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恢对农民增收途径的探索与贡献
［摘 要］ 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如何发展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收，是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邓子恢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以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对此进行多方面探索与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对今天探讨我国农民增收问题，仍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 邓子恢 农民增收 探索与贡献
邓子恢（1896－1972），福建龙岩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著名领导人之一，杰出的农民运动和农村工作专家。他一生情系农民，懂得农民的心理，了解农民的需要，关心农民的利益，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被视为农民的知己。建国后，在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和国务院副总理期间，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勇于开拓创新，为探索农民增收的途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农业合作化道路
1952年土改完成后，我国农业由于受个体分散经营、生产资料缺乏、资金不足、技术落后的限制，难以扩大生产规模、改善生产条件、兴办大型农田水利建设与抵御自然灾害。这种状况不改变，不仅不能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和改善农民生活，也无法满足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所需要的原料、市场和对商品粮、副食品的需求，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若遇到天灾人祸而破产，势必产生两极分化，威胁工农联盟的巩固。那么，究竟靠什么办法来解决呢？邓子恢主张：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把个体所有制转变为集体所有制，靠大家互助合作的力量，再加上国家帮助来解决生产中的困难。他认为这不仅是通向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农民困难，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的一条好途径。
为建立、巩固和发展合作社，邓子恢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具体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完整而又切实可行的思路和办法。
第一，坚持自愿互利，循序渐进原则。邓子恢针对农民加入合作社“怕吃亏，有顾虑”等思想，提出必须坚持自愿互利原则，依靠说服教育和进行示范，组织农民走合作化道路。他强调说，对于不愿入社的农民要善于等待，绝不能搞强迫命令。“对个别顾虑较多的中农要有这样的决心，‘等他一辈子’”，“只要合作化运动进行稳当，合作社各种政策执行得正确，加上其他商业政策、价格政策、税收政策等各方面都能正确配合，那么个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还有继续发挥的可能，因为他们为了自己的生活也是需要发展生产的。而这样做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更有利得多。”［1］对于入了社但又反悔或不安心的农民应该允许退社，社办好了再来。他们自愿，我们欢迎。邓子恢根据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规律，坚持互助合作运动要从低级到高级，循序渐进，有步骤地进行。开始是临时互助，等牲口、农具、劳力不足的问题解决了，农民要求进一步增产增收，就会要求季节互助、全年互助，进而自然过渡到常年互助生产合作社。他特别强调：“互助合作运动必须根据生产的需要，逐步前进。绝不能单纯凭主观要求，否则就不能达到增产的目的。”［2］
第二、坚持在巩固中求发展。1953年，我国加快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速度，到1954年4月，农业生产合作社达到了10万个。邓子恢集中精力研究和指导这10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工作。他说，把这些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好，增产增收，做出榜样，就能吸引更多的农民组织新社。只有使农民收入逐年增加，生产合作社才容易巩固，而只有在合作社巩固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对于如何才能实现增产增收？邓子恢在总结全国一批老社办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要抓好几个关键：一是要采取一系列技术措施；二是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营管理；三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在实践中，邓子恢紧紧抓住这些关键，大力促进增产增收，为巩固和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打基础，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发展做准备。他坚持合作社的发展“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方针，必须发展一批，办好一批，在办好的基础上求发展”［3］。
