生态良性循环，到2050年全国大部分地区实现秀美山川的目标。

专家指出，在加快生态建设的同时，必须加快国家生态安全体系建设，提高全民的生态安全意识，建立和完善国家生态安全监测预警系统，增加国家生态安全建设的投入，建立有利于国家生态安全建设的利益激励机制，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和生态经济，筑牢我国的“生态长城”。

生态环境是我们赖以生存发展的空间，生态安全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它与每一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国家生态安全与否，事关全国人民的福祸安危。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全民动员，人人动手，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环境，当从今日始！

责任编辑·张曙

部分图片提供·邓宏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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