第三，坚持“停、缩、发”三字方针，反对急躁冒进。从1954年10月到1955年1月初，全国已办起新社38万个（不包括10万个老社）。由于合作社发展过快过急，工作简单粗糙，侵犯了农民利益。一些地方出现了滥宰牲口、滥砍林木现象，农村情况紧张。为使合作化运动健康发展，邓子恢建议中央制订一个全国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明确目前所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初级社；还建议中央发个《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按照不同地区采取停止发展、全力巩固；适当收缩、进行整顿；适当发展（后简称“停、缩、发”三字方针）。他主持代中央起草了上述章程和通知的草稿。中央采纳了邓子恢的两项建议。毛泽东还同邓子恢等人一道就落实“三字”方针商定了具体安排：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东北、华北一般停止发展，其它新区适当发展一些。到1955年4月初，浙江省由年初的5万5千个合作社压缩了1万5千个，整顿巩固下来4万个，这一工作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由于1955年春中央采取了“停、缩、发”三字方针，放慢了合作化发展的速度，同时减少了粮食统购统销的征购量，采取了“三定”方法，农村紧张形势得到缓和。但是，1955年7月，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错误地批判邓子恢等人“像一个小脚女人”，犯了右倾错误。此后，全国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邓子恢的许多主张未被采纳，造成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以致长时间内遗留下了一些历史问题，农民增收困难。
二、实行集体经济中的生产责任制，调动农民积极性
邓子恢是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最早倡导者。早在1954年，邓子恢在探索实现增产增收、巩固互助合作社途径的时候，就明确地提出了建立生产责任制的主张。
1956年，对于匆匆建立起来的高级社，邓子恢清醒地看到由于合作化发展过快过猛而造成的工作粗糙、经营管理混乱等问题。为了搞好生产，保证增产增收，改善社员生活，他尖锐地指出：必须推行包工包产责任制。包工包产“这个东西不搞好，集体经营没有好的结果，没有希望搞好的”。“包工包产势在必行，高级社没有包工包产不行，无论如何不行，我想南方北方都要搞包工包产”［4］。
1957年8月，邓子恢撰写了《论农村人民内部矛盾和正确处理矛盾的方针办法》。他在总结各地整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实行统一经营、分级管理、明确分工、个人负责的体制，合作社的生产队实行“三包制度”（包工、包产、包成本）、“两个指标”（计划指标和包产指标）、“产包到队，工包到组，田间管理包到户”、“组包片，户包块，大活集体干，小活分开干”等，产量增加了超产提成，减少了扣工分（因灾减产例外）。“现在各地凡是这样做的社就出现了新气象，社员积极性大大发挥了”［5］。邓子恢还把“三包制度”、“两个指标”看作是调节穷富队、穷富村之间矛盾的有效办法之一。他反对把各队收入完全由社统一平均分配，使富村富队的社员收入减少。而且，他特别强调，在合作社的劳动分工上，要“贯彻统筹兼顾，逐户安排，用其所长，各得其所的方针”，“使所有社员都有工作，都有收入，尽可能做到不致减少收入以至增加收入”［6］。
1961年4月，邓子恢在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关于龙岩调查》，在生产经营管理上提出了“三包一奖”，增产不增购，减产不减购；“一奖”是由原来的超产提成改为全奖全赔，这是对“三包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反映了当时龙岩各地农民普遍最迫切的要求。邓子恢认为，“实行这种制度可以高度发挥农民生产积极性，这对农业增产将起极大作用”［7］。
1962年，邓子恢在农村调查中发现农业生产经营管理问题还没有解决好。他进一步指出，生产队的经营管理“主要问题是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加强生产责任制；各尽所能，分工合作”［8］。他极力主张实行包产到户和责任田，认为责任田是一种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的好形式，确实能增产，群众欢迎。但是，他的意见被毛泽东视为“单干风”、“翻案风”，遭到反对和批判。
三、发展多种经营，兴办乡社工业，加强农产品流通
邓子恢从我国农村具体情况出发，一惯主张发展多种经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他指出，发展多种经营是搞好互助合作社经营管理，实现增产增收的关键之一。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他又强调：要力求搞好现有的农副业生产，开展多种经营，保证增加生产和收入。他说：“我们的农业生产必须以增产粮棉为重点，但同时必须因地制宜地发展畜牧业、林业、渔业、园艺业、运输业、手工业及其他副业生产。”［9］他坚持发展多种经营要因地制宜，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发挥各自的优势。他的这些主张，20世纪50年代中期得到了实施，农业生产多种经营，一度有了较大发展。但是，1958年全国农村进入人民公社化后，搞单一经济，取消商品经济，使农业的多种经营受到严重损害。1959年，邓子恢建议中央：恢复自留地。还提出鼓励社员利用零星空闲的时间，把屋旁、村旁、水旁、路旁零星闲散土地充分利用起来，发展种养业等，这种大集体中的小私有，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有利于社员收入的增加和生活的改善。
在发展多种经营的同时，邓子恢还提倡乡社兴办工业。早在1954年农业生产合作化刚起步时，他就提出，农产品加工业要就地加工。1958年，他进一步指出，乡社办工业“实行就地生产，就地加工”［10］，不仅可以提高农产品价格，还可以减少原料成品和副产物的往返调运，降低产品成本，促进农民增收。他提出“乡社办工业应本着就地取材，因陋就简的原则”、“先易后难，先小后大，……有什么办什么，能办什么办什么，边建设边生产，力求投资少、收效快、收效大”［11］等等，对指导乡社办工业具有重要作用。可以说，邓子恢是我国兴办乡社工业的最早倡导者之一。
邓子恢还非常重视发展贸易合作，加强农产品流通。为做好这个工作，邓子恢主张建立供销合作社，实行国营、合作和私营分工合作。而且他认为，为了全面地发展农业和副业生产，还需要有正确的价格政策和做好农民的收购工作来配合，使合作社和农民有利可图，购销方便。对于农民的有些土特产，邓子恢建议在出口的同时，也可以广泛开辟国内市场，促进县与县之间、省与省之间、大区与大区之间的交流，互通有无，扩大销售量，增加农民的收入。否则，“不把农民的土产推销出去，他的副业收入就少了，购买力就低了，生活也很难改善”［12］。
邓子恢的以上主张，实际上是我们今天实行农工商一条龙的雏形。
四、依靠农业科学技术
邓子恢深知，要实现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必须依靠农业科学技术。他说：我们靠农民的积极性吃饭，但单有这一条还不够，还必须靠农业科学技术吃饭。劳动加科学，增产才有保证。只有增加生产才能使社员增加收入，因此，他十分重视农业科学技术。
第一，推广使用农业新技术。邓子恢积极主张农业生产合作社推广使用新式农具，象马拉犁、抽水机、收割机、脱粒机、播种机、双轮机、拖拉机；改良土壤；开发肥源；改进种植技术，使用良种，合理密植，精耕细作；防治病虫害等等。依靠这些技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达到农业增产的目的。同时，邓子恢还强调推广使用农业新技术一定要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必须事事经过试验，对一切外来的经验，都要这样，不然就坏了”［13］。
第二，加强农业科学研究。他提出科研工作要总结农民的增产经验和继承我国农业的历史遗产，引进国外的先进经验和创造发明要齐头并进，而以总结群众经验和科研成果为主。提出要推广和提高并重，在推广基础上继续提高。要求农业科学工作者搞好科学实验，还要从实验室走到大田和干部群众一起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推广试验成果，坚持走科学工作的群众路线。
第三，发展农业科学教育，大量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建国初期，面对我国农业科技人才奇缺的情况，邓子恢呼吁：“农业部门要培养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而今天只有一万多人。”怎样在短期内大量培养人才，办法就是：“办学校，农学院、专科学校，办训练班，个人带徒弟。”［14］在邓子恢的倡导下，1954年以后，我国建立了中国农业科学院、林业科学研究院、水产科学研究院、中央水产试验所等，农业科学教育有较大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农业科技人员，开创了我国农业科学研究的新时期。
第四，建立各种科研机构。邓子恢提出要建成我国的科学网，在农村普遍成立农业技术推广站、畜牧兽医站、拖拉机站、抽水机站、林业试验站等机构，以便推广种养、防治新技术。他的建议在我国逐步得以实施，为我国农业持续稳步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五、让利农民，实行对农倾斜政策。
邓子恢认为，研究制定任何政策，首先要考虑大多数群众的利益，离开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不成其为政策，也就没有政策。他极力主张采取对农倾斜政策，照顾农民的利益，让利农民，增加农民的收入。主要表现在：
1．少扣多分。在集体经济收益分配问题上，邓子恢主张贯彻“生产长一寸，福利增一分”的政策。1956年8月，在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上，邓子恢提出：做好合作社的分配工作，要把收入的60％－70%分配给社员，争取90%的社员增加收入。1959年4月，邓子恢在其主持的全国夏收分配会议上进一步重申：要做到90%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需要从多方面来保证，首先“要实行少扣多分，收入部分60％－70%要分配给社员”［15］。
2．提高粮食和其它农产品价格，进行等价交换。在我国工业化建设初期，其资本积累主要是通过对粮、棉、油、鱼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即压低农产品价格，提高工业品的价格而实现，这在一定历史时期是需要的。但是，长期扩大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既不利于农民增收和改善生活，也无法进行农业扩大再生产，不利于巩固集体经济。因此，邓子恢多次向党中央、国务院建议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减轻农民公粮负担。或把统购指标定死，五年不变，超产部分可允许到市场卖高价，放开农副产品价格等，通过这些政策增加农民的收入，进一步调动农民积极性。
3．八方支援。邓子恢极力主张国家增加对农业投资，实行多方面对农倾斜政策。财政部门尽可能多拨一些支农资金，税务部门实行优惠的农村税收政策，商业部门调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工业部门多提供一些农机具、化肥和农药，支持和帮助农业生产全面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在1962年农村工作部被撤消后，邓子恢利用自己分管国家银行工作之便，从资金方面支援农业生产。对人民公社化以后曾一度受到削弱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也主张对其进行恢复、整顿和发展，实行民主办社，有效发挥它的作用。○
注 释：
［1］［2］［3］［4］［5］［6］［7］［8］［9］［10］［11］［12］［14］《邓子恢文集》编辑委员会.邓子恢文集［C］.人民出版社，1996.394－395，346，395，444－445，478－479，484，537，613，458，519，521，358，438.
［13］南云.农民知己邓子恢［M］.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251.
［15］《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邓子恢传［M］.人民出版社，
1996.529.
责任编辑 钟海连